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拉宮的午夜：故事之城

*本文為《佩拉宮的午夜》書評，作者孫偉，來自“春天，重訪圖書館”活動反饋。

佩拉宮的午夜：

現代伊斯坦布爾的誕生

[美]查爾斯·金 著 / 宋非 譯

2018年1月出版 / 定價 72.00

因為個人經歷的原因，對很多城市的印象首先來自文學。舉伊斯坦布爾為例，尚未出行前往，卻早已迷戀於奧爾罕·帕慕克筆下的古城，她一方面是現代的，另一方面又不乏古典風韻，當然，很多歷史文化名城亦複如是。連接歐洲和亞洲，地處世界上最繁忙的海運線路之一，伊斯坦布爾，作為轉運站站和目的地，都發生了太多故事。她見證繁華和蒼涼，也體味過寧靜和喧囂，一切，最終化歸為海水的時漲時落，此起彼伏的歎息。

伊斯坦布爾的街頭，兩名女子正在隨心所欲地跳繩。

在某種程度上，因為過於快速的人口流動和物質交換，伊斯坦布爾是最難理解的城市之一，她不像紐約，美國的經濟秘鑰皆藏於後者；她不像北京，閱讀中國近現代歷史根本不能無視；她也不像京都，默默佑護著日本的傳統文化。單單是列出曾在伊斯坦布爾行走的各色人群，就足以讓人眼花繚亂：亞美尼亞人、希臘東正教徒、猶太人、穆斯林、阿拉伯人、盎格魯-撒克遜人等等。更何況是梳理她那紛紜動蕩的近代史，好在美國喬治敦大學教授查爾斯·金（Charles King）成功地做到了。

從帝製到共和：紛紜複雜的歷史變革

有人曾說，讀懂伊斯坦布爾，便能讀懂土耳其。是否誇大其詞暫不置評，但伊斯坦布爾作為土耳其的中心——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意義上——的地位，確實有目共睹。然而，它卻也因為這般複雜的維度造成理解和闡釋的難度，畢竟，在混亂的變更中梳理出富有秩序的敘事，並不容易。《佩拉宮的午夜》所觸及的正是這段跌宕的歷史，時間範圍大致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間，土耳其從帝製逐步轉向了共和，其過程不可不謂曲折反覆。

伊斯坦布爾的小酒館裡，酒保正在倒茴香酒。

歷史或傳統，既可以成為民族自信心的源泉，又能轉化成前進路線上的阻礙，對土耳其來說，也不例外。古老的蘇丹-哈裡發國家，從安納托利亞高地上的蕞爾小國到戰勝拜佔庭帝國，成為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奧斯曼帝國，長久以來主宰了這篇富饒的土地，雖然被西方旅人目為靜止的、陳腐的老大帝國，但其內部其實保存了無窮生機，無論是整體上的政治架構，還是微觀層面的私人生活，無不竟然有序。

即便是一戰前後，奧斯曼帝國也非僵死的駱駝，相反，蘇丹本人表現出開明的一面，而不是完全阻礙民主共和進程，站在所謂的歷史必然的對立面。猝不及防的一戰卻徹底打破了帝國逐步向君主立憲過渡的可能，它與德國、奧匈帝國、保加利亞結成同盟，而慘敗的結局最終導致帝國多數領土遭遇肢解，為人魚肉。以帝國開明軍官為主體新近成立的青年土耳其黨，此刻揮舞著民族主義大旗，以驍勇的表現和卓越的戰績，力挽狂瀾，逼迫協約國政府在佔領伊斯坦布爾不久以後灰溜溜地離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也隨之作廢，土耳其共和國光榮誕生。

從和平到動蕩：各色人物的輾轉流連

不過，共和國的誕生，並非意味著土耳其自此走上了和平發展的康莊大道，至少不完全是。儘管史學家常常進行時期劃分，但土耳其的歷史，其實和平與動蕩彼此交迭，輕易不能分離。帝國崩潰前，伊斯坦布爾就是各色人物輾轉的所在，卑微如販夫走卒、賣漿者流，炙手可熱如前蘇聯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托洛茨基，小說家海明威、阿加莎·克里斯蒂，都與之產生交集，並充當了傳奇的見證者同時製造了傳奇。

佩拉宮的正門入口

佩拉宮，作為當時伊斯坦布爾首屈一指的著名酒店，它是另一層意義上的見證者。富麗堂皇如它，是現代風格的代表，而它的東家，歐洲臥車公司，則是將快捷的生活方式帶進帝國的功臣。同時進駐佩拉宮的，還有不少西方政要、商人、文化名流，以及各國的特工、間諜等。佩拉宮，乃至伊斯坦布爾，誠可謂是諜戰劇、劇情片現實版的最佳舞台。大火、行李炸彈、圍城，動蕩的歲月中演繹小民的辛酸。

從多元到單一：宗教、民族與社會

在西方，奧斯曼帝國時常成為被窺視的對象。蘇丹的后宮、穆斯林婦女的面巾，既是禁忌，又構成無盡的誘惑。不過，奧斯曼帝國的面貌，遠比想象得複雜。作為一個不同種族、宗教信徒聚居的帝國，奧斯曼實行米勒特製，多元宗教並存，自我決斷，但同屬於奧斯曼帝國，換句話說，沒有官方宗教，哪怕穆斯林信徒佔大多數。

不過，青年土耳其黨人張揚民族主義大旗，全心致力於建立西方意義上、因而也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nation），戰爭時期就開始了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清洗。等到土耳其共和國成立、穩固下來，政府更是加速落實民族主義。從建構獨立戰爭的巨集大敘事，到排斥異教徒，直至剝奪非穆斯林人士的財產，包括佩拉宮在內，共和國一步一步朝著自己設定的目標前進。不過，原先多元宗教並存的更新，似乎因此遭到嚴重削弱。

另外，還不能不提及土耳其共和國時期的女性。作為美麗工業的早期版本，土耳其小姐賽事的舉辦，在頑固派（堅守傳統教義和價值觀的人）和開明人士的爭執中如火如荼地進行著，而後政府更是參與其中，以美麗作為共和的代言——一種美貌政治。同時，女性主義活動家也做出了重重努力，推動土耳其的變革，不僅是女性選舉權，還涉及女性在公共生活的地位，儘管如今不為外國讀者熟知，卻也因此需要更多關注。

1932年環球小姐：科瑞曼 哈裡斯的宣傳照。

從奧斯曼帝國走向土耳其共和國，現代化無疑是古老國度的精英人士自始至終關心的主題，橫向比較中國近代歷史，能夠隱約聽見回聲。不過，現代化該如何進行，是完全轉向西方，抑或保持土耳其的民族特色？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是否果真與多元宗教，甚至多元文化相衝突？土耳其的精英人士，包括穆斯塔法·凱末爾在內，都在不斷思索，即便到了現今，也絕非缺乏現實意義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