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志龍：老齡化對經濟的影響有多大？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黃志龍

　　從各國縱向發展的經驗看，當一個國家處於人口高速增長、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提升的時期，往往是創造經濟發展奇跡的“黃金年代”，反之則相反。

　　國家統計局最近發布的《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在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下降七年之後，2018年中國就業人口總量迎來了歷史性轉捩點，老齡化成為一種趨勢。隨之而來的，不僅有經濟前景方面的壓力，也蘊含著一系列商業機會。

　　老齡化將削弱經濟增長動能

　　老齡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表現在經濟增長動能的下降。其背後的理論邏輯主要有兩點：

　　第一，人口年齡結構會影響勞動力資源總量供給，而勞動力又是經濟增長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人口老齡化趨勢下，勞動力供給下降，社會生產能力不足，經濟增速下降。

　　第二，老齡化會改變社會資源的配置方向，對經濟增速產生影響。一般而言，老齡化社會中老年人比重上升，老年人在經濟中屬於“消費型”人口，不創造產出。相應地，社會資源中用於消費的比重增加，必然對資本積累產生“擠出效應”，資本積累能力下降，將削弱經濟增長動力。

　　從橫向對比看，人口老齡化程度越高的國家，經濟增速往往越慢。

　　世界銀行統計的200個國家65歲以上人口比重與經濟增速的散點圖顯示，老齡化程度越高的國家，GDP 增速一般越低，二者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關係（參見下圖）。

　　以老齡化極為嚴重（65歲人口佔比超20%）的日本、意大利、希臘為例，2000年-2017年三國年均增長率分別為 0.7%、-0.1%和-0.9%。相反，印度、越南等年輕國家GDP增速普遍較快，兩國65歲人口佔比分別僅為5.99%和7.15%，2000年-2017 年年均GDP增速則達到7%和6.5%。

　　從各國縱向發展的經驗看，當一個國家處於人口高速增長、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提升的時期，往往是創造經濟發展奇跡的“黃金年代”，反之則相反。

　　例如，日本的老齡化起步於 20世紀 70年代，自此之後，日本經濟增速中樞持續下滑（參見下圖）。同樣，近年來中國快速進入老齡化時代，也成為中國經濟增速下行、進入經濟新常態的關鍵因素。

　　老齡化將使投資率高位回落

　　一般而言，一國擴大投資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人均資本存量，而人口擴張對投資率影響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為解決新增人口就業的製造業投資；二是為新增人口提供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基建投資；三是為解決新增人口居住需求的房地產投資。

　　然而，在老齡化影響下，這三方面的投資需求都將明顯減緩。這種明顯的負相關關係，在我國投資率的變化中看得十分清楚。改革開放以來，2010年作為我國投資率轉捩點的分界線特徵十分明顯。2010 年之前，我國投資率隨著勞動人口佔比提升而不斷增加，2010年達到 47.9%的歷史高點；2010年後，隨著我國勞動力人口佔比轉為下行，投資率也逐步下降（參見下圖）。

　　老齡化將加大財政壓力

　　老齡化對財政收支的壓力，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在支出層面，老年人口的增長，會帶來養老金支出、醫療衛生服務等的增加，加大財政壓力；二是在收入層面，老齡化環境下經濟增速放緩，稅基和財政收入會相應減少。

　　同樣以日本為例，1975年前後，日本開始快速進入老齡化，1985年65歲以上人口比重首次突破10%，2018年已達到27.05%。相應地，日本政府財政支出中社保支出規模1990年之後快速增加，2009年、2010年和2013年三次突破了100兆日元，佔日本政府支出比重也由1972年的14%持續上升到2018年的33.75%，創下歷史新高（見下圖）。在此背景下，日本財政赤字率長期保持在10%左右的水準。

　　老齡化成為日本財政壓力的主要因素

　　同樣，最近幾年中國老齡化趨勢加速，養老金缺口也越來越大，養老金支付對財政補貼的依賴程度不斷提升。2014年開始，全國養老金整體出現入不敷出，當年財政補貼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為3548億元，到了2017年則擴大到8004 億元。2007年-2017年全國公共財政支出中，社保和醫療支出由6542億元急劇擴張至36565億元，佔比也上升到18.8%（參見下圖）。在可預見的將來，老齡化還將給我國財政支出形成持續的壓力。

　　中國社保和醫療支出持續攀升

　　隨老齡化而來的產業機遇

　　當然，老齡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有正向效應。它給相關產業帶來了發展機遇：

　　首先，老齡化將引爆“銀發經濟”的巨大潛力。“銀發經濟”的發展，將主要圍繞老有所居（養）、老有所醫和老有所樂三大目標。其中，老有所養產業中，智能化的養老宜居環境建設，包括養老公寓、養老社區等養老地產的發展，已成為許多大型房地產企業深度介入的產業；在老有所醫產業中，醫養結合成為許多保險金融機構優先發展的養老項目；在老有所樂產業中，老年教育、旅遊、娛樂、古玩鑒賞等行業將吸引更多企業和資本的參與。

　　其次，人工智能等產業發展前景廣闊。勞動力資源的減少，整體上利好資源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而不利於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其中，人工智能、機器人行業的發展前景最為看好，近年來，我們不僅看到已進入老齡化時代的日本機器人產業已獨步全球，同時我國的人工智能、機器人產業也吸引了大規模投資的湧入，工業機器人和（生活）服務機器人齊頭並進，前者是緩解勞動力短期給製造業發展帶來的約束，後者主要是為普通家庭特別是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服務。

　　最後，養老金融和理財市場將迎來大發展。我們這代人最擔心的問題是“人還在，錢沒了”。在此大環境下，養老金融產業應運而生，以儲蓄、私人養老保險、信託、養老基金等形式為老年人提供金融規劃谘詢和服務的金融機構，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

　　從大的金融產品結構看，由於老年人對風險的厭惡，導致高風險的權益類資產在養老金融中將整體低配，而國債等固定收益率資產將超配。

　　在這裡，日本老齡化趨勢及金融業結構的變化或許有一些借鑒意義。1980年前後，日本國債收益率一度達到9%左右，但此後四十年則一路下行，這其中包括經濟周期、貨幣政策、國際外部環境等影響因素，但人口結構的變化則是更具決定性的長期因素。特別是在1990年前後資產泡沫破滅之後，國民和金融機構對國債等固定收益產品的明顯超配，是國債收益率持續下行的主導因素。預計這一現象有可能在中國重演。

　　回到國內市場，最近幾年P2P等各種金融新業務的快速發展，可以從側面看到老年人金融需求的旺盛。老年人對固定收益類金融產品的需求，被傳統金融機構所忽視，這讓P2P等新型金融業態獲得了市場。

　　如此，在互聯網金融監管趨嚴、風險放大的環境下，傳統金融機構不妨加大對老年人固定收益類產品的研發，更好地滿足老年人對養老資產保值增值的金融需求。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