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文明”之間的互動亦構成“文明”歷史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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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歷史學研究而言，“絲綢之路”不但是一個特定的研究課題，更是一種認識世界歷史的視域與方法。圍繞“絲綢之路”展開的器物、技術、制度以及思想的交流活動，不僅僅是歷史基本部門“文明”之間的互動，亦構成“文明”歷史的主體，這既與從年鑒學派到全球史的西方史學觀念消息相通，更是中西交流史內在學理的一種躍遷。

*文章原載中華讀書報2019年5月22日

張騫出使西域圖壁畫（臨摹品）

敦煌研究院藏

構建中國式全球史觀何以可能

文 | 張景平

歷史學家的學術普及作品往往會取得意料之外的傳播效果，這是中國近代出版史上屢見不鮮的現象。張蔭麟的《中國史綱》原本是作為高中教科書而編寫的，但在數十年後重印仍有洛陽紙貴之盛；而《萬歷十五年》的大受歡迎，幾乎掩蔽了黃仁宇在明代財政史研究中的卓越貢獻。這些著作的成功，固然緣於一切暢銷書背後難以捉摸的公眾興趣，但作者凝結於其中的高卓史實無疑起到了內在的支撐作用。如同《中國史綱》的生動簡明離不開張蔭麟對於黑格爾歷史哲學“目的論”的反思、《萬歷十五年》的繪聲繪色根植於黃仁宇對明代政治權力結構的獨到體察，近期引發廣泛關注的《胡天漢月映西洋：絲路滄桑三千年》（下簡稱《胡天》）則體現了著名學者張國剛教授力圖構建“中國式全球史觀”的願景。筆者以為，這是《胡天》一書的獨到貢獻，遠比部分章節被新媒體轉載而產生的熱點效益更值得注目。

一

《胡天》一書可以說是一部19 世紀中葉前的中國歐洲交流簡史，其學術基礎無疑來自中西交通史的傳統畛域。自從近代國人“開眼看世界”以來，如何於西潮的拍岸驚濤中思考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無疑成為歷史學這一中國古老學問的重要任務。中國歷史學不但由此誕生了世界史學科，更發展出獨具特色的中西交通史研究方向。中華文化衰頹與民族生存危機的互動作用，使中西交通史研究自肇始之初就具有鮮明的時代烙印。陳垣在《元西域人華化考》中極寫元代各種信仰的西域人士對於華夏文明的服膺與嚮往，其提振民族文化自信的弦外之音溢於言表。向達在《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通過對“器物”層面精細考證，證明中華文化在中古時期就以自信開放的態度廣泛吸收外來的優秀文明成果，間接提示國人的文化態度不可惟我獨尊而宜開張胸襟。至於編纂傳世巨著《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的張星烺，明確說此書的編纂乃是在於解決“外交失敗及如何救亡”的需要；其特重歷史上中國與歐洲交往，一方面因為“今代外患，俱來自歐洲”，另一方面歐洲“制度文物，可以作我模範”，故“與彼之交通，尤為吾人所欲知”。中西交通史研究的“經世”情懷，於茲可見一斑。

1519年，葡萄牙出版的東印度群島和摩鹿加群島（亦稱香料群島）航海圖

首次顯示出可清楚辨認的馬六甲海峽，首次描繪出摩鹿加群島（即香料群島）的位置

然而，考究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問題意識，除了“華化”等少數提法之外，多數來自近代歐洲的所謂“東方學”。著名者如對馬可·波羅來華事跡的興趣，不經者如所謂羅馬軍團歸漢的猜測，皆由西方人引發，中國學者雖然進行了精細考證或艱苦辨偽，卻仍然屬於“回應”的範疇，甚至作為中西交通史核心概念的“絲綢之路”一詞亦屬舶來。問題意識和認知框架深受西方（也包括“西化”的日本）影響，是近代中國史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現象。隨著二戰後西方學界對於“東方學”暗含的殖民史觀以及歐洲中心論的反思，更伴隨著中國重新崛起引發的學術主體意識複興，中國學術界迫切需要一種新的認識框架來認識全人類的歷史。適逢反對西方中心觀的全球史研究興起，中國學者在具體研究中予以了熱情擁抱，但在建立一種中國式的全球史觀方面尚少進展。於是頗有論者主張回到中華文化的固有傳統，重拾“天下”觀念。這一主張的出發點固然值得尊重與同情，但無可否認，“天下”觀念中的同心圓結構，乃是以古人掌握“中國”與“域外”知識的高度不對稱為前提，於今日已經缺乏適用性。建立中國式的全球史觀，不等於針對西方中心觀重建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史觀，而需要更為廣闊的視野與更為深邃的理論思考。張國剛教授的《胡天》一書，在實踐中對建立中國式全球史觀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啟迪。

二

《胡天》一書仍然沿用“絲綢之路”這一經典概念作為立論核心，以時間為軸線逐步展現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經典研究與最新進展，多數問題不完全是純粹的“中國血統”，乃是幾代中外學者共同的心血所在。是書以15 世紀為界，將19 世紀中葉前的中西交流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的敘述重點是器物、技術與藝術的交流，為公眾展示了遠比常識豐富的中西方古代交流盛況，主要由前賢時彥經典研究中概括提煉而來。西域宗教與樂舞的引入、中土造紙術與指南針的傳播、鳩摩羅什的軼事以及聶隱娘的法術，都被作者以一種“切問而近思”的態度重新組織、娓娓道來。後一個階段的討論則聚集於近代早期中西在思想觀念上的碰撞，為大眾揭示出東西方在相互認識過程中的曲折歷程與豐富可能性，其中有很多是作者長期研究中的“獨得之秘”。傳教士與早期西學東漸、啟蒙時代的歐洲中國觀、外貿商品中的文化互動，這些較為晦澀的內容被作者以平易曉暢的文字予以揭示。雖然兩個階段的重心不盡相同，但作者卻有三個基本原則堅持貫穿始終：第一堅持是多元文明的視角，第二是側重於對文明融合過程的細致呈現，第三是自始至終體現文化自信。

多元文明的視角是我們準確把握世界歷史的基礎，因此《胡天》一書既注意西方如何影響中國，也注意中國如何影響西方。歷來中西交通史的主流乃至近年興起的“從周邊看中國”研究，著眼點仍然在於中國。《胡天》堅持觀察文明交流的雙向過程，並基於比較提出一些很有意義的問題，體現出作者對於歐洲歷史的熟稔。例如，在15—18 世紀中國與歐洲關於對方的認識同樣是片面和不準確的，但為何有限的中國觀念和中國知識對於歐洲社會的進步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而相對準確的西學譯介對於明清社會並無明顯觸動？這種差別，是單純的“中國中心觀”所無法觀察到的。

作為一部著眼文明交流的作品，《胡天》始終將呈現文明交融的細節作為重點，比之單純揭示某些中西交流中的奇觀秘辛更有意義。《胡天》一書對於早期近代中國外銷的商品的介紹充分借鑒最新研究成果，生動展示了國際貿易是如何把中國商品嵌入到西方近代的日常生活中，而商業力量又如何在官方視野之外把西方的文化需求通過訂單傳達給中國生產者。讀者由此可以感受到，聯繫世界的紐帶從來多樣而複雜。

《胡天》一書涉及不少中西交流中影響很大的問題，曾被作為部分西方人否定中華文明高度的例子加以批駁，如17 世紀西方圍繞中國歷史紀年問題的爭論。《胡天》中扼要介紹了這一爭論的前後始末，態度中肯持平。作者主動將“夏商周斷代工程”與之進行古今對照，在重申中華文明悠久性不容否認的同時，指出中國歷史紀年問題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而是涉及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理解，此類問題應該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予以平和、寬容的討論。這種並非一味批判駁斥的態度，體現了作者充分的文化自信。寫到這裡，不禁聯想起另一個相似事件。前輩中國考古學家為了反駁安特生等人關於中國彩陶文化“西來”的相關論述，經過不懈努力，以堅實的證據證明中國彩陶有著自身獨立的源頭與發展脈絡，捍衛了中國史前文化的原生性。而近年來在天山山麓與河西走廊的考古新發現中，中國學者則“大方”承認中原早期青銅文化確實來自西方。能使外來青銅文明在中原發揚光大，這是中華文明的另一種光輝之處，並非一定要本土產生才能證明其偉大。

三

自從“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絲綢之路”已不再是歷史的陳跡。對於歷史學研究而言，“絲綢之路”不但是一個特定的研究課題，更是一種認識世界歷史的視域與方法。在繼承中西交通史的優良傳統基礎上，從“絲綢之路”研究衍生出中國化的全球史觀，將是一個可行的方向。圍繞“絲綢之路”展開的器物、技術、制度以及思想的交流活動，不僅僅是歷史基本部門“文明”之間的互動，亦構成“文明”歷史的主體，這既與從年鑒學派到全球史的西方史學觀念消息相通，更是中西交流史內在學理的一種躍遷。張國剛教授在《胡天》一書中的實踐充分說明，多元化的文明視角、對於中外歷史問題的細致研究以及充分的文化自信，是通過“絲綢之路”重新認識世界歷史的前提。

限於該書的性質與篇幅，張國剛教授的許多關懷只是點到為止，如《序說》中提到的“絲綢之路上的政治經濟學”等，這些洞見尚需要嚴肅的學術研究予以落實和發展。然而作為一部以講故事見長的作品，相信《胡天》一書已經以潤物無聲的力量，將構建中國式全球史觀的可能展示在大眾面前。

胡天漢月映西洋：絲路滄桑三千年

張國剛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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