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布斯堡王朝的遺腹子”：保羅·策蘭和他的詩

撰文：施京吾

有三位需要在這裡提及：瓦爾特·本雅明、史蒂芬·茨威格、普裡莫·萊維。他們的思想形態各異、寫作文本各異、國籍各異，共同的是：

瓦爾特·本雅明於1940年在逃亡中自殺；

史蒂芬·茨威格於1942年流亡巴西時自殺；

普裡莫·萊維於1987年自殺。

導致他們自殺的根本性理由高度一致：他們都是猶太人，注定將承擔共同命運。現在將添上保羅·策蘭的名字。

本雅明是德國人，茨威格是奧地利人，萊維是意大利人。保羅·策蘭國籍複雜，他1923年11月23日出生於切爾諾維茨。此地一戰前屬於哈布斯堡王朝；一戰奧地利戰敗，哈布斯堡王朝解體，變成新建立的羅馬尼亞領地；二戰期間在蘇聯與德國之間多次易手；二戰後成為蘇聯（烏克蘭）領土。曾經長達六個世紀是東西方交通樞紐，多民族匯集，多語言混雜。

策蘭語言天賦過人：他說著德語長大；在學校掌握了羅馬尼亞語；作為猶太人，他懂希伯來語；作為德語區的猶太人，又掌握了特殊的、猶太人的德語意第緒語。後來定居法國，自然精通法語；作為詩人和翻譯家，他翻譯了大量莎士比亞詩作，英語無可挑剔；由於蘇聯佔領，還學會了俄語和烏克蘭語。

1

保羅·策蘭本名叫保羅·安切爾，後來他將“安切爾”音節對調，成為詩人策蘭。他自稱“哈布斯堡王朝的遺腹子”，德語是他母語。

少年時他就是一名左翼分子，十六七歲時開始寫詩。策蘭整個少兒時期，正是納粹運動從生長到猖獗階段，他早年以浪漫主義和象徵主義入門的詩作清晰、明快、抒情，頗能反應時局變化。

1938年末，策蘭去法國圖爾市讀醫學預科，途徑柏林時剛好遭遇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瘋狂迫害，這一天是11月9日——“水晶之夜”。

災難很快來臨。1939年夏，保羅·策蘭從法國回家，戰爭隨後爆發。1941年，加入軸心國的羅馬尼亞軍隊開進切爾諾維茲。大屠殺開始了，24小時中就殺害了三千多猶太人，被稱為軸心國“最惡劣的例子”。

保羅·策蘭一家躲過了最初的屠殺和驅趕，到了1942年6月，再也無所庇護，他母親說：“我們逃脫不了命運的捉弄”。6月27日，策蘭一家被抓進集中營。一個月後，策蘭被送往四百公里外另一個集中營勞動，切爾諾維茲留下了他的父母。

在策蘭全家被抓進集中營後，有一件難辨真偽的事。據說，一道鐵絲網將策蘭與父母分開。策蘭回憶說，他的手伸過鐵絲網緊緊抓住父親的手，被士兵重重一槍托砸開，然後策蘭跑開了。而後來報導說是策蘭主動跑開，導致與父母的分離。傳言有指責策蘭不負責任的潛在意思：策蘭活了下來，父母不久後慘死在集中營。

當時策蘭還是不到20歲的青年，即便和父母在一起，他能否以一己之力拯救父母的生命？對策蘭的歪曲性報導還有一些，說他隻呆過烏克蘭的集中營，但實際上被周轉過好幾個營地。並不清楚這些報導的動機，在人類面臨重大災難的時刻，細節的性質不能大於歷史的性質，否則一定會遠遠偏離歷史實在。策蘭父母是大屠殺受害者，而非策蘭是否主動遠離父母——1942年底或1943年初，策蘭的父親因感染斑疹傷寒死亡，母親因“不適合集中營勞動”遭到處決。策蘭在與不在都無足輕重。

後來關於他的報導中又出現一個插曲，說集中營裡的囚徒被分成兩組，一組是將被送往毒氣室的“死亡之組”，另一組則立即釋放。策蘭原本在死亡之組，但他溜到了立即釋放的那一組，這樣，就由另外一個人頂替了他。報導者說，這是策蘭親口所說，策蘭本人沒有對此發表過評論。

策蘭對集中營生活諱莫如深，他說：“一個猶太人在戰爭年代是怎樣的，我不用提及”。朋友問他在集中營裡做什麽？回答極簡：鏟啊！並非策蘭如此，許多人都選擇了沉默而非言說——也許，語言根本不足以描繪這種經歷，無此經歷者往往無法理解這種心靈的創傷。策蘭種種舉動即便真實，萊維一定能夠理解——在萊維《被淹沒與被拯救的》一書中，與策蘭的經歷至少存在兩種不同重複，一，囚徒們的生存策略就是相互傾軋，正常社會中的道德觀對於集中營來說完全不適用。二，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有一批女囚被強迫從事一種沒有任何意義、也沒有任何價值的勞動：七月的烈日下，女囚們站成一圈，每人前面都有一堆沙堆，她們的任務就是把自己前面的沙堆鏟到右邊的沙堆上，依次像擊鼓傳花一樣，永無休止地鏟下去。除了“鏟啊”，還能用怎樣的字眼來形容這種行為？“鏟啊”，看似極簡，卻極為精確地描繪了集中營“勞動”的全部意義——就是沒有任何意義。

不了解集中營，就無法理解策蘭的行為；不了解集中營，也無法理解他的詩作。即便對集中營生活有所認識，也不能完全準確詮釋他作品的全部含義——語言的、信仰的、哲學的，以及更為深切的策蘭本人的隱秘心理，他試圖言說一種不可言說、不可名狀的“在”和“在場”。

策蘭早期詩作與他集中營生活、與雙親慘死有直接關聯。

2

大約1944年2月，已成為孤兒的策蘭從集中營逃回切爾諾維茲家中，1945年4月下旬從蘇聯控制下的切爾諾維茲遷至布加勒斯特，從事翻譯工作。

獨處期間，他寫下了成名作《死亡賦格曲》，策蘭自己標注的時間是1945年。知情者回憶，詩作寫在1944年集中營回來不久，也許一年多時間裡進行了多次修改。原文是德文，1947年5月首次發表時卻是羅馬尼亞語，題目也被改為《死亡探戈》。

在布加勒斯特生活到1947年底，翻譯和寫作生活是策蘭生活的主要內容。此間，一個比較重要的行為就是改名，將保羅·安切爾改為保羅·策蘭。策蘭（celan）是安切爾（ankle）的音節對調。改名是文字上的小遊戲，或許還有告別舊世界的意思。

隨著羅馬尼亞的赤化，儘管策蘭左翼思想明顯，還是於1947年12月逃離布加勒斯特來到維也納。但他對這個國家並不信任，當奧地利“去納粹化”工作完成，政府決定赦免罪責較輕的納粹分子後，策蘭決定離開維也納。1948年7月定居法國巴黎。

到達巴黎不久，策蘭的第一部詩集《骨灰甕之沙》在維也納出版，收入他1940-1948年詩作48首，其中包括代表作《死亡賦格曲》。這是一次非常失敗的出版事件，三年過去，詩集賣出去不到20本，策蘭只好請朋友回收那些書，搗成紙漿。

巴黎最初幾年的生活令人沮喪，尤其與另一位猶太詩人伊凡·戈爾的交往，使策蘭背上沉甸甸不名譽的包袱，雖然後來得以洗刷，詩人脆弱的心靈卻受到莫大傷害，這就是所謂策蘭“抄襲事件”。事情並不複雜，戈爾去世前曾請策蘭翻譯自己的三本詩集，又因策蘭翻譯的個人化色彩濃厚而沒有出版。數年後，戈爾的遺孀指控策蘭剽竊了戈爾的作品。

1948年到1952年策蘭作品很少，以1952年4月創作的《數杏仁》最為著名。

1952年，策蘭重返德國參加一個文學組織的會議，是1938年後的第一次。有個很有意思的傳聞，他在路上遇到一條被汽車撞死的狗，路邊婦女們為之惋惜不已，策蘭激動地說：“她們竟然為一條死狗悲歎！”聽起來頗不近人情。他實際是指責德國人對那段不光彩歷史的態度：在納粹統治期間，許多德國人對大屠殺一臉茫然，戰後又支支吾吾。事實上，德國人對大屠殺的反省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麽徹底，如果沒有強大的國際壓力，很難說德國人的認識會達到怎樣的深度——海德格爾不就如此？

策蘭的德國之行反響不很熱烈，對他詩作的讚譽和批評兼而有之，一大收獲是與斯圖加特出版社簽訂了出版合約，出版詩集《罌粟與記憶》，收入他56首詩，包括《死亡賦格曲》、《骨灰甕之沙》、《數杏仁》等早期代表作。詩集於同年12月出版。

《罌粟與記憶》的出版給策蘭帶來了榮譽——還有是非。戈爾的遺孀正是以這本詩集為依據，控告策蘭剽竊了戈爾詩作的意向。《罌粟與記憶》收入的是他1940年到1952年的作品，1948年後的作品不多，為戈爾翻譯作品發生於1950年，此時他已經寫出了《死亡賦格曲》、《骨灰甕之沙》等代表作。

1952年底，策蘭同法國版畫家吉塞拉·德·勒斯特朗日結婚。不幸的是，在妻子臨近分娩時，孩子卻胎死腹中，為此，他寫下一些悼念性作品。

3

策蘭的詩作晦澀難解，卻有很強針對性，如集中營經歷、孩子的夭亡等，他還非常注意一些重要人物的行為。1954年海德格爾的《形而上學導論》再版，策蘭也買了一本，但他對海德格爾回避自己在納粹統治時期的行為十分不滿，寫下了《回憶》：“給心喂無花果，/心中的時間回想起/死者的杏仁眼。/喂了無花果。……而你的白發新添了/羊毛/那是夏季放牧的白雲。”很難說沒有挖苦的意味。

一部哲學講義為何會引起策蘭不滿？海德格爾在再版時寫了一個十分簡短的前言：“本書是1935年夏季學期我在弗萊堡大學以同樣題目講過的課，現經充分潤色予以出版。講課時已經說過的話，在出版物中就不再說了。”海德格爾這段話相當詭異，首先究竟說過的什麽話“不再說了”？省略的被認為是他對納粹主義有著“內在的真理和不凡之處”的讚美語詞。而“不再說了”，是認為自己“說過了”還是因為“說錯了”？詩人策蘭顯然看出了海德格爾的語言伎倆。

五十年代中期以後，策蘭收獲頗豐，1955年斯圖加特DVA出版社出版了《從門檻到門檻》，收入近作47首。1959年法蘭克福費舍爾出版社出版了《語言之柵》，收錄1955年至1958年作品33首，他的詩獲得越來越高評價，海德格爾也開始向策蘭贈送自己的作品。

策蘭沒有因讚譽感到興奮，反而沉陷在語言的牢籠中不可解脫。語言，成為策蘭無法飛出的樊籠。

德語是策蘭的母語，儘管他精通多種語言，卻始終堅持德語寫作，也許，德語最能表達他所要表達的意向。給策蘭乃至世界心靈造成傷害的正是操持德語的主體民族：日耳曼民族。這樣，策蘭作品就存在面向問題：是面對德語讀者還是面對其它語種的讀者？策蘭是猶太人，也從不屬於德意志國，不論他面對德國讀者還是面對語言自身，策蘭都是不折不扣的“他者”，更進一步講，在德國歷史的特殊階段，他還是這個語言的對立面，是操持這個語言民族的“敵人”，若非僥幸，策蘭屬於要被滅絕的那一類人——他父母不是已經雙雙死於集中營？他自己也在死亡邊緣徘徊過，是這一災難性歷史實實在在的“在場”者。這種語言的焦慮感是本雅明、萊維所不曾有的，與茨威格也大不相同，流亡中的茨威格明確說過，他的語言和自身都喪失了歸宿感。策蘭則說自己“一直生活在一個講異族語言的環境裡，這意味必須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更加謹慎地對待所用的語言”。“我是局外人”——在法國是，在德國同樣是。這導致策蘭對語言的運用越來越緊張，語言的維度漸漸容不下他思維的張力。

話語，真的很重要，一個人的語言形態往往能夠準確體現一個人的思考形態、人的本質傾向，它潛伏在我們的心靈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流露。策蘭的詩從不使用“種族”一詞，足夠體現他的隱秘心理。在《你也說》這首詩中策蘭寫到：“說——/但不要把‘不’與‘是’分開。/也賦予你話以感覺：/給它陰影。//……//瞧瞧四周：/看，周圍多麽活躍——/死亡之中！有生命！/誰說到陰影，誰就說了真話。//可現在你站立的地點收縮了：/……/有顆星會攀著它下來：/到下面遨遊，下面，/她能看見自己閃爍：在那/詞語流動的長浪裡”。他始終在審視著自己的語言形態。

在策蘭詩作大受好評的同時，也有些不友好的評論，如一位叫科特·霍柯夫的評論家，就通過戈爾遺孀的剽竊指控，將策蘭說成是戈爾的學生，說策蘭的詩作“用詞和意向說別人穿過的舊衣服，偶爾還進行格律的庸俗化”。當這種評論來自“德意志”的時候，策蘭很自然地與歷史聯繫在了一起。

策蘭語言上的一個重要發現是“美”排斥真。從德國古典哲學以來，以及德國人精準到乏味的性格上看，策蘭的“發現”或許是正確的：他說“這門語言儘管在表達上有不可讓與的複雜性，它孜孜以求的卻還是用語精準。它不美化，不‘詩化’，它命名，推定，費盡力氣要測度給予的和可能的王國。”——這樣的語言已經不屬於詩的語言。詩的語言一旦坍縮，“感受”和“想象”就不再是理解作品最重要的形式，需要以一種“本體”的方式去接受，這種“本體”要求讀者完全進入作者自身的維度——對於讀者來說實在太艱難了。是故，原本隱喻極為豐富的策蘭詩，籠罩上一圈濃厚的“妖氣”，不僅折磨讀者，也折磨作者自己。

隱喻足夠曲徑通幽，終究還有可以探微的痕跡，一旦語言的維度被思維的張力脹滿，語言就被刺成碎片，以致七零八落。

4

1958年策蘭獲得德國不來梅文學獎，他在1月26日獲獎演說中曲折地表達了詩與語言、與歷史之間的關係：“在那些年代裡，在事後許多年，我一直在這門語言裡搜尋，也用這門語言寫詩，這給我一個方位感，也好明白自己從何而來，向何而去，也就是要為我自己勾勒出一個輪廓。”他認為詩有一種方向感，或者叫朝向性，“朝向什麽呢？朝向某種姿態開放，能容他人的人，也許是朝向可直呼其名的‘你’，朝向一種可用語言表達的現實”。

他的組詩《密接和應》可以視為用具體形式回答這個“朝向性”的問題。這是寫於1957年7月到1958年11月間的一首組詩，既是對《死亡賦格曲》的應和之作，也是對讀者某種曲解的糾偏。

儘管策蘭在德國影響越來越大，但他對西歐的感覺並不很好，大屠殺陰霾在他心中不可能散去，新納粹運動的出現，更容易使他發生各種關聯性想象。於是，他開始向東——俄羅斯去尋找自己精神上可能性的歸宿。他在俄國詩人奧斯普·曼傑爾斯塔姆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稱他為“本世紀最偉大的俄國詩人之一”，“我想在此說明，立刻說明，奧斯普·曼傑爾斯塔姆離我的心最近……在他那一代俄國詩人當中，我不知道還有哪一位跟他一樣處在時代的前列，思考時代，又超出時代，一直把一件事想得通通透透，想到了時代的各個細節，大大小小的事件。”

曼傑爾斯塔姆是俄國猶太詩人，也受到過剽竊指控，策蘭堅持認為他是被德國人殺害於集中營，實際死於史達林流放他的西伯利亞。1958年策蘭開始翻譯曼傑爾斯塔姆的作品，一周內即翻譯了14首詩，翻譯作品中有著厚重的“策蘭色彩”，到1959年一月完成34件作品翻譯。在曼傑爾斯塔姆身上，策蘭“開心和充滿感激地找到了回歸語言的路線”。

策蘭將以怎樣的方式“回歸語言”？1959年7月他原本計劃與阿多諾在瑞士會晤，但又提前返回巴黎，與哲人失之交臂。阿多諾在1953年一篇文章中說：“奧斯威辛之後，寫詩簡直就是野蠻之舉”，引起策蘭極度不滿，許多人認為是針對策蘭所說，但策蘭當時影響並不足夠深遠，甚至，阿多諾未必知道策蘭的《死亡賦格曲》。不過，阿多諾此話看起來義正辭嚴，也不見得說出了怎樣的“真諦”，奧斯威辛與寫詩的野蠻性之間有什麽因果關係？詩，並不總是讚詞，有時也是哀歌。

為不曾謀面的會晤，策蘭寫了一篇散文體小說《山中會話》，是他唯一這種文體的作品。小說中僅有兩位人物，以格羅斯揶揄阿多諾，策蘭自己成為另外一個角色貝克萊因，作品有一種銷魂的妖氣，好看而繞人。

阿多諾後來多次重申自己的結論，在1961年12月受到一次批評之後強調說：“我並不想修改我原來說過的話，即，奧斯維辛之後，再寫詩就是野蠻之舉”。這次，他進行了某些解釋：“通過樣式化的美學原則……（使）一種不可想象的命運看起來還具備了某種意義：通過美化作用，恐怖中的某些東西就被消除了。”策蘭拒絕了阿多諾的解釋：“詩歌，難道它不是一種信念？……詩歌難道不是追求真實的過程，不是在包圍與鉗製我們的東西中拚搏？讓自己投身其中。說到底，這難道不是一種奮力抗爭？”可謂雄辯。1965年阿多諾第三次確認他的話，但1966年予以收回。

語言上一絲不苟的講究也招來一些非議，有評論說“策蘭的抒情詩很少對應於一個具體的對象。這些詩向來只是完善其文字技巧，忙於銀絲細工，可以說就像用語言自身的腺體織成一張蜘蛛網。策蘭掌握的比喻都不是源自現實的，也不為現實服務。”這個評論很難說客觀，恰恰是因為太現實，太個體化，過分到唯策蘭經歷過才能懂得和理解。在《他們思想裡有土》中，詩人寫到：“大地就在他們身上，而且/他們在挖。//他們挖呀挖呀，就這樣/白晝去了，黑夜去了。他們不讚美上帝，/他們聽見，上帝要的就是這一切，/他們聽出，上帝知道這一切。//……//哦有一個人，哦沒人，無人，哦你：/去哪，既然無路可去？/哦，你挖我也挖，從我挖到你，/直到我們手上的指環醒來。”

僅僅表描述集中營的行為並不夠，當策蘭將其上升到終極、直到和古老的猶太信仰結合一起時候，加上語言自身的魔幻性，不知其所雲就不奇怪了。

5

集中營的痛感始終縈繞著策蘭，新納粹主義勢力在德國有所抬頭，此時德國審判了一名叫阿洛瓦·哈爾斯但克的黨衛軍官，此人在烏克蘭曾經“解決掉”約四百名猶太人，卻因後來屬於“守法公民”僅被判處三年監禁的輕刑。策蘭的“剽竊事件”恰好再度蒸發，他被指責為“騙子，遺產獵人和江湖騙子……用那人悲慘的口氣編造父母被納粹殺害的傳奇，愚弄了那麽好的一對德國夫妻”。策蘭認為這是新納粹針對自己的一起陰謀：“這些密謀活動導致企圖毀掉我本人和詩歌的圖謀”。這種誹謗性指控遭到德國文學團體的駁斥，德國語言與文學院1960年4月決定將嚴肅而富有聲譽的畢希納文學獎授予策蘭。

為迎接這個莊嚴的獎項，策蘭為獲獎演說詞所做的草稿多達314頁，最後三天時間一氣呵成，即《子午線》一文，他特別強調了作品晦澀的理由：“不要因為缺乏清晰度就責怪我們，因為我們早就承認過了”，他不認為自己在刻意“繞彎子”，只是在尋找一種新的語言表達途徑，他希望讀者能“容我”。

將詩歌變為“藝術品”不是策蘭的目的，而是要讓藝術“進入你最深層的困境，讓你徹底自由”。自由在哪裡？在“烏-有鄉”（或者在“無處”），最後演化成演講的題目“子午線”。策蘭路徑尋找的結果是墮入到虛無狀態，一種虛空，正如“子午線”並非一條實線。

策蘭演講中存在主義傾向非常濃厚，他對瓦爾特·本雅明、列夫·舍斯托夫的提及和引用、對自由路徑的尋找都是存在主義的意向性表達。策蘭的詩可以視為存在主義的傑作。

但很難說存在主義能夠給策蘭的思考、追問給出如何滿意的回答。存在主義自身就不承認本質對於存在物具有內在約束力，人，喪失了——或者說根本不具有什麽本質屬性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可是，一旦失去本質性規定約束，又何以為人？他在《誰也不是者》中寫到“再也沒有誰用塵土捏製我們，/再沒有誰對塵土念叨。/再也沒有誰了”。不僅是對上帝創世紀的直接否定，也是對人的本質的直接否定。企圖在被否定的事物中尋找確定性回答、尋找一個終極，必定會使策蘭大失所望。二十世紀兩位最著名存在主義哲學家的選擇——海德格爾選擇納粹，薩特選擇史達林不是很說明問題嗎？他不可能在被自己否定的事物中尋找到一條回家的路。

“難道我還必須與雅科夫的天使繼續較力嗎？”在與天使較力的同時，策蘭也在與自己較力，現實中的語詞已經完全不夠他驅使，詩作中的人名、新造句、疊詞越來越多，既體現出某些探索性，也是他精神障礙的某種反映。

早年策蘭就具有左翼色彩，此時他依然宣稱“我內心還是一名老共產主義者”，他還不知道有“古拉格”，只知道西方的“法西斯癌症已經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加上對曼傑爾斯塔姆的傾心和虛無主義傾向，他的精神只能在“東方”的懷抱裡掙扎。

與天使較力，策蘭毫無疑問是一個失敗者。

6

在策蘭寫作同時，精神愈加焦慮和緊張，醫生診斷為神經衰弱，實際是精神分裂的前兆。1965年策蘭的精神終於崩潰，11月23日持刀殺妻未遂，被強製送進精神病院接受治療，1966年6月中旬出院，但到了1967年1月再度複發，用刀刺入自己的胸部。自殺未遂，他再次被送進精神病院。

策蘭身體有所恢復後，1967年7月24日在弗萊堡大學舉辦了策蘭作品朗誦會，聽眾有一千多人。納粹時期弗萊堡大學校長正是海德格爾。海德格爾曾經說“知道他很多事情”，也知道“他那極麻煩的危機”。已經高齡的海德格爾參加了朗誦會，並將自己的作品《思想是什麽意思？》贈送給策蘭。次日，策蘭陪同海德格爾去了他在山中的療養地，在訪客登記簿上寫下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寫進棚屋冊裡，仰望井上星，希望有一個字眼來到心田。1967年7月25日，保羅·策蘭。”事後，策蘭還為這次見面寫下了一首小詩《托特瑙山》：“書中/——接受過誰的名字，/在我之前？——，/這本書中/寫下那行字，懷著/一份希望，今天/盼望一個思想者/說一句//擲到/心坎裡的話”。

希望之殷切，已直白到不似策蘭風格。只是，沒有什麽來自海德格爾的字眼，只有策蘭自己不停地寫，僅1967年下半年，策蘭寫下81首詩，還專門製作了一部收藏者專用版本的詩集回贈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隻回了一封內容平常的感謝信，策蘭的失望可想而知。他們之間的一面之緣，或許還觸發策蘭更加強烈的絕望。有學者認為，策蘭之死與海德格爾對歷史的冷漠有直接關聯。

六十年代紅色浪潮席卷歐洲。1968年5月，法國爆發學生運動，這使策蘭興奮不已，他不僅走上街頭，還高唱《國際歌》等革命歌曲。三個月後，1968年8月20日，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給這位“內心中的老共產主義者”以嚴重刺激，他迅速寫出若乾諷刺性作品。

策蘭是數千年漂泊中的猶太人之一，他和前輩們一樣尋找自己的容身之地——不只是肉身的，也是精神的和情感的。雖然他們中許多人和茨威格一樣，早已視所在國的為自己祖國，但大屠殺擊毀了這種認同感，再次陷入精神上的流浪。以色列，這個流著奶和蜜的上帝應許之地，再度成為策蘭精神上的故國和家園。1969年9月29日策蘭訪問了以色列，他說：“我清楚，我早就知道，耶路撒冷會成為我生命的一個轉折點，一個休止符”。而“耶路撒冷還在”使他有了強烈歸屬感。一個半月的訪問結束回到法國，他寫信告訴朋友“我不再是個巴黎人了”，接著又寫了一大批短小的抒情詩：“立著/耶路撒冷立在我們四周……我站立/在你心中”。從此，他“不再迷戀巴黎這座城市了，也不迷戀這個時代的這個世界了”。

既然生無可戀，那就縱身一躍。

1970年4月19日或者20日夜，保羅·策蘭從米拉波橋上躍進塞納河，結束了自己不堪重負的生命。我覺得，這一天應該準確地定於4月20日，這是希特勒出生的那一天——策蘭用生命書寫了最後一個隱喻。

他水性很好。

《保羅·策蘭傳》，【美】約翰·費爾斯坦納，李尼 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保羅·策蘭詩選》，孟明 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

作者授權刊發，載於《隨筆》201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