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愛農：生於江蘇南京，分別畢業於南京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大學，現供職於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室。主要翻譯作品有《船訊》、《到燈塔去》、《走在藍色的田野上》、《愛倫·坡短篇小說選》等世界文學名著，和《綠山牆的安妮》、《綠野仙蹤》、《彼得潘》、《古堡裡的月亮公主》等兒童文學作品，她還參與翻譯了為廣大讀者所熟悉的“哈利·波特”系列作品。
馬愛農：翻譯就像對待一件玉器，需要耐心細致地不斷打磨
《哈利波特與被詛咒的孩子》中文簡體版首發式是在北京一個院落深處的小劇場裡舉行的，進進出出的許多身披巫師袍、手拿魔杖的人，從七八歲的孩子到中年不等，氣氛像是一個醞釀已久的節日。當主持人報出譯者馬愛農的名字時，台下爆發出一陣掌聲與歡呼，等了片刻，馬愛農從台側一個隱匿的角落裡探出身子，輕盈而羞澀地跨上了台，神態和眼睛裡的光芒像是一個小女生。
“朋友們，我們又見面了。我不是很會說話，但是面對這樣一個屬於我們哈迷自己的一個盛大的節日，我還是忍不住要說幾句。”馬愛農一手持著話筒，一手拿著魔杖開始講話，聲音也很年輕，甜甜的。16年前，“哈利·波特”進入中國，在一代年輕讀者的世界裡搭建起了一座“魔法的城堡”，馬愛農作為譯者之一功不可沒。“在我們平凡的生活當中，有這樣一個隱秘的精神世界可以安放我們對奇跡和魔法的想象和渴望，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覺得有了這個世界的存在，我們在生活當中可以鎧甲護身，呼神護衛，逢凶化吉，所向披靡。”16年過去了，許多當時還是孩子的人長大成人，而馬愛農似乎真的有了魔法護身，看起來始終年輕得像個女孩。
雖然接觸了無數文學作品，但最喜歡讀的還是兒童文學
在北京朝陽門內大街喧囂而寬闊的馬路邊，人民文學出版社所在的這座灰白色的五層小樓毫不起眼。拾級而上推門進去，泛黃的牆壁、綠色的牆漆、木製的老舊桌椅，它幾乎保留著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版社剛剛遷到這裡時的樣子。馬愛農的辦公室在這棟樓的四層，陽光從窗中照進來，讓屋子的色調有些泛黃，一摞摞書堆在房間裡，除了一張書桌和兩個小沙發，基本上沒有什麽活動的空間。
在幾冊《哈利·波特》的封面上，馬愛農和妹妹馬愛新的名字並列在一起。而在南京譯林出版社的另外一個辦公室裡，妹妹馬愛新也在做著相似的工作。馬愛農的父母也是編輯，而祖父也曾坐在人民出版社、時代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商務印書館的辦公室裡，埋頭於大部頭的書籍。祖父馬清槐是一位英語老翻譯家，是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第一屆理事，參與過建國以來一系列政治、哲學經典著作的翻譯。在這樣一個書香世家長大，馬愛農從中學時代起就喜歡讀一些英語文學原著，並且對英文和中文的轉化感興趣。
完整地譯書的第一次實踐是在大學畢業那年，馬愛農翻譯完成了兒童文學作品《綠山牆的安妮》，這部“處女作”緣起於大學的一份作業。當時馬愛農在南京大學英文系讀書，大四那年的編輯課，老師給大家留的作業是報一個圖書選題。馬愛農那年正好讀到了英文版的《綠山牆的安妮》，“我非常喜歡那本書，覺得書中安妮這個形象塑造得特別靈動、有活力，充滿了想象”，於是她選了這本書作為選題，詳細地陳述了它的出版價值。這次練習式的作業被付諸了實踐，老師真的聯繫了出版社，決定引進這本書，翻譯的任務就交給了馬愛農。
大學畢業那年暑假的三個月時間，馬愛農全都用來翻譯那本書。祖父聽聞這個消息，專程從北京來到南京，指導孫女的翻譯。那時候沒有電腦，馬愛農在稿紙上翻譯，譯完一部分交給祖父，祖父就逐字逐句地在稿紙上為她改一部分，之後馬愛農再拿回來重新抄寫一遍。就在這流水線般的修改與抄寫中，馬愛農得到了人生中翻譯“啟蒙的培養”，如何轉換中英文的句子結構、如何擺脫翻譯腔，祖父不曾給她講理論，就是這樣在實踐中把這些翻譯技巧一點點地傳授給了她。
大學畢業後馬愛農到南京醫科大學做了英語老師，但是她覺得教書不太適合自己。“我不是很擅長口頭表達，也不擅長當別人的老師，還是更喜歡案頭工作，喜歡跟稿子打交道，喜歡自己獨立安靜地做事情。”所以四年後她選擇離開了教師的職位，到北京外國語大學讀了研究生，專業是翻譯理論與實踐。
研究生畢業後，馬愛農沒有再做其他的選擇，直接來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外國文學編輯室全心全意地做起了一名編輯。調研國外的出版物，組織譯者翻譯，再逐字逐句地修改加工譯文，這樣的工作符合她的理想：安靜、獨立、每日和稿子打交道。那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工作室有20多個人，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甚至阿拉伯文、越南文等各語種的專家匯聚一堂，包括孫繩武、蔣路、盧永福等譯界前輩，編譯過人民文學出版社80年代的一系列經典外國名著。無論是編輯修改譯文的日常工作，還是開會時前輩翻譯家的討論，馬愛農默默地從中為自己的翻譯汲取營養。
自翻譯《綠山牆的安妮》之後，馬愛農一直在用讀書和工作的業餘時間來做文學翻譯。《綠野仙蹤》、《彼得·潘》、《小王子》，還有種種經典的和當代的兒童文學作品，馬愛農對翻譯兒童文學作品情有獨鍾。小時候，馬愛農喜歡讀《木偶奇遇記》、《湯姆·索亞歷險記》，還有任溶溶的《沒頭腦和不高興》，即使成年之後接觸了無數中外文學作品，她最喜歡讀的還是兒童文學。“就是對兒童文學更有感覺一點，”她睜著大眼睛沒有過多解釋，仿佛這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自己也很難用語言形容。
成人文學作品馬愛農也翻譯過不少，有出版社來找她翻譯，她也會接下來，其中也包括一些沉重的東西。她翻譯過“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威廉·巴勒斯的《裸體午餐》，這本書裡有很多“晦澀、陰暗、病態的東西”，它與馬愛農所習慣的、欣賞的表達方式完全不一樣，馬愛農費力地去與作者尋找平衡，試圖進入作者的感受，“但是那種感受我不喜歡，也好像很久都沒辦法進入，所以翻譯那本書很痛苦”。還有愛倫·坡的短篇小說集，也在探索人類心靈深處的黑暗，馬愛農認為寫得很有深度。但她還是更喜歡兒童文學帶給自己的感覺，“兒童文學能帶給我比較輕快的心情，那種感覺讓我很開心”。
在自己翻譯的成人文學中，馬愛農比較喜歡的是安妮·普魯的《船訊》，還有幾位愛爾蘭作家的短篇小說。“我比較喜歡接近人的原始狀態的風格，”馬愛農說，“就是指人的自然特性，比如愛爾蘭就是一個相對來說更加接近人的本質的國家，作品也更加接近人的本質，生活的本質。”而《船訊》的故事發生在刮著極地風暴，彌漫著鹹腥味的紐芬蘭島上，馬愛農在譯後記中寫道：“在紐芬蘭粗糙的海岸上，人是被海、被風、被冰山包圍著的人，他們不是用理智，而是用直覺去感悟和體驗自然界的潮漲潮落、陰晴圓缺。他們與自然融為一體，共同形成一種奇特的生存氛圍。”
隨著《哈利·波特》故事的結束，心中也曾悵然若失
200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購買了《哈利·波特》系列前三本的版權，那時《哈利·波特》雖然還沒有像現在這樣風靡全球，但在國外已經是暢銷書了。第一部書《哈利波特與魔法石》最早的譯者是當時已70歲的老翻譯家曹蘇玲，但她那時對這種風格的兒童文學作品“不太能接受”，覺得裡面的魔法、奇幻世界會“鼓勵小孩子去想入非非”，再加上年齡原因，曹蘇玲翻譯了半本書就不再繼續了。由於馬愛農和馬愛新已經翻譯過不少兒童文學作品，人民文學出版社把翻譯《哈利·波特》的任務交給了姐妹倆。
馬愛農看到《哈利·波特》以後非常喜歡，覺得很新奇，跟以前看到的國內創作的兒童文學作品都不太一樣。“它完全開辟了一個新的世界，對這個世界的架構完整豐滿，故事的想象空間很大，它吸引我的還有它的幽默，雖然其中有邪惡的地方，但是隔一段內容就會有讓人發笑的妙筆。”
曹蘇玲前半本的翻譯奠定了基調，她的譯文現在還保留著，之後馬愛農姐妹翻譯的部分沿用了曹蘇玲翻譯的所有人名物名。馬愛農和馬愛新分工，每人翻譯一部分，馬愛農再完整地看一遍，把相差大的部分調整一下，責任編輯王瑞琴等人再最後統一整體風格。
翻譯《哈利·波特》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得到驚喜的過程，“每次拿到新書的時候都會覺得，喲，她又想象出了這麽多新東西！有些故事發展和人物發展是我原先完全沒有想到的，好像它不斷在拓寬這個想象的世界”。翻譯前三本的時候，馬愛農以為這只是一個校園生活的故事，一所魔法學校，幾個孩子的冒險，從第四本開始，一下子出現了魁地奇世界杯、魔法部、傲羅、另外幾個魔法學校……魔法世界的版圖不斷地開拓。“這套書是一個成長的作品。”馬愛農說。前三本仿佛還是屬於兒童文學，但幾年過去，隨著主人公從11歲長到17歲，書也在成長，基調慢慢變得沉重，逐漸不再屬於兒童文學，而與此同時，讀者可能也已經由一個兒童長成了青年。
和所有的哈迷一樣，每年《哈利·波特》出新書的日子，對於馬愛農也是一個節日，她也迫不及待地想先把書拿到手看看後面發生了什麽。拿到新書，人民文學出版社會讓馬愛農先放下社裡其他的項目，有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回家專心翻譯。“不會緊張，也沒什麽壓力，時間肯定是有些倉促的，如果時間多一點我們會翻得更好一些，但這個時間並沒有超越極限，也是可以接受的。”
羅琳的文字不難，唯一容易卡住的地方就是一些譯名的確定，那些咒語、神奇動物、魔法界的器物，都是羅琳自己想象出來的，字典裡查不到，翻譯也只能靠想象。英文版的咒語通常是拉丁文詞根加上一些念起來比較有力的音符，翻譯的時候既要表達出詞根的意思，又要讓咒語念起來鏗鏘有力。此外，書中借鑒了很多西方經典的神話傳說、巫師文學、煉金術歷史，這些都是馬愛農之前在閱讀歐洲傳統文學和民間文學時接觸過的。
在哈利·波特三人小組中，馬愛農最喜歡的其實是羅恩。哈利固然有很多可貴的品質，但他是一個英雄人物，在一些緊急關頭總會被賦予超出他年齡的智慧和勇氣，會讓人感到有些失真。羅恩的形象相比起來更加親切自然，符合大部分男孩成長中的體驗。赫敏在馬愛農的眼裡也不是特別可愛，偶爾有些教條主義，還有些武斷。“生活中我也不是很喜歡‘學霸’那種特別看重書本知識的行為方式。”馬愛農笑道。至於哈利和金妮的感情，馬愛農也是慢慢接受的，逐漸喜歡上金妮，發現她“很有幽默感，還有一種處理事情舉重若輕的可貴性格”。
《哈利·波特》系列的終結對於這一代許多人來說仿佛意味著童年的終結，de多少哈迷為那些陪伴過哈利的人物的死去流下過眼淚，鄧布利多、瘋眼漢穆迪、盧平、斯內普教授……最讓馬愛農難過的是弗雷德·韋斯萊的去世，這對一直在製造歡樂的雙胞胎兄弟只剩下了一個，還有哈利的貓頭鷹海德薇被殺死時，馬愛農也十分痛心。“人物都是羅琳創造的，我們任何人都沒有權處置，我們只能接受她的安排。”
“翻譯《哈利·波特》跟別的書不一樣，文學翻譯是一種幕後工作，多半是默默無聞地完成，但這本書因為超級暢銷，所以使譯者也變成了公眾人物。”在哈利·波特的主題活動上，馬愛農的出場會伴著最熱烈的掌聲和歡呼，哈迷們會給馬愛農講《哈利·波特》如何伴隨自己成長，如何深刻地影響了他們。“在和他們的交流中，我感到很有成就感，可能比翻譯別的書更有成就感一點，因為自己能夠加入到把這套書帶到中國來的工程當中。好多哈迷對這本書真的有非常深切的感情，我經常被他們的肺腑之言所感動。”這些體驗是翻譯其他作品中不曾獲得的。
九年之後，《哈利·波特與被詛咒的孩子》出世了，儘管它不是羅琳主筆，而且僅是一個舞台劇的劇本，但它畢竟是唯一羅琳本人欽點過的“哈利·波特8”。馬愛農依然承擔了這本書的翻譯，“本來以為七本書結束哈利·波特的故事就終結了，不會再有關於它的任何作品，所以這次能夠看到這個劇本，知道那個神奇的魔法世界還在繼續，我覺得非常高興。”
然而“哈8”出版後有一些哈迷表示失望，“這也是正常的，讀者習慣了前面幾本《哈利·波特》的那種閱讀體驗，”馬愛農說。“哈8跟前面幾本確實不一樣，它是劇本，體裁不一樣，描寫方式也不一樣，它的人物設置的關注點跟原先也不太一樣。原先關注的是魔法世界與伏地魔的抗爭，這部的關注點更多地放在親子關係和時空穿越這兩大主題上，而且依然不失幽默。我覺得也很好看。”
現在馬愛農正在做7本《哈利·波特》的修訂，已經進行到最後一本。之前翻譯到後來幾部時，她發現前幾部的翻譯中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伏筆。除此之外，還想把文字修改得更符合中文語感，讓讀者讀起來更流暢一些。“既然有那麽多人喜歡，就盡量把它做得再好一點，翻譯就像對待一件玉器，需要耐心細致地不斷打磨。這次爭取把以前的缺憾彌補一下。”馬愛農相信，這套書是能夠作為經典留存下去的。
“15年過去了，現在中國的盜版現象還是一樣嚴重”
《哈利·波特與被詛咒的孩子》簡體中文版上市前一個月，在一些網站上已經有標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中文譯本銷售。“那本書根本不是正規出版物，就是某個地下印刷廠製作的，書號和版權頁全都是假的。”提起這件事，馬愛農有些氣憤。人民文學出版社為此專門發布了一份聲明，“要求這些網站立即停止銷售這種非法出版物，並將進一步追究這些網站和非法銷售者的法律責任”，令各網站上這本書全面下架。
自《哈利·波特》在國內暢銷以來，這套書的盜版和網絡譯本層出不窮。“網絡譯本也有可圈可點的地方，是很多哈迷自發完成的，憑著對《哈利·波特》對一股熱情。但是它不能傳播，因為沒有得到正規授權。”馬愛農知道曾經有一個法國人私自把《哈利·波特》翻譯成法文，在網站上傳播，受到了起訴。“在國內尚未有人起訴這些網絡譯文，但是深究起來也是不合法的，做成盜版書就更是違法行為，是非法盈利了。”馬愛農說。
國內出版界，對文學作品原著者的維權都困難重重，譯者的權益就更難維護。幾乎沒有譯者會主動維護自己的法律權益，但馬愛農站了出來，一口氣打了兩個官司。
2014年，馬愛農在書店裡偶然看到了一本跟自己的版本裝幀設計幾乎一樣的《綠山牆的安妮》，她拿起書來翻了翻目錄，發現目錄跟自己翻譯的隻字不差，再翻開裡面的內容，也幾乎是一模一樣。“尤其是裡面的詩歌，按說詩歌的翻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譯法，特別能夠體現個性的差異，可是這位‘譯者’的詩歌也翻譯得跟我完全一樣，一個字都不差。”馬愛農把這本書拿回出版社，交給了校對科，經過對比和統計，發現這本中國婦女出版社版出版的署名“周黎”的《綠山牆的安妮》，文字97%與馬愛農譯本相同。
相隔不久的某一天，一個朋友來訪時，說自己在書店裡看到了馬愛農翻譯的一大套書。馬愛農覺得很奇怪，上網查了一下，發現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這套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包括《馬克·吐溫小說大全集》《一千零一夜》《兔子坡、大象巴巴故事全集》等13本，署名為“馬愛儂”。馬愛農去書店買了幾本，感到這套書翻譯質量低劣，多半是抄襲別人的各種譯本拚湊而成的，最後盜用了自己的名字，實在是令她難以接受。
兩件事情放到一起，馬愛農決定起訴。“其實我也不想起訴，因為太耗費時間和精力了，但是我在做編輯工作的過程中，經常有一些譯者跟我反映有別的出版社出的譯本跟他們翻譯的很像，大段地抄了他們的文字，但是他們也都選擇忍氣吞聲，因為文學翻譯者大都屬於性格比較安靜，與世無爭的那種。我覺得我的這兩個案例很具有代表性，抄襲這麽明顯，不妨好好地打一場官司，替長期受到侵權的譯者同仁們出出氣。”人民文學出版社很支持馬愛農打官司，兩個案子一起召開了記者發布會，請了出版社的法律顧問來做律師。譯界聽聞這件事也鼎力支持，《中華讀書報》上發起了一個百人簽名，全國各地的一百位譯者，包括屠岸、柳鳴九這樣有名望的老譯者，都簽名聲援馬愛農，“因為覺得出版界、翻譯界風氣太壞了，這種盜版現象太多了”。
兩個官司告的是出版社，實際上在背後操持這些偽劣圖書的是策劃書籍的文化公司。中國婦女出版社版本《綠山牆的安妮》出版方提出私了，“別起訴了，你們不就是想要點錢麽。”新世界出版社方面則辯稱，他們出版的13種圖書的真正譯者叫孫豆豆，是其合作的興盛樂公司編譯部負責人，馬愛儂是孫豆豆的筆名。他們還提供了一份孫豆豆出具的《說明》：“‘馬’是家父的屬相，‘儂’是上海話‘你’。‘離家方知父母恩’，在京數年，深感遠在家鄉的父母對我的牽掛和幼時家父對我的文學啟蒙，就取了‘馬愛儂’這個筆名，意即‘爸爸愛我’。”但實際上馬愛農認為，這套書原著涉及英語、法語、俄語、意大利語和阿拉伯語，一個譯者不可能精通這麽多門語言，出版社就是在利用馬愛農這個名字來誤導讀者。
兩個案子都勝訴了，但馬愛農和支持她的人“實際上也沒有大獲全勝的感覺，反而感到有些失望”。馬愛農起訴時，要求兩家出版社停止發行、出售相關圖書，並分別索賠33萬和50萬元人民幣。法院審理後判定，中國婦女出版社版、周黎翻譯的《綠山牆的安妮》侵犯譯者馬愛農署名權、修改權、複製權及發行權，判決中國婦女出版社賠償馬愛農經濟損失2.5萬元，但對於馬愛農主張的精神損害賠償不予支持。而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署名“馬愛儂編譯”的圖書，被認為是“不正當競爭”，判定賠償馬愛農經濟損失10萬元，賠償馬愛農合理費用1.5萬元。兩個判決結果與馬愛農的訴求相差甚遠，馬愛農有些無奈：“賠償對他們來說並沒有觸到他們的痛處，只是罰沒了不當盈利。我覺得這個力度很輕，實際上沒有對他們構成懲罰，起不到打擊的作用。”
實際上，盜版和抄襲的現象在國內兒童文學翻譯領域尤甚。一方面，馬愛農認為，兒童文學市場比較搶手，需求量大，盈利多，大家都不想放棄這塊“蛋糕”；另一方面，兒童文學的讀者一般不太關注出版社和譯者，尤其是一些小城市的家長，可能並不清楚哪個出版社好，哪個譯本比較靠譜，只要書名是一樣的，書價便宜點，他們就會買。
與譯者權益相關的法律，國內也不夠健全，可以說是無章可循，法院在判決的時候也很犯難，即使制定了法律，實行起來也很困難。2001年馬愛農曾陪新聞出版署官員參加在盧森堡召開的國際標準書號大會，大會主任質問中國代表團：為什麽中國盜版這麽嚴重，而政府不采取得力措施。“15年過去了，現在中國的盜版現象還是一樣嚴重，好像並沒有什麽明顯的改善。”馬愛農希望自己的案子能對完善國內相關法律起到推動作用，“如果把這兩個案子作為典型案例，估計國家今後會完善這些法律。”
“現在好的譯者很難找，願意從事文學翻譯的人越來越少了。”馬愛農表情有些悵惘。 “由於稿費偏低，僅靠翻譯完全不能謀生，一般從事文學翻譯的都是出於真正的喜愛。”馬愛農做外國文學的編輯，接觸的譯者大多數都是一些高校教師，還有一些六七十歲依然在做翻譯的老譯者，年輕人越來越少。“即使有年輕人想做，他們也沒有時間，因為這個不是他們的正業，他們首先要保證他們的生活。”大多數翻譯工作者僅憑著一腔熱愛，但是在生存面前，熱愛想轉化為成果，面臨著重重障礙。
界面文化：你最喜歡的一位翻譯家前輩是誰？
馬愛農：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了二十多年，從事外國文學的編輯工作。這麽多年來，接觸過許多前輩譯者的作品，如，朱生豪譯莎士比亞，張谷若譯哈代，楊絳譯《名利場》，王永年譯歐·亨利，屠岸譯濟慈，查良錚譯《唐璜》，楊德豫譯華茲華斯和柯爾律治……我從每一位譯者的作品中都得到過滋養和教益，他們都是我學習的榜樣。其中，屠岸、王永年、李文俊、文潔若等老師，我和他們都有過交往，令我深受感動並獲益至今的，不僅是他們的文品，更有他們高潔的人品。
我最喜歡的兒童文學翻譯家是任溶溶，我認為他是真正具有童心的一位作家和翻譯家，他翻譯的許多童書我都反覆閱讀過。另一位我喜歡的翻譯家是預言大師趙元任，他翻譯的《愛麗絲漫遊奇境》中的許多經典段落，尤其是那些詼諧的打油詩，我深為佩服，至今都能背誦出來。
界面文化：你認為翻譯應該側重直譯還是意譯？
界面文化：你最想翻譯的一部作品是？
馬愛農：其實，如果時間精力允許的話，所有經典的英美兒童文學作品，我都願意翻譯。每翻譯一部這樣的作品，都是在經典中的一次完全浸泡，會獲得比普通閱讀更純粹、更深刻的享受。
界面文化：當一部作品出來時，你是否心驚膽戰有人來挑錯？
馬愛農：沒有。翻譯一部作品，心思應該完全在吃透原文、精確轉換、打磨中文的過程中，可能不會有閑心去考慮這樣的問題。譯者會盡量要求自己全心全意地投入，認真翻譯好每一段文字，做到問心無愧。
界面文化：你認為翻譯是否也應該拿版稅而非千字多少元的稿費？
馬愛農： 如果是非公版的圖書，出版社已經為購買翻譯版權支付了版稅，再要付給譯者版稅就有一定的困難。
界面文化：你認為稿酬多少才合理？
馬愛農：我的身份是雙重的，既是出版社的編輯，又是一位譯者。我能理解出版社的難處，也能理解譯者的不容易。一般從事文學翻譯的人，都是真心熱愛這項工作，能在翻譯過程中獲得大大超越金錢的精神享受。稿酬方面，只要雙方能達成理解，彼此獲得心理平衡，就是“願打願挨”的事。
界面文化：你對當今電子詞典、網絡資料運用的看法？
馬愛農：用網絡詞典和網絡資料代替紙質的大辭典和工具書，確實節省了許多時間精力。單翻譯僅靠這些是不夠的，尤其是文學翻譯，更重要的是譯者的文學素養和知識底蘊，以及對他國文化的熟悉程度和感悟能力。
界面文化：你是否認為現在翻譯正在分化為流行文化、純文化、官方用語等多種體系？
馬愛農：翻譯風格如何，是由原文風格所決定的。如果同一種風格的作品，為了迎合讀者的需要，人為地把它們翻譯成“流行文化、純文化、官方用語”等不同風格，肯定避免不了對原文進行篡改和扭曲，這是極不可取的。
界面文化：你怎麽解決外來詞匯的中文化問題，是不是有事不得已需要自己製造新詞？
馬愛農：關於在翻譯過程中創作新詞的問題，我們在“哈利·波特”系列叢書中經常碰到。這套作品中的魔法世界，是基於西方巫師文化、魔法傳說，再加上作者自己豐富的想象力而建立的，其中的一些咒語、魔法生物等都是憑空幻想，在字典上無從查詢，也沒有其他譯法可以參考，所以要求譯者展開自己的感受力、想象力和幽默感，充分調動自己的漢語詞匯積累，給每個名詞找到合適的譯名。比如書中林林總總的咒語：幻影移形，倒掛金鐘，原形畢現……；比如那些魔法生物：護樹羅鍋、嗅嗅、炸尾螺、蒲絨絨……等等。翻譯每一個新的咒語和魔法生物，對我們都是一個不小的挑戰，正如嚴複所說：“一名之立，旬月躊躇”。
馬愛農譯作
馬愛農：《船訊》是美國作家安妮·普魯編寫的小說，獲1993年美國國家圖書獎和1994年普立茲小說獎。故事講述一個失敗的中年男子重獲新生的故事。全書以粗礪平淡的風格，壓抑的深情如同潛流暗湧，仿佛是對那些被這世界唾棄卻不自棄的邊緣人、失意者內心褶皺和創傷的一次撫平與修複。
馬愛農：加拿大作家露西·蒙哥馬利（1874—1942）的代表作，講述了一個感傷而充滿詩意的故事。綠山牆農捨的卡思伯特兄妹本想領養一個男孩，不料陰錯陽差，從孤兒院領回了女孩安妮。安妮長了一頭紅髮，臉上有許多雀斑，一開始差點被退回去。但她純潔正直、感情充沛，雖然身處逆境，卻對生活充滿了美好的幻想，終於在綠山牆找到了溫暖的家。
馬愛農：《走在藍色的田野上》是愛爾蘭當代女作家克萊爾·吉根（Claire Keegan）的一部短篇小說集。作品描寫了愛爾蘭現代社會中絕望與欲望，精悍之中透著極其克制的冷調，情節起伏出人意料，讓人驚歎在短篇格局中竟有如此跌宕的內容。譯本曾於2014年獲愛爾蘭總領館首屆愛爾蘭文學翻譯獎。
本文來源：界面文化
轉自：甲申同文翻譯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