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負增長提前來臨，社會經濟將帶來多重挑戰

作者：格隆匯 沙眸

2019年1月3日，中國社科院人口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了《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19》，在這份報告中指出，我國長期的低生育率會導致高度老齡化和人口衰退，從而給社會經濟帶來多重挑戰，中國人口負增長時代即將到來。

報告稱，如果中國總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準，人口負增長將提前到2027年出現，相比於此前預測的2030年，提前了三年。

報告中還顯示，受放開二胎政策的影響，2016年和2017年二孩出生數量大幅上升，在全部出生嬰兒中，二孩的比例明顯提高，並且超過了50%。

除此之外，綠皮書還顯示，2017年，勞動年齡人口還將加速減少，聯合國預測結果也顯示，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在未來很長一個時期內持續加速減少，預計到2050年將減少2億人。

從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年度數據來看，近10年來我國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逐年提高，但是在2017年這一數據出現明顯下滑，具體來看，90年代以來我國一孩的生育率呈現下降趨勢，而二孩的生育率在13年單獨二胎和15年全面二胎的政策刺激下有了明顯的回升。

那麽，為什麽出生率會降低呢？

究其原因，還是因為生育基礎削弱、生育成本的約束所致。

中國不是世界上唯一實行計劃生育的經濟體，日本、印度、韓國、中國台灣等都曾實行過計劃生育，但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的計劃生育政策多為指導性、而非強製性，印度因為國內宗教、種族、地方勢力反對、未能有效實施。生育率大幅下滑也並非隻發生在中國，國際上諸多經濟體均是如此，只是下降的速度存在差異，當前生育率水準存在差異。

中國從密集的農業生產模式，到工業模式的過渡，顛覆了人丁數量最經濟地位的影響，古代公共衛生條件落後、戰爭頻繁等因素導致死亡率鋼彈 20‰或 30‰以上，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由於死亡率已降至低水準，影響生育行為的主導因素轉變為收益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生養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別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後、女性更多參與就業使得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也在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與收入基本不相關，功利性收益下降，導致意願生育數下降。

另一方面，是適婚人口沒有時間生育，2015年前後，我國女性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齡出現了明顯的後移，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女性受教育水準提升和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很多女生從學校進入職場，面試時被問到最多的問題就是“有沒有結婚？”“近兩年打不打算要孩子？”當你表示有結婚打算時，也就意味著“您和我們的工作不太合適”。更多人在進入職場後則直接被老闆“建議”近兩年不要生子。所以適婚的人沒時間生是個重要的問題。

而相比於那些沒有時間剩餘的人來說，更多的人則是不想生育，面對大城市居高不下的房價、高昂的教育成本，醫療費用、養老負擔等等，導致抑製生育的行為。

而結婚後選擇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尤其是在較為發達的一二線城市。上海市婦聯 2004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13.3%的青年知識女性選擇暫時的丁克家庭；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性別文化研究中心 2003 年的一項調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戶籍家庭中佔比約為 10%左右，且呈趨勢上升。

那麽，生育率降低意味著什麽？

以日本為例，雖然日本的故事起因源於石油，源於房地產，但是決定故事走向的核心因素確是人口，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初迎來人口轉捩點，隨後經濟出現下滑，日本的生育率從2005年開始觸底回升，而日經指數直至今年9月才重回1991年11月以來的最高點。

同時，生育率的降低會導致勞動力供給減少，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步釋放，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出現了轉捩點，在勞動力供給減少的背景下，經濟轉型的壓力加大，在現行的養老金體制下，在2025年，我國的養老金缺口將達到3.8兆，到2035年，養老金缺口將擴大到10兆。

生育率的降低影響最嚴重的還是消費，不管是消費能力還是消費意願，或者是消費結構，都會構成十分重大的影響，根據生命周期假說，不同年齡段的居民擁有相異的消費特徵，一般來說中年人的儲蓄率是最高的，而隨著我國老年人撫養比的不斷上升，我國的居民儲蓄率將呈現上升趨勢，對消費的擠出效應會進一步加大。

傳統製造業消費需求降低，生物技術和醫療健康方面，卻又是持續上升的，與養老相關的產業在未來會得到上升，但是對於整體的社會經濟而言，這仍然是一個十分大的壓力，而龐大的樓市，誰將接盤也是一個問題。

目前來看，中國的人口負增長已經勢不可擋，從現在開始亟須開展研究和進行政策儲備，中國未來也應該適應這種人口紅利消失，由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