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於1988年創辦，迄今已滿30年，從未中輟，旨在專門引進海外關於中國研究的學術論著佳作，從歷史到當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無所不包，截至2018年8月已出版圖書近180種。一本本高品質的著作呈現在中國讀者的面前，匯聚成一個新的知識體系，也成為當代中國出版的奇跡。值“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出版30周年之際，現代快報讀品周刊推出與叢書關係密切的系列大家訪談。
程章燦是程千帆先生的弟子。26歲不到，他就成為國內最年輕的文學博士。30歲時，已經出版4本專著。2008年，45歲的程章燦榮膺教育部長江學者稱號，這不僅是南京大學人文學科中的第一位長江學者，在全國人文學科中，大概也是最年輕的一位。
二十多年來，程章燦的治學橫跨賦學研究、六朝唐宋文學研究、石刻文獻研究、地方文化研究等多個領域，在海外漢學的譯介與研究方面也卓有所成。
在接受現代快報讀品周刊專訪時，程章燦說，對於中國的研究，早已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做中國的學問，不能不關注海外同行的研究成果。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從1980年代開始整體譯介海外漢學，至今已30年，在學界，可以說是無人不讀、無人不受其影響的一套書。
程章燦
現任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文學院教授。曾任美國哈佛大學、賓州大學、英國牛津大學等校高級訪問學者，台灣大學、台灣中央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等校客座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陳曦 | 文 顧煒 | 攝
研究中國是一門世界性的學問
讀品：程老師是從什麽時候開始關注國際漢學方面的研究？
程章燦：本科畢業後，我考上南大中文系，跟著程千帆先生研究唐宋文學。我入學時英語成績好一些，進校後英語免修，程先生就鼓勵我學習第二外語，同時交給我一些英美同行的論文，讓我翻譯練筆。程先生要求我們，不要把英語當作申請學位的敲門磚，而要放眼長遠，不斷提高外語水準，不僅要能夠通過外語吸收新知，而且能利用外語在國際上推闡介紹中國傳統文化。後來，我有機會到哈佛大學、牛津大學等歐美名校訪問研究、講學交流，也得益於由此積累的一些外語基礎。有這樣的機會，自然就更關注海外同行的研究論著了。
▲1995年在哈佛訪學
讀品：做中國的學問，為什麽要關注外國人的研究？
程章燦：民國初年，王國維、陳寅恪那一輩學者老早就強調：學問是天下的學問，是世界的學問。研究中國，也不是只有中國人才能做的。研究中國是一門學問，一門大學問。對中國研究這門學問，我們也不要問是外國人做的還是中國人做的，應該問的是他做得好還是不好。好的要吸收，不好的就淘汰。清華校慶拍了部電影《無問西東》，那是清華的精神，也是我們面對海外中國研究應有的態度。其實，民國時代的有識之士，大抵都這樣看。我最近看《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北大校長蔣夢麟對鄭天挺說：中國書要讀，不然會“昧於國情”；西方的書也要讀，不然就會不了解當今世界的思想。做中國研究學問的人，也應該這樣。
我這幾年一直給博士生開一門課“歐美漢學研究原著選讀”，目的就是讓學生確立一個意識，要關注海外同行對中國文史研究的成果和動態。我也常向學生推薦這套叢書，不少學生已經翻譯出版了一些海外中國研究的論著。
“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學界無人不讀的書
讀品：1988年，江蘇人民出版社開始出版“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當時您正在讀博士，學界對這套書的出爐有何反響？
程章燦：現在年輕人要了解海外中國研究方面的情況，比我們那個時代方便得太多，網絡時代加上數字化技術，國外的各種研究資訊紛至遝來，有的簡直是不請自來。1985年，我做碩士論文，研究晚宋作家劉克莊，不要說國外的論著，連台灣的一些相關論文都不好查。到1980年代中後期，我做博士論文，要找一篇國外的研究論著，也很費周折。我去找程千帆先生，程先生就拜託周策縱先生、葉嘉瑩先生、倪豪士教授等人，從美國、加拿大複印，再千山萬水地郵寄回來，費時費力，等上兩三個月時間，是常有的事。總之，資訊溝通管道不暢。
所以，當時江蘇人民社出版這套書，從思想觀念上說，是得風氣之先。另一方面，從物質條件上說，上世紀80年代，出版社經濟實力比現在要差很多，出書難，這種學術書又不暢銷，不賺錢，還會賠本。在這樣出版困難、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出版社看準了這麽一個好的選題策劃，持之以恆，真是難得。作為讀者和學術上的受益者，我要向主編劉東先生致敬，他為大家做了一件好事。也要向江蘇人民出版社致敬，多年堅持做這套書，規模和影響越做越大，很了不起。這套書涉及面很廣，包括中國研究的各種方面，文史的、經濟的、社會的、思想的，有古代中國研究，也有近現代中國研究，為各個領域的研究者帶來了新的資訊、新的觀念和新的方法。我想，沒有一個認真嚴肅的學者沒讀過這套書，只是讀得多還是少的問題。
▲叢書
譯介海外漢學，“痛並快樂著”
讀品：2004年，您翻譯了哈佛大學教授宇文所安的《迷樓》。為什麽選擇翻譯這本書？
程章燦：1995年我在哈佛訪學，跟宇文所安已經熟悉了，但沒想過要翻譯這本書。後來三聯要出宇文所安作品系列，架不住編輯軟磨，我才答應，但沒約定交稿時間。《迷樓》與宇文所安唐詩系列的幾本書很不一樣，《迷樓》不好讀。《迷樓》不是純粹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它是比較文學研究，是從世界文學的視野來看中國文學，看中國古代詩歌。本書中引證的詩歌，無問西東，不分古今，從荷馬史詩，到波德萊爾、馬拉美、裡爾克，到古詩十九首和六朝三唐詩。理論是一方面，詩是另一方面。我給自己定了一個規矩：書中提及的詩，我要自己翻譯，以配得上書中的解析。這就自我為難了。譯完這本書後，我跟責編說，以後再也不乾翻譯的事了。
▲程章燦和宇文所安在南京石頭城
讀品：但您接著又翻譯了薛愛華的《神女》和《朱雀》。
程章燦：對啊，話是這麽說過。沒想到，才過三四年，我就“好了傷疤忘了疼”。薛愛華的書，我老早就喜歡看。2006年，我在美國一年，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訪學，把能找到的薛愛華的書都找來看了，越看越喜歡。回國後就建議出版社出一套“薛愛華作品系列”。這兩本書賣得很不錯，算得上學術書裡的暢銷書。
最近又翻了薛愛華的《閩帝國》和《珠崖》。兩本小書，都只有十萬字，主題很好玩，一本寫五代時的福建，一本寫海南島。今年應該能出版。
讀品：江蘇人民出版社出過宇文所安的《他山的石頭記》，您跟他是多年朋友，也翻譯過他的書，您對這本書怎麽看？
程章燦：很好。書寫得好，翻譯得也好。那是田曉菲（宇文所安的妻子）翻譯的。讀這本書，能讀到很多宇文所安很個性化、很好的想法。因為這是論文集，不是專著。專著對某個問題會挖得深一點，論文集每一篇都有新角度，有新想法。
▲《他山的石頭記》
讀品：“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您有特別推薦的書目嗎？
程章燦：這套叢書的選目，大多數是好的，讀者可以根據各自的興趣愛好挑選閱讀。就我個人的專業興趣來說，我推薦《他山的石頭記》。《斯文》也不錯，譯者很認真，已經出了修訂版。外語好，懂專業，態度認真，找譯者就得滿足這三個條件。《內闈》原書不錯，但翻譯還有些問題，後來再版時修訂了。
▲《斯文》
▲《內闈》
讀品：江蘇人民出版社也在請您翻譯一本書？
程章燦：《早期中國祖先記憶》，2012年的一本新書。書中大量使用漢碑材料，學術界專門研究漢碑的人也不多，我恰好涉獵過一點漢碑，就被劉東抓住了。這本書翻譯起來有難度，有壓力。
應與海外同行開展平等理性的對話
讀品：今年是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出版30周年，您對這套書有何評價？
程章燦：首先是角度新，方向對，開風氣之先。1980年代改革開放剛剛開始，那時候要看到外國書很難，翻譯引進海外著作是一件很有眼光的事。其次是選題好。這不是一般的外書翻譯，而是專門翻譯海外中國研究論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為話題和主題直接關切中國，所以，不僅學界歡迎，很多一般讀者也喜歡。第三就是持以之恆，不是做一兩年、三五年，而是堅持了30年，最應該點讚。實際上，海外中國研究成果的譯介，一開始並不是只有江蘇人民出版社在做，其他出版社也在做，起步階段甚至不分上下，但到現在，就規模和影響來說，都趕不上這套叢書。所以，創新很重要，堅持更重要。回首過往30年，積累豐厚，貢獻巨大。
讀品：對於如何進一步辦好叢書，您有何建議？
程章燦：我把中國研究分為三大塊：一是中國人研究自己，有人也稱之為“國學”；二是日本人研究中國，日本人或稱為“東洋學”；三是歐美人研究中國。後兩大塊有人稱為“海外漢學”，有人稱為“國際漢學”，總之都屬於海外中國研究。日本原先屬於東亞漢文化圈的，跟中國文化之間有一種既內又外的關係。歐美人研究中國，則是外在於漢文化，從另一個文化圈內看一種異文化。這套書相對來講，歐美的書介紹得多，日本的較少；歷史方面的多，文學方面的少；在世學者的書多，過世學者的書少；專著多，論文集少。其實不見得老書就過時了，尤其是一些經典著作。論文也不見得就容易過時。未來的叢書選目，也許可以考慮在這幾方面適當調整比例。
讀品：對海外同行的研究，您認為應該保持怎樣的態度？
程章燦：對海外同行們的研究，應該持平等、理性、對話的態度。所謂平等，就是不卑不亢，平等交流。所謂理性，就是實事求是。面對名滿天下的學者，他說得對，他的思路好，我們就借鑒學習；他說得不對，就批評，或者批判。所謂對話，就是有來有往，交流討論，有基於自身立場的反饋與回應。讀任何人的書，都不要取仰望的視角，不要有“粉絲”的心態。
2018.9.9《現代快報·讀品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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