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國史》和《劍橋中國史》 的最大區別是什麽？

2016年10月，著名漢學家卜正民主編的《哈佛中國史》在中國問世。這套叢書從公元前3世紀秦一統天下寫到20世紀初清朝終結，從全球史的視野講述了中國的帝製史。

叢書分六卷，分別為《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分裂的帝國：南北朝》《世界性的帝國：唐朝》《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掙扎的帝國：元與明》和《最後的中華帝國：大清》。卜正民寫的是元明卷，美國漢學家陸威儀、羅威廉和德國漢學家迪特·庫恩參與了其他部分。

卜

正

民

Timothy Brook

多倫多大學文學士、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哲學博士。曾任多倫多大學、史丹佛大學、牛津大學邵氏講座教授，現為加拿大英屬哥倫亞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任聖約翰學院院長。

“我們的目的是盡量客觀、公正地講述中國（從秦到清）兩千多年的歷史，讓對中國歷史不太了解的人在看過後了解。”卜正民說。這套書被譽為“多卷本中國史的黃金標準”，已被芝加哥大學、康奈爾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指定為中國史課程教材。

圍繞《哈佛中國史》的編著，2016年10月中旬，騰訊文化對卜正民進行了郵件採訪。以下為訪談內容。

陸威儀一個人寫了前三卷

出版《哈佛中國史》的念頭是怎樣誕生的？你與陸威儀、迪特·庫恩和羅威廉是怎麽合作的？

卜正民：出版《哈佛中國史》的主意，來自與我合作過的一位哈佛大學出版社編輯。她認為，公眾會希望看到一套較詳細地介紹中國歷史的書。《劍橋中國史》由很多學者共同參與撰寫。我們決定避免這樣的形式——我們的每本書，都由同一作者撰寫。

我和很多學者討論過這個項目，最終，我花了近一年時間，找到了陸威儀、迪特·庫恩和羅威廉一起合作。這套書原計劃出版五卷。我請陸威儀寫秦漢卷時，他表示，他想闡明的觀點在南北朝時期也有所體現，所以我同意他再寫一下南北朝。後來我們又決定單獨寫一卷唐朝歷史，但找不到特別擅長這方面的學者，陸威儀表示他也可以寫，於是他一個人寫了前三卷。他的效率特別高，三卷都按時完成了。

針對這套叢書，你提出了什麽概括性的寫作原則？

卜正民：我提出了三條寫作原則：囊括關於所寫朝代的最新研究成果，讓這套書及時反映當代學者研究現狀；按照主題撰寫內文，將這些主題按時間順序展開；要講述改朝換代的歷史，要適合非專業讀者閱讀。

除此之外，每位作者會自己決定應強調的內容和選材。陸威儀和迪特·庫恩將最近的一些考古發現寫了進來，它們對研究早期中國非常重要。對此，我感到非常高興。我發現，當你讓同事自己做決定時，他們往往充滿創意，表現不俗。

編這套書最大的難點在哪裡？

卜正民：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讓內容更全面——兩千多年是一個很長的時間段，發生的事情很多，即使出版六卷書，也未必能囊括應涉及的信息。此外，有的人希望強調最重要的事件，有些人不想重複，省略了一些大家熟知的信息。但最終，我的作者們都用寬廣的視角、清醒的頭腦撰寫各自的內容，這些衝突也得以解決。可以說，他們最終完成的手稿接近完美。

另一個挑戰是一致性問題。我曾經想為每位作者提供詳盡的內容大綱，但通過一次次的對話溝通，我們共同確定了哪些話題是需要被強調的重點。令我驚訝的是，我們很快就對這套書的編輯方式、風格及內容達成了共識。

“我們並不是要寫一部完整的中國史”

這套叢書從秦漢寫起，而不像其他中國史那樣從上古寫起。為什麽？

卜正民：這套叢書隻涉及中國帝製的歷史。我希望選擇我擅長的領域，而我對秦朝之前的中國歷史並不了解，所以感到沒資格去編輯相關內容。研究中國20世紀的歷史需要不同的角度，所以我們也未加入這部分。

我們並不是要寫一部完整的中國史。這套叢書是想為西方讀者提供中國歷史的重要內容，而不是用細節把讀者們淹沒。這也意味著，可能中國讀者期待讀到的某些內容，在這套叢書中找不到。

這套叢書的英文名是“帝製中國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與中譯名的差異較大，那麽，你如何看待這套書的中文譯名《哈佛中國史》？

卜正民：不同於劍橋大學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是，哈佛大學出版社不允許他們的名字出現在書名中，因此這套書的英文名稱並沒有出現“哈佛”的字眼。

對於這套書的中文譯名，我沒有什麽特別強烈的感受。我想，它只不過告訴了讀者這套書是哪裡出版的，這個書名並不代表“哈佛學派”（Harvard School）的觀點——我也不確定這個組織是否存在。我是四位作者中唯一在哈佛讀過書的，我的觀點不是某個組織的觀點。我們四位作者共同撰寫了這套關於中國歷史的好書，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它，僅此而已。

你寫的《掙扎的帝國：元與明》部分納入了生態環境角度的分析，指出“生態環境和銀兩的流通同樣重要”。你如何想到這個角度的？為何這套叢書的其他作者沒有採用類似的研究角度？

卜正民：過去20年來，在西方學術領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在研究環境對歷史的影響。我在《掙扎的帝國：元與明》中強調環境的作用，是一個較晚的決定——我在研究明朝沒落前發現，明朝沒落的原因之一是環境危機。在研究中國歷史方面，這樣的研究角度依然很新。將環境因素和我所已知的元明的歷史結合考慮，我感到很興奮。

當我決定在我寫的這部分裡加入這樣的角度時，其他作者的初稿已經完成。我沒有讓他們返工，使用同樣的角度分析。因此，在這套書中，只有我寫的部分涉及環境歷史。

《掙扎的帝國：元與明》與你之前的作品，比如《縱樂的困惑》、《維梅爾的帽子》和《賽爾登的中國地圖》是否存在內在繼承性？

卜正民：我寫這四本書，都緣於我希望了解中國與更廣闊的世界的聯繫。《維梅爾的帽子》和《賽爾登的中國地圖》面向的讀者更大眾，其余兩本書面向的是大學水準的讀者。如果這些書存在共同點，那就是它們都不是話題狹隘、面向專家的學術著作。我的目標一直是寫我媽媽也有興趣讀的書。

在《最後的中華帝國：大清》一卷中，羅威廉用“大清”（The Great Qing）描述清朝，這挑戰了通常敘述中清朝落後、保守、閉關鎖國的形象。這樣的觀點被西方學者廣泛接受嗎？

卜正民：認為清朝頹廢、保守的觀念，是民國初年由一些推崇共和的人構建出來的，意在否定過去，為共和製的合理性尋找理由。

儘管“大”這個形容詞有褒義，但在這裡並非這個含義：清朝是“大國”（Great State），“大”指的是這個帝國通過軍事力量擴張領土，擴大權力。

在你看來，近些年西方的新清史研究對羅威廉寫《最後的中華帝國：大清》有影響嗎？

卜正民：新清史學派僅僅主張歷史學家用滿族的文獻資料、從滿族角度研究清史。據我了解，羅威廉並非是新清史學派的推崇者，至少在新清史誕生之初，他並未主張新清史的研究角度。在這卷書中，他平衡了漢族和滿族視角的研究，他的文稿理智而公正。

與《劍橋中國史》有明顯不同

騰訊文化：在你看來，《哈佛中國史》和《劍橋中國史》的最大區別是什麽？

卜正民：《劍橋中國史》包含的是關於歷史問題的更深度的討論，主要面向研究生。《哈佛中國史》面向的是大學本科水準的讀者。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參與寫作了《劍橋中國史》的部分內容，而《哈佛中國史》是2008、2009年寫的，兩套書相距15年。時間不同，叢書的研究主題和研究成果也發生了變化，因此《劍橋中國史》呈現的是上一代的研究成果，《哈佛中國史》呈現的是目前的研究結果。

騰訊文化：在《哈佛中國史》中，包括你在內的四位作者都注重採用全球化的視角來寫作。這種視角可以為我們帶來什麽？

卜正民：講述中國歷史，可以隻講述中國國內的歷史。為了定義各自的民族性、國家性，來自各種文化背景的人們，都會做這種和過去有關的工作。我們則熱衷於將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係放在一起研究討論。這一方面可以對中國同事們寫出的內容做補充；另一方面，我們想要闡明的是，如果不考慮外部世界的影響和干涉，很難理解中國歷史的變化。

騰訊文化：你認為《哈佛中國史》的尚待完善之處有哪些？有中國學者指出，這套書輕忽主流歷史文獻，比如很少引證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的記載。

卜正民：斷代史為研究中國的過去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但它們也充滿意識形態色彩，為之後的政權提供了合理性。關於每個朝代的政治信息，它們講述得足夠多，但關於這個朝代的人們是怎樣生活的，他們是在什麽樣的條件下生活的，它們很少講述。

你們也許已經發現，《哈佛中國史》很少涉及各個朝代的政治史。只有在有利於闡明更廣泛的社會和經濟變化時，我們才撰寫相關的宮廷事件。那些對帝王及他們身邊人的生活感興趣的讀者，在《哈佛中國史》中可能找不到什麽新鮮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