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嶽麓韶陽
隋唐是廣州正式成為大都會的開始，但是廣州乃至兩廣之後也遭受了多次劫難，如五代時越南的脫離，元朝海運的衰落等等，不過廣州最終還是能夠經受這些考驗，成為今日中國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隋唐：國際都會與海商之殤
隋唐是一個開放、包容的時代，盡顯大國風范。鼎盛時期的隋唐王朝均奉行對外開放政策，鼓勵中外通商，對外貿易盛況空前，達到古代頂峰。唐代中期的怛羅斯戰役與安史之亂，導致了漢代以來連接東西方的陸上絲綢之路被切斷，廣州在中外交流方面的重要性更加凸顯。
唐代正值阿拉伯帝國在西方崛起，廣州正是當時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以及“阿拉伯與中國貨物的集散地”。唐代詩人盛讚廣州：“戍頭龍腦鋪，關口象牙堆”、“常聞島夷俗，犀象滿城邑”；美國著名漢學家謝愛華稱：
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國人聚居的所有鄉鎮，沒有一處比廣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榮的地方，阿拉伯人將廣州稱為‘Khanfu’，印度人則將廣州稱為‘China’。
來往的異國商賈僑民為廣州帶來了多元化的文化，各個國家地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們聚集於此，廣州成為中外文化傳播與宗教交流的一架橋梁。據研究，廣州的外國僑民聚居區“蕃坊”很可能就出現於這一時期。
外貿的興盛，也催生了新的管理體制——市舶製。
唐代創設市舶使，以“市舶使院”為辦事機構，一方面總管各路邦交貿易，一方面制定規章徵收商業稅款，為中央財政開源。因與唐王朝有交往的國家地區甚多，故市舶使雖設立於廣州，卻是一個職能範圍遠超區域體系的全國性涉外使職，它也是中國現代海關的前身之一。廣州也由此成為全國的對外貿易中心，地位僅次於東、西二都。
唐代廣州盛況
軍事方面，廣州依然延續了六朝時的重要地位。唐開元年間，設嶺南五府經略使，以廣州刺史充任，至德二載（757年）改稱嶺南節度使。
鹹通三年（862年）五月，唐朝為改變嶺南西部“委人太輕，軍威不振”的局面，升邕管經略使為嶺南西道節度使，治邕州（今廣西南寧）；改嶺南節度使為嶺南東道節度使（後改清海軍節度使），仍治廣州，下轄廣東、海南二省及湖南南端一部，兩廣分治自此開始並延續至今。
唐末局勢動蕩，廣州也受到波及。乾符六年（879年），黃巢攻陷廣州，“欲據南海之地，永為巢穴，坐邀朝命”。黃巢佔據廣州後，清洗官僚、鎮壓富商，對外來的客商與宗教徒也施行了屠殺，導致外貿往來一度陷入停滯，廣州的社會經濟遭受了極為嚴重的破壞。
黃巢最終因水土不服而離開了嶺南，日薄西山唐王朝也在數十年後分崩離析，天下又進入了持續半個世紀的分裂狀態，廣州也將迎來她的第二次國都生涯。
五代：珍奇之都與閹人帝國
後梁貞明三年（917年），承襲父兄基業的南海王劉龑在番禺稱帝，改元乾亨，國號大越，都城番禺改稱興王府。次年，劉龑改國號為漢，史稱南漢。
劉龑的父親劉知謙（一名劉謙）曾任封州刺史、賀水鎮遏使，其先輩是遷居嶺南的移民。唐末嶺南“群盜蟻結”，劉知謙擊賊討逆，保境安民，深得人心。
劉知謙早年曾受京兆望族之後韋宙的賞識，將侄女嫁與他為妻，生長子劉隱。劉知謙病故後，其部下擁立劉隱為將。
劉隱是南漢的實際奠基人，後來被追尊為南漢烈祖，他頗有政治頭腦和戰略眼光，學習父輩作風，繼續網羅人才、平叛討逆、樹立威望、鞏固權勢，最終成長為與淮南楊行密、吳越錢鏐、湖南馬殷、四川王建等並列的南方強藩。
乾化元年（911年）三月，剛剛進位南海王不久、年僅三十八歲的劉隱病逝。劉隱同父異母的幼弟劉岩代兄之位，並在此後經過一系列的軍事行動，擊並了除桂管、安南之外的嶺南大部，最終登基稱帝。
劉岩有個特殊的癖好——改名，他的履歷上寫滿了曾用名：劉陟、劉龔、劉紵，直到最後的劉龑——取自《周易》，意為“飛龍在天”。
這位開國皇帝，一開始還是比較勵精圖治的，他開科取士，選賢任能，結好鄰邦，守土安民，國家一度出現了“府庫充實，政事清明，邊烽無警”的繁榮景象。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時間的推移，劉龑發覺自己的興趣與志向並不是做一個賢君，而是享樂與發明——當然了，他發明的是酷刑。而且在這方面，劉龑還是個不世出的天才，堪稱商紂再世、夏桀重生。劉龑的子孫們又繼承了他的衣缽，將昏庸與殘暴繼續發揚光大。
享樂方面，南漢國歷代君主在珠江兩岸的廣袤土地上，修建了數以百計的宮殿、園林、陵寢等，極盡奢靡。中宗時，便“作離宮千余間，以便遊獵。”這雖為興王府增添了不少風景名勝，卻給百姓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殤帝劉玢在位時，置東、西兩教坊，有伶官千餘人。殤帝令他們日夜出入宮中共同飲酒作樂，抑或在夜晚穿著黑衣與娼妓出入民家。
後主劉鋹是最會玩的，他巧立名目，設各種苛捐雜稅搜刮民脂民膏；搜集珍珠、玳瑁等奇珍異寶來充實府庫、裝點廊廡；更以兩萬宦官充斥朝堂，寵信宦官龔澄樞、宮人盧瓊仙、女巫樊鬍子等，將朝政搞得烏煙瘴氣；他還搜羅了一位波斯女子入其后宮，稱其為“媚豬”，自稱“蕭閑大夫”，夜夜笙歌。
宦官帝國南漢丟失了越南北部
酷刑方面，劉龑發明了水獄、炮炙、蒸煮之刑，相當於紂王所創蠆盆與炮烙的複刻升級版。中宗劉晟造“生地獄”，“凡湯鑊、鐵床之類，無不備焉。人有小過，鹹被其害。”後主劉鋹又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還讓罪犯們與老虎、大象等徒手搏鬥，眼看著他們被猛虎撕咬、象蹄踐踏，以此取樂。
自劉龑以來的昏君暴政，讓嶺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逃亡他鄉、隱沒山林者不可勝數。倒行逆施、揮霍無度的南漢王朝終於敲響了它的喪鍾。
開寶三年（970年），劉鋹再次拒絕了南唐後主李煜的書信規勸，不肯歸服宋朝。已經做好充分準本的宋太祖趙匡胤決定拿南漢開刀。此次進軍嶺南的主帥，是赫赫有名的大將潘美。而這次戰爭采取的策略，與千年之前的秦漢時期迥然不同——不再是兵分五路，而是將兵馬齊聚賀州，集中力量，重拳出擊。
此時的南漢已經腐朽不堪，戰具工事久經廢弛，宗室被翦除殆盡，值得依賴的將領也都因讒言含冤而死，劉鋹所信賴的閹人們毫無戰鬥力，一觸即潰。
即便如此，南漢還是做了最後的垂死掙扎，韶州之戰中，南漢甚至出動了象兵意圖抵禦宋軍，卻被宋軍以強弓硬弩輕鬆擊敗。勢如破竹的宋軍在先後摧毀南漢西部、東部的防線之後，於開寶四年（971年）二月，兵臨廣州城下。
就在宋軍捷報頻傳之際，南漢後主劉鋹還一直活在夢中。連州城破後他就愚蠢地相信宋軍會見好就收，不會繼續南下；馬徑被攻克後，宋軍離興王府僅有一百裡的路程，劉鋹仍聽信宦官之言，認為宋軍只是為財寶而來，於是將宮殿府庫付之一炬。
眼見宋軍已近在咫尺，劉鋹才如夢方醒，他遣使到軍前求和不被接納，準備用於逃亡的船隻又被他最信任的閹人劫奪，最終，走投無路的劉鋹素衣白馬，出城投降。南漢滅亡後，作惡多端的劉鋹受到了趙匡胤的優待，被命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
宋元：海上絲綢之路的巔峰及墜落
五代之後的兩宋至元代，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極盛時期。
兩宋因處於南北對峙時期，對發展南方海貿開拓國家財源極為重視，提出了“開洋裕國”的方針。此時的市舶制度已趨於成熟，宋朝在拿下廣州的第一時間就在此設立了市舶司。宋神宗元豐年間，又制定了著名的《元豐市舶條》，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市舶貿易的合法地位。
在朝廷的高度重視和政策體制的支持下，海貿極速發展，市舶收入大增。此前以朝貢為主的海貿活動逐步轉向以商業為主，出口的大宗商品也由原先的絲綢轉變為瓷器，乳香則成為最重要的進口商品，北宋時期廣州乳香的進口量佔東南沿海總量的98%以上。
海貿與商業的發展為城市建設引入了新的思路。
宋代之前的唐代和南漢，對廣州城都有建設，並形成了內外三重的城市格局，其中商業區及蕃坊處於子城之外的西部市區。宋初的廣州城郭在經歷了歲月滄桑和戰爭洗禮後，基本只是殘垣斷壁，直到慶歷五年（1045年），魏瓘才在南漢舊城的基礎上對子城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的修繕工作。
不久之後的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至七月之間，廣西壯族的農民起義軍首領儂智高舉兵反宋，圍攻廣州城57日之久，給子城以西的商業區帶來了一場浩劫。
商民們為了躲避兵禍蜂擁入城，造成了嚴重的踩踏事件，死者甚眾；而那些滯留城外的百姓則只能四散奔逃，另謀生路。宋代碑文談及此次事件的影響稱：“百年生聚，異域珍玩，掃地無遺矣。”
慘痛的損失讓北宋政府意識到了建立新的壁壘來保護商業區的迫切性。熙寧四年（1071年），時任廣州知州的程師孟主持修築了西城。宋神宗對此事極為重視，特地派遣左藏庫副使張節愛帶著嶺南欠缺的先進技術和建築材料到廣州指揮築城。
西城是古代廣州第一次出於保護商業的目的而建設的城垣，也是古代廣州城市功能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次變化。其修築過程歷十月，長度超過了子城與熙寧元年（1068年）所築東城的總和，“廣逾十二裡”。
宋代廣州城形製的變革
數十年後，廣州知州陳峴為保護珠江北岸的新城區，又在東、西二城的基礎上增築東西雁翅城，將南部的城牆延伸至江畔，宋代廣州的城池建制基本完成。
靖康之難後的南宋至蒙元時期，廣州經歷了一系列的跌宕起伏。先是在南宋後期，外貿地位被後來居上的泉州港反超；宋末元初的兵燹之禍又導致城市被毀，人戶流離，商業萎靡，經濟蕭條。海貿雖有所發展，但終究不複昔日的盛景。
明清：一口通商與十三行的畸形繁榮
明清兩朝是古代廣州發展的第四個階段，這一時期的廣州文教發達，百業俱興，出現了經濟文化兩開花的盛況。
明代是廣府文教“度越中原”的重要時期。在秦漢一節筆者已經提到，廣府的文教發源於漢代。隋唐以來科舉製的創立又進一步推動了廣府文教的發展，曾在唐代出現過一次小高峰。但總體來看，明代之前廣府的文教水準一直處於國內比較落後的狀態，直至此時才真正迎來了井噴式的發展。
有明一代，廣府地區的府、州、縣學及書院等官辦、民辦學府遍地開花。明洪武二年（1369年）複辦廣州府學，又辦南海、番禺兩大縣學，此三所是當時廣州府規模較大的知名院校。廣州周邊各縣中，還出現了與上述兩大縣學齊名的順德縣學。
除去這些大專院校之外，其他教育機構也空前壯大：鄉村的啟蒙性教育機構——社學，廣東全省有550余所，其中廣府地區就有241所；明代全國約有書院1500余所，其中廣東129所，僅次於江西（295所）與浙江（173所），躋身全國三甲。
教育的發達為科舉考試、官員增補提供了充足的人才資源，有明一代，廣東十府產生了874位進士，其中廣州一府482人，佔全省半數以上。萬歷年間，江蘇學人錢謙益曾點讚廣府文教說：“嶺南文人蔚起，與吳越爭勝。”
文教的興盛促使廣府地區的學術思想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其中造詣最深、最具代表性的學者當數陳獻章與湛若水師徒二人。
陳獻章（1428～1500），字公甫，號石齋，宣德三年出生於廣東新會。陳獻章開明儒心學之先河，創立江門學派。他與王守仁同樣“離經叛道”，改變了明初以來朱子門人在儒學方面墨守成規、泥古不化的風氣，在明代思想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也因此成為了唯一一位從祀孔廟的廣東大儒。
著名學者黃宗羲評價說：“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陳獻章後來遷居至江門白沙村，故世人稱之為“白沙先生”，而其學說也就被稱為“白沙之學”，其著述被匯編為《白沙子全集》10卷。
陳白沙像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民，又字民澤，初名露、雨，成化二年出生於增城縣沙貝。因家居增城甘泉都（今增城市新塘鎮），被學界稱為“甘泉先生”。
湛若水師從陳獻章，是江門學派傳人與白沙之學的集大成者。他繼承了白沙學說倡導的“學貴知疑”的特質以及“以自然為宗”的風格並將其進一步完善、升華，提出“體認於心，即心學也”、“隨處體認天理”等主張，成為理學的一大門派，被譽為“甘泉學說”，與王守仁的陽明學說並稱為“王湛”之學。
湛若水對當時嶺南地區乃至全國的教育事業都作出了突出貢獻，他一生創辦書院近40所，弟子近4000人，遍及大江南北。湛若水晚年退休後，一直在廣東省內各處講學，直至去世，後被追贈為太子少保。有著作《湛甘泉集》，《心性圖說》 等傳世。
清初廣州的文化發展基本延續了明代的勢頭。明末清初民間湧現了詩人“嶺南三大家”——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清朝中後期阮元任兩廣總督時，創辦學海堂書院。
在文化結出累累碩果的同時，廣州的商業與外貿也在明清時期重拾元代之前的榮光。市集之上珍物奇貨薈萃，吸引了無數豪商巨賈接踵而至，位於廣州城南門一帶，原為荒地的濠泮街也由此逐步發展為最繁華的街市。
到明朝中後期，粵中形成了著名的四大專業市場：羅浮衝虛觀的洞天藥市、東莞寥步的香市、廣州七門的花市、廉州城西的珠市。除廉州珠市之外，其余三市均在廣州一帶。
清代的廣州市場，商品向多樣化、規模化發展，廣州地區發展形成了具有農產品批發性質的“欄”及商品分類專賣街市，經營範圍囊括了食副品、服飾、書籍等，應有盡有。中心商業區雙門底（今北京路北段）、城南商業區濠泮街，以及西關的上下九甫、第十甫等都是車水馬龍的商業街市。
物美價廉、買賣公平的“廣貨”也自明代開始異軍突起，廣受國內外消費者的青睞。據屈大均所言，“廣貨”指的是出自廣東九郡的名優產品，廣州正是這些貨品的集散地。廣貨大致囊括了九大類，包括以增城女兒葛為代表的紡織品類“廣布”、佛山製造的鐵器、石灣陶器、蔗糖、水果及乾果、花卉、中藥材、香料、蒲扇及竹席等。
明清時代也是廣州的對外貿易新格局的形成時期，廣州成為這一時期白銀內流的主要入口。嘉靖年間（1523～1566），明廷因“爭貢之役”廢罷泉州、寧波二市舶司，僅存廣東司，這是廣州歷史上首次“一口通商”，共歷時43年。
1554 年，廣東海道副使汪柏與葡萄牙旅日貿易船隊司令蘇薩達成口頭協議，允許葡萄牙人按暹羅的同等待遇在廣東進行貿易。此前因屯門海戰而中斷中葡貿易發生轉機，允許葡萄牙人參加的一年一度的“廣州交易會”形成，地址在賣麻街一帶（今一德路北側，海珠南路以東）。1559後，因海寇作亂，陸上交易一度中斷，直至16世紀70年代初，葡萄牙人再次出現在明代“廣交會”上，此時的廣交會也由之前的一年一度改為每年春、夏兩季。
葡萄牙人以白銀為主要貨幣，並攜帶歐洲出產的葡萄酒、象牙、玻璃製品、香料及自鳴鍾等“奇貨”，來換取我國出產的絲綢、瓷器等貨物。
1591年10月，戲劇大家湯顯祖來到廣州，震驚於廣州的外貿繁華，寫下“臨江喧萬井，立地湧千艘。氣脈雄如此，由來是廣州”的詩句。由於錯過了當年的“秋交會”，他還特地前往澳門滿足好奇心。
明代的廣交會是我國古代的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它也可能是清代十三行及現代廣交會的雛形。
清代康熙年間設立閩、粵、江、浙四大海關，由海關制度取代了唐代以來的市舶司制度。海關制度將常關貿易與海關貿易的稅收分開，是國內外貿易管理制度的一次進步。
乾隆從1758年開始再次施行“一口通商”製，粵海關周邊軍事防禦設施周備牢靠，又是內務府重要的資金來源與皇家的提款機，位列四大海關之首，因而得以保留，廣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僅存的口岸。
乾隆降詔“一口通商”之後，外貿被廣州十三行壟斷85年之久。十三行初創於康熙年間，據《廣東十三行考》記載：1685年廣東地方政府招募了十三家比較有實力的行商，指定他們與外商做生意，並可代海關征繳關稅，“十三行”誕生並由此得名。此後，這些位於珠江岸邊的洋行數量一直變動不定，多至二十多家，少至四家，但十三行成為了這個商人團體的固定稱謂。
十三行是給皇帝打工的“商奴”
十三行在其存續的100余年間向清廷提供了40%的關稅收入，被譽為“金山珠海，天子南庫”。十三行商人則與兩淮鹽商、山陝商人並稱為清代中國的三大商人集團，外貿壟斷特權為他們提供了巨額財富。
豪商巨賈中，以潘、盧、伍、葉四大家族為最，潘有度、盧觀恆、伍秉鑒、葉上林號稱“廣州四大富豪”。他們到底有多壕？以伍秉鑒為例，道光十四年(1834年)，他的私人資產已達2600萬銀元，是當時的世界首富。當年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不過4000萬兩，伍秉鑒是真正的富可敵國。 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了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伍秉鑒榜上有名。
十三行的總資產則更加令人怎舌，屈大均《廣州竹枝詞》雲：“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1822年，廣州十三行街發生了一場嚴重的火災，出現了“洋銀熔入水溝，長至一二裡”的壯觀場景，價值4000萬兩白銀的財物被焚燒殆盡。
十三行商人們雖然富有，但他們不僅不能任性，甚至還要被夾在中國官僚與外國商人之間，兩頭受氣，隨時擔心身家不保。
1780年有四家商行欠外商債款107萬銀元，經過利滾利累積到380萬。乾隆得知此事後大為光火：“我堂堂大清，怎麽能欠洋人的錢？這簡直是丟朕的臉！馬上雙倍還給人家！”於是皇帝與朝廷為了所謂天朝上國的臉面，將四家負債的行商全部抄家，他們的債務則被攤派給其他幾家行商，分十年還清。
在這樣的政治壓力下，行商們為取得政府的好感與信任，每逢國家大事都會向中央捐輸報效。1801—1843年間，僅伍秉鑒的怡和行一家就以送禮、捐輸和報效等名義向朝廷交銀1600萬兩。
清政府除規定行商不許欠外商債款外，還規定官員不許接觸外商，故外商的進出口貿易必須由行商做擔保人，並由行商向官府負責，這種保甲制度給伍氏帶來了災禍。
1838年，林則徐來到廣東禁煙，嗅覺敏銳的伍秉鑒察覺到危機，怡和行主動將外商上繳的1037箱鴉片交給林則徐。但林則徐還是懷疑伍氏與外商勾結，走私鴉片，蒙蔽政府，伍秉鑒之子伍紹榮被革職查辦，鋃鐺入獄，伍氏也被不明真相的吃瓜群眾扣上了“漢奸”的帽子。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廣州成為首當其衝的第一戰場。兩年之後，《南京條約》簽訂，開放五口通商。結束了歷史使命的十三行江河日下，行商們不得不替清政府賠償英國商人的貨款，許多行商在清政府的傾軋下破產倒閉，伍秉鑒也於1843年鬱鬱而終。
廣州十三行最終在1856年的一場大火中煙消雲散，如今的十三行街已經變成了服裝批發市場。五口通商後的廣州也不再是對外貿易的龍頭老大，取而代之的是花花世界上海灘。
近世：廣府美食與粵語文化
晚清國門被打開之後，紛至遝來的外國人在廣州的很多地方留下了他們的印跡，石室聖心大教堂、沙面租界等景點相繼誕生。本地人則在清末至民國形成了官宦住東山、富人居西關的格局，故有“東山少爺，西關小姐”的俗語。
民國時期的廣州是孫中山的革命大本營，辛亥革命、北伐戰爭都以廣州為根據地，留下了黃埔軍校、大元帥府等著名的遺跡。
1957年創辦了現代廣交會，眼下即將開辦的已經是第125屆；改革開放以後，廣州附近的深圳、珠海成為經濟特區，為整個珠三角經濟的騰飛注入了新的活力。2016年，廣州以人類發展指數0.869排名中國內地城市第一，是全國三甲，乃至世界級一線城市。
廣州地標小蠻腰
2200余年的歲月磨洗，蘊育了濃鬱的商業氣息與高度發達的商業文化，賦予了廣州開放、包容的城市氣質，鑄就了廣州人低調、務實的性格特徵。而廣州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則非粵菜文化與粵語文化莫屬。
廣府地區的飲食文化，發展於隋唐而形成於明清。隋唐時代的廣州食物被稱為“南食”、“南烹”，有些已經初具現代雛形，如魚生、點心等。明清時代富裕的廣州人將聰明才智用在了開發美食上，自嘉靖之後，飲食風俗由儉入奢。廣州獨特的地理環境與人文歷史又造就了廣州兼容中外，獨樹一幟的食俗，具有四大突出特點：
其一，食物求鮮。廣州人對食物新鮮度的追求達到了極致，不僅喜歡吃魚生，而且為吃到新鮮的海魚，還特意將海魚養在用油紙糊好的籃子中，再運送到市場販賣。豬是整隻，魚是分割的賣法也是為追求食物新鮮而創造。
其二，“食之以時”。廣州人認為，幾乎所有的食物都有藥性，只有適時食用才有益健康，為此還編制了大量相關的歌諺。如清代溫汝能《粵東詩海》載：“秋冬食糜，春夏食羊；朝為泡魚，暮為蒿豬”等。
其三，食源豐富。廣州乃至整個廣東的這一飲食特點，幾乎是從古代南越先民開始一直流傳至今的，也就是一些外省人口中所謂的“廣東人什麽都吃”。比如廣東人喜食蛇及海鮮的風俗，自先秦就已存在，廣東人還以田鼠、貓乃至水蟑螂、蚯蚓等為食材，形成了不少特色菜式如“龍虎鬥”、“龍虎鳳”、炙田鼠等，甚至連隔壁的福建人都被加入了廣東人的食譜之中。另外，廣東人對吃鵝的熱情也異常高漲，廣東省是鵝肉消費的第一大戶。
其四，廣納百家，不斷創新。廣州食俗在繼承百越遺風的同時也兼容並蓄，海南百川。明清時期的火鍋在傳入廣東後，很快被接納並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廣式採用陶器而非銅鍋，“桌上打洞，受火爐”，這種形製一直延續至今。北方的熏臘製品在傳入廣東後也受到歡迎。西餐被外國商旅帶入後也被廣東人所接納，清初屈大均就曾享用過一套完整的西餐，清朝中期的十三行路上有洋人開的西餐館“碧堂”，在廣州也可以吃到正宗的西餐。
現代的廣東美食種類繁多，廣式的茶點、燒臘、甜品等都別具一格，粵菜以清淡為主，烹飪考究，廣受好評。
粵式茶點放毒
粵語是流行在廣府地區及華人圈子中的一大方言，也是嶺南的地區的文化符號之一，亦稱廣府話，俗稱“白話”，全球約有1.2億人口在使用。廣州人認為西關白話是粵語的標杆。
粵語由北方古漢語與南越族語言融合而成，經過長時間的調適、演變，在唐代趨於成熟，至宋代已與現代粵語十分接近。
粵語共有九聲六調，保留有較多古漢語的特徵，具有獨特的韻律美。上世紀80年代開始，香港樂壇進入全盛時期，粵語歌曲百花齊放，並傳入內地，引起了內地追逐粵語歌的熱潮。不少內地歌迷都認為粵語歌更加優美動聽，可見粵語確實具有其獨特的魅力。
古代的廣州創造了輝煌的帝國商業史，現代在的廣州則是令人神往的美食之都。各位朋友如有機會不妨來此品嚐精致考究的廣東美食，感受別具一格的嶺南文化。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