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放緩中的老齡化因素

比較日本、中國台灣、韓國的人口結構和經濟增長率，發現隨著中位年齡、60+歲老人比例、老齡化指數的提高，經濟增長率直線下降，呈強相關。圖/視覺中國

文 | 易富賢

2012年以來中國的經濟不斷下行，很多人聚焦於經濟政策，其實重要原因之一是人口老化。

以日本為例，看人口結構對經濟的影響

人口（生產、消費、創新）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年輕人越多，創新活力就越強，所以中位年齡反映了一個經濟的創新活力，影響著技術進步率，從而影響了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勞動力是經濟的動力，老年化則是阻力，老年撫養比是指100個20－64歲勞動力所要負擔的65+歲的老人數，與經濟增長率直線強負相關。老齡化指數是指100個0－14歲兒童對應的65+歲老人數，數字越高說明老齡化越嚴重。

本文的國際人口數據，過去的是采納各地區官方公布數據，未來的是將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7》中、低方案平均。中國未來的人口數據則是假設通過鼓勵生育，將生育率穩定在1.2。經濟數據來自世界銀行。

1947年日本的中位年齡只有22歲，而美國為30歲。青年日本追趕中年美國，1947年－1973年、1974年－1991年日本的GDP分別年均增長9.0％、4.0％，美國年均隻增長3.9％、2.8％。在1990年前後，日本的經濟如“日”中天（就像2012年前的中國）。

但是1992年日本經濟開始“日”薄西山。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是經濟政策失誤，是周期性的衰退。但哪有20多年還走不出來的周期？有人將日本的衰退歸罪於1985年的“廣場協議”；但事實上日本GDP在協議簽署前六年年均增長3.9％，在後六年年均增長4.7％。

其實日本是無“人”為力了。日本的生育率（婦女人均生孩子數）在1951年開始低於美國，1951年－2017年平均只有1.77，美國是2.33。日本的人口快速老化，中位年齡、老齡化指數、65+歲老人比例、老年撫養比分別在1967年、1988年、1992年、1993年開始超過美國，人均GDP增速也在1992年開始低於美國和世界平均水準。2017年日本的中位年齡高達48歲，美國只有38歲。1992年-2017年日本GDP年均隻增長0.9％，而美國則增長2.5％。從1994年到2017年，日本的經濟佔全球比例從17.7％降到6.0％，相當於美國的比例從67％降到25％。

年輕勞動力減少導致製造業補員不足，從事工業的勞動力佔總勞動力的比例從1992年的35％降至2018年的25％，2018年從事工業的勞動力數量比1992年下降了27％，並且結構老化，生產和創新能力都下降，從而使得製造業出口佔全球比例從1993年的12.5％下降到2017年的4.8％，全球500強企業中的日企從1992年的149家減少到2018年的52家。

老人的增加會導致儲蓄率下降和投資來源減少，勞動力減少則會導致投資回報率下降，這樣投資率也必然降低。日本的國內儲蓄率、投資率分別從1991年的36％、34％降至2016年的25％、24％。

年輕勞動力減少導致經濟減速和財經收入減少，老人增加使得醫療、社保等開銷增加，從而增加政府債務，然後通過稅收增加企業和家庭的負擔。比如日本用於醫療的公共支出佔GDP比例從1990年的4.4％增加到2014年的8.6％，用於退休金的公共支出佔GDP的比例從1991年的4.9％增加到2013年的10.2％，政府債務佔GDP比例從1991年的63％提高到2016年的236％。日本政府為了鼓勵生育，只好在2014年將消費稅率從5％提高至8％，2019年再提高到10％；但是提高稅率，會降低經濟活力和養育能力。

2030年、2050年日本的中位年齡將高達52歲、55歲，美國則只有40歲、44歲；日本的65+歲老人比例將高達31％、38％，美國只有21％、23％。今後日本經濟將“日”暮途窮。

低生育率陷阱比中等收入陷阱更可怕

中國台灣、韓國憑借年輕的人口結構，與美國的人均GDP差距不斷縮小，但是生育率分別在1986年、1984年開始低於美國，1985年－2017年平均只有1.43、1.38，而美國則還有1.97。中位年齡、老齡化指數、65+歲老人比例、老年撫養比開始超過美國的時間，中國台灣分別是2010年、2009年、2022年、2028年，韓國分別是2009年、2009年、2023年、2027年；達到日本1992年的時間，中國台灣分別是2012年、2013年、2016年、2017年，韓國分別是2010年、2012年、2015年、2017年。台、韓已經開始陷入日本1992年後那樣的經濟困境。2012年－2017年台、韓的年均GDP增長率分別只有2.3％、2.9％，隻略高於美國的2.2％，2018年則都低於美國，預計幾年後人均GDP增速也將低於美國。

由於人口結構比美國老，經濟活力低於美國，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的比例，日本從1995年的151％降至2017年的65％，意大利從1992年的91％降至2017年的54％，希臘從2009年的63％降至2017年的31％。1960年台、韓的人均GDP都隻相當於美國的5％，2011年分別增至42％、48％，然後徘徊不前；由於人口結構即將全面惡化於美國，今後人均GDP可能將降至美國的30％以下。跨過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日、台、韓，由於深陷低生育率陷阱，可能將重陷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大陸由於計劃生育，生育率在1991年就開始低於更替水準和美國，1991年－2016年中國平均只有1.39，而美國卻有1.99。中國的中位年齡、老齡化指數、65+歲老人比例、老年撫養比分別在2014年、2020年、2033年、2036年開始超過美國，分別在2015年、2017年、2021年、2023年達到日本1992年的水準。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目前的年齡結構非常類似於日本1992年。中國的國內儲蓄率也從2010年的52％降至2017年的47％，投資率從2013年的47％降至2017年的44％，地方債務開始增加。20歲－49歲的勞動力在2013年開始負增長，從事工業的勞動力佔總勞動力的比例從2010年的30％降至2018年的26％，2018年從事工業的勞動力數量比2010年下降了12％，並且結構老化，導致實體經濟萎縮，製造業出口佔全球比例從2015年的18.8％下降到2017年的16.6％，可能還將繼續下降。

從年齡結構看2019年全國和各省份的經濟增長

比較日本、中國台灣、韓國的人口結構和經濟增長率，發現隨著中位年齡、60+歲老人比例、老齡化指數的提高，經濟增長率直線下降，呈強相關。

中國大陸由於勞動力流動，又進行了財政轉移支付、養老金全國統籌等，降低了老齡化對區域經濟的影響，但是2016年-2018年的各省的中位年齡、60+歲老人比例、老齡化指數仍與這三年的平均GDP增長率呈中等程度的相關。

比如，根據全國2016年－2018年這三年的人口參數，以中位年齡、60+歲老人比例、老齡化指數與GDP增長率的相關性公式，分別推算GDP增長率為2.67％、3.33％、2.90％，平均為2.97％（推測），但是“公布”數據卻為6.73％，是“推測”的2.27倍，原因有四：第一，頒布了有效的經濟政策，減緩了老齡化對經濟的衝擊。第二，還有後發優勢。第三，有人口規模優勢。第四，各省的統計方法有異。

用同樣的方法，發現2008年－2015年全國的“公布/推測”分別為1.91、1.93、2.29、2.14、1.86、1.95、1.95、1.99，平均為2.00，而2016年、2017年、2018年卻增加到2.08、2.32、2.43，可能是因為頒布了更有效的經濟政策。如果“公布/推測”也為2.00，那麽2016年、2017年、2018年的GDP增長率隻應為6.4％、6.0％、5.4％。

人口並非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基礎設施、區位、交通、自然條件、資源、創新能力等“非人口因素”也影響經濟增長，因此各省的“公布/推測”差別很大。

2017年東北的60+歲老人比例、老齡化指數、中位年齡在全世界僅低於日本、意大利、德國、葡萄牙，這四國2013年－2017年的年均GDP增長率分別只有1.28％、0.34％、1.67％、1.18％。東北的產業結構和創新水準遠不如這四國，經濟增長率卻還如此亮麗，可能因為：第一，經濟的全國調劑緩解了老齡化對東北經濟的影響；第二，振興東北政策奏效；第三，經濟數據被高估，比如中紀委公布的報告中曾提到“一個時期遼寧全省普遍存在經濟數據造假問題”。

廣東的“公布/推測”只有1.48，原因可能有三：第一，經濟的全國調劑稀釋了廣東的經濟優勢；第二，外來勞動力多，將工資寄回老家，貢獻了家鄉的內需和經濟；第三，經濟數據被低估。

上表的右側是根據2019年的中位年齡、60+歲老人比例、老齡化指數，推測經濟增長率，全國的三套數據平均為2.52％（推測），然後乘以校正參數。其中“校正1”是各省的“推測”乘以各自2016年-2018年的“公布/預測”，也就是說假設2019年“非人口因素”對經濟的影響與2016年－2018年一樣。“校正2”是在“校正1”的基礎上乘以1.102。“校正3”是所有省份的“推測”乘以2.0（全國2008年-2015年平均“公布/推測”）。

年齡結構與後發劣勢

有學者預測中國經濟總量（現值美元）將在2025年－2030年超過美國；以購買力平價為標準，2035年、2050年中國的人均GDP將達到美國的50％、70％，2030年、2050年經濟總量將是美國的2倍、2.8倍。這種預測既會導致國內的盲目樂觀，也會導致國際的“戰略焦慮”。其理論是建立在“2050年中國總人口是美國的4.0倍”的基礎上，認為中國還有後發優勢，當年日、台、韓達到中國大陸目前的經濟水準之後，經濟仍高速增長幾十年。

以現值美元為標準，2018年中國大陸的人均GDP達到美國的16％。日、台、韓的人均GDP則分別是在1960年、1979年、1987年達到美國的16％，以該年為“起點年”，在此後的第1－17年，GDP年均增長7.4％、7.9％、7.0％；在此後的第18－32年，GDP年均增長4.2％、4.6％、3.4％。

其實，“後發”不等於必然有“優勢”。有年輕的人口結構為支撐，“後發”可以變為“優勢”，否則，就會成為“劣勢”。中國大陸由於計劃生育，2050年總人口並非是美國的4.0倍，而只是2.9倍；年齡老化，打亂了經濟增長的“自然”趨勢。

1960年的日本、1979年的中國台灣、1987年的韓國的中位年齡分別只有26歲、23歲、26歲，美國分別是29歲、30歲、32歲；65+歲老人比例分別只有6％、4％、5％，美國分別是9％、11％、12％；日、台、韓的20歲－64歲勞動力都還在快速增長。而2018年中國大陸的中位年齡已達40歲，美國只有38歲；中國大陸的65+歲老人比例為12％，美國為16％；中國大陸的20歲－64歲勞動力已於2017年開始減少，而美國則要到2050年前後才會停止增長。可見，當年是青年日、台、韓追趕中年美國，而2018年是中年中國大陸追趕中年美國。

在人均GDP達到美國16％之後的第17年，日、台、韓的中位年齡分別為31歲、30歲、34歲，美國分別為29歲、34歲、36歲，差距不大；日、台、韓的65+歲老人比例分別只有8％、8％、9％，比美國的11％、13％、12％要低；日、韓、台的20歲－64歲勞動力分別是“起點年”的136％、142％、128％，美國則分別是129％、124％、123％。而2035年中國大陸的中位年齡超過48歲，美國不到42歲；中國大陸的65+歲老人比例為24％，美國只有22％；中國大陸的20歲－64歲勞動力只是2018年的86％，而美國是2018年的104％。

在人均GDP達到美國16％之後的第32年，日、台、韓的中位年齡分別為38歲、38歲、43歲，美國分別為33歲、38歲、38歲，都屬中年；日、台、韓的65+歲老人比例分別為13％、11％、15％，美國分別為13％、14％、16％；日、韓、台的20歲－64歲勞動力分別是“起點年”的152％、172％、145％，美國則分別是160％、147％、136％。而2050年中國大陸的中位年齡高達56歲，美國只有44歲；中國大陸的65+歲老人比例高達33％，美國只有23％；中國大陸的20歲－64歲勞動力只是2018年的67％，美國是2018年的108％。老年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速不可能超過中年美國。

根據年齡結構判斷今後的經濟增長

日本的65+歲老人比例、老年撫養比分別在1992年、1993年超過美國，人均GDP增長率在1992年開始低於美國，當時中位年齡超過美國5歲。

2033年、2036年中國大陸的65+歲老人比例、老年撫養比分別開始超過美國，中位年齡則分別超出美國7歲、9歲，那麽人均GDP增長率可能在2035年前後開始低於美國。

中國大陸的人口有可能減少到2050年的10.8億。美國的總人口則將從2018年的3.26億增加到2050年的3.70億。

美國的人口結構變化平緩，又引領世界經濟潮流，但經濟增速仍然隨著老齡化而減速。本文以中、美2018年的GDP總量為預測基礎，假設2019年、2035年、2050年的人均GDP增長率，美國分別為2.0％、1.7％、1.3％，中國分別為6.3％、1.7％、1.0％。那麽2020年、2025年、2030年、2035年、2040年、2050年的GDP增長率，美國分別為2.6％、2.4％、2.3％、2.1％、1.9％、1.5％，中國分別為6.0％、4.3％、2.7％、1.2％、0.8％、0％。

以現值美元為標準，中國大陸的GDP總量相當於美國的比例將從2017年的63％增加到2031年的83％，然後下降到2050年的67％，可能無法超過美國。中國大陸的人均GDP將在2035年達到美國的24％，2050年降至美國的23％。

以購買力平價為標準，中國的經濟總量相當於美國的比例將從2017年的120％提高到2031年的158％，然後下降到2050年的131％；人均購買力將在2035年達到美國的45％（峰值）。

即便2018年中國的總人口數采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3.95億，2050年也將降至11.95億。在上述同樣的人均GDP假設下，中國的GDP總量相當於美國的比例也只能在2031年達到83％，然後下降到2050年的69％。

面對嚴峻的老齡化危機，有以下四點建議：1.優化“非人口因素”，以緩衝老齡化對經濟的衝擊；2.完善教育、醫療政策，以充分利用現有的人口資源；3.進行適度的戰略收縮，以避免社會、外交危機；4.最重要的是，頒布休養生息的政策。

提升生育率對近期的經濟不一定有立竿見影的功效，但是將給今後幾十年的經濟和社會注入持續的活力，將改變社會的各個層面，功近而德遠。

（作者為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研究員；編輯：蘇琦）

（本文首刊於2019年3月4日出版的《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