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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多方努力，1988年6月2日，新聞出版署終於批複，同意成立譯林出版社，當年10月，我出任譯林出版社首任社長兼總編輯。建社時只有16人，家底很窮。儘管經濟實力薄弱，但我們還是發揚辦《譯林》雜誌那種不斷創新、敢為人先的傳統精神，在困難的條件下，在翻譯出版界創造了好多項屬於首創的業績。其中的成功或挫折，都留下了可貴的經驗。

名著通俗兩頭抓

建社後，我們確立了名著與通俗兩頭抓的出書路子。考慮到譯林雜誌靠通俗起家，譯林出版社也要維持這個特色。我們加強收集西方當代暢銷書的資訊，大膽買進版權。那時我國剛加入世界版權公約，出版界有些人還不習慣或捨不得向外買版權。而我覺得，今後出版實力之爭，就是擁有版權之爭。為此，一方面向省出版總社申請設立“外國版權基金”，爭取獲得經濟資助。另一方面敢為人先，第一個“吃螃蟹”。下定決心，積極購買外國版權。由於我們出手早，信譽好，像《沉黙的羔羊》的版稅率一開始才3%，每本預付金不超過1000美元。

經過努力，當時英美最流行的暢銷書，其版權幾乎大部分被譯林買下。我們又發揮獨有的刊與書連用優勢，推出一套“外國流行小說名篇叢書”，形成刊、書互補特色，以至市場上流傳：“想看外國暢銷小說，就去買譯林版的說法。”保住通俗這一塊，我們不忘抓名著，隨之又推出“譯林世界文學精品叢書”“譯林外國漫畫系列”等，從而擴大了譯林的聲譽。

積極“走出去”

規定譯林社出書範圍的頭一條，就是外文圖書，這一點我一直記在心裡。我更明白，作為專業翻譯出版社，無疑要促進中外文化交流作更多的貢獻。對外引進，譯林已做了不少，建社後必須考慮開展對外輸出的工作。

怎麽做？我想先從相對容易的中英文對照的畫冊做起。正好得知中山陵管理處為紀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有意策劃出版一本孫中山畫冊，我覺得若把它配上英文解釋，更有助於吸引海外讀者，尤其是眾多華裔和華僑。於是找中山陵管理處尋求合作，雙方達成協定，他們選照片，提供中文解釋；我們負責圖片編輯、中文英譯、出版和發行。這本取名《中華之光》的畫冊，出版後國內反響挺好，我們還會同“民革”中央，在北京舉辦了這本畫冊的出版座談會。至於外銷，當時是通過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對外發行，雖然數量不大，但畢竟是譯林社圖書“走出去”可喜的第一步。

接著我們同美國斯通·沃爾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英文本《拯救白鰭豚》。這是第一次由美方負責向世界發行的譯林版英文書，既推動了圖書走出國門，又為拯救瀕危動物作了貢獻。此後，我們又組織出版了中英文對照的紫砂壺畫冊《茗壼競豔》和《蘇州園林》，以及《邊城》《老舍文選》《中美關係十年》等多種英文本外向書，為較早地推動圖書“走出去”，作了一定的貢獻。

譯林社1990年率先翻譯出版法國極負盛譽的文學名著《追憶似水年華》，獲得雙效俱佳的效果之後，我就把目標瞄準現代世界名著《尤利西斯》。有關出版該書的報導已經很多了，我無意重複。

外國文學學術建設

譯林社在介紹外國文學的同時，也十分注重出版外國文學學術圖書，有些甚至不惜虧本出版。例如早在對外開放初期，我們就分國別翻譯出版了英國、美國、法國、蘇聯及阿拉伯文學詞典，接著出版的有：《1949年後外國文學作品出版目錄》《20世紀外國文學大詞典》《英國詩史》《英美荒誕派戲劇研究》《翻譯學概論》《文學翻譯批評研究》《日本近代文學思想史》等等。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策劃編寫《20世紀外國文學史》。該書一改傳統，按國別寫史的方法，改為按不同時期，縱向分析世界各國文學的發展。因為具有創新意義，所以被列入中國社科院“十二五重點科研規劃”，出版後深受好評，榮獲國家和地方多項優秀圖書獎，為譯林社贏得了榮譽。我雖然因為退休沒有參與到底，但我策劃出版了這個選題，並參與了它前期的許多工作，這都成為我出版生涯中難忘的記憶。

英語教輔壯大經濟實力

建設譯林版圖書品牌，初見成效，但全社經濟實力依然薄弱。那麽，增收的出路在哪裡？要想加快壯大全社經濟實力，在現實出版環境下，必須爭搶教育圖書這塊“蛋糕”。這時我想到，譯林靠翻譯起家，具有英語作者資源的優勢。眼看做教材教輔出版的都很紅火，我們也應該涉足英語教材這個領域。於是，約請南京師大和蘇州大學的英語教師，編寫出初一英語課本，經送審通過，並說通南通市採用。

同時，我們還會同教育部門，開發初中英語教輔讀物，儘管品種很少，但對改善社裡經濟狀況的貢獻不小。為此，我決定充實英語教材的編輯力量，擴大對譯林版英語教材的宣傳力度，力爭使其增量、配套、系列化。我在卸任社長兼總編職務時，還一再叮囑我的繼任者，務必牢牢抓住英語課本和教輔的出版。

經過多年的努力，如今譯林版英語教材，在完成初中三個年級編寫與出版的基礎上，又與香港牛津出版社合作，推出譯林版牛津小學英語，覆蓋從一年級到六年級的全套課本。這套課本相對更符合江蘇省英語教學的要求，推廣後很受英語教師歡迎。接著社裡又約請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多位英語教授，比較其他課本的優劣，編寫出與譯林版初中英語課本相銜接的高中英語課本，成功實現譯林版英語教材，從初小到高中的系列化，同時還出版與課本配套的教輔讀物和音像製品。目前譯林版中小學英語課本，不僅在江蘇全省覆蓋使用，還有部分省外學校也加入了使用隊伍。隨著數字出版和多媒體的發展，譯林社又注重開發識圖、有聲、動漫式等數字化英語教育類產品，並延伸到英語培訓。我欣喜地看到，譯林版英語教材，在推陳出新的路線上不斷前進，成為支撐和壯大譯林社經濟的重要來源。

勤搞活動，增強社會影響力

我是半路出家搞出版，在文藝、翻譯、出版界人脈又少。為了擴大《譯林》影響，也為了多結交一些不同層次的朋友，所以我一開始就抱著不避麻煩、多搞活動的思想。先後舉辦了英語和日語翻譯比賽；召開座談會為查良錚（穆旦）學術平反；勸說戈寶權先生向江蘇捐贈藏書，並設立“戈寶權文學翻譯獎”等。除此以外，還抓住機會，組織多種形式的聚會，交流資訊，積累人氣。在八九十年代，僅我在職期間，《譯林》雜誌和譯林社，每年至少都要舉辦或合辦一項活動。

比如，1980年在無錫，《鍾山》《譯林》創刊作者座談會；1981年在揚州，《譯林》編委擴大會；1982年在連雲港，《鍾山》《譯林》作者譯者聯誼會；1983年在蘇州，英語翻譯比賽決審暨《譯林》編委擴大會；1984年在無錫，翻譯出版資訊交流會；1985年在南京，承辦全國美國文學研究會年會暨《譯林》創刊15周年紀念會；1986年在杭州，《譯林》中青年譯者筆會，在鎮江，承辦文化部出版局召開的翻譯出版座談會；1987年在南京，島崎藤村翻譯和閱讀獎頒獎會暨島崎作品研討會，在成都，與川大合辦外國現代小說創作技巧討論會；1988年在南京，譯林版外國名家詩歌推介會、戈寶權榮獲蘇聯國家勳章祝賀會，在北京，穆旦學術討論會；1989年在珠海，成立外國文學出版研究會籌備會議；1990年在南京，《古蘭經》出版座談會，首屆戈寶權文學翻譯獎頒獎會暨《譯林》筆會，在北京，與《中國新聞出版報》聯合舉辦外國通俗文學座談會等。

舉辦這麽多的活動，當然要付出精力和財力。但是，的確達到了多交朋友和宣傳譯林的目的。這樣做，再麻煩也值得。再說到同行關係。人們常說同行是冤家，其實我覺得，同行之間既是競爭者，又應該是合作夥伴。為了提升譯林社的聲譽，我一直樂意為同行做點服務，有兩件事受到同行歡迎。

一是倡議成立外國文學出版行業社團。我首先向兩位老大哥——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長官匯報請教，得到讚同，又征詢湖南、廣東、廣西、浙江等文藝出版社，也獲得支持。於是，我起草章程，正式向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申請成立“外國文學出版研究會”。經過多方聯絡籌備，1990年7月，在桂林召開全國外國文學出版工作會議之際，研究會正式宣布成立。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秦順新當選為會長，我被推舉為副會長兼任秘書長，秘書處設在譯林社。這個社團不收會費，辦公費用全由譯林社負擔，不僅開展行業交流活動，還組團赴日本與美國參訪。我退休後因被社裡返聘，所以還繼續留任秘書長，直到2008年研究會被並入“中國版協文藝出版委員會”為止。

二是受新聞出版署委託，研究會承辦了六屆“全國優秀外國文學圖書獎”評獎活動，使許多優秀的譯作、敬業的譯者和辛勤的責編，有更多受表彰的機會。譯林社在上述活動中的付出，受到了中國版協及業內人士的好評，在行業中的聲望，也因此提升。

積極為行業服務這種觀念，在我卸任退休後還依然保存。影響較大的，就屬我策劃、組織的對“開放翻譯家”的宣傳。改革開放初期，袁可嘉、董樂山等一批思想敏銳的翻譯家，積極譯介當今世界的新思潮，特別是西方流行的文學流派，對推動思想界的對外開放起了積極作用，我把這些人稱之為“開放翻譯家”，並覺得有必要宣傳弘揚他們的事跡。隨後我與《中華讀書報》時任總編輯莊建女士合作，在該報開設介紹“開放翻譯家”專欄。我負責選人物、定流派、組稿和初期編輯，再送報社終審定稿。自2005年2月16日起，至8月3日結束，在歷時近半年的時間裡，“人物譜”專欄，介紹了董樂山、施鹹榮、梅紹武、傅惟慈、袁可嘉、柳鳴九、郭巨集安、葉廷芳、劉習良、呂同六等10位不同語種的翻譯家。“流派走廊”專欄，則介紹了意識流、黑色幽默、荒誕派戲劇、先鋒派等10種文學流派與文學現象。專欄開辦時，我發表了導言《開放翻譯家：一項思想文化資源》，專欄結束時，又發表了結束語《翻譯也要重視導向》。上述兩個專欄的文章，很受讀者的關注，為我國當代外國文學翻譯出版史，增添了有價值的史料，我也為自己在其中略盡微力而感到欣慰。

再看“譯林現象”

如今譯林社的長官團隊，思想解放，適應市場經濟，從體制、機制到運作模式，都勇於邁出改革的大步，在出版品牌、內容創新、資源聚合、文化影響、行銷能力等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取得轉型的可喜成績。主要體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指導思想上，堅守政治擔當和文化責任感，把好出版導向，堅持出版創新，持續強化譯林品牌影響力。抓住紙質出版和數字出版兩翼，加大優質資源的集聚力度，在積極傳播文化科學知識的同時，實現國有資產持續保值增值。

二、在保持譯林文學名著市場優勢的同時，豐富選題結構，突出重點產品線，打造出多個新品牌系列。如“人文與社會譯叢”，起初毫無影響，也不盈利。他們並不放棄，本著書目更精、譯文更優的目標，持之以恆，至今已出書上百種，引進了一大批外國新潮的學術專著，在理論研究界有很好的口碑，成為譯林版雙效書的又一品牌。又如“傳記譯林”，因為譯林買版權有優勢，所以推出的人物傳記，既有外國政要，也有球星明星，還有商界大咖，具有“獨家報導”的優勢，銷路都很好。近些年，開發以吳念真、格非作品為代表的華語原創文學產品線，也受到好評。

三、利用資本力量，做好內容產業鏈的延伸拓展。近些年發揮內容資源優勢，開發衍生產品，注重立體出版。以饒雪漫品牌為核心的青春圖書系列，4年中有多種當年銷量都在10萬冊以上。投資出品的電影《左耳》，票房近5億，取得當年江蘇出產電影最高票房的好成績。打造“鳳凰機器人”素質教育培訓項目的成功，已引起資本市場的關注。江蘇譯林教育管理谘詢公司，還被江蘇省委宣傳部、科技廳、文化廳、新聞出版廣電局，共同評定為“江蘇省重點文化科技企業”。

《左耳》圖書與電影海報

四、落實組織裂變，優化運營機制。針對行業市場的變化，結合自身業務發展需要，對機構設定進行重大調整。改變了以往單一的出版圖書編輯室運作模式，建立兩分社（基礎教育分社、期刊分社）五中心（文學出版中心、人文社科出版中心、新知出版中心、文博出版中心、上海出版中心）的新結構，有效推進了各個圖書品種板塊的專業化和精細化運作。

五、發揚“工匠精神”，提高出版品質。以制度落實精益求精的傳統。一方面完善《書稿審校制度》《圖書品質管理規程》《審讀工作管理辦法》等條例，構建多級印前審讀的品質保障體系，優化《精品出版項目績效考核辦法》等獎勵激勵機制；另一方面強化編輯人員素質的提高，建立新老編輯“一對一編輯導師製”，抓好編輯尤其是青年編輯的技能培訓。

當然，譯林社的發展，也緣於《譯林》雜誌帶來的品牌效應。“譯林”這兩個字，在不少人心目中，已成為一種優質翻譯的符號。同時，及時研判市場動態，注重圖書行銷和管道建設。加強線上網店與線下地面店的互動協作，運用微博、微信等新媒體開展多管道行銷，把發行管道分細、選精、做優，完善少印、勤添、快回款、減庫存的行銷流程，實現讀者號召力向實際購買力的轉變。

1989年，譯林社建社頭一年，僅實現利潤4.89萬元，人均創利只有3000元。2015年，譯林社盈利4800餘萬元，人均創利高達36萬元。建社26年，全社盈利增長一千倍，年均增長40倍，譯林社連續7年位列全國文藝出版社總體經濟規模第1名。在當前圖書市場不景氣，不少出版社經營均現困難的環境下，譯林社通過上述改革措施，為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李景端著《我與譯林——半生書緣一世情》，已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為編輯選編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