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南音
一
在上海作為一個巨大的例外出現在現代中國之前，廣州作為另一個例外，已經在中國的歷史中存在了至少1000年。這座城市是亞洲海洋貿易的博物館和紀念碑，可惜很少有人意識並重視這一點。
中國歷史學家注重統一，注重陸地，注重西域，注重軍事和政治，相對來說，對區域性的、海洋性的和貿易方面的歷史事實注意不足。這可能與北方遊牧民族常常南下侵擾導致中原政權動蕩有關。秦始皇派蒙恬拓邊，在陰山以南築長城，長城和都城之間修馳道。漢武帝派李陵、衛青、霍去病經略西北，又派張騫通西域。唐太宗設西域都護府。這些歷史在中國已經變成了通俗故事，反映出人們思想深處的危機意識，以及為了克服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懼而製造和傳播英雄故事的強烈心理動機。
酒泉市的霍去病雕像
相比而言，到1840年代之前，來自南方海洋的貿易商船還沒有威脅過中原王朝的生存。從危機驅動的歷史敘事而言，這本身構成了海上貿易被忽略的理由。
儘管唐代之前的情況缺少足夠資料，人們有理由相信，公元前3世紀廣東被並入秦帝國版圖之前，這裡已經有活躍的短距離海洋貿易。廣州或廣府之名在唐代出現在史書上時，它已經是一座因海洋貿易而繁榮的大城。每年春夏之際，從南海島嶼到北非海岸駛來的商船，在領航員的指引下，從虎門進入珠江。港口不遠處聳立著一座標誌性的樓閣，廣州市舶司的官員在此檢查商船上的貨物，並一一登記在冊。
商人們由此上岸，進入指定的居住區域。在唐代廣州最繁華的時期，數以萬計來自波斯、阿拉伯半島和來自東南亞各地的商人，聚居在城外珠江北岸的蕃坊中。猶太教徒、穆斯林和波斯的祆教徒混居在這個高度國際化的區域。這裡有他們熟悉的語言和食物，也有他們需要的禮拜堂、清真寺甚至墓地。情節不嚴重的案件，由藩主依據僑民所在國家的法律進行裁決。
這種有記錄可考的繁榮景象，從8世紀持續到14世紀，歷經唐、宋、元三個朝代。其間廣州也不止一次經歷和衰敗甚至是摧毀，但只要和平來臨，繁榮就會再次回到珠江兩岸。
海外貿易是這座城市的生命力所在。貿易帶來繁榮，貿易不振，它就走向衰敗。在明代徹底禁止海外貿易之前，廣州就這樣在衰敗和繁榮之間循環了600年。16世紀，明代重開海禁，17世紀，貿易又被禁止，直到康熙1663平定了台灣，廣州才重新對泛海而來的商船開放。1759年之後的貿易政策規定，所有外海貿易隻準在廣州進行。
海上絲綢之路：從廣州出發，西至歐洲，東至日本。
作為獨一無二的貿易港，現在廣州看上去可以獨享海外貿易帶來的繁榮了。
要到很久以後，人們才認識到，這並不是廣州的幸運，而是它一系列不幸的開端。
朝廷精心選擇廣州，是因為已經有1000年的歷史可以證明它足以承擔這個使命，但更重要的是，廣州地處南方邊陲，遠離中原腹地，可以最大程度地把海洋和貿易的影響與中國主體隔離開來。
這種隔離政策反應了內陸帝國對海洋和貿易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在遠離廣州的北方都城裡，關於海洋貿易利益得失的爭議，和廣州作為貿易港口的歷史一樣長久。
二
質疑聲認為，海外貿易在道德上可疑、在實踐中有害。對早期沿海貿易的規模和商品種類，如今所知不多。見諸記載的大多是香料、寶石等體積小、重量輕但價值較高的奢侈品。史書記載這些商品種類的同時，經常伴有可以想象的道德批評：這些商品屬於奢侈品，它們助長了糜費的風氣，導致貿易逆差，強化了人們了逐利傾向，並且產生了一個不事生產的商人階層。
在重農主義傳統中，這些批評都有強烈的政治指向。由此產生的忽視和抑製海外貿易的政策，是系統的、長期的。這種政策的結果之一，是中國歷史上對商人階層的壓製和歧視屢見不鮮。
農耕社會
在經濟層面上，不斷發展的商業活動，的確會衝擊政府對鹽、鐵、銅和其他必需品和貴金屬的壟斷性專賣政策。貿易會推動金屬貨幣流出或流入中國，造成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貿易也會催生出日益複雜的金融網絡，由此產生的利潤則會改變一部分農民的生活方式，將他們從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推向商品種植。
元代末年，長江三角洲就有很多農民不是以種糧食為主業，而是以養蠶繅絲和種棉紡棉為生。每天早晨，織布的農戶到市面上出售布匹，再用所得的錢購買糧食和棉花回家紡線織布，如此日複一日。這些生產內容高度商品化的農戶，需要穩定的糧食市場，這就把種田的農民也推向了市場和貨幣經濟，並加劇了糧食市場的波動。
規模不等的交易以極高強度發生時，需要一種價值高、流通性好並且易於切割的貨幣。白銀完美地符合這些特徵。明朝初期禁止白銀流通，然而無濟於事。到明朝後期，白銀從日本和南美洲流入中國，而中國向歐洲輸出瓷器、絲綢和棉布。這種複雜的全球貿易格局引發周期性或偶發性的通膨和通縮，然後又引發了關於海外貿易利弊的爭議。這種爭議在明清兩代持續了大約4個世紀。
外銷瓷，現藏巴爾的摩華爾特斯美術館
但爭議歸爭議，貨幣的廣泛流通還是把政府也卷入其中。明朝的稅制經過張居正的改革，國家向農民收取的地租，從實物形式變成了貨幣形式，金融波動也隨之被引入行政領域。
問題是，明清兩代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往往沒有足夠經驗和意願，去適應這種變化。銀價波動成了影響社會秩序和政權穩定的問題。每一次波動，都會引起反對海外貿易的聲浪。
三
從軍事防衛的角度來說，儘管還沒有哪個王朝是被叛亂者或入侵者從海上推翻的，但明朝前期和清初實施海禁政策，的確是出於軍事方面的考慮。明代中前期有倭寇問題。清初鄭成功佔據台灣，對抗清朝。鄭成功的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日本人，他的身份是海商兼海盜。鄭成功的水軍多次沿著海岸線北上，幾次進入長江流域，有一次差點就佔領了南京。
廈門鼓浪嶼的鄭成功雕像
這些史事因為比較晚近而廣為人知。但事實上，東南沿海地帶的動亂，往往與走私和海盜活動交織在一起。4世紀的孫恩之亂、10世紀的黃巢之亂和13世紀末東南沿海反對元朝的動亂，都與機動性很強的水上軍事力量有關。
在歷史上，只有極少數王朝——比如南宋和元——把海外貿易視作必須。因為這些朝代的政府財政仰賴和海外貿易有關的稅收，因此沿海地帶的地方官員會接到中央政府的指令，要求他們招徠蕃商前來交易。（南宋紹興二十九年，市舶司收入佔歲入二十分之一，為常賦的一半。）
但即使中央財政極度依賴海關收入的南宋，海外貿易仍然被看作是危險的。南宋末年的史事似乎也加深了這種印象。當時，掌管泉州通商事宜長達數十年之久的市舶司蒲壽庚投降元軍，拒不接納從廣州前來避難的南宋末代皇帝，當居住在泉州的宗室試圖迎接幼帝的時候，蒲壽庚曾對他們大加屠戮。
趙氏家譜裡宋朝末代皇帝趙昺
根據桑原騭藏考證，蒲壽庚是阿拉伯商人的後裔，祖輩在廣州經商，父輩時才遷移到泉州。蒲壽庚兄弟在泉州時除了經商，也給到泉州來的海商做翻譯，後來因為剿滅海盜有功，開始參與管理泉州市舶使。
蒲壽庚兄弟通曉蕃語，懂得航海，善於經商。據說，蒲壽庚的哥哥很有謀略，而蒲壽庚本人擅長軍事。這當然是掌管泉州市舶使的合適人選。
泉州在南宋是可以與廣州相抗衡的大港，且有凌駕於廣州之上的趨勢。泉州市舶使職位不甚高，卻極為重要。南宋都城杭州被元軍攻佔之後，宋室在沿海流亡，仍對蒲壽庚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出船、出人、出錢，通過水軍改變局勢。但蒲氏兄弟審時度勢，決心降元，後來才有“拒不迎駕”、“屠戮宗室”的舉動。
蒲壽庚降元，解決了忽必烈一個心腹大患。南宋亡國後，忽必烈對蒲壽庚信任有加，不僅讓他繼續掌管泉州市舶使，還要他組織水軍，建造艦船，準備進攻日本。
作為歸化的蕃商，蒲壽庚家族的種族背景和個人經歷，很難不讓人想起唐代的安祿山。
安祿山也是歸化胡人，祖籍在西域的康居國。安祿山懂多種胡語，年輕時也是在市集上做翻譯，然後因為軍事才華嶄露頭角，獲得了進入政治舞台中心的資格。
安祿山畫像
安祿山的反叛終結了唐朝的盛世，而蒲壽庚的反叛不只是終結了南宋，還造成了漢民族更為深刻的文化心理危機，即所謂“崖山之後無中國”。在極其注重歷史敘事的傳統中，二人的反叛，不但會加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類固有看法，也使得國際貿易演變成引狼入室的寓言。漢人對蒲氏一家尤其痛恨，到了明朝，仍然不許蒲氏的後代參加科舉考試。
四
對外國人、商人和海外貿易的敵意持續了很多個世紀。
唐朝設立了市舶使管理海外貿易，一開始由地方官員或太監兼任，到北宋成為專門官職。商船抵達廣州後，市舶使按例收取關稅。進口商品多數時候都由官府壟斷經營，宮廷有優先購買權。
早在唐代，市舶使和港口所在地方官員受賄索賄，低買高賣，甚至放高利貸，就已經成為慣例。史書在表彰官員清廉時說，他們不向客商收取額外明目的費用，海外商人都願意到他們管理的港口來進行交易。換句話說，敲詐外來商人是很平常的事，偶有不這樣從事的官員，就值得在史書上寫上一筆。
從唐到晚清約1000年間，中國許多貿易港口的興衰，都與官府肆意榨取有關。一個清廉且積極有為的官員，能夠在很短時間裡吸引大量商船前來交易。如唐大歷七年（769年），李勉拜嶺南節度使赴廣州上任時，當年前來廣州交易的海外商船只有幾十艘，因為李勉善待外商，次年來航的商船達到4千多艘，約是此前的1千倍。（《蒲壽庚考》，15、16頁）但這顯然是一個特例。
大多數商人泛海而來，遠離故土，勢單力孤，加上語言不通，無力與市舶司和地方官府抗衡。個別海商因為受到不公平待遇，去地方官府甚至都城申訴，但為數極少。這類申訴耗費時間和錢財，結果卻毫無勝算。史書上還記載了一些海商在盛怒之下，身懷凶器，殺官出海的血腥案例。
唐代之後的幾百年間，阿拉伯商人壟斷著南海經印度洋和波斯灣直至北非的貿易。他們的商船活動的範圍，北至日本和朝鮮半島，南至埃及。每年農歷五月六月，商船北上，農歷十一月十二月南下。這主要有賴於他們對信風的了解。
南海各國的商人，通常春天來華，冬天回本國。但在波斯灣與中國之間往返，費時較長。一來一回，往往要兩年時間。許多阿拉伯商人因此常住中國。這些外國坐商居住在城市中指定的區域（蕃坊），各自推選首領，然後由中國皇帝任命，稱為“藩長”。藩長負責管理蕃坊事務，包括根據客商本國的司法慣例，對普通民事案件和罪行較輕的刑事案件進行裁決。
日本學者桑原騭藏認為這是一種治外法權的雛形。儘管治外法權在歷史上有特定含義，桑原這種比附未必合適，但唐代以來，蕃商在其聚居區內維持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並實行某種程度自治的做法，確是史有明文。
有些蕃商在中國居住很久，有些還與當地人通婚，後代也生活在中國。唐代的對外港口如廣州、揚州、杭州、泉州，都留有外國商人的墓地和宗教場所遺存。當時規定，外藩在中國居住五世，即為永居。
廣州的外國商人為數最多。唐末，黃巢的軍隊一度佔據廣州，在城內屠殺外藩，據稱猶太教徒、穆斯林、基督徒和祆教徒死者共計12萬人。這可能不是確數，但可見當時定居廣州的外國商人數量之多，已經超過普通城邑的居民數量。這些人在中國唯一的職業就是經商，由此可見廣州海外貿易的繁榮程度。
廣州在黃巢之劫中元氣大傷，但宋元兩代鼓勵海外貿易，廣州又漸漸恢復景氣。北宋指定廣州、泉州和杭州為通商口岸，其中廣州最為繁榮，所收關稅佔全部關稅90%以上。北宋末，廣州城外南部、珠江北岸有藩坊。雖有規定化外之人不得城居，歷史學者認為，這條規定實際上執行並不嚴格。許多富商就住在城中，中國官府也持默許態度。
宋代廣州雖然因海外貿易而繁榮，但似乎沒有恢復唐代的舊觀。在宋元之交時，廣州更是失去貿易中心的位置，取而代之的是福建的泉州。元朝時來華的馬可波羅和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圖塔都說，泉州（刺桐城）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港口。
《馬可·波羅遊記》中的泉州
明朝一反宋元兩朝鼓勵海外貿易的政策，實行海禁。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年）初，禁止外國商人來航，九月，廢寧波、泉州、廣州三市舶司。海禁後來發展到禁止浙江福建沿海居民下海捕魚的程度。沿海連年增設衛所，建立要塞，把一些失業漁民弄去當兵。
為了防止周邊國家借朝貢之名前來貿易，洪武十六年實施勘合制度；次年，宣布免除朝貢國的關稅；洪武十八年，專門為前來朝貢的使團制定了一套嚴格的朝貢禮儀。換句話說，有些周邊國家努力把朝貢貿易化，明朝就努力把貿易朝貢化。
寧波、泉州和廣州市舶司廢除30年後，市舶司重設，但功能從管理貿易變成了接待朝貢使節。
總之，明朝前期面向海洋的軍事和外交動向，都是以禁絕貿易為前提的。諷刺的是，這種嚴厲的海禁政策反而加劇了海盜活動。
明代的倭寇有三個淵藪。元末群雄並起，張士誠和方國珍割據一方。這兩個人逐鹿中原，根基卻分別在蘇州和溫州。他們後來被朱元璋擊敗，余部退入海上，其中一些人以劫掠為生，也被視作倭寇；
其次，14世紀和15世紀，日本和朝鮮半島動蕩不寧，許多武士、農民和商人流民化，這些人無以為生，聚眾為寇，沿著朝鮮半島西部和中國海岸線搶奪糧食和人口。倭寇這個名稱，主要就是說這些為害東亞的日本和朝鮮流民。
倭寇
最後，禁絕貿易使食海之民不能謀生，也損害了地方士紳和大家族的商業利益，由此導致16世紀走私常態化且武裝化。這一時期愈演愈烈的倭寇，參與其中的日本人很少，主要是中國沿海的武裝走私集團。
隨著海禁進一步強化，整個東南沿海都被軍事化了。失去海外貿易的廣州，就變成了帝國南疆一個無足輕重的地方城市。直到1567年，明朝重開海禁，廣州才漸漸恢復一種兼容並包的活力。
能夠證明這種活力的是聯袂而來的商人和傳教士。1583年，耶穌會士利瑪竇經澳門到達廣州。他正是從這座城市出發，北上肇慶、南昌和南京，並於1598年第一次抵達北京。兩年後，利瑪竇獲準在北京居住傳教。
利瑪竇像
在此之後，更多耶穌會傳教士徇著利瑪竇的路線來中國傳教，由此也深深地卷入了中國的政治。
耶穌會傳教士把歐洲的計時器和火炮製造技術帶到了中國，還給中國帶來了文藝複興以來的繪畫和建築技巧。他們試圖通過調和天主教和中國文化，創造一種新的傳教方式，但他們的努力不但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反而因為引發歷法之爭和禮儀之爭，導致了北京和羅馬之間激烈的對抗。
從1645年教皇英諾森十世發布通諭，禁止中國天主教徒祭祀孔子和祖先，由此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北京和羅馬之間的衝突或明或暗地持續了將近200年，貫穿清代的中前期。
隨著時間推移，對抗很快就超出了宗教和文化的範圍，成為中國和歐洲之間即將發生全面衝突的象徵。
這次出面的是要求自由貿易的英國人。而歷史的舞台將重新轉移到了廣州。
五
清初也實施海禁，平定台灣之後，則開始實行一種嚴格管控的貿易政策。乾隆皇帝對天主教的警惕與他對海外貿易的疑慮是交織在一起的。他命令從西洋來的船隻只允許在廣州停靠，交易必須通過有特許經營權的公行進行。
廣州的公行——數量很少，歷史最著名的公行有13家，被稱為“廣州十三行”——不但壟斷了整個中國的海洋貿易，實際上還替政府徵收關稅，負責監視和管理外來商人，並定期向政府報告他們的動向。
廣州十三洋行
壟斷貿易產生了一批富可敵國的廣州公行，如浩官（伍秉鑒）。和他有交往的歐美商人留下了很多對伍氏的私家園林充滿豔羨和讚歎的記載。這還只是壟斷對外貿易的廣州公行財富的冰山一角。
海外貿易會刺激金融業和保險業的發生發展。廣州的公行也卷入了一些與海外客商採購中國商品相關的擔保和融資活動。但並不是每家公行都像浩官那麽財力充足。一些廣州公行需要靠向外國客商貸款維持周轉。這種金融聯繫讓廣州和世界市場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一旦有公行破產，影響就會從廣州一直延伸到歐洲。
大多數居住在廣州城外的外國商人都來自英國。和幾百年前一樣，他們遠渡重洋而來，住在指定的區域。他們是“化外之人”，不能進入廣州城，不能和中國人自由往來，也不能選擇自己的生意夥伴，甚至不能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
從18世紀到20世紀，英國商人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從事一種三角貿易：將英國的紡織品運到印度，再將印度的棉花運到中國，然後從中國進口絲綢和茶葉。在這種貿易格局中，英國對中國存在大量貿易逆差。英國政府和商人要求平衡中英貿易的呼聲日益增長。
這種呼聲把馬戛爾尼使團送到了中國。馬戛爾尼使團的使命有兩個，一是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二是中英兩國互相開放市場。乾隆皇帝接見了馬戛爾尼，但因為馬戛爾尼不願跪拜而十分不悅。他毫無余地地拒絕了英國使團的全部請求。
馬戛爾尼使團覲見乾隆
此後的歷史已經為大多數人所熟悉。英國人開始向中國出口印度鴉片。臭名昭著的鴉片貿易不但逆轉了英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還導致中國白銀外流，引發了19世紀初中國的通貨緊縮。和南宋時銅錢外流引發通貨緊縮一樣，銀價上漲再次引發了關於海外貿易利弊得失的古老爭議。
爭議歸爭議，歷史已經無法回到明朝初年或清朝初年。當時，皇帝的權威和實力，都不足以實施任何意義上的海禁。努力的結果之一是一個福建人於1838年被派往廣東。兩年後，中英兩國爆發戰爭。
在那之後的幾十年裡，廣州一次次被外國的炮艦威脅、進攻、包圍、佔領。也許是第一次，這片遠離都城、被山和海包圍的南方土地上，醞釀起了炙熱的民族情緒和激進的政治氣氛。
1895年，一群廣東人去北京參加會試，把這種激進的氣氛帶到了北京。那時候，朝鮮半島的槍炮聲剛剛沉寂下來，日本正從亞洲地緣政治舞台的邊緣地帶向中心進發，李鴻章還沒有從馬關回國。而廣州作為8世紀以來中國海洋貿易的中心，其地位被上海取代，已經有3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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