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於1988年創辦，迄今已滿30年，從未中輟，旨在專門引進海外關於中國研究的學術論著佳作，從歷史到當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無所不包，截至2018年8月已出版圖書近180種。一本本高品質的著作呈現在中國讀者的面前，匯聚成一個新的知識體系，也成為當代中國出版的奇跡。值“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出版30周年之際，現代快報讀品周刊推出與叢書關係密切的系列大家訪談。
因為主編中國學界兩套規模最大的譯叢——“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和“人文與社會譯叢”，劉東聲名遠播。
通常每一個劉門弟子，進來以後第一次談話，都是重說“三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不僅是不可偏廢，而且次序不得顛倒。在這位中國學界的“動手派”看來，立言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因為現在的很多“立言”就是寫那些“偽創新”。
但在經歷了“長達三十年的學術助跑”之後，眼下，耳順之年的劉東深知自己正處於“立一家之言”的關鍵時期，他一生都在等待這樣的爆發。
劉東
1977年考入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先後任教於浙江大學、南京大學，1985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1991年起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2000年起任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2009年出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創辦並主持了“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人文與社會譯叢”及《中國學術》雜誌。著有《再造傳統》《思想的浮冰》《西方的醜學》等。
陳曦 | 文 徐洋 |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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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東1955年生於徐州，經歷了“文革”失學，1977年，他本想報考南京藝術學院，成為一名歌唱家，卻因筆試成績優異被南京大學哲學系截留，陰差陽錯地走上學術之路。
1985年，劉東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當時“思想界第一人”李澤厚，攻讀博士學位。作為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潮中的積極分子，劉東1988年開創了“海外中國研究叢書”，30年的執守已經積累下180多種，為的是中國知識界能夠開眼看到國外中國研究的核心成果，激發思想的碰撞和交流。
1990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後，劉東留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長達十年。此間，旨在譯介國外最新政治與社會理論的“人文與社會譯叢”，又被他組織起來。2000年，他離開社科院，任職於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直至後來調任清華國學院。2001年，劉東創辦並主持由哈佛燕京學社資助的《中國學術》，不但匿名評審嚴，學術標準高，而且一開始就設定了中外學者同場對話的格局，現已成為中文學界最重要的學術期刊之一。
回過頭看看自己做過的活兒，劉東說就像“爬黃山一樣，很陡的坡兒，憋著勁兒就上來了，等回頭一看，嚇自己一跳。”
在劉東看來，知識和行動本來就應該是統一的，但在現實生活中，“知行合一”往往意味著要吃很多虧。編譯叢書、主辦雜誌這些事，他都沒法填到“上峰”的審查表格中。
他對自己的進退一向遲鈍，在評職稱、申請基金的問題上，反應都比較木訥。在社科院的時候，他一直是副研究員，儘管他也挺努力的，但一直都沒評上研究員。“後來我才知道在提升研究員之前，需要自己寫一封申請信，我卻不知道這事，因為所裡研究員的申請名額有限，負責的人也沒提醒我，直接就把我算作自動棄權了。”
不過劉東覺得，正是自己吃的這些報不上“項目”的“虧”，才讓自己立了“功”：寫的書是功，給國家培養學生也是功，把《中國學術》辦成漢語世界最好的雜誌是功，把“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和“人文與社會譯叢”都熬成規模數一數二的叢書是功，重建清華國學院也是功。
“總而言之，你內在的修為和外在的事功要有聯繫。你的德也罷，你的志也罷，其實都在這個功裡面。這也未必都是在耽誤學業。只要你有心，精讀的書就會越來越多，學問就會越來越大。所以這些年來，編輯並沒有耽誤我做學問，反而有所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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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劉東與陳來主持清華國學院的複建工作，並將工作重心轉向了國學研究。一個前半生都在致力於譯介西方前沿理論的人，突然轉向了中國的傳統，很多人對此感到困惑。
在劉東看來，這兩者其實是相輔相成的，並不矛盾，“最提倡國學的人，反而可能是最了解西方的”。當年清華國學院裡的五大導師，不僅國學水準是超一流的，即使以其西學水準而論，在當時的中國也是遙遙領先的。
“且不說曾經長期留洋的那三位（趙元任、陳寅恪、李濟），即使是從未到過西方的王國維，也是第一個硬用西文去啃西學的中國人。而梁啟超雖然只是通曉日文，但是他勤於遊歷、廣交外國友人，又在不斷複述資訊的辦報過程中，逐漸獲得了對於西方社會的廣泛通識。”
老清華國學院五大導師（左起：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李濟）
劉東在清華園王國維紀念碑前
正因為這樣，複建後的清華國學院也自覺地恢復了這樣的傳統。該院恢復之初召開的第一個國際學術會議，就是討論以賽亞·伯林的思想。
“回想當年，梁啟超正是在遊歷了歐洲之後，並且參照著現代西方社會的某些病痛，才返回到了文化相對主義的平等立場，意識到再一味地去鄙夷本土的文化，既是在學理上站不住腳的，也是在實踐上相當有害的。這種更為寬廣的態度，跟那些缺乏世界眼光的、視野狹隘的人相比，恰恰形成了明顯的反差。”
與此相應，劉東還發現過一個有意思的對比：如果當著那些出過國的人面去反思西方，那麽無論是它的理論還是現實，你都很容易跟他形成對話和共識；但要想對那些沒出過國的人去反思西方，他簡直就想跟你拚命，反而覺得你是不可思議、你是思想落伍，因為對後邊這一種人來說，西方社會就是一個理想國、一個寄托了一切可能的烏托邦。
“對於這樣的人來說，其實最簡便的方法就是找個機會，推薦他到國外去訪問一年，這樣等到他歸國以後，批判的意識自然就會被喚醒，再也不會無原則地說西方樣樣都好了。”
在他看來，在經由近三十年的理論譯介後，一個西學理論祛魅的時代已經到來。劉東期待自己此生還能夠發動一場針對西方理論的“總攻式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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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種使命在肩的緊迫感，耳順之年的劉東開始集中精力著書立說。他將過往的全部學術經歷歸結為一場“長達三十年的學術助跑”。
來到清華園9年，劉東已經出版了十幾本書，其中有些屬於專著，有些則匯總了他此前在一些報刊、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和在大學的演講，但這在他看來“都不算什麽”，因為他要開始自己的“晚期寫作”了。
“所有的學者，只要有晚期，他都有這個緊迫感，比如維特根斯坦。孔子到最後不行的時候，才開始刪詩書定禮樂。比較典型的晚期寫作是貝多芬，他晚期寫了24首鋼琴曲，又突然用專業彌撒的曲調去寫《第九交響曲》，一直都是薩義德、阿多諾他們的討論對象。”
劉東近作《天邊有一塊烏雲》
“現在外國人給我寫信，希望我出國。我一般回信的時候，都假裝沒看見這句話。”因為他要去“攀登學術思想的最高峰”，這個事只有極少數人才能乾，而99%的人都適合去當“學術二傳手”。
他之所以不願意去“二傳”，是一種程度上的迫不得已：“如果你認為我們現有的國學知識，都已經相當令我們滿意了，那麽去做做二傳也不錯，但現在實際上很多都是古董觀念。中國有多少人能夠做進一步的知識創新，讓中國的思想和西方進行對話？”
“真正有遠大志向的話，會知道我現在這個年紀才是人生最危急的時候，是靠了一輩子的苦讀才到了現在最精彩的時候。但反過來，上帝不會因為你現在多麽志得意滿了就多給你一天時間，因為苦讀，你的視網膜、頸椎、坐骨神經都受了無比的折磨——你看淹死王國維的水才齊腰深，說明他的身體實在太差。”
大學問不靠拚命靠長命。在劉東看來，他前面幾個偉大的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都完全沒有完成自己的潛能。寫作最毀身體，所以他現在“惜命”，帶頸椎保護器、用淨化器、戴口罩，蟲草則是四季常備的。
“我現在過得戰戰兢兢。能保證自己多活一些就多活一些。”
| 對話 |
真理就在
不斷對話的過程中
讀品：請談談創辦“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緣起。
劉東：當時南京大學跟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合作，辦了一個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而南大是我的母校，在那裡我讀到了不少海外學者對中國的研究專著。那時候的中國真是百廢待興，很多中國人根本不知道海外有那麽多漢學家。同樣在北京，還有坐落於北海的國家圖書館，當時還叫北京圖書館，裡邊有個西文新書陳列室，那裡也有很多漢學著作，讀多了以後，我覺得應該把這些書介紹給國人，於是就試著做起這套譯叢。
讀品：最早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主編是李澤厚和龐樸，而你和姚大力是副主編，為什麽會這樣？
劉東：我們那一代學者中，很有意思的是，往往有人年紀雖不大，輩分卻不小。像陳嘉映跟著熊偉，陳來跟著馮友蘭，姚大力跟著韓儒林，都像是直接續上了張三豐的“老兒子”。 創辦這套叢書的時候，我還是博士生，擔心老師嫌我不專心寫論文，就把李、龐兩位導師頂了上去，而把實際的操作者即我和大力，隻寫成了副主編。
讀品：20世紀80年代出現了很多叢書，其他叢書給你什麽影響？
劉東：當時我是“走向未來”和“文化：中國與世界”這兩套叢書的編委會成員。我們當時習慣把剛創辦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說成是“小叢書”，而把前兩套叢書說成是“大叢書”。那個時候還不能想到，後來這種“大小”竟顛倒了過來，那兩套叢書都戛然而止了，反而“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成了第一大的叢書。在這個過程中，江蘇人民出版社換了五六任社長總編，按照常情，新長官上台之後總想把舊的項目拿掉，可我們還是熬過來了。現在當然不會這樣了，就像一滴墨水滴入水中，擴散到了每個角落，整個出版社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讀品：為何後來又啟動了“人文與社會譯叢”？
劉東：如果讀這些書能幫我們找到真理，那麽真理也只在這種對話過程之中，這個過程誘使我們不斷調整自己的位置，去更全面地、多角度地觀察一個事物。 “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引進的過程中，我們的認識也有變化，一開始以為西方人幫我們說清楚了很多事，後來發現，西方漢學家的理論也是各種各樣的，它們把中國說成長的、短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需要補的和需要開刀的，最後漢學家們說，西方有一套成熟的理論體系，必須得懂這套理論體系，才能重新解讀中國，於是，“人文與社會譯叢”就做了起來。
編輯 | 菜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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