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而不死”的日本：約有八成人相信自己屬於中產階級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付一夫

作為一名經濟研究愛好者，除了對國內巨集觀經濟形勢與新興產業的發展分外著迷之外，我還對一水之隔的日本有著濃厚的興趣。

之所以是日本，並非因為“哈日”或者其他。客觀地講，日本國民經濟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在全球各個國家中的地位同樣舉足輕重。更為重要的是，中日兩國在人文地理上有著高度的相似性，而且在經濟發展軌跡上也頗有異曲同工之勢，故日本的諸多發展經驗與教訓，非常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誠如一位研究界的前輩所言：

“國別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趨利避害，為我所用。”

也正因為如此，我花了不少心思去研讀與日本經濟有關的各類書籍與報告，並撰寫了幾篇涉及到製造業興衰、科技創新、消費變遷等領域的研究心得。不過，依我個人的粗淺之見，日本最值得深入探究的一定是人口問題。譬如說，日本早早就已率先步入老齡化國家的行列，而後相當長的歲月裡，人口結構始終是左右日本經濟發展無可回避的重要因素之一，直到今天。

然而，即便是舉國上下老態龍鍾，亦或是遭受了數次危機的洗禮，日本經濟卻始終韌勁十足，屹立不倒。哪怕GDP增速已經難看得不能再難看，依然沒有幾個國家敢小看日本。

這是個有意思的現象。

此時此刻，在2018年度國民經濟數據公布之後，人口問題再度成為了我國全社會關注的焦點，而國民經濟前景似乎也因此變得撲朔迷離。事實上，這些狀況日本大體上都已經歷過。從這個角度講，日本的“抗衰老”歷程便極具參考價值，分析與總結同樣極為必要。

而這些，也就成為了本篇文章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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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只要有了人，什麽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偉大領袖的這句話，至今仍振聾發聵。

此言的最初目的是為了駁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革命人口論”，可將其放在國民經濟增長的情境下同樣適用——畢竟，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最積極的因素。

日本自然也不例外，故事要從1946年講起。

彼時的日本，受長期戰爭所累，全國超過四成的國民財富被無情摧毀。與此同時，日本製造業的生產能力尚且不及戰前最高水準（1934~1936年平均水準）的40%，30%~60%的工業設備遭到破壞，主要製造業產品產量幾乎都銳減至此前巔峰時期的50%以下；就連農業也降至戰前的78%。再加上嚴重的通貨膨脹與大量工人的失業，用“人造沙漠”形容日本，並不過分。

不過，這種滿目的蕭然並未持續太久。在一系列政策傾斜與改革措施的助力下，日本國民經濟開始強勢復甦，1953年就超過了二戰之前的水準。此後，日本經濟總量的擴張勢頭更是一發不可收拾，1968年超越聯邦德國，1987年超越蘇聯並正式躋身於高收入的發達國家行列……

至於在新世紀第一個10年的尾聲，日本GDP被我國徹底超越，已是後話。

日本經濟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內迅速走出陰霾並崛起，人口的作用不容小覷，而多年的人口紅利更是居功至偉。

啥是人口紅利？

按照經濟發展的一般邏輯，一個國家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準之前，會有一段適齡勞動力（15~64歲）資源相對豐富、撫養負擔輕、於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其間，有更多的勞動力能夠從老人和小孩的贍養等非生產性活動中解放出來，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配置於生產活動中，從而推動巨集觀經濟的增長。

這便是人口經濟學家口中的“人口紅利”，用大白話說就是，年富力強能乾活的人越多，那麽這個國家的經濟活力就會越高。

之所以會有人口紅利的存在，根本原因在於前期的生育高潮，而當時的日本人著實不似今天這般不愛生娃。日本總務省統計局的調查報告顯示，日本國民大致經歷了三波生育高潮，前後時間跨度大約為26年：

（1）1946~1949年，日本人口出生率為33‰~34.3‰；

（2）1950~1955年，日本人口出生率為11.7‰~17.4‰；

（3）1967~1972年，日本人口出生率連年達到10‰，其中1972年的出生率高達23.3‰。

正是這三波生育高潮，為日本貢獻了前後兩輪、累計近30年的人口紅利視窗期，並間接帶來了日本經濟的繁榮。

關於這一論斷，我們可以用“人口撫養比”這一指標來加以詮釋。所謂人口撫養比，是指總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口規模與適齡勞動人口規模之比，表征的是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大致要負擔多少名非勞動年齡人口。如果人口撫養比較低，表明勞動力供給充足，對經濟增長具有推動作用。

從圖1中可以看到，自1956年起至70年代早期，以及70年代末至90年代早期，日本依次經歷了兩輪低人口撫養比階段，分別對應兩次人口紅利期；而同期的經濟增長大體上均呈現出良好態勢。可以認為，日本利用第一輪人口紅利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同時又利用第二輪人口紅利實現了經濟的中高速增長。

當然，人口紅利並非推動日本經濟增長的唯一力量，不過我們還是重點討論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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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第一輪人口紅利期尚未結束，日本就步入老齡化社會了。

所謂人口老齡化，是指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比重不斷增大的過程。按照聯合國的界定，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內65歲以上的老年人佔比超過7%，就可以認為該國家或地區進入到老齡化社會。

日本是何時達到這一標準線的呢？答案是1970年。

想不到吧，日本的老齡化已經持續了近半個世紀之久。

數據顯示，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日本65歲以上的老人規模也日漸壯大，1970年達到729.1萬人，佔全國總人口比重為7.03%；而後，日本的老齡化態勢愈演愈烈，到了2017年，65歲以上老人已經增至3417.6萬人，佔總人口比重高達27.05%（參見圖2），也就是說，每100個日本人中就有27個年紀超過65歲的老人。值得一提的是，同美、英、法等發達國家相比較，日本的老齡化演進速度要遠勝一籌（參見圖3）。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年輕人口比例與人口總數的雙雙下滑。自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0~14歲人口所佔比重逐年下降，到了2017年，其數值僅為12.89%，與1960年的30.15%相比，降幅多達17.26個百分點（參見圖4）。

誠然，人口的老齡化將給國民經濟的發展造成種種負擔，比如適齡勞動力削減、社保壓力增大、產業結構優化更新受到製約等等。也正因為如此，每一個老齡化程度較為嚴重的國家，都在想方設法地去尋求“抗衰老”之道，以求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日本當然也是“抗衰老”大軍中的一員。面對人口結構的轉變與少子高齡化問題的日益嚴峻，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相應措施，鼓勵生育首當其衝。具體來看，日本1991年頒布了《兒童保育假法》，1994年實行“天使計劃”，2000年實行“新天使計劃”，2001年修訂《就業保險法》，2008年實施孕婦優惠計劃，2009年提高生育補助並實行彈性產假，2013年實施“產後關懷”……種種措施的目的自然是通過不斷加大對生育的財政投入、解決父母在職業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約束、營造孩子健康成長的一切環境等手段，來提高居民生育意願。

然而，日本的老齡化程度仍在不可扭轉地加劇，人口生育率同樣在不可扭轉地走低。這就宛如“人終究會老去”這一自然規律，任憑怎樣去“抗衰老”，還是難以返老還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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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老齡化影響到日本經濟發展了嗎？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從近些年來看，日本經濟早已不複當年之勇，甚至好多年都出現了負增長態勢。而在社保壓力陡增的殘酷現實下，大多數已經退休的日本職工不得不選擇再就業的方式來賺取生活費用，直接表現就是日本街頭的出租司機、工地看護、交通保安、高速收費員、物業管理員、清潔員等職業的陣容裡，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老年人。

與此同時，由於老年人在多年的工作實踐中，形成了比較特定的專業技能，使得他們對新技術的掌握能力和對職業變動的適應能力較差，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製約著日本經濟結構的進一步優化。

不過，如果我們因此就把日本經濟的由盛及衰的根源歸於人口的老齡化，恐怕就站不住腳了。

如前文所說，日本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時間節點是1970年，可即便如此，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日本經濟依然保持著極好的增長態勢。若不是日益激化的美日貿易爭端以及國內房地產泡沫破滅，日本經濟根本不至於跌入萬劫不複的深淵，更不用擔心後來“失去的二十年”。

從這個角度看，老齡化並沒有直接拖垮日本經濟。這當中必然有兩次人口紅利兌現的積極影響，但更為深層次的原因，恐怕在於日本找到了一個能夠暫時克服老齡化與人口紅利漸失的關鍵法寶。

這個法寶的名字叫做“人力資本紅利”。

按照經濟學的邏輯，老齡化程度的深化會加劇勞動力的短缺，企業用工成本顯著提高，投資回報率也會趨於下降。受此影響，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人口因素優勢不再，潛在增長率便會降低。然而，儘管人口結構的變化難以扭轉，但仍然可以挖掘一些有利於經濟增長的因素，尤其是隨著勞動人口的技能、知識、經驗等方面水準的提升，會使得因勞動年齡人口佔比、絕對數量下降、撫養比上升造成的人口結構缺陷將得到有效彌補，從而形成人口和勞動力“以品質換數量”的新的紅利機遇期。

這就是所謂的“人力資本紅利”，通俗點說，兵在精而不在多，數量不夠品質來湊。

考慮到簡單的統計指標無法描述這一概念，我們不妨從另外三個角度，側面印證日本對人力資本紅利的挖掘：

（1）受教育程度提升

提高人口素質，教育是不可或缺的硬指標，而日本對於國民教育一直都是格外重視。世界銀行數據表明，1965~1981年期間，日本小學教育的普及程度為100%，中學入學率從70.6%增至94.3%，大學入學率也保持在高於30%的水準；同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數量由1965年的284330人增長到447416人。此外，日本政府還不斷加大辦學力度，各類學校總數持續攀升。

（2）性別結構優化

很久以前，日本受傳統文化影響，“男尊女卑”的思想禁錮較為深刻，在接受教育方面，女性的機會也是長期少於男性。不過二戰以後，日本開始重視女性的教育，並通過各種舉措為男女學生提供平等的入學機會，鼓勵女性接受教育，成效也是極為顯著。據日本文部省統計數據，1954年，日本男性高等教育的入學率為15.3%，而女性只有4.6%；到了1981年，男女高等教育的入學率分別為40.5%和33%，差距大大縮小。

（3）就業結構更新

產業結構的不斷演進的同時，日本的就業結構也在隨之更新。例如，1965~1981年，日本農業就業人數由1110萬人降至557萬人，而服務業就業人數由2113萬人增至3055萬人，工業就業人數也有所提高。這就反映出，人力資本更多地向高附加值的產業之中湧入。

正因為以上種種，日本的人力資本紅利得到了空前的培育和積累，並在以後的日子裡逐漸釋放出紅利效應；再加上政府的積極引導與“工匠精神”的深入人心，日本國民經濟綜合實力得以繼續增強。尤其是日本的製造業，實現了從大規模生產、自動化技術引進、機械自動化到高技術、大規模生產體系全面建立的逐步跨越，而諸如原子能、電子信息、電腦與飛機製造等知識密集型產業同樣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高精尖產業自主研發能力也得到增強。

更為重要的是，在持續釋放的人力資本紅利驅動下，日本舉國上下的生產率水準大大提升，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更是源源不斷。於是在1986年，日本人均GDP達到了17079.6美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正式邁進高收入階段。反觀缺乏人力資本紅利支持的拉美各國，至今仍在陷阱中苦苦掙扎。

所以你應該明白，為什麽近兩年我國一二線城市會輪番上演“搶人大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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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日本更老了，經濟增長更慢了，可是日本依然不容小覷。

比如，在湯森路透評選出的《2015全球創新企業百強》榜單裡，日本以40家企業數量高居榜首，力壓美國的35家。而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發布的各國工業競爭力報告也證實了日本在全球製造業領域的名列前茅，特別是在全球產業鏈上遊的材料、零組件、裝備製造等核心技術、高附加價值產品製造方面，日本無可爭議地處於領先地位。

再如，2017年日本的人均GDP是3.8萬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樣超過3萬美元。而公開報導顯示，絕大多數的日本人認為自己所身處的國度是一個平等而沒有階級劃分的社會，人人都公正平等地享受著全社會範圍內的各種資源，而約有八成的日本人相信，自己屬於中產階級。

好一個“老而不死”的日本。

可是，縱然人力資本紅利再怎麽有效，只要是人，終究還是會老去。事實上，日本適齡勞動力內部的年齡結構已經出現了老化趨勢。按照日本統計局的數據，2017年，日本適齡勞動力中50歲以上的人口所佔比重為31.59%，而該指標在1968年是17.86%。與之相應的是，30歲以下的勞動力佔比，已經從1968年的36.33%下降到2017年的18.65%（參見圖5）。這也就意味著在不久的將來，日本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只會更多。

更有甚者，日本人口總數已經連續下降了多年，2017年比2010年減少了101.1萬人之多。倘若繼續這樣下去，再精的兵也會凋零。不光是人力資本紅利，任何紅利遲早都會吃完的。

畢竟，只要有了人，什麽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可要是沒了人，一切都是空談。“大國空巢”的劇情，相信誰都不願意看到。

好在日本的科技實力已足夠強大，國民收入水準已足夠牢靠，居民綜合素質已足夠良好，他們暫時還有去對抗老齡化社會的資本和底氣。

但是，“抗衰老”這道普世難題的求解，依舊任重而道遠；這場人人都怠慢不得的人口保衛戰，還遠沒有到結束的那一天。

任何國家都無法置身事外，絕非僅有日本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