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米沃什首先是一位大詩人，用一向有些高傲的布羅茨基的話說，“我們時代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或許是最偉大的”。
同時，他也是一位思想家，他豐富、獨特而深邃的思想，不僅體現於卷帙浩繁的詩歌，同樣體現於大量的散文之中。
在文學寫作上，米沃什的雄心似乎沒有限度，詩歌以及詩歌之外的寫作都同樣證明了這一點。西方對於諾貝爾文學獎有“死亡之吻”的說法，作家在得獎後往往寫不出好作品，而米沃什正是打破這個“魔咒”的人。
自覺的使命意識
保持觀點的客觀公正
熟悉米沃什的人知道，米沃什對自己早期作品評價不是太高，並且延伸到對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波蘭先鋒派的評價也不太高。不過，他卻深刻汲取了他們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在流亡華沙時期，米沃什就與很多先鋒派詩人和作家建立了密切聯繫。正是在這期間，米沃什開始了隨筆的寫作，雖然半個世紀後才以“現代童話”為題結集出版，包括他與名震波蘭的小說家耶·安德熱耶夫斯基之間的通信，它們構成了米沃什非常重要的隨筆集。可惜的是，這些文章還沒有譯介到漢語中來。
客觀說，米沃什比他的同時代的年輕詩人有更多自覺的“使命”意識。他在戰爭年代就深刻意識到，與其在身體的反抗行為中殞命，不如竭力活下來。他認為自己的價值在抵擋一顆來自納粹或其他敵人的子彈之外，把自己視為神意與大地之間的某種中介。波蘭文化和世界詩歌應感謝他這樣想。
1949年夏，波蘭駐法大使館露台合影（左起）：路易·阿拉貢、耶日·普特拉蒙特（波蘭大使）、於勒·蘇佩維埃爾、米沃什（時為文化事務一等秘書）。
在文章中，對於1945年後蘇聯在波蘭的作用，米沃什能夠積極評價：雖然波蘭在意識形態上被納入了東方大國，雖然他本人後來也脫離了當時處於極權主義陰影下的波蘭政府，但他認為，若不是因為蘇聯，波蘭很難贏得它主權意義上的獨立。這樣的歷史觀點，自然很難見容於右翼人士。但米沃什的觀點顯然是客觀公正的。
米沃什對極權體制的反思，集中於長篇政論性著作《被禁錮的頭腦》。時至今日，《被禁錮的頭腦》已經是一部世界性的經典著作，比如，它成為了歐美大學歷史系學術研究的必選，也是南斯拉夫知識分子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案頭閱讀的聖經。但米沃什本人認為它只是他的次要作品，並謙虛地把部分功勞歸之於它的英語譯者。
《被禁錮的頭腦》當然重要，在歷史拉開更長的距離後，它甚至神奇地體現了更多的文學價值。所以，有波蘭評論家認為，《被禁錮的頭腦》最深刻意義在於它是一部道德與歷史哲學論著，揭示了東歐知識分子在極權時代的思考方式，也讓作者拋棄了存在於自身的瘋狂教條的毒素殘余；另一方面，它還是“一部傑出的文學論文，它論述人的心理問題比政治問題更多；論述人的性格比意識形態更多……因此，值得將《被禁錮的頭腦》當作散文去閱讀，當作寓言、當作隱喻去閱讀，甚至可以當作自傳體長篇小說去閱讀。書中涉及的是人的靈魂、激情與野心、謊言與真實、人的殘忍與歷史、人類的錯誤喜劇。”
《被禁錮的頭腦》，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烏蘭/易麗君 譯，理想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然而，《被禁錮的頭腦》的發表，實際上令米沃什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一方面，得罪了波蘭政府，米沃什被宣布為叛徒；另一方面，波蘭僑民也不理解他。更由於有人陰險地向美國大使館告密、栽贓，使得米沃什無法獲得移居美國的簽證，不得已在法國靠賣文為生。期間他出版了長篇小說《伊薩谷》、自傳《另一個歐洲》等重要作品。這一情況維持到1960年，米沃什終於得以受聘於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擔任該校斯拉夫語言文學的教授。
在美國處於邊緣位置
正確看待名聲，默默寫作
在美國，米沃什長期處於邊緣位置，寂寞而孤獨，在他的書中記述了一些典型的細節：為了能在打開郵箱時看到一點什麽，他有時會給自己發郵件。一次，他出席一場文學聚會，就餐時同桌的女士問他：你是做什麽的？這讓米沃什內心很是受傷，這似乎也頗能解釋他對名聲的渴望。當然，他是能夠正確看待名聲的，所以他也耐得住寂寞。整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米沃什除了在大學教書（在此基礎上，完成了一部《波蘭文學史》），就是默默寫作。
值得一提的是，他對波蘭詩歌勤勉、傑出的譯介，在西方逐漸產生廣泛影響，如亞歷山大·瓦特、茲·赫伯特、安娜·斯維爾、扎加耶夫斯基，都得力於他的有力推介。在這相當沉默的二十年裡，米沃什還出版了多部重要的詩集和散文，包括《故土：對自我限定的探求》、文論《個人的職責》等。1978年他獲得諾斯達特國際文學獎，該文學獎素有小諾貝爾獎之譽，兩年後他獲諾貝爾文學獎，在西方並不出人意料。
不過，西方對於諾貝爾文學獎有“死亡之吻”的說法，不過米沃什正是打破這個“魔咒”的人。米沃什此後於詩歌上的成就自不必說，沒人能否認他向著詩歌藝術高峰一路挺進的高質高量的文本；他在散文、隨筆方面的持續發力，同樣顯而易見。獲諾獎後的第二年，他任哈佛大學的詩歌講座教授，整理出版《詩的見證》，該書已有漢語譯本，相信大家都已經看出，米沃什的講座豈止是關於他的詩學部分，廣闊的智力早已超過了單純的談詩。從他對詩的理解來看，很容易相信他是重新定義我們時代詩歌概念的少數大師之一。他的綜合能力遠在一般著名詩人之上，他的視野甚至比布羅茨基還廣闊、比希尼更深厚。
米沃什（右）和布羅茨基。
幾乎同時，米沃什還出版了隨筆集《舊金山海灣幻象》和《烏爾羅的土地》。前者揭示了“現代文明的脆弱性”；後者連作者本人也認為，在波蘭理解它的人很難超出五個，“並非因為其中無人需要的深奧學問。”作者把它看作是《被禁錮的頭腦》的一個延續，深化了那裡提出的問題。對於自己被認為是一個“唯心論者”，據說是以精神反對物質等等，他沒有直接反駁，也不準備布道，而是將寫作目標確定在“做出一個診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波蘭同行們為什麽根本沒有意識到科學社會主義以其“不證自明性”壓倒了他們自己的思想。面對歷史現狀，米沃什憂心忡忡，擔心那種“不證自明”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否也能被消除。他的憂慮絕對不是沒有理由。這兩部作品，早有國內不同出版社預告正引進出版，遺憾的是迄今尚未面世。
用不可戰勝的理性
保持對存在的尊重
多虧了詩人的長壽，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米沃什先後出版了隨筆《從我的街道開始》《從我所在的地方出發》、兩部通信集《現代性的傳奇：1942-1943被佔領波蘭時期的書信和隨筆集》和《朝向存在的努力：與特拉普派修士默頓的通信》，以及《獵人的一年》和《米沃什詞典》兩部回憶錄。
如果說米沃什的詩歌和散文寫作是互文的、至少是平行的，那麽，《獵人的一年》和《米沃什詞典》則構成了一種共生、互補的關係。《獵人的一年》將視線主要集中於作者自童年至晚年的波蘭經驗，是對家庭、教育、文學交往、各種人物的回憶和評說。
“寫作這本書的樂趣在於，隨著衰老的逼近，我努力提取出精華（大事件、潮流、觀念），這一次我屈服於眾多具體人物、舊事件和新事件互相交織，也許因為這一原因，它們接近我的詩歌（或部分詩歌）的音調。”
這本書，跟米沃什其他散文作品一樣，凝練而豐富，有著高密度的細節、極具概括性的總結。《獵人的一年》出版後在波蘭引起很大爭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書中對波蘭人的一些批評，比如形而上維度的缺乏。比較起來，《米沃什詞典》就溫和得多。它以詞條的形式編織成書，故事、人物和主題也更多是對波蘭之外的世界的關注。《米沃什詞典》與《獵人的一年》在內容上互相涵蓋，如果說有內容上的重複，也是後者對前者的深入補充和完善。
《米沃什詞典》，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西川/北塔 譯，理想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2月版
閱讀米沃什的兩部回憶錄，我們會同意他的同胞詩人扎加耶夫斯基的見解，即米沃什“回到了早期希臘人的那個傳統，那個詩人-歷史學家的理想標準”，作者如同一個親歷者，經歷和見證了他所描寫的一切，他拒絕說謊，他要發現真相，並且直面“詩歌與恐怖——這個世界的兩極”。
米沃什晚年的另一個成就，是1997年出版的詩文合集《路邊狗》。它甫一出版，就獲得了波蘭國內最權威的尼刻文學獎。書中文章大多短小精悍，充滿一個詩人哲學家的智慧閃光和精神結晶，很多部分是最為精煉、體現作者品格的格言，讓人相信作者已臻於這樣一個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思想澄明，詩性與哲理水乳交融。
米沃什的生命力似乎是無窮的，同時，他也虛懷若谷、專注而不知疲倦，八十多歲仍然認為：除了是一種準備，我無法理解生活還可能是別的什麽。“我的道德楷模是把一輩子都獻給精神上的事務，耄耋之年仍熱情不減，並將這種態度保持至生命終點的人。”有研究認為，米沃什身上存在一種“不可戰勝的理性”，他將它融入了全部的詩歌，也完美體現於他的散文、隨筆之中。米沃什期望人們對存在保持適當的尊重，遠離那些習慣以嘲諷態度貶低存在而讚美虛無的人。
作者
：李以亮
編輯
：安安，李永博；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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