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於1988年創辦，迄今已滿30年，從未中輟，旨在專門引進海外關於中國研究的學術論著佳作，從歷史到當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無所不包，截至2018年8月已出版圖書近180種。一本本高品質的著作呈現在中國讀者的面前，匯聚成一個新的知識體系，也成為當代中國出版的奇跡。值“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出版30周年之際，現代快報讀品周刊推出與叢書關係密切的系列大家訪談。
趙冬梅是研究宋史的，她向外國學生作自我介紹時，一般會告訴他們，她的趙和宋的趙是一個趙，他們往往會很配合地“恍然大悟”說：“啊，princess（公主）！”
今年7月，有網友在微博提出宋史專著《天潢貴胄》一書中，宋朝宗室趙令穰的名畫《湖莊清夏圖》被直譯成了《清夏江鄉圖》。
趙冬梅正是這本書的譯者。她沒想到，一本十幾年前翻譯的作品，至今仍有人在關注、在討論。“藝術史我當年確實毫無涉獵，也無如今日之海量電子資源可以憑借，錯漏之處，必不止此兩端，還請指出，是譯者之榮幸，亦讀者之佐助。”趙冬梅很快轉發並回應了這條批評她的微博。
趙冬梅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英國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高級訪問學者、美國斯坦福大學北大分校客座副教授；德國維爾茨堡大學漢學系客座教授、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2012年、2013年，登上央視《百家講壇》欄目，講述《千秋是非話寇準》《司馬光》 並出版相關圖書。著有《文武之間：北宋武選官研究》《武道彷徨：中國古代的武舉與武學》等。
陳曦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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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冬梅與“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結緣於2000年左右。
當時，一位前輩推薦她看看《天潢貴胄》這本書，認為值得譯介過來。這是美國人寫的一部宋代宗室史，趙冬梅看了，覺得題目很新穎，此前還沒有人做過這方面的專門研究。
翻譯不成問題，可翻譯出來怎麽出版呢？於是趙冬梅通過閻步克先生，找到“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主編劉東，徑直說出了希望劉東能將這本書納入“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出版的想法。
當時趙冬梅剛剛博士畢業留校，沒有翻譯過一個字，發表的東西也非常少，但劉東非常爽快地答應了——“好，你譯吧”。
《天潢貴胄》翻譯到一半的時候，趙冬梅又看到了《中國轉向內在》，並被作者劉子健先生行雲流水般的思想迷住，於是她就先譯出了《中國轉向內在》，然後才把《天潢貴胄》譯完。最後，這兩本書都作為“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的一種，分別於2002年和2005年出版。
《中國轉向內在》一出版，研究宋史和研究中國思想史的人，就把這本書當成是開給研究生的必讀書。作為一部名著的譯者，彼時的青年學者趙冬梅“也跟著沾光有名了”，“我出去開會，人就會介紹說，這是趙冬梅，這是《中國轉向內在》的譯者。就是她譯的，譯得很好。”
趙冬梅說，現在回想起來，這兩本書對她寫作的影響也是極大的。
比如《天潢貴胄》，談的是宋朝宗室大家族319年間的歷史。這裡面不僅涉及到宗室制度研究，還有社會史、文化史研究，所有這些專門研究，都被作者融入到了宗室三百年興衰沉浮的故事中去。
“我後來做宋代人物的研究，做寇準、做司馬光，是受這個的影響。我得承認，它是我作為一個譯者得到的額外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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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趙冬梅在央視百家講壇主講《千秋是非話寇準》而被廣大歷史愛好者熟知。
觀眾形容她是“兼具優雅與知性的最美主講人，因為她愛上了歷史”，地面講座場場爆滿，擁有千萬粉絲。
不管是宋史學界的同行，還是北大歷史系的前輩、老師，反響也都非常的好。北大歷史系主任張帆教授說：“論當代歷史學者，功底扎實而又貼近公眾的，趙冬梅當之無愧。歷史在趙冬梅的聲音中復活。”
感受到鼓舞的她，2013年再次登上百家講壇開講《司馬光》。這一次，關於司馬光到底有沒有砸過缸的問題，甚至引發了一場民間大討論。
上電視去講歷史，北大歷史系，趙冬梅是第一位。
一個象牙塔裡面的女人要走到塔外邊去的時候，通常會要面臨著各種各樣的不適應。更何況是出身北大歷史系這樣“總體取向高深，與花花世界保持距離”的百年老系。
既要講得通俗，又要保持歷史學的尊嚴，趙冬梅深知“非常非常之難”，“但我為什麽又去了呢？因為歷史知識要分享。”
趙冬梅對自己的定位，第一是要講“對”的東西，第二才是要“好聽”。寇準的故事簡單，比較容易好聽。而講司馬光，有時候一整集都在講司馬光的一篇奏劄，因為它重要。
雖然兩次講的都是歷史人物，實際上，寇準和司馬光，都是她的一個大的寫作計劃的一部分——寇準是北宋第一代政治家（打天下的那一代，趙冬梅稱他們為“零代”），范仲淹是第二代，司馬光、王安石是第三代，後面蘇軾、蔡京是第四代……趙冬梅想通過不同代際的政治家的命運沉浮，呈現北宋政治文化的興衰脈絡。
所以，趙冬梅的寇準和司馬光，講的不是“一個人的故事”，她鋪得很開，事件、制度、文化、社會生活等等，盡可能立體呈現。
要得多，就做得慢。司馬光的錄製時間拖了四年多，在“百家講壇”的歷史上可能是最長的。
趙冬梅口中的宋朝是這樣的：有一個可以商量的皇帝，不同的意見在朝堂上是可以共存、可以討論的。而且宋代有批評的制度，有專門負責批評的官員，關鍵是它有一種包容意見的氛圍。這是“好”的宋朝。
當然，宋朝的好，並非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時間都好。王安石變法之後，大宋走向了下坡路。“變壞了”的宋朝政治文化和來自北方的落後文化雜交，最終造成了近代以前中國政治文化的樣子。
“宋朝的好，在宋朝就已經走了下坡路。我唱的不是讚歌，也不能算挽歌，我想找尋的是變化軌跡，是背後原因。”這是她的大目標。
作為一個宋史研究者，趙冬梅其實是讚美它的，但再讚美她也知道它仍然是帝製時代的一種寬容政治，它所有的根基是皇帝的寬容，當皇帝決心收回寬容的時候，那就誰也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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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會有朋友抗議，說她把宋朝說得太好了。可她覺得，宋朝的好，說得還遠遠不夠。
“毫不誇張地說，北宋是中國讀書人最好的時代。趙宋家法，對於‘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這一點有清醒認識。所以，你看寇準、范仲淹、司馬光、蘇軾這四代讀書人，都是腰杆挺直、目光堅定。就連他們的業餘生活，也是充滿創造力的，美的，雅的。”
近代以來，中國人不喜歡宋朝，更喜歡那些強盛的、具有擴張力的朝代，比如漢，比如唐，甚至是蒙元。
這種認識的產生，在趙冬梅看來，一方面是因為近代以來我們屈辱得太久，需要心理補償。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誤解。包括學術界在內，對歷史的了解過於片面，缺乏深入的研究。
“比如大家都覺得宋朝不能打，真的不能打嗎？我自己研究過宋朝的軍事管理制度，宋朝軍隊的管理肯定是有各種各樣問題的。但是，你看中國歷史上的北南關係——北方遊牧民族和南方華夏帝國的關係，什麽時候是南方一家說了算呢？只要北方是統一的草原帝國，南方基本上都很難抗衡。冷兵器時代，農耕民族對抗遊牧民族，難！從這個意義上說，宋朝的戰績真不算壞。從世界範圍看，抵禦蒙古人時間最長的，就是宋朝。”
這個夏天，趙冬梅在“喜馬拉雅FM”上開了一個聲音節目“北大趙冬梅講中國史”，講中國的制度、文化和社會生活，就是希望把這些認識的盲點掃一掃。
| 對話 |
宋史研究
國際化程度非常高
讀品：在您看來，宋代有哪些政治文化制度值得後世借鑒？
趙冬梅：太多了。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明，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又說中華文化學術“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複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宋朝制度政治文化的要義，簡單地說，就是統治集團有底線、有理想，權力知道克制，故其政治能寬容、給自由，精英有思考力、擔當精神和創造力。。
讀品：史學界有一個觀點“崖山之後無中國”，對此您怎麽看？
趙冬梅：我不能同意，什麽叫“無中國”呢？中國一直都在，而且還變大了，對吧？我更傾向於說，宋代以後，金元以降，中國發生了文化轉型，在很多方面開了倒車。北宋在王安石變法以前，曾經出現過帝製時期儒家政治文化的最好成績，簡單表述的話，應當是“有糾錯機制的寬容政治”。但是，這種狀態，到王安石變法就已經走下坡路，很多制度被破壞，政治上越來越專製，士大夫的話語太空受到越來越嚴重的擠壓。這種內在的惡化趨勢，與來自北方的相對落後的政治文化結合在一起，構成了金元明清政治文化的主調，國家治理的水準大幅滑坡，再也沒有回到宋朝的水準。
讀品：宋史研究為何要關注海外同行的研究成果？
趙冬梅：就宋代歷史研究而言，它的國際化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傳統上，中國人對於宋代的評價其實並不高，我們比較重視漢唐。對於宋朝的重新評價，是進入20世紀以後才出現的。日本學者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把宋朝作為東洋近世的開端，就是說從宋朝起，中國進入了他的modern times。陳寅恪先生則認為，未來華夏文明的複興，應該是帶有宋朝元素的複興。也就是說，重新評價宋朝，是20世紀以後海內外同時開始的。但是從50年代之後，海外和海內走上了不同的路線，海外是繼續發展，不斷深入；但是大陸的宋史研究處在一個相對停滯的狀態。到了80年代，我們重新開始宋史研究的時候，海外學者其實已經拉下我們一大截，那這樣你當然要去學。如果你現在讓我評價，我會認為經過80年代到現在長時段的發展，海內海外的宋史研究，處在一個各有千秋、各有它領先的地方。從這個意義上講，那我們當然要重視海外同行的研究，因為我們是在一起推進宋史研究的進步。
編輯 | 菜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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