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277年，中國東南沿海倭患不斷。其中，嘉靖年間倭寇猖獗，對東南沿海的社會生產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社會經濟和人民生命安全損失甚大。
在抗倭戰爭中，湧現了戚繼光、俞大猷、胡宗憲等名將，但實際上，嘉靖朝首任治倭長官是不為人熟知的朱紈。朱紈實行嚴格的海禁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最終以個人悲劇收場，湮沒在故紙堆中。
明朝建立初期，中國東南海上有較多的張士誠、方國珍余部，這些殘余勢力與原統治區有著千絲萬縷萬縷的關係，不斷對東南沿海進行侵襲。元末以來,來自日本的倭寇愈演愈烈，東南沿海地區形式較為緊張。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對東南沿海地區海上貿易的重要性與人民對海洋的依賴認識不足，面對這樣的局勢，於洪武七年將泉州、明州、廣州三處市舶司裁撤，並於洪武十四年“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又下令禁濱海民私通海外諸國”，正式開始了海禁。此後，明政府又多次下令嚴厲海禁。洪武二十七年，為徹底取消海外貿易，又一律禁止民間使用及買賣舶來的番香、番貨。
為了嚴格海禁政策的執行，明政府於洪武二十年將舟山和其他46山(島)的居民徙至內陸，廢棄了這些土地。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規定了嚴酷的處罰辦法:“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向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泄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明政府對參與買賣外國商品的居民也不放過,“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現有者限以三月盡。”
與海禁政策同步的是設立東南沿海衛所。為了防備倭寇對東南沿海的侵擾，朱元璋在東南沿海整頓海防“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信國公湯和往浙江整飭海防，命福建備海舟百艘，廣東倍之”，並設立了大量的衛所。洪武十九年又命信國公湯和於至江浙一帶築城五十九座以庇護百姓。
海禁政策初期對保障東南沿海不受倭寇侵擾起過一定積極作用。但是，從長遠看並不利於抗倭與東南地區發展：東南沿海地區人民生活大多依靠海洋，海禁使得閩浙百姓生活困苦不堪。許多百姓鋌而走險出海貿易以資生存，在受到官府追捕時被迫加入倭寇的行列。而對沿海地區島嶼的棄置，又給海盜提供了棲身之所。海禁政策並不能完全禁絕海上貿易，走私商販為謀取暴利活躍於東南沿海。為了保證自身利益，不法商販往往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並勾結海盜，與沿海勢家大族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到了嘉靖年間，經過將近200年的發展，東南沿海地區的海盜群體日益龐大，走私活動猖獗。此時的日本正值戰國時代前夜，國內戰亂不斷，越來越多的破產武士難以生存，來到富饒的中國東南沿海劫掠。而中國承平多年，東南地區武備廢弛，“浙、閩海防久墜，戰船、哨船十存一二，漳、泉巡檢司弓兵舊額二千五百餘，僅存千人”，倭寇“剽掠輒得志，益無所忌，來者接踵”，對東南沿海造成很大的破壞“吳粵之民食不暇炊，臥不安枕，農夫釋耒，紅女寢機。甚則族類離散，逃竄別邑。或父子老弱系虜相隨於路，其死傷者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沿海郡縣幾為丘墟，其禍慘於正統時矣”。
面對越來越嚴重的倭患，明政府於嘉靖二十六年命右副都禦使朱紈“提督浙、閩海防軍務，巡撫浙江”，負責起東南沿海的抗倭事宜。
朱紈是正德十六年進士，在各地任職多年，有豐富的政治經驗，正直清廉，並有指揮軍事作戰的經歷。朱紈到任後，發現當地局勢很複雜。當初太祖下令“片板不許入海”，之後走私貿易猖獗“承平久，奸民闌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國入互市”，在此時甚至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組織機構“閩人李光頭、歙人許棟踞寧波之雙嶼為之主，司其質契”。龐大的走私團夥背後是閩浙地方豪強“勢家護持之，漳、泉為多，或與之通婚。假濟渡為名，造雙桅大船，運載違禁物，將吏不敢詰也”。
在貿易中，中國走私商人“頗抑勒其值”，在無法償還時便以報官恐嚇以求拖延。由於始終無法兌現，倭人大怒，勾結中國海盜殺人取償“內地奸豪往往與為市，不償直。夷索逋急，則哃喝官府以縱寇為詞，共出則陰泄之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我挾王資而來，不得直，何以歸報？因盤踞島中，亡命無賴及小民迫於貪酷，饑寒困苦者鹹相率從亂”。在報復的過程中，倭寇看到中國東南沿海武裝力量極為薄弱，於是便放棄走私貿易轉而進行無本萬利的武力劫掠。
面對這樣的狀況，“淸強峭直，勇於任事”的朱紈采納了僉事項高和部分士民的意見，認為“不革渡船則海道不可清，不嚴保甲則海防不可複”，上疏朝廷要求再次嚴厲海禁，以求杜絕倭患。朱紈在此次禁海中做的極為出色“視事日悉掃一切應酬，早夜申約束通海內地奸民”，在最高長官以身作則下，閩浙地方海禁執行嚴格“革渡船，嚴保甲，一切禁絕私市”。
在這樣的高壓下，走私貿易受到嚴重打擊。但是，閩浙大族與普通百姓都靠海為生，如此嚴厲的海禁政策截斷了其收入主要來源，招致了地方上下的一致反對“閩人資衣食於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壞之”。勢家大族想要拉朱紈下水，從金錢和仕途上對朱紈威逼利誘“寧波趙文華啖以南京侍郎，挾以身後之禍，說以市舶之利，與屠僑屠大山內外交煽尤力”。但是朱紈一心以海禁除倭報國為重，不為所動，厲行海禁“公有文武才略，清強峭直，深惡墨吏大猾如仇讎，前後所操切，黃墨以下多望風解印綬去”。
在嚴格海禁的同時，朱紈還采取了一系列強硬的軍事措施，有效地打擊了沿海倭寇“公提兵平漳州同安寇，撫島夷六百人；移鎮定海，屢破賊餘皇，又大破賊於溫、盤、南麂諸洋”，並於嘉靖二十七年四月擒獲賊首許棟，填塞了海盜的重要根據地雙嶼島。但是在朝中閩浙籍官員的左右下，朱紈僅僅得到一次封賞。
由於利益上的不可調和，朱紈與閩浙大族的矛盾愈演愈烈。嘉靖二十七年五月，僅僅在填塞雙嶼島的後一個月，日本貢使未按期來貢，朱紈請求朝廷允許。夜晚有人以書信投到貢使居住的驛館，挑撥貢使襲殺朱紈，閩籍官員得知此事但並未告訴朱紈。所幸這次挑撥未能得逞，而朱紈的請求在阻撓下也未得允許。與此同時，閩浙大族借口朱紈擒獲的“皆良民，非賊黨”，並且“挾製有司，以脅從被擄為輕比，重者引強盜拒捕律”。朱紈上疏申辯，“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並使用手中的權力便宜行戮。閩浙士大夫對此驚恐痛恨，“於是諸不便者大嘩詆誣，惑亂視聽”，發動在朝為官的閩浙籍言官周亮、葉鏜彈劾朱紈。世宗受到蠱惑發生動搖，將朱紈由原任提督閩浙軍務、巡撫浙江改為浙江巡視，“仍改巡視，事寧回京。凡一切政務，巡按禦史如舊規行”。
此次落職對朱紈影響極大，他手中的權力大大縮水，不能再像以前一樣有效貫徹自己的政策。面對這種情況，朱紈數次上疏朝廷申辯，在奏折中“語多激憤”，觸怒了當時朝中的首輔嚴嵩“因而有侵執政語，執政聞之亦不善也”。
在落職之前，朱紈擊敗了劫掠詔安的佛郎機人，抓住了另一個重要賊首李光頭，將之處死，並以此為契機彈劾世家大族“複以便宜戮之。具狀聞，語複侵諸勢家”。這一次，言官陳久德彈劾朱紈擅殺，朝廷“落紈職，命兵科給事中杜汝禎按問”。朱紈自知因為自己行事清廉剛果，得罪了朝廷大員與閩浙勢族，又無錢賄賂前來調查的官員，不願對簿，於是飲毒藥自殺“公居恆歎吾貧無賄賂不任獄，病痔不任獄，負氣不忍詬不任獄。縱天子不欲死我，大臣且死我；大臣即不死我，而二粵之人必死我。我死自決之，不以授人也。乃草生誌，慷慨引鴆以卒。年僅五十有八”。果然，朱紈死後按問官員回復朝廷，坐朱紈擅殺。朝廷下令逮捕朱紈，朱紈已死，便把朱紈的兩個得力副手海道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問成死罪關押。
朱紈死後，朝廷罷免巡視大臣數年不設，海禁再度松弛，朱紈整頓的武備也再度廢弛。“自紈死，罷巡視大臣不設，中外不敢言海禁事。浙中衛所四十一，戰船四百三十九，尺籍盡耗。紈招福清捕盜船四十餘，分布海道，在台州海門衛者十有四，為黃岩外障，副使丁湛盡遣散之，撤備弛禁”。
此後未有多久，東南沿海倭患大作。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其中勢力最大的正是在閩浙勢家庇護下逃走的大盜許棟的手下汪直“若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素窟穴其中者以內地不得逞，悉逸出海島中為倭謀主，誘之入寇。而海中巨盜遂襲倭服飾旗號，並分艘掠內地，倭患日劇”。卷土重來的倭寇遇上再度廢弛的東南軍備，直將大明繁華富庶的東南地區攪得一片狼藉，明政府動員了極大的力量方才重新將滿目瘡痍的東南安定下來。
朱紈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朱紈個人為官清廉敢於任事，在具體執行中，他才兼文武，從政策貫徹和軍事手段上雙管齊下，有效的打擊了東南地區已成規模的倭寇，是難得一見的優秀官吏。但由於他所有效維護的是一條已經落後於時代的政策，海禁在當時已經成為阻礙東南地區發展的障礙，所以他的悲劇可以說是注定的。
在朱紈自殺後的17年，即隆慶元年（1567）年，大明宣布解除海禁，允許民間商人遠販東西二洋。東南各地的民間貿易走向繁盛，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文：清涼山居士
參考文獻:《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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