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學部委員）
一、引言
至少在20世紀40年代，人口轉變理論便已經成型，富有說服力地揭示了人口出生率和增長率變化的趨勢和機理，預期人口生育率將隨著經濟發展而降低（Caldwell， 1976）。然而，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學術界和輿論界並未受其影響，仍然產生了對發展中國家“人口爆炸”的強烈擔憂，並集中出現了一系列要求對人口增長采取控制手段的激進主張，一時間此類成果可謂汗牛充棟。這種思潮的代表性人物或者尚未接觸到人口轉變理論，或者不願意接受其生育率下降的結論，因而也未能預見到自那之後，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生育率均先後經歷了持續的下降；與此同時，作為經濟發展綜合性指標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這兩類國家都經歷了大幅度的提高。
隨著世界經濟整體增長以及區域格局的變化，經濟學家根據新的經驗證據，開始摒棄各種版本關於人口與經濟增長關係的研究範式，特別是揭示了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顯著貢獻。例如，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以一些哈佛大學教授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在理論解釋和經驗驗證方面做了一系列開創性的工作，在研究中發現了人口撫養比在經濟增長中的顯著貢獻，特別是發現以這個變量為代表的人口因素，在後起國家趕超先行國家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由此形成了著名的人口紅利學派。一些中國問題研究者也借鑒了這種研究範式，通過經驗研究發現人口紅利的貢獻，顯示這個理論對於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高速增長源泉，具有極強的解釋力。
至少對於發展中國家或趕超型國家的發展實踐，人口紅利理論是迄今人口經濟學諸家學說中理論解釋力最強、也最貼近經濟發展特徵化事實的一個研究流派，也為學者提供了有益的研究範式。然而，正如在特定時期、針對特定問題具有解釋力的經濟學理論，終究不可能在任何時點上總能包打天下，我們也不應該苛求人口紅利理論成為解鎖人口與經濟關係之謎的萬能鑰匙。實際上，由於該理論本身存在的先天不足，面對人口轉變新階段上出現的新問題，在理論解釋和政策建議上顯現出一定程度的捉襟見肘。下面，本文簡單概括人口紅利理論的這類不足，以便能夠以更加開放的態度，借鑒各種可供互補的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結合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及現實邏輯對人口與經濟關係做出更全面的認識，進而為解決當前的問題提出有益和有效的政策建議。
首先，人口紅利研究範式與主流增長理論之間缺乏良好的銜接，不可避免地降低了自身認識人口與增長關係問題的廣度和深度。這方面的研究局限表現在對人口因素直接影響經濟增長的變量選取上面。例如，大多數研究用人口撫養比作為人口紅利的代理變量，將其納入經濟增長核算模型，觀察其影響的顯著性和幅度。這樣，人口紅利研究便把分析範圍做了自我限制，未能看到撫養比這個人口變量之外的變量，甚至很多增長核算和增長回歸中採用的傳統變量，其實也是與人口因素相關的。
實際上，人口變化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化不僅影響勞動力供給，還影響人力資本改善速度、儲蓄率和資本回報率、資源重新配置效率進而影響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等（Cai， 2019）。由於未能在與新古典增長理論邏輯進行銜接的基礎上充分理解進而解釋清楚人口紅利，這種理論範式便失去對前者進行顛覆性修正或革命性發展的良好機會，使人口紅利理論在增長理論中始終處於相對邊緣的地位。
其次，人口紅利研究範式僅僅關注人口因素影響經濟增長的供給側效應，而尚未進入研究需求側效應的層面。誠然，在很長的時間裡人們觀察的經濟發展事實，大多是一些國家和地區通過兌現人口紅利，從供給側獲得額外的增長源泉，實現超常規的高速增長。因此，這個領域的理論假設和經驗研究，一方面，是論證和檢驗人口紅利提高潛在增長能力的經驗；另一方面，則是警示和揭示人口紅利消失後潛在增長率將會降低的事實。
然而，隨著全球範圍人口老齡化，以及一些發達經濟體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人口因素帶來新的衝擊更多表現在需求側。無論是如日本這樣的人口轉變先行國家，還是中國作為趕超者迄今已經呈現的趨勢，都表明在人口轉變的兩個重要轉折點中，第一個轉折點即勞動年齡人口峰值，主要從供給方面造成對經濟增長的衝擊，而第二個轉折點即總人口峰值，對經濟增長的需求側衝擊效應則更為突出。如果能夠把需求側的因素統一到人口紅利理論的邏輯中，該理論對現實的針對性和解釋力可以顯著增強。一方面，可以與長期停滯這個主流的命題找到共同點；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對該命題的研究做出獨特貢獻的同時，進一步完善和充實自身理論框架。
再次，人口紅利研究範式具有把人口紅利永恆化的傾向。既然以撫養比作為人口紅利的定量性指標，按照人口轉變的邏輯和進程，這個因素終究會逆轉到不利於經濟增長的方向。於是，這個領域的代表性作者提出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概念，便脫離了以往的邏輯軌道。他們主要從保持儲蓄水準的角度探討第二次人口紅利，認為由更多大齡勞動者和老年人口組成的人口，將會產生強大的儲蓄動機，因而保持經濟增長源泉。在他們看來，隨著第一次人口紅利的作用發揮殆盡，第二次人口紅利隨即出現並將永遠地存在下去。這種所謂第二次人口紅利理論，分別在方法論上和現實針對性上存在著缺陷。一方面，他們認為的第二次人口紅利源泉，並不是來自有利的人口因素，這種泛人口紅利論實際上會削弱人口紅利理論本身。另一方面，事實上老齡化帶來的重大挑戰並不是儲蓄不足，而是作為長期停滯主要特徵之一的過度儲蓄。因而，這種所謂的第二次人口紅利，其實並不是什麽所要收獲的“紅利”。
最後，人口紅利研究範式沒有在如何推動生育率向更替水準方向反彈這個課題上面投入足夠的研究熱情和研究資源。鑒於這個理論框架本身就是以生育率單向變化為基礎的，希冀其在生育率回升問題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或許並不現實。但是，由此而產生一個理論上的難點即“生育率悖論”，終究需要研究者給出答案。本文可以從三個層次上看這個悖論：第一，生育率因經濟社會發展而降低，但是在其降低到一定程度後，卻反過來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第二，與上面這個邏輯相似的是，生育率雖然可以被看作是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的函數，然而，一旦把時間的動態變化，以及其他外生的影響因素考慮在內，卻無法得出經濟社會發展是生育率的反函數的結論；第三，生育率和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既不是線性的，也不是沒有下限的。實際上，雖然在諸多國家總和生育率都突破了2.1這個更替水準，但是迄今總和生育率低於1的情形卻極為鮮見。從這些方面來看，所謂的生育率悖論，其實反映的是人們在特定階段的一種認識狀態，或者說只是提出一個未解的命題，希望得到研究者的更多關注。
這個命題固然涉及各國都存在的一般現象，本文則更著眼於從一般規律中探尋中國經驗的特殊性和具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雖然歸根結底是生育率下降的不同階段決定了人口紅利的出現和消失，但是，不同國家人口轉變仍然存在差異性和獨特性。例如，中國生育率的下降，既是經濟社會發展作為基本驅動力這個一般規律的結果，也受到嚴格執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的特有影響。因此，目前極低的總和生育率，很可能包含著生育意願受到抑製的歷史影響。也就是說，無論是從一般規律的角度，還是從國家特殊性的角度，都值得對生育率反彈的可能性進行探索。
此外，在學術界還有一種研究傾向，即針對關於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不利影響的研究，一味地持否定的態度，往往採用以下這些標誌性的論證方法：第一，針對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的事實，通常會指出勞動年齡人口的總規模將保持龐大，以此否認人口紅利減弱或消失的不利影響；第二，針對人口數量達到峰值進而轉入負增長的預期，通常會指出人口總規模將足夠大，以此否定任何不利的警示；第三，針對勞動力短缺從而比較優勢減弱的事實，通常會指出強化人力資本可以提高勞動者質量，從而彌補數量的不足。
例如，一項最新的研究認為，低生育率不會阻礙中國經濟增長的結論。其基本論證就是如此，即在老齡化條件下，仍然可以通過提高人力資本、勞動參與率和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政策含義則是，中國不應該把政策重點放在尋求提高生育率上面。這類研究因其方法論的缺陷，不可避免產生對其他研究結論的一些誤解，因而自身的結論也就難免產生誤導。
首先，當人們揭示一種諸如人口紅利消失這樣的不利變化傾向時，一個基礎性的方法論前提，便是假設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僅因人口結構的變化會使經濟增長遭受衝擊。老齡化無疑是與勞動力短缺相聯繫的現象，同時卻並不注定是與人力資本改善加快、勞動參與率和生產率加快提高相伴隨。所以，指出人口紅利消失的挑戰，無非是提示以往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因素正在或已經喪失，同時並不否定，反而恰恰是為了強調探尋其他更可持續增長源泉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其次，事實上，恰恰是在人口紅利消失的條件下，其他諸多經濟增長因素也發生逆轉，在宏觀意義上的生產函數中顯示出，經濟不再能夠保持以往的增長速度。例如，隨著新成長勞動力的減少，勞動力存量的人力資本改善速度顯著減慢；老年人口和大齡勞動力比重提高，天然地具有降低勞動參與率的效果；隨著傳統比較優勢的弱化和喪失，容易產生低生產率企業不能退出經營，形成資源配置的僵化；製造業比重早熟型降低，勞動力出現過快過早向生產率更低的服務業轉移，造成資源配置的退化，都使生產率提高遭遇更大的困難（蔡昉，2021b）。
最後，中國經濟發展的前途固然不能把寶完全押在生育率的提高上面，但是，撇開人們的生育意願可能受到某些因素的抑製不說，提高生育率的政策努力並不妨礙人力資本的積累、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和生產率的改善。事實上，提高生育率的政策意圖與這類目標恰恰是相容和一致的。這個觀點將在本文的其他部分予以論證和檢驗。
因此，本文將既指出中國低生育率帶來的長期挑戰，也探討通過改革和政策調整促使生育率反彈的可能性。在第二部分，本文將從一般趨勢和國際經驗的角度，討論趨勢性下降的生育率可能出現反彈或回升的條件。國際經驗表明，這些條件最突出地表現為性別平等得到更加關注的高度人類發展水準。第三部分結合國際經驗討論中國在進入程度更深的老齡化階段，即從老齡化社會轉變到老齡社會的新挑戰和應對的緊迫性。第四部分重點論證極低生育率並不是中國的宿命，從分析家庭發展的製約因素著眼，揭示出可以挖掘生育潛力的機會。第五部分是對本文的結論進行概括，並討論其政策含義。
二、生育率只能線性且單調下降嗎？
隨著平均收入的提高，生育率持續性下降，已經成為一個普遍觀察到的特徵化事實。在圖1中，本文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和定義，分兩類國家即一類為高收入國家，另一類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展示平均收入與總和生育率之間的關係。圖1中展示的是以1960年為基期的人均GDP指數和總和生育率指數變化。其中，人均GDP是按照2015年不變美元計算，總和生育率（TFR）系指平均每個婦女終身生育的孩子數。從圖1中可見，自1960年以來，高收入國家在人均GDP繼續增長的同時，TFR持續降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在人均GDP趕超增長的同時，TFR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之後也開始降低，並且以更明顯的幅度進行。
圖1 世界範圍平均收入提高與生育率下降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
進一步，本文還可以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分別從高收入、中等偏上收入、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四類國家分組，觀察平均收入增長與生育率變化情況。高收入國家平均人均GDP在1960年已經達到11518美元，TFR為3.03。隨後，在1975年生育率下降到可以維持人口穩定的更替水準2.10之下，這一年的人均GDP為19006美元；2019年，這組國家的人均GDP平均水準為43001美元，TFR降低到1.57。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TFR從1965年5.53的基礎上開始降低，這一年的平均人均GDP為1326美元；1994年在人均GDP達到2990美元時，TFR降到更替水準之下；2019年人均GDP為9527美元，TFR降低到1.83。中等偏下收入國家的TFR是在1962年5.98的基礎上開始降低，當年人均GDP僅為626美元；2019年人均GDP提高到2365美元的情況下，TFR為2.69，仍在更替水準之上。低收入國家的TFR是在1972年6.75的基礎上開始下降，世界銀行數據庫中沒有這組國家當年的人均GDP平均數據；2019年低收入國家人均GDP為745美元，TFR為4.57，仍然大幅度高於更替水準。
一般認為，20世紀50年代以後世界經濟進入一個大趨同的時代（Spence， 2011），90年代之後在經濟全球化進入新一輪高潮期間，世界經濟也呈現出明顯的趨同。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總體上實現了比發達國家更快的人均GDP增長（蔡昉，2019）。這個發展事實的另一個角度，則是發展中國家生育率的下降速度也顯著快於發達國家。全世界生育率的普遍下降，最終必然導致全球人口的老齡化。根據聯合國提供的2019年修訂版人口數據，全世界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即老齡化率）從1960年的4.97%提高到了2020年的9.32%。而且，所有四個收入組國家的平均老齡化率都提高了，其中，高收入國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老齡化程度最高，2020年分別達到18.6%和11.1%（UNDESA， 2019）。
雖然各國之間仍然有著巨大的差異，但是，人口變化趨勢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已經得到廣泛的關注，也成為學術界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這些相關的研究包括在兩個方向上進行的討論：其一，既然人口轉變歸根結底是符合規律的必然趨勢，因此，需要研究如何在老齡化背景下應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停滯現象，特別是應對低通貨膨脹率、低長期利率和低經濟增長率這些刻畫世界經濟新常態的特徵；其二，生育率的持續下降未必是一種普遍性的宿命，至少就一些國家而言，仍然有機會延緩生育率的過快降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以及在一段時間內實現生育率的反彈。
在從經濟學角度探討如何消除人口變化對經濟增長產生的阻礙效應的同時，也有必要從人口自身的變化規律，看一看有什麽可以挖掘的潛力，促使生育率朝著更替水準回升。人口老齡化要想逆轉，終究需要生育率回歸到更替水準之上。這似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或許有人會認為，嚴肅的研究者和正視現實的政策制定者，並不應該給自己提出回歸更替水準生育率的目標。那麽，應該提出怎樣的生育率目標，才算是現實可行的呢？可以從世界範圍看一看生育率現狀、這個現狀與可能的生育意願之間的差距，以及相關的決定因素。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人口司從諸多調查中發現，無論當下的生育率是高是低，各國受訪家庭傾向於表達出的生育偏好大約為兩個孩子。也就是說，在不存在特別的製約因素的條件下，意願生育率大體上與更替水準生育率是一致的。可以結合圖2顯示的各國實際TFR與更替水準TFR之間的關係，看一看對於高生育率國家和低生育率國家來說，分別是哪些因素促進或製約實際生育率向偏好水準收斂。
圖2 各國總和生育率及與更替水準的差距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
目前仍然具有高生育率的國家，大多也經歷了生育率的逐年下降過程，恰好與發展中國家加快經濟增長、大幅度減貧的過程相對應。這些都可以通過跨國數據予以直接觀察。此外，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本文對比了數十個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希望生育率”和實際生育率，這些國家這兩個生育率的簡單平均值分別為3.26和3.78。也就是說，如果能夠避免那些家庭並不希望出生的孩子數，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平均生育孩子數可以減少0.52個，或者生育率降低13.7%。而且，越是貧窮的國家，希望的孩子數與實際的孩子數之間差別越大，例如，在聯合國定義的最不發達國家，希望生育率為3.41，而實際生育率為4.06。一篇根據對195個國家和地區人口趨勢進行研究的論文指出，這類國家生育率長期下降的驅動力，80%可歸結為婦女受教育程度和避孕用具可獲得性的提高。
研究表明，對於那些低生育率國家來說，如果能夠處理好或者消除阻礙生育的因素，如促進性別平等和婦女賦權以及提高生育健康服務等，生育率依然可望實現適度反彈（UNDESA， 2019）。特別是有研究表明，包括人均GDP、受教育水準、預期壽命等生活質量內容在內的人類發展水準，既是一定時期內生育率下降的誘因，也可能在更高水準下成為生育率反彈的條件。這些作者利用100多個國家的長期數據揭示，如果在實現很高的人類發展水準的同時，還能夠滿足性別平等這個條件，女性在其生殖年齡稍晚時期的生育率會得到提高。也就是說，不具備性別平等這個條件的話，僅有人類發展水準的一般性提高，也不足以促使生育率出現反彈。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提高生育率需要處理好工作和家庭的平衡關係。
三、從老齡化社會到老齡社會的轉變
在國際比較的層面上定義老齡化也好，區分老齡化的程度也好，都需要一些定量性的描述。聯合國在1956年的一份報告中，第一次從年齡構成的角度界定人口類型，把老齡化率在4%以下的人口稱為“年輕型”（young），4%~7%之間為“成熟型”（mature），7%以上為“老齡型”（aged）（UNDESA， 1956）。後來，一般認為世界衛生組織進一步對老齡化做出了程度上的劃分，即老齡化率超過7%的國家或地區被定義為“老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老齡化率超過14%為“老齡社會”（aged society），老齡化率超過21%便是進入了“極度老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轉引自Okamura， 2016）。
中國的老齡化率在2000年即達到7.0%，標誌著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從那以後老齡化就成為中國人口變化的主旋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的老齡化率在2020年達到13.5%。如果按照過去20年的老齡化平均速度，中國的老齡化率在2021年即超過14%，標誌著進入老齡社會。即便出現任何數據上的調整，使這個標誌性的時刻略微延遲，也不會影響做出中國進入老齡社會的總體判斷。需要討論的是，中國從老齡化社會進入老齡社會的轉折，究竟會出現什麽樣的經濟影響，這個影響的性質與迄今所觀察到的影響有什麽不同，以及這種影響的顯著性。
應該說，自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後，中國的老齡化速度在2010年之前相對平緩，仍然享受了一段時間的人口紅利。只是在2010年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之後，老齡化速度才加速攀升。在2010—2020年間，中國經濟面臨的增長挑戰主要來自供給側，即伴隨著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生產要素供給和配置均發生逆轉性變化，導致潛在增長率的顯著且持續性下降。在這期間，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是相符的，意味著沒有出現製約經濟增長的需求側衝擊現象（Cai， 2021）。然而，一旦中國進入老齡社會，則將面臨嶄新且嚴峻的需求側挑戰。
為了更清晰地給中國人口的老齡化做出一個定位，以便認識面臨新挑戰的現實性和嚴峻性，不妨與日本的經歷做一個對比觀察（圖3）。日本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便進入老齡化率超過7%的老齡化社會，20年後於90年代初進入老齡化率超過14%的老齡社會。1995年，日本在老齡化率達到14.3%的同時，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也正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日本經濟進入其“失去的年代”。研究表明，在20世紀90年代到2010年之前，即在“失去的二十年”期間，日本經濟增長面臨的主要還是人口紅利消失造成的供給側衝擊，只是在逐步接近2010年的人口峰值（當年老齡化率也達到22.5%）的過程中，以及在隨後的人口負增長期間，日本經濟才遭遇到更為明顯的需求側衝擊，並且呈現出經濟增長“長期停滯”或“日本化”的典型特徵（蔡昉，2021a）。
圖3 日本總人口、年齡結構和老齡化
資料來源：UNDESA（2019）。
日本經濟學家曾用四個特徵來刻畫經濟“日本化”現象，或者說日本經濟停滯的特徵性表現，即：第一，實際增長率長期低於潛在增長率；第二，自然真實利率低於零，也低於實際真實利率；第三，名義（政策）利率為零；第四，通貨緊縮或負通貨膨脹率（Ito， 2016）。這與其他經濟學家特別是這個理論的代表性人物薩默斯，在探討老齡化導致世界經濟長期停滯時所作的概括基本一致。由此得出的啟示是，正如作為曾經的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在率先進入極度老齡社會表現出的那樣，老齡化加深和人口負增長，給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帶來巨大的需求側衝擊，表現為社會總需求成為常態的經濟增長製約因素，以致經常性地出現實際增長率低於潛在增長率的負增長缺口。
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早在1992年就降低到2.1的更替水準之下，並且在那之後繼續處於下降的過程。這就意味著在經歷或長或短時間的人口增長慣性之後，中國人口終將到達峰值。事實上，人口自然增長率自1987年達到16.61‰最高點之後持續且大幅降低，2020年已經降至1.45‰，距離人口峰值只有一步之遙。進入老齡社會和人口負增長時代這個變化，給中國經濟帶來的挑戰，不僅是正在經歷的人口紅利消失造成的供給側衝擊的增強，而是進一步加劇的供給側衝擊與需求側衝擊的疊加，並且需求製約將日益成為經濟增長面臨的主要挑戰。在應對這種疊加性衝擊的諸多任務中，促進生育率向更替水準及期望水準回升，固然是一個長期的任務，需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然而，鑒於這項任務也與促進共同富裕目標具有相同的方向，同時可以達到改善民生、促進消費需求的效果，因此，應該盡早著手並不遺余力地予以推進。
四、破除中國極低生育率的宿命
根據上文分析，可以做出以下假說性的判斷，同時予以進一步的檢驗：第一，國際經驗已經顯示這樣的趨勢，在很高的人類發展水準和性別平等水準條件下，生育率趨於從過低水準向2.1的更替水準收斂；第二，中國家庭仍然具有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未得到滿足的生育意願，因而生育率具有從目前極低水準向上反彈的獨特潛力；第三，著眼於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準和促進性別平等，在社會範圍和家庭內部創造更為合意的職業與“三育”（生育、養育和教育子女）之間的平衡，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有望得到恢復。按照以上假說，本文以圖4來說明中國家庭在職業發展和“三育”之間的取捨權衡關係。
圖4 家庭的職業發展與“三育”之間的取捨權衡
本文假設存在著一個與生育2.1個孩子相對應的無差異曲線Id，這條曲線上的各個選項（所有的點）既符合家庭期望的生育水準，也符合家庭期望的職業發展目標，可以稱之為“期望的家庭發展無差異曲線”。為了滿足這個組合上的家庭效用，家庭需要具有與之對應的時間和收入，這裡把這個條件表達為家庭資源的預算曲線Bd，並稱之為“期望的家庭預算曲線”，其與Id的相切點即是家庭使用自身擁有的資源，同時滿足職業發展和“三育”期望的家庭發展理想選擇。這個“期望的家庭預算曲線”，通常包括由充分的社會流動予以保障的職業成就，以及與此相關的收入水準、與社會必要水準相符的生活質量，進而與發展階段相符合的社會福利水準。
如果現實的家庭可動用資源不足以滿足家庭發展的期望水準，或者說家庭發展能力受到一個比Bd小的家庭預算曲線，譬如可以稱為“受到製約的家庭預算曲線”（即圖中Br）的製約，則家庭只能以此預算曲線去對接（相切）小於Id的無差異曲線或“受到製約的家庭無差異曲線”Ir。這個新的選擇空間便產生以下結果：第一，家庭成員特別是其中的勞動年齡女性職業發展受到阻礙，或者至少不盡符合本人的期望水準；第二，與合理的預期相比，家庭的收入水準頗顯拮據，生活質量不盡如人意；第三，實際生育的孩子數低於期望的水準，或者說受家庭資源約束下的現實生育意願，低於假設不存在過緊預算約束的理想生育意願。
不幸的是，家庭預算相對於經濟發展階段過於拮據，從而製約職業發展、降低生育意願，最終表現為對家庭發展的阻礙，並不是一種假設的情形，而是目前中國很多家庭特別是年輕夫婦面臨的無奈現實。在此前的一項研究中，筆者結合不同的調查數據，觀察在女性的生育年齡（15~49歲）和生育旺盛年齡（20~34歲）期間，中國居民家庭的勞動收入和無報酬勞動比例情況，發現在整個生育旺盛期，無論男女勞動者均未達到職業地位和收入水準的高點。與此同時，女性從事家務勞動和照料活動等無報酬勞動的時間卻節節上升（蔡昉，2021c）。把這種加總的情形轉化為現實中年輕家庭的實際狀況，意味著其面臨著最為拮據的財務和時間預算約束，存在著在職業與“三育”之間的窘迫取捨替代。
可以說，這種狀況是特定發展階段的現象，特別是與一定的人類發展水準密切相關。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 2020）的數據並進行適當的推算，本文可以觀察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和從事家務勞動時間佔比，並將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比較（圖5）。以每天24個小時這個總時長為基準，中國女性用於無報酬家務勞動的比例是11.1%，略低於各國該比例的算術平均值12.5%的水準。然而，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高達60.5%，顯著高於各國的算數平均值51.6%的水準。同時又由於中國女性花費在家務勞動上的時間比例是男性的2.6倍，可見中國女性的家務勞動負擔是比較重的。這種就業責任和家務負擔都很重的狀況，無疑成為目前中國的家庭生育意願過低，並且實際總和生育率極低的重要原因。
圖5 女性勞動參與率和家務勞動佔比的國際比較
資料來源：根據UNDP（2020）提供的數據計算並繪製。參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網站，。
無論是從已有的國際經驗，還是從中國家庭發展中職業與“三育”之間取捨權衡中的現狀，都可以讓本文得出中國極低生育率並非宿命的結論。從圖4來看，通過提高人類發展水準，把受到製約的家庭預算曲線提高到期望的家庭預算曲線的水準，即從Br到Bd的移動，從而達到更高的效用滿足水準，即家庭無差異曲線從Ir到Id的提升，生育率即有望得到提高。不過，根據國際經驗，這裡所說的提高人類發展水準，並不僅僅是從綜合性的人類發展指數意義上而言，而是有著頗為嚴格的具體條件。例如，Myrskyla et al（2011）的研究顯示，足夠高的人類發展指數與性別平等程度的結合——一方面確保家庭作為一個整體資源預算的充足性，另一方面不造成家庭內部的職業與“三育”取捨權衡中對女性的歧視——構成生育率回升的關鍵驅動力。
五、結語和政策建議
中國的生育率下降是改革開放時期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結果，也是符合一般規律的現象。與此同時，低生育率及其導致的老齡化不斷加深的後果，也產生了對經濟增長的製約效果。“解鈴還須系鈴人”，生育率適度向更替水準的回升也需要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根據國際經驗，這裡所說的經濟社會發展水準，更恰當的表達指標即為人類發展指數。按照設計初衷、理論定義和統計方法，人類發展指數從內涵上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統一，在統計意義上是更加豐富反映經濟社會進步諸多指標的一種集成，在促進途徑上要求把社會流動和政府提供社會福利進行有機統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人類發展建立在經濟社會高速發展基礎上，立足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方面，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在初次分配領域突出激勵和效率，另一方面，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特別是在再分配領域更加強調公平。可見，這個體系和機制與促進共同富裕的要求是一致的，也是打破“生育率悖論”的實踐抓手。然而，正如經濟增長並不能指望“涓流效應”自動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一樣，通過促進人類發展推動生育率回升也不會是自然而然的，而需要針對中國家庭面臨的現實製約，在政策實施中更貼近問題，才能取得實際效果。
中國生育率回升的潛力蘊藏在以下方面，更有針對性的政策工具也應該據此進行設計：第一，在推動生育率下降的中國因素中，既有經濟社會發展這個規律性的驅動力，也有計劃生育政策的特殊驅動力。隨著政策的不斷放寬和輔助配套政策的激勵，那部分被抑製的生育意願終究會被釋放出來。第二，中國的人類發展水準固然提升很快，2019年已經達到0.765，位於“高人類發展水準”的行列中，並且人類發展水準的排位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排位更加靠前；但是，距離生育率可能回升的轉折點水準仍然有差距。一般來說，生育率觸底並且回升的情形，至少要發生在人類發展指數達到0.80~0.85之間，這屬於“極高人類發展水準”的行列。第三，在人類發展水準一般性提高的同時，還需要特別關注提升性別平等程度，才能創造出生育率下降的更直接條件。這方面，中國雖有良好的基礎，但進一步改善還任重道遠。
黨的十九大提出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的要求，這七個“有所”既與人類發展水準的提高方向是一致的，也對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內容有更為廣泛的覆蓋。順應新發展階段的新挑戰和新要求，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強調，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從一般規律來看，中國已經進入再分配力度明顯提高、社會福利體系加快建設的發展階段；從特殊針對性來看，中國在未富先老國情下形成的極低生育率，提出了通過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準和均等化，促使生育率向期望生育意願回升的緊迫需要。中國作為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曾經經歷過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和最大規模的人口轉變，也可以創造最大規模的生育率回升。
（注和參考文獻略）
原載《經濟學動態》2022年第1期。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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