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人口專家左學金：為什麽說改革開放使人口紅利得到了有效利用）
改革開放與人口紅利有什麽關係？中國什麽時候勞動力開始下降？未來我們的低生育率還將持續嗎？上海的老齡化和什麽相關？……談及“人口”問題，眼前這位謙謙儒雅的長者，言辭間閃爍著思辨與睿智。
作為人口經濟學專家，左學金在經濟領域和社會保障領域均頗有建樹。他曾赴美國匹茲堡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也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最早一批“海歸”，是社會科學重大課題和自然科學基金重大課題的首席專家。
術業有專攻，左學金教授數十年來躬耕於人口經濟學、人口遷移城市化與城市太空布局、勞動就業與社會保障等領域。在他擔任市政府參事期間，人口老齡化、社會保障與城市太空問題亦是他建言獻策的主要領域。先後卸任上海社科院常務副院長和經濟研究所所長後，年近70的他仍然忙於主持課題研究、指導研究生和參與社會活動，忙得不亦樂乎。
在左學金看來，在利益訴求日益多元化的社會，在重大政策問題上達成社會共識並非易事。而作為一名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就是要將科學態度與社會責任結合起來，唯實而不唯名、不唯上。
回首改革開放以來人口發展脈絡這根線，他有太多話要說——
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我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只能窩在農村
上觀新聞：許多學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人口紅利對推動經濟增長髮揮了重要的作用。作為人口經濟學家, 您怎麽看“人口紅利”的作用。
左學金：“人口紅利”確實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所謂“人口紅利”，是指在一個時期內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快速下降而老年人口的比例相對穩定，勞動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較高，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呈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
新中國成立以後，正好經歷了從1950到1960年代（除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以外）的高生育率（平均每位婦女生6個孩子）向低生育率的轉變。我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平均每位婦女生育5.81個孩子，下降到1979年的2.75和1980年的2.24，短短10年下降了一半以上。一個人口規模巨大的發展中國家，生育率如此快速下降，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的。從1991年開始，我國的生育率降低到生育更替水準2.1以下，此後一路下降到近年的1.5左右。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1950-60年代出生的人群進入勞動力市場，而他們在1970-90年育齡期生育的子女較少，所以中國就開始出現了人口紅利期。
上觀新聞：改革開放與人口紅利有什麽關係呢？
左學金：人口紅利只是一種人口學現象，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一種潛力。但是這種潛力能否實現，能否真正發揮作用，還需要有合適的經濟制度。打個比方來說，人口紅利好像是一粒種子，需要適宜的土壤和氣候條件才能生根發芽、茁壯成長；如果沒有，這粒種子就會慢慢萎縮、失去活力。
在改革開放以前的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實施趕超戰略，優先發展重工業，吸納就業的能力較弱，無法創造足夠的就業崗位來吸納城鄉快速增長的勞動力。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包括下鄉知識青年）只能窩在農村，收入很低，貧困發生率很高。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勞動投入的邊際產出很低。通俗的說，如果兩畝地只需要一個勞動力，再增加勞動投入並不能有效地增加土地的產出。
上觀新聞：您是說，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的人口紅利將無法得到有效利用？
左學金：正是這樣。在計劃經濟時代，為了避免農村富余勞動力大量進入城市造成大規模的城市失業，政府采取各種措施限制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當時農民進城探親訪友都要報臨時戶口，更談不上就業了。
文革期間我國還開展了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背後的一個重要考慮，是要解決知識青年的就業問題。當然這只能是權宜之計，因為從長期來看，這無法真正解決就業問題，反而會加劇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實現工業化，推動非農產業的發展與就業才符合經濟規律的發展方向。
上觀新聞：為什麽說改革開放使人口紅利得到了有效利用？
左學金：改革開放後，我國逐步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從政府配置資源轉向市場配置資源，當然也包括勞動力資源。
我國先後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舉措來解決農村富余勞動力問題，如允許農民“離土不離鄉”發展鄉鎮企業，允許農民自帶口糧到小城鎮落戶，或者遷移流動到城市地區就業。除此以外，我國對外開放，積極引進外資，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與引進的外資相結合，加快了我國工業化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尤其是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是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尤其是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高速增長的重要力量。
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我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只能窩在農村，處於隱性失業狀態，無法得到就業機會，大量農村人口陷於貧困。
需要強調的是，人口紅利不會長期持續。因為我國在1950-60年代出生的龐大人群在2010年以後逐步進入老年，而他們的子女數量較少。所以，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相對於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老年撫養比將快速上升。我國老年撫養比2000年是9.9%，2010年是11.9%，2016年是15.0%。勞動力的稀缺性增加，我國人口紅利正在終結。
假如我國晚30年開始改革開放，勞動力資源豐富的人口紅利期就過去了。正是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使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得到充分利用——這是中國之幸。
左學金：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從2012年開始下降，每年下降幾百萬。這樣一來，勞動力成本提高，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失去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優勢，部分產業開始轉到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其他發展中國家。原來幾乎所有的服裝、鞋子、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品，都是made in China，現在這些產品的產地開始多元化了。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勞動力數量下降和人口老齡化。
可以預料，未來我國人口的低生育率將長期持續
上觀新聞：您能談談我國人口的未來發展趨勢嗎？
左學金：我國人口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是低生育率將長期持續。在前面我已經說過，1991年我國生育率降到更替生育水準（每位婦女生育2.1個孩子）以下，然後一路走低。目前我國總和生育率約在1.5左右。儘管對我國的真實生育率水準還存在爭議，但我國生育率已經降到很低水準，這已成為多數人的共識。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高估了生育控制政策對生育率的影響，以為只要我們放寬生育政策，生育率就會迅速反彈。但是，我國在2013年實施“單獨”二孩和2015年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以來的實踐表明，實際生育率對放寬生育政策的反應遠遠小於人們的預期。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全年出生人口1723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2.43‰，出生人口與出生率均比2016年有所下降。這使許多人大感意外。
為什麽放寬生育政策，沒有帶來生育率的顯著回升呢？這是因為，在我國低生育率的背後，是低“生育意願”。2007年全國居民社情民意調查獲得的平均意願生育子女數為1.89個，2012年中國家庭幸福感熱點問題調查和2013年國家衛計委全國已婚育齡人群生育意願調查得到的育齡人群平均意願生育子女數均為1.86個。
實際生活中，實際生育率會顯著地低於生育意願，它受到生育控制政策、經濟社會和生理兩類條件的約束。總體來看，在過去30多年，尤其是本世紀多次放寬生育政策以來，生育控制政策約束的影響不斷下降，而經濟社會和生理條件約束則不斷上升。
例如，根據2012-2016年的五次生育意願抽樣調查數據，95%以上的受訪人表示，理想子女數為2個或以下，而只有不足5%的受訪人表示理想子女數為3個或以上，有的年份甚至不足2%。所以在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以後，95%以上的育齡人群的生育意願已經在生育政策允許的範圍之內，生育政策對他們的實際生育率已不構成政策約束。
當然，放寬生育政策以後，原來被壓抑的部分生育二孩的願望得到釋放，但這種政策效應是短暫的，不可能長期持續，所以目前與今後放寬生育控制政策對提升生育率的作用已經非常有限。可以預料，未來我國人口的低生育率將長期持續。
人口變動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有較長的時間滯後，所以人口政策需要更強的前瞻性。從2004年開始，我參與部分人口問題專家三次向中央建議放寬生育政策，對2013年和2015年兩次調整生育政策發揮了一定作用。相信，我國將取消對生育數量的限制，允許城鄉家庭自主生育，並采取有效措施來幫助育齡夫婦解決他們養育子女所面臨的實際困難。
上觀新聞：我國生育率下降，什麽時候出現人口老齡化？
左學金：按照國際標準，一個人口60歲以上人口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達到7%，就開始進入老齡化。我國是2000年開始進入老齡化。2017年末，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比率或老齡化率已經達到11.4%。預計本世紀中葉，我國人口老齡化水準將高達35%左右，甚至比今天日本（老齡化水準27%）的情況更加嚴重。老齡化對我國的長期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體制將發生深刻的影響。
上海的生育率下降早於全國、快於全國
上觀新聞：那麽，上海的人口呈現什麽樣的發展趨勢？
左學金：關於上海的人口，可以分兩個方面來談：第一是上海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第二是人口遷移問題。
長期以來，上海執行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但是由於上海特殊的經濟社會條件，如住房擁擠，體制內就業佔的比重較大，文化程度較高等，上海的生育率下降早於全國、快於全國。1980年以來的大多數年份，上海的總和生育率在0.7-0.9之間，是屬於“超超低生育率”了。從1993年開始，除少數年份外，上海都出現了戶籍人口自然變動的負增長，即戶籍人口的出生數少於死亡數。
超超低生育率的一個重要後果是人口的超級老齡化。根據統計部門發布的數據，2017年上海戶籍人口中，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483.60萬人，佔戶籍總人口的33.2%。總撫養系數已達77.1%，即每100個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77個60歲及以上或0-14歲人口。
上海人口老齡化還造成上海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繳費人數與退休人員的比例（即“體制支持比”）不斷下降和上海養老保險基金的財務收支狀況惡化。2011年以前，上海市基本養老保險已經“穿底”，每年虧損100多億。在上海的農民工參加上海市的基本社會保險（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使上海市社會保險的財務狀況得到了重大改善。
上觀新聞：這樣看來，人口遷移對上海的經濟社會發展非常重要。
左學金：是的。上海是一座海納百川的移民城市。如果沒有移民就沒有開埠以來的上海。19世紀中葉開埠以後，上海人口一度增長很快。1900年上海人口大約為107萬，到1947年已增長到540萬，不到半個世紀就增長了4.4倍。人口的快速增長，主要來源於外地移民的大量遷入。根據上海社會科學院鄒依仁教授的研究，當時上海80%以上的人口出生在外地。與這段歷史相比，計劃經濟時期上海人口增長非常緩慢，而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上海的人口增長大約一倍也只能算是速度一般了。
上觀新聞：上海的人口流動大概經歷了幾個時期？
左學金：我個人認為，上海的人口流動大概經歷了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計劃經濟時期，除少數例外情況外，人口與勞動力的自發流動是不允許的。第二個時期是改革開放初期，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1990年浦東開發開放，這段時期的勞動力流動，主要是從農業部門流向非農業部門，特別是是“離土不離鄉”流向鄉鎮企業，外來人口的規模還比較小。但是鄉鎮企業布局比較分散，由此也帶來了規模經濟效應較差，以及環境汙染與治理的困難。第三個時期是浦東開發開放以來，上海經濟快速增長和外來勞動力大量流入的時期。第四個時期是近年來上海市外來人口增長速度開始放慢，上海進入常住人口數量低增長和人口快速老齡化的階段。
上觀新聞：能談談上海外來人口的社會保險問題嗎？
左學金：上海市根據外來務工人員的社會保險需要，實施外來務工人員綜合保險，以較低的繳費率為他們提供養老與大病工傷保險，使得大量使用外來務工人員的企業得到了發展。
作為參事，我當時曾提出建議，在降低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強製繳費率的基礎上，讓農民工直接參加城鎮職工基本保險，這樣能更好地保護外來務工人員的權益，也可降低上海城鎮職工基本保險的體制撫養比。這一建議得到了上海市主要長官的重視，但是未能得到具體實施。後來（2011年）上海市與全國一樣，將農民工保險並入城鎮職工基本保險，使上海市社會保險的財務狀況得到了重大改善。但問題是社保繳費率過高，企業負擔較重，農民工的參保率也較低。這一問題已經得到國家的重視，相信不久後會頒布相關政策。
上觀新聞：除了降費以外，中央還提出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的問題。
左學金：是的。雖然中央已經明確了全國統籌的改革方向，但是實施起來難度較大，主要是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存在大量利益協調和博弈的問題。沒有全國統籌，就沒辦法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這需要加強中央政府的主導作用，充分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
另外，我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制發展滯後，改革不僅要兼顧社會保障的公平性、效率與可持續發展，還應為自願參與的、市場化運作的社會保障體制留出更多的發展太空。
上觀新聞：對上海來說，人口老齡化這道題解得如何？
左學金：如今上海的老齡化率已達33.2%，但是上海得益於大量中青年外來人口的遷入，所以上海常住人口的老齡化水準隻比全國平均略高一些。
應對人口老齡化，除了進一步放開生育政策、實行城鄉家庭自主生育外，還應該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提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更加全面的政策，包括推進健康老齡化和積極老齡化的多方面政策。如何更好地利用老年人口這一富貴的資源，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此外，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還可以加強長三角統籌。現在上海有很多老人自發踐行異地養老，問題是如何在政策上給予更多支持。
以改革紅利替代人口紅利，回到以“人”為本
上觀新聞：現在各大城市都在搶人才。
左學金：城市的競爭，歸根到底就是人才的競爭。上海要創新，就要吸引四面八方的人才。我覺得，對人才的理解應該更廣泛一些，名牌大學的畢業生是人才，企業家和有一技之長的人也是人才。上海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五金大王、橡膠大王與火柴大王等原來都是窮人出身，但是他們都為上海近代工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上海本身就是一座移民城市，吸納了從周邊各地遷來的大量人口。海納百川塑造了她今日的特色和成就。上海已經高度老齡化，如果不能補充青年人口，活力會越來越不足。
上觀新聞：大城市承載得了那麽多人口嗎？
左學金：我們對人口學有一定誤區，人口最容易成為很多社會問題的替罪羊，但許多問題其實不是人口引起的。比如城市擁堵問題：北京的人口少於上海，城區面積比上海大得多，交通擁堵卻比上海更加嚴重；而香港的土地面積隻相當於上海的六分之一，建設用地面積不足上海的十分之一，卻容納了將近上海三分之一的人口，交通狀況也比上海好得多。
目前的交通擁堵與城市規劃關係更大。上海中心城區常住人口（或夜間人口）越來越少，就業人口（或白晝人口）卻不斷增長，造成嚴重的“職住分離”問題。黃浦區至少有150萬就業人口不住在黃浦區，很可能住在城鄉結合部或郊區，上下班遠距離通勤，這自然會形成大規模的“潮汐運動”和交通擁堵。
上觀新聞：對未來人口發展趨勢，您如何看待？
左學金：中國經濟轉型的背後，人口是重要推動力。改革開放這四十年，人口結構變化主要是年齡結構、城鄉結構的變化。建設創新型國家最重要的基礎是人，我們必須面對並解決因人口結構性變化可能帶來的衝擊，以改革紅利替代人口紅利，更加強調“以人為本”的發展戰略。
從人口變動趨勢來說，我們一個比較優勢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人口的增長正在放慢，勞動年齡人口從2012年開始連年下降，相應地，勞動年齡人口對老年人口的“支持比”也在不斷下降，我國在國際上勞動密集製造業的比較優勢在不斷削弱。根據我國人口的變動趨勢，未來中國勞動力將會變得越來越稀缺，勞動力成本也會不斷攀升。
上觀新聞：您曾說過，建設創新型國家最重要的基礎是人，是我們的孩子。
左學金：是的。1964年人口普查，10個中國人中4個是0-14歲小孩，而現在6個中國人中只有不到一個小孩。我國對孩子的人力資本投入，尤其是對約6000萬農村留守兒童和3000萬進入城市的流動兒童的教育投入還遠遠不足。要成功建設創新型國家，就要從孩子的教育開始。
改革開放之前，很多人一輩子就從事一個職業，在一家部門工作。現在的情況不同了，一個人一生可能在很多家部門工作，從事好幾種職業。另外，未來人工智能也會對就業產生影響，較為機械的崗位很容易被機器替代。而我們國家也相應做出了科技強國的決策，更加強調經濟的高品質增長，所以提高人口素質是當務之急。我們要注重教育，樹立終身學習的概念，不斷加強培訓，讓自身能力適應人口發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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