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慶元年為何能夠開放海禁，最終讓大明賺的盆滿缽滿

明穆宗畫像

(一）都是海禁惹的禍

隆慶元年（1576），福建巡撫向新皇帝隆慶朱載垕上疏，歷陳朝廷開放海禁，準許百姓前往東西二洋貿易的緊迫。內閣成員在幾次討論後，決定將此形成票擬報給剛剛登基的新皇帝明穆宗。沒多久得到批準，由此改變了自朱元璋洪武四年（1371）時期定下的“仍禁瀕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的原則，此後影響深遠，為大明王朝創造了巨大經濟效益。

鄭和下西洋

對於海禁，朱元璋是非常嚴厲的，直到洪武十四年和二十三年以至洪武三十年（1397）多次對此國策進行重申“中國金銀、銅錢、段匹、兵器等物，自前代以來不許出番，今兩廣、浙江、福建愚民無知，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貨物，故嚴禁之。沿海軍民官司縱令私相交易者，悉治其罪。”《明太祖實錄》

可以說嚴禁海禁，是朱元璋一貫政策。在永樂朱棣時期，將其父的政策延續下來，在詔書中重申“緣海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今後不許，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明太宗實錄》

嘉靖影視形象

此後大明的海禁得到了延伸執行，到了嘉靖時期，一味追求仙道的他更是按照“祖製”要求，在發生“寧波爭貢”事件後，給明朝當時實行海禁政策的一派官僚抓住了口實。但不管怎樣說，關於是否開海已成了嘉靖後期的迫切問題。就連明朝也不曾想到，關閉市舶司，實行更為嚴厲的海禁曾策，恰恰為走私貿易的興旺提供了有利時機。寧波爭貢事件被稱為“後期倭寇的發端”，就是直接導致了勘合貿易的終止，刺激了海上走私貿易的橫行。大明王朝在嘉靖時期，關於海禁與倭寇已經成了燃眉之急。一些頗有眼光的人，對倭寇猖狂的根源給予了深刻的剖析，當時有一個叫唐樞的人在回答胡宗憲的谘詢時，直言不諱地指出，由於海禁政策的不斷嚴厲，商人轉而為寇：“嘉靖六七年後，守臣奉公嚴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寇。嘉靖二十年後，海禁愈嚴，賊夥愈盛。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始系於此。”與此同時並向其提出五個方面的具體措施和建議。

海盜圖

嘉靖四十三年（1564）渴望開海如同海上波瀾一般的壯闊言論在原任福建巡撫譚綸給已經走向盡頭的嘉靖上書大聲疾呼開海的“經久善後六事”，“閩人濱海而居，非往來海中則不得食，自通番禁嚴，而附近海洋魚販一切不通，故民貧而盜愈起。宜稍寬其法。”《皇明馭倭錄》這件事情最終交到了隆慶這裡，在登基的第一年，正式下達“準販東西二洋，朝廷允準”的局部開海通知。《東西洋考》

（二）隆慶朝的花，萬歷結出了“果”

在開海之後，明朝也加入了東西貿易大朝，江南市鎮，多層次商品市場的繁榮，思想解放的潮流，西學東漸與放眼世界現今中國人無不成了那個時代的色彩。到了萬歷八年（1580），西班牙、葡萄牙、還是後來的荷蘭，在與明朝的貿易中，始終處在逆差之中。當時的德國學者弗蘭克在《白銀資本——重視全球經濟化中的東方》中闡釋說：“外國人，包括歐洲人，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國人支付白銀，這也確實表現為商業上的‘納貢’。”根據他的研究得出結論，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每周生產白銀30000噸，日本生產白銀8000噸，最終流入明朝的白銀達到7000噸，約佔世界白銀的四分之一。有的學者認為，通過貿易管道，全世界白銀的一半最終流入中國。

出海船隻

明朝的對外貿易之所以取得如此輝煌的業績，主要還是因為自身產品品質過硬，“中國的絲織工業，因為具有長期的歷史背景，技術比較進步，成本比較低廉。”《全漢晟》而這一實績突出的地方正是晚明的江南，太湖流域的絲綢因為盛產優質絲綢被稱為“湖絲”。江南其他地區的棉布號稱“衣披天下”一時聞名遐邇，遠銷海外。

大量事實表明，從隆慶一朝開放如花的海禁政策，把先前的走私貿易逐漸引向合法，這種舉措加速了港口的繁榮。“我穆廟（明穆宗）時除販夷之律，於是五萬之賈熙熙水國。分市東西路……而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並賴，其殆天子之南庫也。《張夔東西洋考》

據統計，從1574年到1644年，每年進入馬尼拉港口的明朝商船數量大幅對領先日本等國家在1320艘商船，來自明朝的達到1013艘。這一現象隨著明朝末年的諸多社會因素逐漸走向衰落，當清朝入關後，迅速實行海禁，直到雍正時期才對此重新進行局部開禁，但是已經鮮有明朝取得得輝煌成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