看了奧爾罕?帕慕克的新小說《紅發女人》後，我開始特別懷念那個渣男和那個小販。
《紅發女人》
[土耳其] 奧爾罕·帕慕克 著
尹婷婷 譯
世紀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8-4
渣男屬於《純真博物館》，他與貧家小表妹相愛了，如膠似漆難捨難分，倆人在固定的時間固定的地點偷期密會。可是有一天，他的“階級意識”突然覺醒了，和門當戶對的小姐訂婚了，然後，萬人如海一身藏，小表妹從此消失不見——這是引子，真正的故事從她的消失和他的“犯賤”開始。他像個瘋子一樣尋覓，癡子一樣思念，每到以往約會的日子他就會回到那個小屋，幻想她會突然出現，曾經相愛相處的所有殘屑余味都令他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她觸碰過的一切，她的頂針耳環鑰匙鹽瓶，甚至留著她唇印的煙蒂，還有無處不在的她的味道……帕慕克把那種蝕骨齧心的思念描寫得精致入微到了極致，我讀到那些文字的時候，突然難受得胳膊都發麻了——誰曾有過痛哭到胳膊都麻痛的經歷嗎？這種生理反應居然會被一段文字喚醒並引發，我自己都被驚到了。至於為什麽心痛的時候胳膊都有反應，這個可以用博大精深的中醫理論來解釋：胳膊，那是心包經的通道啊。
《純真博物館》
[土耳其] 奧爾罕·帕慕克
陳竹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0-1
我不想在此摘錄帕慕克的原文，我只想說，那些文字的打擊力度類似你第一次看到陝北信天遊、山西河曲民歌又熾烈又深情又淒婉又激烈的表達，“東山山日頭西山山落，哪搭兒想你哪搭兒哭”，“牆頭上騎馬還嫌低,面對面睡著還想你”。在這裡，“思念”本身成了一種完全失控所向披靡的妖魔，可憐的肉身只是被它左衝右突難承其重的皮囊。此時此刻此情此狀，伊斯坦布爾那個上流社會富家子和一個中國西北鄉下的農民完全沒兩樣，“白天我想你拿不動針，到黑夜我想你吹不滅燈；白天我想你盼黃昏，到黑夜我想你盼天明；白天我想你牆頭上爬，到黑夜想你沒辦法。”
而小販的故事是藏在《我腦袋裡的怪東西》。
《我腦袋裡的怪東西》
[土耳其] 奧爾罕·帕慕克 著
陳竹冰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6-2
土耳其的鄉俗，兩個相愛但又擔心過不了父母關的年輕人可以私奔，生米成熟飯，非法變合法。於是，一個月黑風高之夜，他拉起女孩的手一路狂奔，跑啊跑啊跑啊跑，跑到天亮終於可以歇一歇了，定神一看：天哪，他愛的明明是妹妹，可是和他奔突了一夜的卻是姐姐！將錯就錯的兩個人跑到了伊斯坦布爾，在那裡蓋起了一夜屋（《紅發女人》裡，司機告訴男主角，他曾經在一夜屋社區挖過好多井），一手一腳地過起了日子。他走街串巷賣一種傳統的飲料，缽扎。作為帕慕克的讀者，我們當然知道，“缽扎”不僅僅是一種飲料，它也是一個象徵，一個喻體——帕慕克的小說中幾乎都有這樣一個象徵物，它代表傳統，代表一種舊的生活方式：日益衰微日薄西山，既沒有前途也沒有錢途；同時，它們也承載著帕慕克老師那濃霧一樣揮之不去的鄉愁——嗯，用他自己發明的那個詞，叫“呼愁”。
在《我的名字叫紅》，這個象徵物是細密畫；在《我腦袋裡的怪東西》，是一種古老的飲料；而在《紅發女人》，是那口總也打不出水的深井，是以為砸死了“父親”的兒子最終以父親的身份被吞噬的深井。
在這個新故事裡，帕慕克把殺父娶母的俄狄浦斯王與《列王紀》中父親誤殺兒子的故事並置，輔之以伊凡雷帝殺子，以父子關係的糾結又一次陳述他反覆吟詠的主題：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從寫作技巧而言，它像《我的名字叫紅》一樣好看易讀，設定重重懸疑，層層破解謎底。雖然這次的“包袱”不像“紅”系得那麽緊，讀到半途已經可以大致猜測到結局。儘管如此，當人倫悲劇最終發生的一刹那，我還是驚得一激靈，躺姿變坐姿。
帕慕克的所有小說都是可以對讀的，拋開技法，和《紅發女人》最對應的，其實是《雪》。帕慕克真是念念不忘《列王紀》啊，在《雪》中，他就借那個恐怖組織神秘頭目之口，對《列王紀》的被冷落闡發了一大篇莎士比亞式的滔滔雄辯。那場雄辯與其說是小說的人物在發聲，不如說更像是小說家借他的人物為自己的家國憂思代言。在《紅發女人》中，這樣的橋段給我的感覺是更多更密更任性——代言的任務不再僅僅是某個人物偶爾為之，而是分攤在若乾人物的身上，以夫妻對談或好友清談之名，不同角度各自伸張。當然，每個寫作者都有自己的立場與向背，但好的小說自當潤物無聲，優秀的作家也從來不低估讀者的智商。作者的情緒溢出人物的邊界，甚至人物成為被操縱的傀儡，總覺得是寫作初入門者才容易犯的錯，不應該是帕慕克這一級別的作家所為。
《別樣的色彩》是若乾年前帕慕克談閱讀談社會談生活的一本散文集，近日重讀發現，《紅發女人》中所有的情緒都可以在那裡找到伏脈。
“即使我們表面上在談論文學，但我們真正在討論的，似乎還是土耳其。文學、書籍、小說都只是借口而已，借此可以談論，或是逃避令人煩憂的不確定的自我，而這種自我的不確定性就是我們沉重不幸的來源”。
《別樣的色彩》
[土耳其] 奧爾罕·帕慕克
宗笑飛 / 林邊水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1-3
這本散文集中有一篇《讀還是不讀：〈一千零一夜〉》，帕慕克以這本舉世聞名的民間故事集為例，表達自己的困惑：
“《一千零一夜》是東方文學的奇跡，但是，因為我們賴以生存的文化斬斷了其與自身文化傳統的關係，所以，我們忽視了印度、伊朗的影響，完全聽任西方文學的衝擊，而其結果就是我們的文化繞經歐洲再度回來。”
——源起於本土本家的民間故事集，卻是通過法國人的轉譯從歐洲“回流”土耳其。這樣詭異的“文化倒灌”，在歷史上可不是第一次。上溯千年，歐洲陷入愚昧黑暗的中世紀，是位於巴格達的“智慧宮”搜羅、翻譯和保存了大量古希臘文獻。這些早期人類智慧結晶在中世紀的歐洲完全湮滅，如果沒有穆斯林為之傳薪續命，即使不能就此推定歐洲的文藝複興完全不會發生，至少，他們會對基督教之前的古典文明完全失憶，不知道這世上曾有柏拉圖、曾有亞裡士多德、曾有希波克拉底。這何止是歐洲人的缺憾？這將是全人類的損失。
東方與西方，我者與他者，誰傷害了誰，誰反哺了誰？
多年前，看過一篇對李雙江的採訪，有一個細節印象很深。當年他離開家鄉的時候，母親的臨別贈言是：“兒啊，出門在外，要記吃不記打”。這位母親什麽意思？她是告訴孩子，一旦踏入紅塵，來自他人的恩惠與傷害一樣也少不了，要多記別人的“好”，少記甚至忘記別人的“壞”。如果歷史家國的記憶也能像這位母親希望的那樣擇優篩選，該多好。可惜，並不能。不僅不能，還往往在做反方向運動。
世界公民是一個美姿態，世界主義是一個好立場，但是，人畢竟不能懸置在土地之上。拜佔庭帝國的君士坦丁堡，奧斯曼帝國的伊斯坦布爾，對於一個老大帝國的後代、東風西風交相吹拂下的知識分子，奧爾罕?帕慕克既對本國日益喧囂的民粹保持著極高的警覺，又對本民族在求生存求發展的過程中無情拋棄與切割自己的文化基因“到底意難平”。這兩種情緒或隱或顯，反覆纏繞不斷變奏，成為他所有作品的“共題”，他因此而承受的心靈煎熬也特別能引發中國知識分子的共情——某種程度上，我們是如此相似：悠久輝煌的歷史是驕傲也是負累；自豪感與屈辱感一體兩面；一方面努力擁抱“更文明”的世界，同時敏感地意識到自己終歸是被拒絕的異質異類。
十幾年前到土耳其旅行的時候，導遊頗自豪地告訴我們，這裡所有水龍頭流出來的水都可以直接飲用哦，因為這是歐盟標準——當時，土耳其舉國上下萬眾一心為加入歐盟而努力。成沒成呢？結果全世界都看到了。帕慕克在《別樣的色彩》中說：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我們對西方已經有了相當的了解，只有憤怒是真實的。我們見證了自己國家與歐盟的談判，目睹了自己雖然費盡力氣想做西方人，但西方人卻不接受我們，明白了人家無非只是想左右我們的民主制度以及人權的內容……我童年度假時，見到某些凱末爾主義樂觀分子很推崇歐洲文化、音樂和服裝。歐洲是文明的源泉！但是，在共和國七十五歲之時，歐洲已經開始被看成是罪惡之源。”
作為作家的帕慕克有這樣一個“套層結構”：他是伊斯坦布爾作家，他是土耳其作家，他是東方作家，他是世界作家。我能理解作為知識分子的帕慕克的憤懣，但作為小說家文學家的帕慕克，我還是更愛他筆下那個窘迫地穿行在窮街陋巷、尷尬地枯坐在別人家的賤男；更愛那個在生活的擠壓下退無可退仍要一退再退、難過的時候就默默地坐在墓地裡胡思亂想的小販。我覺得我在伊斯坦布爾遊走的時候一定見過他們，不，何必走到他們的城？在擠擠挨挨面無表情的地鐵電梯辦公大樓，在一邊敲門一邊喊“快遞！”“外賣！”的人中間，我不止一次地見過他們。不，別把自己擇得那麽乾淨，我就是他和他。
對了，我喜歡《紅發女人》中的那個紅發女人，和完全不明真相的俄狄浦斯的母親/妻子伊娥卡斯忒不同，她對他是誰的兒、誰是他的父心知肚明，但還是主動製造並承擔了命運。男人們被主義和仇恨搞得迷茫而憤憤不平，她卻如地母般穩靜。就像她如是陳述自己那一頭人工打造而非出自天然的紅頭髮：“對您來說，這是天賦異稟，是與生俱來的命運，對我而言，則是自主意識的選擇。”
文| 得得
本文刊載於2018年06月29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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