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於1988年創辦，迄今已滿30年，從未中輟，旨在專門引進海外關於中國研究的學術論著佳作，從歷史到當代，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無所不包，截至2018年8月已出版圖書近180種。一本本高品質的著作呈現在中國讀者的面前，匯聚成一個新的知識體系，也成為當代中國出版的奇跡。現代快報讀品周刊自本期開始，將推出與叢書關係密切的系列大家訪談。
“海外中國研究叢書”
出版30周年系列訪談
對中國現代史學而言，海外漢學在實際上起著引領風氣的作用。中國現代史學特質的形成、史學潮流的興替，與海外漢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尤其是2007年，蔣介石日記在斯坦福大學開放，海內外掀起學術趕潮。人們不得不承認，追尋民國史的真相，必須留意海的那邊。
從八十年代在南大接觸海外漢學，到四次訪問海外漢學重鎮——哈佛燕京學社，民國史學者陳紅民成就了中外學術交流史上的一段傳奇。
陳紅民
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國家社科基金評委，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陳紅民教授學術交流廣泛，三次獲得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資助，赴哈佛大學訪問研究。
陳曦 | 文 牛華新 |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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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陳紅民考上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師從茅家琦、張憲文諸先生，成為大陸高校系統首位民國史方向的研究生。
八十年代，中國剛從文革廢墟中走出，社會秩序、學術研究等都亟待重建，在史學領域，人們早已看膩了由政治主導的空洞的史學論述，急需一股新鮮的空氣。
《萬歷十五年》應時而來。在開篇裡，黃仁宇以頗具畫面感的方式敘述了1587年3月2日早上的情景。陳紅民至今還記得初讀時的震撼：啊！原來歷史還可以這樣寫！
另一位美國中國史學家史景遷的著作在國內同樣暢銷。史景遷把斷裂的歷史資料，通過想象進行整合，將其變成有血有肉的人。
彼時的陳紅民，得益於南京大學活躍的學術交流，開始接觸海外漢學尤其是海外民國史的研究。當時王庚武、易勞逸等國際漢學界大咖，都曾先後到南大訪問。後來成名的裴宜理，也從美國來南大留學。
最大的機緣是在1983年，日本東京大學博士生、後來任愛知大學副校長的砂山幸雄來南大留學，陳紅民作為“陪住生”，和砂山同吃同住一年，進一步加深了對海外中國研究的了解。
通過砂山幸雄，陳紅民第一次讀到了美國著名的中國史學者易勞逸的《流產的革命》，當時還是複印本。易勞逸提出，國民黨在掌握權力後，很快就失去革命動力，而變成以維護權力為重的軍事獨裁。
應該說，這一觀點符合大陸學界的主流觀點，但美國人那套實證的方法，與中國歷史教科書中乏味的表述迥然不同。這對陳紅民觸動很大。
1986年，易勞逸來南大訪問半年，此時的他已經出版了《流產的革命》的“續集”《毀滅的種子》。這兩本書在國際上影響非常大，成為對國民政府進行學術研究的新標準。這也是陳紅民日後翻譯易勞逸著作的一個重要契機。
▲易勞逸著作《毀滅的種子》，最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2009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
雖然民國史研究從一開始就雷區密布，荊棘叢生，但另一方面，機遇和挑戰同在。陳紅民這撥學者的成長是和學科發展同步的。
“我們當時做民國史的時候，老師們也剛剛轉入這個領域，我們和他們幾乎同時起步，你可以隨便找個題目佔山為王，成為專家。”
碩士論文《九一八事變後的胡漢民》是陳紅民的成名作。從某個人物或某個時間點切入歷史的縱深，這是海外學者慣用的方法。但在當時，卻得風氣之先。
著名歷史學家、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看到這篇論文後，非常高興，不僅推薦發表在《歷史研究》上，還特意跑到南京，主持學術座談會專門討論。那是1985年，也是那一年，廣州市人民政府為胡漢民另建了新墓，算是重新蓋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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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陳紅民赴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作為海外漢學研究重鎮，哈佛燕京圖書館館藏的中國現代資料讓他吃驚。
“沒想到有那麽多關於胡漢民的資料，驚喜到有點傻眼了。”陳紅民就跟時任社長杜維明教授說，研究胡漢民是他最拿手的，他想放棄原來申請時的題目，回頭再做這方面的研究。杜維明很支持，說燕京給所有訪問者最大的學術自由。
1996年到1997年，九個月的時間裡，陳紅民每天泡在燕京圖書館的“善本書室”，特地買了台當時還很稀罕的筆電電腦，一個字一個字把這些資料敲了進去。當時的館長吳文津跟他說：“我見過最多三個月每天來圖書館的，但沒見過九個月天天來的。”
最後陳紅民的博士論文《函電裡的人際關係與政治：“胡漢民往來函電稿”研究》，就是以這批資料為基礎寫成的。對如何處理這批資料，杜維明提醒他，要留意胡漢民往來函電裡的人際網絡研究，因為這個研究套路美國很流行。
陳紅民的用功給哈佛人留下極深印象。2002年，陳紅民第二次訪問哈燕社，恰逢燕京圖書館剛剛入手蔣廷黻的資料，新任的鄭炯文館長委託陳紅民將這批資料整理出版，因陳手頭忙於另一項研究，一直未能騰出時間。直到七年後，陳紅民第三次來哈佛，才著手做這項工作，此時的他已從南大轉入浙大。其間清華大學有學者表示願意出資整理，因為蔣廷黻曾做過清華歷史系主任，他們很看重。但被鄭館長婉拒，表示已經托付給了陳紅民。後來，陳紅民為引進蔣廷黻的這套大型史料，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於2015年在國內出版。
▲陳紅民在哈佛訪問時留影
▲陳紅民與哈燕社社長裴宜理教授合影
“我在哈佛燕京也差不多是一個傳說。哈佛燕京是1920年代成立的，一直堅持一個原則，那就是機會均等。資助的都是其他途徑比較難得到錢、沒有去過美國的人文學科學者。不過我比較特殊，我前後去訪問過四次，三次是由他們資助的，這是之前沒有過的特例，也算是一種殊榮。可能是因為他們覺得我做得比較好的緣故。”陳紅民說。
陳紅民跟哈燕社幾任社長交好，包括現任社長裴宜理教授。近幾年，浙大“蔣研中心”和哈燕社在杭州合作辦過兩次會議，都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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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陳紅民的關注重點在蔣介石及其相關研究，推動相關研究的學術化和國際化。
2006年，陳紅民離開南大赴浙大任教，次年建立了海內外首個蔣介石研究的專門機構——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先後四次主辦以蔣介石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主編了第一套“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究叢書，擔任國家社科重大項目“蔣介石資料數據庫建設”的首席專家。
2007年，蔣介石日記在斯坦福大學開放，隨即掀起學術趕潮。海內外學者紛紛湧入胡佛研究所抄日記。“蔣研中心”先後有10多位教師和研究生去閱讀日記，在這場“蔣介石日記熱”中沒有缺席。
陳紅民去過三次。通過閱讀日記，糾正了他過去的一些認識。“以前曾認為蔣信教只是實用主義。讀到日記後，才發現蔣介石是個蠻虔誠的基督教徒。”
| 對話 |
“海外中國研究叢書”
對於學科構建起到標杆作用
讀品：您參與過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德國與中華民國》的翻譯，請談談這本書的翻譯出版過程。
陳紅民：這本書最早是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的，潘平找我們翻的。新譯本於2006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這套叢書裡有些不是初翻，是別人家出過，他們再出，包括易勞逸的《毀滅的種子》。把過去散在各處的珍珠集中在一起而大放異彩，是這套叢書的一大特點。
▲《德國與中華民國》
讀品：這本書對您的歷史研究有何啟發？
陳紅民：它提供了歷史研究的連貫性視角。過去我們喜歡把歷史分時期研究，可能政權更替是這樣，但社會文化習俗卻不是。比如談中德關係，民國時期的重工業很多是德國人幫著我們造的，1949年以後，除了蘇聯援建了一部分，很多鋼鐵廠都是德國以前造的，所以中德關係結下的成果不是到1949年就戛然而止了。
讀品：叢書中的還有哪些書令您印象深刻？
陳紅民：《中國的現代化》，羅茲曼的一本書， 90年代初我在南大給研究生上課，一直用它來做教材。那時候做現代化研究，連最基本的概念和界定都沒有，只能用別人的。當然我們後來批判它批判得很厲害，但你的批判是建立在向它學習的基礎上。你只有在了解、熟悉、超越它之後才能去批判它。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影響也很大。還有蕭邦奇的《血路》，似乎回到了我們《史記》的傳統。
▲《中國的現代化》
▲《血路》
讀品：今年是江蘇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出版30周年。在您看來，“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對學術界的影響何在？
陳紅民：1980年代，中國學術界百廢待興。傳統的文史哲面臨著如何發展的問題；新興學科如社會學、法學、經濟學面臨著重建的問題。“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其實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學習、模仿的對象。現在人文社科領域著名學者都是怎麽成長起來的呢？很多都是先翻譯一本西方的代表作，然後套用這本書的理論、模型搞國內的研究。很多著名學者都是這套叢書的譯者。所以說，這套書從總體上為構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起了非常大的一個標杆作用。
讀品：海外中國研究對國內史學研究發展有何啟發？
陳紅民：這是毫無疑問的。西方學者善於解釋新史料，有機地運用自己的敘述；他們不同於中國久已習慣的歷史觀念、敘述方式和評價立場，讓那些看慣了中國歷史教科書的讀者感到了驚奇和興味。
讀品：海外中國叢書依然在生長、壯大，您認為還有哪些書可以收入進來？
陳紅民：陶涵的《委員長》，蔣介石的一本傳記。原來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國，蔣介石一直是貪婪、腐敗、獨裁的形象，相當的負面。到了陶涵這本書，裡面講蔣介石為中國現代化做了很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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