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捷克作家伊凡·克裡瑪：讓意義的光，照亮這個世界

作者=景凱旋

來源=2019年2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2018年6月，我應移居捷克的朋友徐暉、韓葵夫婦的邀請，在布拉格住了一個月，其間我曾兩次與捷克著名作家伊凡·克裡瑪見面交談。克裡瑪的作品大都已在國內出版，如《我快樂的早晨》、《我的瘋狂世紀》、《我的金飯碗》、《終極親密》、《等待黑暗，等待光明》和《沒有聖人，沒有天使》、《布拉格精神》等。我們的第一次見面是在布拉格老城區的捷克筆會所在地，克裡瑪現在是捷克筆會的名譽主席，在座還有幾個捷克作家；第二次見面是在布拉格近郊克裡瑪的家裡，他的妻子海倫也在，但沒有參加我們的談話。

克裡瑪已經87歲，身體看上去很健康，眼睛炯炯有神。每逢有筆會活動，他都會獨自乘有軌電車去老城。儘管他已擱筆，但思維仍然很敏捷，回憶往事，他顯得溫和、平靜，有時還會流露出幽默的神情，這是一個對人生已經有了自己的定論，寬厚地看待世界的老人。我們的談話算不上採訪，而是很隨意地聊天，我覺得這也是克裡瑪現在喜歡的談話方式。

兩次見面交談都由徐暉夫婦引薦和陪同，精通中文的捷克翻譯家李素做我們的翻譯，目前她已經將許多當代中國文學作品譯成了捷克文。以下的對話根據錄音整理，對於徐暉夫婦和李素的幫助，在此謹表謝意。

|對話|

2018年6月4日，布拉格老城區捷克筆會

除了寫作，別的事我都不會

景凱旋：非常高興今天看到了許多捷克作家，看到了克裡瑪先生，我一直都很喜歡捷克文學。這次一到布拉格，我們就去看了哈謝克的墓地。中國讀者熟悉卡夫卡、裡爾克、哈謝克、卡佩克等作家、詩人。1980年代，中國讀者又開始知道了塞弗爾特、昆德拉、赫拉巴爾和你。今天終於見到了你本人。你的作品大都已在中國翻譯出版了，我也曾譯過你的《我快樂的早晨》和《布拉格精神》。

伊凡·克裡瑪：翻譯我的作品很難嗎？

景凱旋：不是太難，你的作品故事性很強，寫得很有趣，並且讓人思考生活。

伊凡·克裡瑪：我非常高興，我的作品會在這麽遙遠的國家出版，而且讀者那麽多。

景凱旋：我很想知道，你當時怎麽能夠堅持二十年的地下寫作，是完全出於對文學的熱愛？

伊凡·克裡瑪：我當時也有許多煩惱，我知道我要繼續寫作，因為除了寫作，別的事我都不會。當然，也是因為我在國外有出版代理人，有出版社願意出版我的作品，美國、英國、德國的出版社，所以我知道我的作品會出版，我不會面對完全沉默、完全被遺忘的那種狀態。

景凱旋：不過，當時你和許多捷克作家都失去了工作，如果無法在國內出版作品，是否在生活上會發生困難？

伊凡·克裡瑪：我們當時的寫作處境其實並不是很糟，有很多國外的出版社，把我們的作品翻譯成德文或英文，也有國外的出版社出版捷文的作品，然後運送到捷克。雖然在捷克出版不了我們的作品。

景凱旋：國外好像有很多出版社出版捷克文的作品。

伊凡·克裡瑪：對，德國、奧地利都有加拿大也有一個專門出版捷克文學作品的出版社。

景凱旋：我覺得薩米亞特是20世紀世界非常有意義的一個文學現象。

伊凡·克裡瑪：我們當時的薩米亞特的印刷量有好幾百冊。事實上，我的作品一直都能在國外出版，所以基本生活並沒有很大問題。最初，當局會扣除國外寄來的大半稿費，後來我就托別人將稿費帶回國，這些稿費足夠維持日常生活了。

無論什麽處境，都要真誠的熱愛生活

景凱旋：在“布拉格之春”之後，你當時在國外，完全可以留在美國，但是你卻選擇回國。在你的一篇小說《我快樂的早晨》裡，一個女的出國了，她回國後見到她的男朋友，就勸男朋友出國，但是她的男朋友認為，在兩種壞的選擇中，他選擇一個最不壞的，就是留在自己的國家。那麽，在你看來，生活的真正意義是什麽？

伊凡·克裡瑪：這個問題沒有一個唯一的回答，我相信每個人都應該尋找自己生活的意義。這個意義可以意味著好多的事情，每個人都不同，每個人都必須找到自己的回答。比如說，當一個好父親或者當一個好公民，都是很有意義的。

景凱旋：“生活在真實中”曾構成捷克作家的精神力量，您是如何理解這個短語的？它與文學有何關係？

訪問者景凱旋與克裡瑪

伊凡·克裡瑪：我想，“生活在真實中”就是，無論在什麽處境下，都要真誠地熱愛生活，愛自己的親人、朋友和情人。對於文學來說，應當是一種自由的寫作。在全權社會，文學的意義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反抗公共領域的謊言、盡量去尋找真正有人生意義的那些主題。

景凱旋：捷克當代文學中有許多性愛關係的描寫，這與現代西方文學通過性愛表現孤獨的個人性有什麽不同？

伊凡·克裡瑪：性愛是人與人最親密關係的體現，我們的生活和人性曾遭到扭曲，甚至人最親密的關係也是不可靠的，可能捷克作家的作品更注重社會的層面吧——維護人的尊嚴、承擔社會責任，一直是捷克文學的傳統。

景凱旋：你的小說中好像都是在思考什麽是生活的意義。在你的作品中，總是表現現代人的精神虛無。你後期的作品都寫到了宗教的作用，寫到了人和人的親密關係，終極的親密。你似乎在追尋這個問題。但是，你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沒有聖人，沒有天使，但仍然還存在終極親密。

伊凡·克裡瑪：說的非常對。

景凱旋：西歐作家描寫性愛關係，這種關係往往是一個失敗。在你的作品中，性愛最後往往也是失敗的結局。但是，你的人物會去思考這個問題，即這種親密關係有沒有一個更好的結論，而西歐作家不思考這個，只是告訴讀者，生活就是這個樣子。

伊凡·克裡瑪：西歐作家其實也在尋找他們的答案，不是完全虛無的。

景凱旋：我覺得加繆就是這樣，我覺得你倆有相同的思考。

伊凡·克裡瑪：我很喜歡加繆，可能也受到他的影響。我也喜歡薩特，法國的那些作家我都喜歡。

景凱旋：法國的作家，尤其是存在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本質上也是在思考人生的意義。

伊凡·克裡瑪：我見過薩特。

景凱旋：我記得你在回憶錄中寫道，薩特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訪問布拉格時告訴你們，雖然史達林犯了錯誤，但蘇聯還是對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主題還是對的，因為西方已經沒有什麽新的東西了，你當時在旁邊說了一句：的確是這樣，尤其當人不必生活在其中時。這是一句諷刺的話，對嗎？

伊凡·克裡瑪：有可能。

景凱旋：美國作家菲裡普·羅斯上個月去世了，你知道這個消息了嗎？

伊凡·克裡瑪：我和羅斯是很好的朋友，他是個真正的作家。他去世以後，我和我夫人都寫了很長的文章悼念他。羅斯也是捷克筆會的成員，他生前曾獲得一個捷克的國家榮譽獎，表彰他對捷克文學的推廣，頒獎儀式上他還邀請我陪他去。

菲利普·羅斯

景凱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羅斯曾經訪問布拉格，並同你有一個對話。他說，西方作家什麽都可以寫，但所有事情都不重要；捷克作家什麽都不被允許，但所有事情都很重要。他擔心捷克作家也將面臨西方作家的困境，再沒有什麽重要的東西可寫，他說得對嗎？

伊凡·克裡瑪：當時他確實是這麽說的。其實，我當時也不是完全讚同他的這種說法。

景凱旋：就是說現在捷克已經是民主國家，但仍然有許多東西可以寫。

伊凡·克裡瑪：一個作家什麽題材都可以寫，人與人的關係是那麽複雜、那麽重要、那麽豐富的一個領域，所有的社會體制下都可以去寫這個題材，只不過在全權國家，人們經常會面對一些非常的危機，所以對文學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題材。一個人會經常面對危機，必須做出重要的選擇。你不能很舒服地去生活，你要每時每刻做一些選擇。好的文學可能也是這樣的。目前捷克有許多傑出的青年作家，我相信他們面臨新的時代，一定會寫出非常優秀的作品。

2018年6月11日，布拉格近郊克裡瑪家客廳

我在集中營學會了偷東西

景凱旋：我是在1997年第一次讀到你的小說《我快樂的早晨》，那時候中國還沒有譯介你的作品。我在八十年代曾翻譯過米蘭·昆德拉的小說，昆德拉和你的小說都很幽默，這大概是捷克文學的傳統，但昆德拉是對生活進行解構，那時候由於中國經歷了文革，人們感覺理想幻滅了，有一種“逃避崇高”的說法，這使得昆德拉在中國很走紅。因此，當我讀到你的作品，讀到瓦楚裡克和哈維爾的作品時，感覺與昆德拉不一樣，你們反對犬儒精神，充滿道德情懷。於是我知道，捷克實際上有兩類不同的作家，而許多中國讀者更喜歡像哈維爾、瓦楚裡克和你這樣的作家。前幾天，我們還特地去參觀了特雷津集中營，因為我知道你10歲時就被關進了這個集中營。

伊凡·克裡瑪：是的，我在那裡被關了三年半。我是第一批被送到那裡的捷克猶太人，那是在1941年12月10號，一直到戰爭結束。但特雷津的環境並不是最差的，關在裡面的人還是可以活下來，因為特雷津是納粹的一個對外宣傳工具，允許國際代表團參觀，納粹想讓外界知道，集中營裡的猶太人也不是像人們說的那樣悲慘。特雷津有商店，有樂隊，有洗澡間，但沒有毒氣室。如果被關進奧斯維辛，我今天就不會坐在這裡和你們談話了。

景凱旋：就是說，那時候大家已經知道毒氣室的事了。

伊凡·克裡瑪：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聽說過，那時有許多捷克人移民到國外，從廣播中知道了毒氣室的事，但是當時捷克國內並沒有多少人知道。我記得很清楚，大概在1945年，有一批孩子被關進來，納粹要把他們送到洗澡室，那些孩子就大哭起來，因為他們已經聽說，送去洗澡室就是要被殺死。

景凱旋：我們看到特雷津集中營裡有洗臉池、抽水馬桶，還有烤火的爐子。

伊凡·克裡瑪：在過道裡有共用的洗臉池，房間裡沒有，只能用鐵桶把水帶進房間。冬天會供應一點煤，但是很少，所以還是很冷。我們最難過的是饑餓，我在那裡學會了偷東西，偷了好多東西。偷煤塊、偷土豆，有人被送到別的地方後，他們的東西都存放在一個倉庫中，我們就讓一個人放哨，其他人溜進去拿東西，我從集中營出來時，還帶著一件偷來的睡衣。

景凱旋：我很喜歡你的回憶錄《我的瘋狂世紀》，這部書就像一部捷克的當代史。捷克當代文學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很大。你知道，中國有非常多的讀者。

伊凡·克裡瑪：那我太高興了，我想中國可能也是全世界讀者最多的國家。

景凱旋：而且，捷克作家思考的往往也是現代世界很重要的問題。

伊凡·克裡瑪：全世界最好的作家應當都在思考一些相同的問題。

景凱旋：可能我們和捷克人曾經有過相似的經歷，所以更加走心，讀西方現代作家的作品，還是有不一樣的感覺。

伊凡·克裡瑪：那是因為我們都有過共同的經驗，當然捷克現在已經發生了改變。中國這個國家這麽大，從自然和歷史的環境來說，是不是需要有某種共同的文化意識？

景凱旋：的確如此。不過，所有民族對自由的渴望都是一樣的。我讀你的作品有一個很深的印象，就是捷克現代歷史的變化，在1948年人民是追求社會平等，而到了1968年和1989年則是追求自由。我不知道，這樣說對不對？

伊凡·克裡瑪：也不完全是這樣，二戰後捷克人包括知識分子都很信奉蘇聯的計劃經濟，認為共同勞動、共同分享是很美好的理想，所以在1948年大家都擁護蘇聯式的制度，但後來發現這種經濟體制沒有效率，不如西方資本主義的效率高。所以，到了1989年，人們終於不能忍受了，因為什麽東西都沒有了，大家都渴望提高物質生活水準。

景凱旋：這是人對生活的正常追求。

伊凡·克裡瑪：蘇聯式制度的最大問題是，把人性看得太理想，低估了人性對財產權、對物質生活的追求。但人性從來都不是理想的，如果反對追求個人利益，一個人就會沒有工作的動力，勞動就沒有效率。在這方面，資本主義做得要好一些，一個人只要努力工作，就會獲得個人利益。捷克就是這樣，1989年以後，個人利益有了保障，全社會的生活水準馬上就提高了。

總是在思考什麽是生活的意義

景凱旋：在你的一篇小說中有一些性愛描寫，你在回憶錄中寫道，你母親讀了後有點不高興，她覺得文學應當寫高尚的東西。但後來你母親也忘記了這件事，這個細節挺有意思。

伊凡·克裡瑪：所有的母親都關愛自己的孩子，她其實是擔心我的名譽會受損。她認為我應當寫美好的東西，而不是寫庸俗的東西，這是怕我受到別人批評，是一種單純的母愛的表現。我父親就完全不一樣，他是一個科學家，他認為文學不是他的專業，所以他對我的作品沒有發言權，他讀了我的作品後說，他已經讀了，但寫的什麽他不懂。我的作品在國外出版後，他很高興，覺得我肯定是一個好作家。

景凱旋：就是說，你母親是你的第一個讀者。

伊凡·克裡瑪：是的，不過我結婚後我的妻子就成了我的第一個讀者。我母親喜歡讀書，她懂四種語言，德語、英語、法語和捷克語，很有文化。我父親還會說匈牙利語，他曾經在匈牙利的一個地區讀書。我們這一代會幾種外語的人已經不多了，主要是1948年後，整個國家成了一個封閉的國家，國與國之間的互相交往少了。

景凱旋：1991年你和菲裡普·羅斯有一個對話，你們當時用的是英語嗎？

伊凡·克裡瑪：我們用英語談話。當時我受妻子的影響，學了很長時間英語，而且還在美國生活過半年。我在美國密歇根大學講課和到各地演講時，只能用英語，很少有美國人懂捷克語。

景凱旋：你在作品中表現出普通人對日常生活的熱愛，因為體制反對追求個人利益，要求人人都要無私。胡塞爾曾提出一個概念“生活世界”，他的現象學對馬薩裡克總統和捷克作家很有影響，如昆德拉、哈維爾都提到“生活世界”，但同時胡塞爾和馬薩裡克的學生帕托切克又提出要反抗“日常規則”。在你的作品中，你既抱著同情的眼光描寫了普通人對物質生活的追求，同時又對社會的道德淪喪采取了批判的態度，你怎麽看這兩個似乎有點矛盾的觀點？

伊凡·克裡瑪：馬薩裡克逝世的日子正是我的生日，我還記得我六歲生日時，我母親很傷心地在哭泣。馬薩裡克是從一個哲學家成為政治家，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捷克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當時的捷克有許多政治矛盾，他需要提出一個主張，讓全體捷克人有一個共同的追求，去工作、去努力、去發展這個新的共和國，這是一個實際的目標。而帕托切克一輩子都是一個哲學家，對他所處的現實采取的是批判的立場，所以他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社會。他們倆的觀點不一樣，是因為他們的現實背景不一樣。

景凱旋：所以我很喜歡你對捷克底層社會的描寫，比如寫黑市商人、小販、護士，寫他們千方百計地實現自己的物質欲望，寫得很有趣，對他們的行為既有同情，也有批判，你想表明一個人應當有權利去追求物質生活，同時又要追求比生活更高的東西。在你的作品中，你似乎總是在思考什麽是生活的意義。

伊凡·克裡瑪：你的解讀非常準確。

景凱旋：1989年以後，你創作了幾部長篇小說，比如《終極親密》、《等待黑暗，等待光明》、《沒有聖人，沒有天使》，通過愛情描寫人與人的關係，但那些戀人後來都分手了，最終並沒有真正地結合在一起。你用了一個詞“終極親密”，想思考人與人之間到底有沒有終極親密。就是說體制改變後，仍然會面對人生的許多困惑，尤其在現代社會，人們的情感越來越缺乏。你寫到了宗教的救贖，但好像並沒有結論。

伊凡·克裡瑪：我的意思並不是說“終極親密”是不可能的，而是想表明這種追求是我們的一個目標，是很難達到的一個目標，雖然現實生活中很難達到，但我們應當追求它。

景凱旋：加繆曾闡釋過西西弗斯的神話，認為人生就是一個追求的過程，而不是有一個終極目標。

伊凡·克裡瑪：他描寫的只是人生的一種可能性。

景凱旋：也就是說，作家應當隻對生活提出問題，而不是回答問題。

伊凡·克裡瑪：可以這麽說。作家如果試圖回答問題，那就會降低作品的水準。

景凱旋：你和昆德拉都評論過卡夫卡，你們的觀點不太一樣，當然都很精彩。我更喜歡你的解釋，昆德拉的解釋與大多數人一樣，認為卡夫卡的主人公都是悲劇人物，無法擺脫體制，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你的解釋比較獨特，你認為卡夫卡的主人公是真正的英雄，他們想要進入這個世界，哪怕最後失敗了，也要讓意義的光照亮這個世界。

伊凡·克裡瑪：你的這種理解讓我很高興，因為你讚同我的觀點。卡夫卡是一個非常優秀、非常現代性的作家，他的寫作準確地表現了現代人的人性，想象力非常深刻，他將他自己對人性和對現代社會的看法聯繫在一起，非常精妙，非常有價值。他的《審判》將現代人的處境描寫得非常準確。

景凱旋：許多中國讀者也都非常喜歡卡夫卡的作品。

伊凡·克裡瑪：西方讀者讀到卡夫卡的作品時，都感到很大的震撼，所以大家都很喜愛他，崇拜他。他通過他的想像，對現代世界有很深刻的分析。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我們所了解的卡夫卡實際上和布洛德有很大的關係，是布洛德創造了卡夫卡，他收集、整理和出版了卡夫卡的作品，所以我們知道的卡夫卡實際上是布洛德的卡夫卡，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

對作家來說，制度並不是最重要的

景凱旋：1989年後，捷克制度轉型，成為一個市場經濟的國家。當年捷克作家面對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問題，而是要面對新的問題，這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是否意味著創作上會有新的主題，新的探索？

伊凡·克裡瑪：我認為一個作家關注的應當是人性和人際關係，我就是這樣，我關注的一直是人性和人際關係，制度怎麽樣並不是重要的因素，它對一個作家的唯一影響是外在的，比如發表作品的自由。這種限制對一個作家來說，其實是無所謂的。從前和現在相比，我關注的問題並沒有什麽變化，仍然是人性方面。說到底，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制度並不是最重要的。

景凱旋：就是說，如果一味強調制度的原因會把文學創作簡單化。讀你的作品，總能感受到那些歷經艱難的普通人仍然保持著可貴的人性。

伊凡·克裡瑪：這對讀者來說是最重要的。那天我們也談到了，我當年寫的作品實際上可以在國外出版，有捷文版的，也有外文版的。雖然國內讀者看不到，但只要變成了印刷品，你的感覺就會不一樣，因為讀者會設法得到你的書，從國外回來的人也會把書帶進來。這方面發生過許多有趣的事。有一次，一個捷克留學生帶了兩箱書回國，他來到我家，看見我家門口有幾個警察，嚇了一跳，以為我出事了，就把書埋藏在附近的樹林裡，後來他才知道他搞錯了，其實那天是我的住宅被偷竊了，是我把警察叫來的。我在德國駐捷克大使館有一個朋友，是文化參讚，他每次從德國來都會給我帶來我和其他作家在國外出版的捷文書，然後我就把這些書送給朋友。所以說，當時許多捷克人還是能讀到我的書的。

景凱旋：這個就叫塔米亞特（tamiz－dat），在國外出版又傳回國內的出版物。

伊凡·克裡瑪：當時有許多捷克人移民到國外，他們在國外辦出版社，加拿大的多倫多、英國的倫敦、德國的慕尼黑和瑞士的盧森，一共有四家捷文出版社。這些捷文書一方面是給生活在國外的捷克人看，這些在國外的讀者都是有文化的人，喜歡讀書，形成了一個不小的讀者群。另一方面，這些書還會傳回國內，給國內的讀者看。

景凱旋：讀你的回憶錄，你和哈維爾、瓦楚裡克、科胡特都是很好的朋友，出於好奇，我很想知道你們在私下相處時會是什麽樣？

伊凡·克裡瑪：哈維爾只能說是同事，雖然我們關係不錯。九十年代初我搬家時，他還來我的新家表示祝賀，但我們之間談不上是很好的朋友。瓦楚裡克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他的第一本小說是我幫助他出版的，他當時給我講了一個小說題材，我聽了特別喜歡，就鼓勵他寫出來，那時我在作家出版社當編輯，便給他爭取了一筆寫作基金，於是他就很勤奮地寫作，終於把這部小說完成了，出版後很成功。

景凱旋：是不是叫《斧頭》？

伊凡·克裡瑪：是的。他的第二部小說也很不錯，都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在六十年代，我策劃了一個當代捷克作家叢書，作家協會有幾個老一輩的文學評論家支持我，雖然他們的觀點比較保守，但還是知道什麽是好作品，這個計劃後來被批準了。這套叢書出版了不少好書，其中就有瓦楚裡克的兩部小說。

景凱旋：瓦楚裡克的《斧頭》在中國還沒有出版，我讀過英文版的，這是一部非常傑出的寫實主義小說，描寫五十年代的集體化對傳統的鄉村環境和家庭倫理的破壞。

伊凡·克裡瑪：我和他都是摩拉維亞人，當地的風俗我們都很熟悉，喜歡喝葡萄酒。瓦楚裡克也很喜歡喝酒，有時候喝得很多。在七、八十年代，我們晚上經常在一起喝酒，每次喝醉了，我們就互相攙扶著走回家。

景凱旋：當時塞弗爾特、赫拉巴爾也常來你家聊天，你和他們也是很好的朋友嗎？

伊凡·克裡瑪：他們的歲數都比我大，不能說有很親密的關係。我和赫拉巴爾共同參加過許多活動，也一同去過國外。赫拉巴爾這個人一點都不好玩，但瓦楚裡克是個很幽默的人，特別會講故事，和他在一起你不會覺得無聊。科胡特也很有風趣，很會聊天，他後來移居奧地利，我曾經還去過他家。

景凱旋：哈維爾說話風趣嗎？

伊凡·克裡瑪：有女性在場的時候，他會非常風趣。有一次，幾個朋友來我家，有個年輕人帶來一個姑娘，長得很好看，很可愛，然後哈維爾就不斷跟她說話。後來我們都上樓去睡覺了，我夜裡醒來下樓喝水，看見他倆還在聊天，那個姑娘已困得不行，哈維爾還在那裡給她講一個什麽故事。

景凱旋：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捷克出了許多傑出的作家，在這些捷克作家中，你最喜歡哪個作家？

赫拉巴爾

伊凡·克裡瑪：赫拉巴爾是我很喜歡的作家，他的語言是當代捷克作家很少使用的，也是現在學校裡不教的語言，完全是真實的語言，大街上的語言。哈謝克也算得上語言大師，他用的都是民間語言，他的技巧也很好。至於揚·聶魯達，由於時代不一樣，他是他十九世紀那個時代的經典作家。他的語言很豐富，但和現在的語言不太一樣。恰佩克的語言也是生活的語言，在捷克現代作家中，他算得上頂極的語言大師。萬楚拉的語言就很複雜，有一種很特別的節奏，捷克人都難讀懂，但他的語言非常有詩意。

景凱旋：你現在不寫作了，還常常讀文學作品嗎？

伊凡·克裡瑪：我已經擱筆了，但我還讀書。你看我的書架上就有許多捷克和外國書籍，還有我的小說的中文版書。我完全不懂中文，所以對中國文學不是太了解，我現在讀的都是英美文學。

景凱旋：看到你身體非常好，我們都希望你健康長壽。

伊凡·克裡瑪：謝謝！我現在還不到九十歲，身體還行。我從來不抽煙，現在也不喝酒了。前兩年我還常常鍛煉身體，小時候我踢足球，還是學校足球隊的隊員。我記得有一次我踢進兩個球，我喜歡的女生還送我兩顆糖，上面寫著“進球”。不過，我最喜歡的運動是網球，我七十歲時還打網球。小時候我還喜歡玩砸球，把球砸向對方，被砸到的人就被淘汰下場。我砸球的水準很高，會把對方扔來的球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