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中國將臨人口坍塌 生育率已遠低於世代更替水準

　　多城搶人背後：搶人才還是搶人口

　　孟慶偉

　　2018年畢業季在即，大城市“人才爭奪戰”也愈演愈烈，送錢、送房、送戶口，吸引人才落戶的政策優惠力度空前。

　　有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認為，“搶人才”的背後，實則是“搶人口”。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充足的勞動力一直是中國經濟的核心競爭優勢之一。但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長期低生育率、老齡化加速等問題，中國的人口規模和結構也發生了巨變。

　　僅從勞動力的變化來看，勞動年齡人口在持續了相當長時期的增長後，在2012年開始進入下行轉捩點並延續至今，6年來累計減少勞動力超2300萬人。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研究教授、攜程旅行網聯合創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梁建章通過研究認為，當一個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人口成為影響創新力的根本因素，也就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動力的根本因素。

　　“未來大國之間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大國之間人口政策的競爭。”梁建章說。

　　人口結構承壓

　　“隨著兩孩政策全面放開，生育高峰本該出現卻沒有，說明實際上中國的生育率已經到了一個非常低的水準。”梁建章向《中國經營報》記者坦言。

　　我國於2013年底開始啟動實施“單獨兩孩”“全面兩孩”政策。但調整後，新出生人口並未達預期。

　　2017年，我國新出生人口為1723萬，2016年則為1786萬人，實際出生人口較此前原國家衛計委的預測低了三四百萬。

　　今年以來，各地以落戶優惠為主導的“人才爭奪戰”備受關注，南京、武漢、西安等20多個城市接連頒布人才引進政策，送錢、送房、送戶口，甚至零門檻落戶，吸引人才力度前所未有。

　　在專家看來，這表面是搶人才，實際是搶人口。

　　另有消息稱，菲律賓和中國簽署了一項協定，取消中國對菲律賓籍勞工的限制，30萬名菲律賓人將到中國就業，其中包括10萬名英語教師。

　　“上述幾種情況實際上反映了我國人口形勢並不樂觀。”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建新認為。

　　記者注意到，上述“人才爭奪戰”的主戰場中，不少城市都面臨人口結構壓力。比如南京的“十三五”人口發展規劃提出，南京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在緩慢下降，但老年撫養比和少兒撫養比卻攀升；杭州的老齡化問題同樣值得擔憂，有預測稱，2020年杭州老齡化率將超24%。也就是說，這一水準高於2017年全國老齡化平均水準6個多百分點。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林寶認為，“人才爭奪戰”與人口形勢的變化關係密切。

　　普遍的共識是，我國正面臨超低生育率和嚴重老齡化問題。

　　數據顯示，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自2013年超過2億人以來，每年增加1000萬人，2017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重17.3%，高於世界平均水準。而1982年，這一數字僅為7.63%。

　　中國的老齡化是伴隨全球人口老齡化的大趨勢的，但速度更快一些。

　　美國人口老齡化調查報告指出，2015年，全世界老年人口（大於60歲）佔世界總人口的8.5%；到2030年，預計這一數字將達到12%；到2050年，這一比例將超過15%。2050年，日本和韓國將成為世界上最老的國家，國民的平均年齡為53歲；中國國民的平均年齡為46歲，比現在的平均年齡大9歲。

　　不僅如此，近30年來，我國一直居於低生育水準國家行列。目前，按照原國家衛計委的官方說法，2016年我國總和生育率在1.7以上，低於更替水準。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我國總和生育率為1.18。

　　所謂更替生育率，是指為了讓一代人的規模大致相仿，需要達到每名婦女平均生育2.1個孩子的生育率。

　　梁建章認為，隨著新出生人口的減少，意味著20~30年後中國的勞動者將大幅降低。在他看來，目前我國總和生育率只有1.4，在接下來的20年裡，中國將出現人口的負增長和急速的老齡化。

　　也有學者對未來人口問題持更悲觀的態度。人口學者黃文政認為，中國生育率已遠低於世代更替水準，七八年後，人口總量即將負增長；即便全面放開生育，生育率仍將低迷，中國將面臨人口坍塌風險。

　　生育難題

　　隨著2012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在持續了相當長時期的增長後開始下行，中國的人口紅利和撫養比開始迅速逆轉。

　　官方數據顯示，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2011年達到峰值，為9.25億人，2012年首次銳減345萬後逐年減少。到2017年底，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總量為9.02億人，累計比2011年減少超2300萬人。

　　很多人口學家也據此判斷，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消失。

　　人口紅利通常由撫養比來衡量。撫養比是指，在一個社會的人口當中，非勞動年齡人口（小於15歲的兒童以及64歲以上的老人）所對應的勞動年齡（大於15歲且小於64歲）人口的數量。

　　“撫養比越低，每個勞動者所需要負擔的兒童和老年人口數量就越少，因此平均收入就越高，從而導致所謂的人口紅利。”梁建章認為，低生育率可以產生人口紅利，但只能在短期內產生。中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獨生子女政策導致中國的生育率與撫養比在過去30年中產生了劇烈的變化。1985年~2015年，由於獨生子女政策，兒童數目大幅減少，撫養比由44%下降到37%。公開數據顯示，從1982年到2000年，再到2015年，中國0~14歲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從33.6%，降到22.9%，再降到16.5%。

　　“未來我國育齡婦女會以每年百分之幾的速度減少，而更嚴峻的是，隨著生育成本居高不下，育齡婦女的生育欲望也會快速地減少。” 梁建章說，一些高收入國家以及中國的生育率水準低於1.5，這是一個超低的水準。1.5的生育率意味著每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減少25%。

　　在李建新看來，人口作為基礎和長遠的變量，要求決策者制定政策時必須有巨集大的格局和眼光。他建議，應該盡快全面放開生育政策。

　　記者注意到，十九大報告提出，“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這為我國生育政策進一步調整留出了想象太空。

　　“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最重要的，是盡快全面放開生育，政府補貼鼓勵生育。”對此，梁建章還比較了世界各國政府補貼與生育率之間的關係，他發現，政府補貼與生育率之間呈正相關。

　　數據顯示，一般的國家拿出GDP的1%到5%鼓勵生育，生育率比較高的國家，生育補貼會佔到GDP的4%~5%。

　　“中國是不是有這個準備或者有能力去花這麽多錢鼓勵生育，這是非常值得大家關注的一個話題。”梁建章坦言。

　　人口結構影響創新力

　　“2015年到2040年，中國的撫養比將從37%上升到60%。”梁建章說，撫養比的上升，特別是老年撫養比的上升，將會給養老金和醫療支出帶來沉重負擔，而這必然又導致更高的稅收或更高的退休年齡，從而耗費政府大量資金，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不僅如此，他通過研究發現，當一個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人口成為影響創新力的根本因素，也就成為經濟發展動力的根本因素。

　　“一國人口結構的年輕化對推動創新非常重要，老齡化指數越高的國家，創新指數越低。”梁建章認為，創新力取決於很多因素，但人口因素是最重要的。

　　梁建章認為，未來的國家競爭，將主要在激烈競爭的創新領域展開。相比而言，人口大國更易獲得規模龐大的市場和人才儲備，從而在創新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對此，梁建章進一步解釋稱：首先，人口具有規模效應，即人口越多市場越大，創新力越強，主要體現在製造業、服務業和創新產業上；其次是聚集效應，人口分布越集中，人際交流就越密切、相互學習越方便，因此，城市越大，創新力越強；再次是年齡結構效應。人口日趨老齡化將導致勞動力短缺、經濟活力下降，從而抑製創新。

　　不僅如此，具體到企業層面，梁建章認為，老齡化導致企業創新活力下降，以及新的創業公司的減少。

　　研究發現，在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有數量較多的新注冊企業，但是到了90年代，新注冊企業減少，創業活力下降。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進入老齡化的國家。二戰以後，日本的生育率快速下降，目前生育率為1.3、1.4，即每個婦女隻生1.3、1.4個小孩，遠低於更替水準。

責任編輯：關海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