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秉鑒號稱大清“世界首富”，他擁有多少財富？

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亞洲版）在“縱橫一千年”專輯中列舉了一千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十個人。有六名中國人榜上有名，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鑒和宋子文。 有五位大家都不陌生，唯獨伍秉鑒似乎並不熟悉。那麽，伍秉鑒憑什麽躋身世界富豪行列呢？

一、那些年他擁有的銀子

伍秉鑒號稱大清“世界首富”。他擁有多少家產，能當得起這個名號呢？

我給大家幾個數字。

道光十四年（1834年），伍秉鑒的私人資產已達兩千六百萬銀元，折合兩千萬兩銀子。這是個怎樣的資產規模？我舉四個例子比較：

第一，當時清朝全年的財政收入四千萬兩左右，伍秉鑒的私人財產達到清朝全年財政收入的一半。

第二，兩廣總督林則徐，年薪約兩萬兩，攢到伍秉鑒那樣的財產，需要不吃不喝一千年。

第三，按照購買力折算，19世紀中葉一兩白銀相當於今天兩百元人民幣。那麽，伍秉鑒的財產可以折合四十億元人民幣。

第四，19世紀80年代，李鴻章購買了“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構成了北洋艦隊的主力，也是亞洲噸位最大的戰艦，平均每艘花了一百二十萬兩銀子。伍秉鑒的家產夠買十六艘，足以讓北洋艦隊躋身全球前三。

難怪《華爾街日報》對伍秉鑒評價：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商業資產，天下第一大富翁”。

伍秉鑒的財產，不光有數以千萬計的銀兩，還有自己的公司—怡和行。這家公司跟英美商人做生意。英國人每年都要從他手裡買走數百萬兩銀子的絲織品、茶葉和瓷器。伍秉鑒也就成了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雙方結成了良好的生意夥伴關係。他在國內大量購置田產、宅院、茶園、店鋪，甚至讓銀子變成資本，到美國投資鐵路、證券和保險業務。不誇張地說，伍秉鑒的怡和行一度成為世界級的跨國財團。

那麽，伍秉鑒是靠什麽積累起巨額財富的呢？

二、那些年他發財的生意經

伍秉鑒並非白手起家，而是繼承和發展了父親伍國瑩的事業。伍家祖籍福建泉州，世代務農，也做茶葉生意。清朝初年伍家舉家遷到廣東，從倒騰海產品起家。伍秉鑒的父親伍國瑩早年在廣東富豪潘振承的同文行裡當學徒，有時也參與生意，在那裡積累了人脈、經驗和第一桶金。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他離開了同文行，創立了怡和行，此行很快就成了廣州城裡發展最快的洋貨行。

提起洋貨行，我得多說幾句：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決定恢復對外貿易，開放四口通商。洋人的商船接踵而來。廣東官府決定成立“洋貨行”，招募行商，作為官府指定的特許中間商，專門做外貿生意。

不是什麽人都有資格當行商的。行商的準入資格有四條：一是富裕，掏得起銀子；二是自願；三是幫官府收稅；四是替官府跟洋人打交道。這樣，官府不用出面，便掌控了外貿全局；行商借助官府保護，壟斷對外貿易，賺取巨額差價。

廣東的洋貨行，數量並不固定，但經營比較穩定的有十三家，因而民間俗稱“十三行”。怡和行與同文行，就是“十三行”裡的一員。

嘉慶五年（1800年），就在怡和行的外貿生意蒸蒸日上之際，伍國瑩突然病死了。第四子伍秉鈞接班才一年，也撒手人寰。伍秉鑒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被迫承擔起主持怡和行大計的重任。

在怡和行的管理層和打工仔們看來，伍秉鑒是靠拚爹混進了富人圈，沒有獨當一面的經驗，遲早會把怡和行搞砸。伍秉鑒剛一接手就面臨著各種挑戰。可是，他保持沉默，低調地做了三方面工作，迅速扭轉了局面。

（一）廣交朋友

生意場上，處處陷阱，步步驚心，朋友的相助就顯得很重要。正所謂“一個好漢三個幫”。伍秉鑒很注重廣交朋友，既積累了人脈，又維護了商業信譽。

有個波士頓商人跟伍秉鑒合夥做生意，由於經營失誤，欠了伍秉鑒七萬兩千銀元無力償還。伍秉鑒聽說後，認為這些銀元對自己只是數字，卻鬧得人家沒法回國跟家人團聚，真是造孽。於是，他找到這位波士頓商人，當著他的面，把借據撕碎了，然後說道：“你是我的頭號老朋友，是誠實的人，只是運氣不好。現在咱們的账已經結了，你可以回國了。”

七萬兩千萬銀元相當於一艘中型商船的貿易額，折合今天一千萬元人民幣。伍秉鑒如此慷慨，令這個波士頓商人目瞪口呆。

另一個美國商人替伍秉鑒承銷一船生絲，利潤豐厚。但他把賺來的貨款挪用，購進了一批英國毛織品，結果砸手裡了，損失巨大。伍秉鑒沒有抱怨，而是收下了這批滯銷貨，婉拒了這個商人的賠償。

按照常人邏輯，這麽做是不可能得到回報的。可是，伍秉鑒追求的不光是銀子。他不是在施捨，而是在自我行銷。危難關頭，雪中送炭，伍秉鑒樂善好施的好名聲很快就傳遍全球。轉過年來，更多外商主動登門，要跟他做生意。正應了那句俗話：“金杯銀杯不如口碑。”後來他赴美投資，這些洋朋友都幫了大忙。

伍秉鑒的慷慨並非不計成本。在他看來，波士頓商人肯定還不起那筆錢，把他扣在中國，非但於事無補，還得花錢養著，倒不如債務一筆勾銷，放人回國，還能換點人情；那些毛織品雖然在中國滯銷，但不見得沒市場，伍秉鑒迅速將其盤活，賣到了菲律賓。

（二）利益均沾

一次，有個英商打算在廣州找家洋貨行代理羽紗銷售，好幾家洋貨行爭搶這單大買賣，不惜使銀子，走關係，但都铩羽而歸。怡和行脫穎而出，笑到了最後。可是，伍秉鑒把生意接下來後，卻做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伍秉鑒過生日，請所有行商吃飯。酒過三巡，他突然起身，對大家說：“今天伍某過壽，承蒙列位抬愛，不勝感激。現有一事請大家幫忙。想必諸位也聽說了，有個英國商人讓伍某承銷羽紗。伍某財力有限，難堪大任。但這麽好的生意，不接可惜了。所以，我先接下來，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做。將來無論賺了多少錢，大家一起分，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眾人面面相覷。大家清楚，怡和行完全有實力單乾，何必拉著咱們呢？他們不知道，伍秉鑒心裡早已做了盤算。

如果悶頭單乾，別人沒生意做，市面就活躍不起來，對怡和行的長遠發展不利。如果獨享暴利，一定遭人嫉妒，無形中樹了敵，將來免不了被人落井下石。所以，英商的情要領，生意要做，銀子要賺，但更要照顧好同行的情緒。於是，他的腦海裡形成了一個理念：不讓別人賺錢的商人不是好商人。做生意要講利益均沾，有錢同賺，有利共享。

伍秉鑒的做法收到了實效。行商們不僅沒了敵意，反而感恩戴德。漸漸地，大多數行商逐漸聽命於他，伍秉鑒也就成了毫無爭議的行商領袖。

（三）投其所好

官商勾結，一直是廣為詬病的現象。然而，在那個年代，行商跟官府有天然的聯繫。維護好與官府的關係是一個商人的必修課，不得不好好做。伍秉鑒的訣竅就是廣泛結交，投其所好，以身作則，做足功夫。

逢年過節，廣州各級官員都會收到怡和行的禮金，不少官員還被請到伍家大宅吃喝看戲。伍秉鑒經常登門拜訪總督、巡撫等高官。他還花錢給自己捐了個三品頂戴，擺出願意向官府靠攏的姿態。這個頂戴雖然沒實權，但很能糊弄洋人。由於他乳名亞浩，就被洋人起了個外號叫“浩官”。這個稱呼沿用了好幾代。

伍秉鑒勾兌關係，講究投其所好，“對症下藥”：跟有職務便利和經營頭腦的官員合夥做生意，賺了錢分成；利用祝壽、過節的機會向手握實權而觀念傳統的官員送禮；高價購買上等藏品，送給熱愛收藏的官員；帶頭給官府主持的大工程捐錢，取悅那些好大喜功的官員。在他掌門的四十三年裡，這種“投其所好”花費不菲，但在那個重農抑商的時代，用人情投資換官員好感，給怡和行爭取更大的發展太空，還是很劃算的。他有事相求時，地方官都肯幫忙，背後深不可測的官方背景，讓他的生意勝算更大。

三、那些年他推出的創新

前面講了伍秉鑒發財致富的生意經。內容偏傳統，好多人都懂。可是，他又做了三方面工作，讓人感到一絲近代氣息。這就是他有創新特色的生意經。

（一）塑造形象

伍秉鑒不但會經營人脈圈，而且善於打造企業形象。他的怡和行究竟是怎樣的一番天氣呢？可以概括為相互聯繫的五個特徵：

一是產品優質。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的倫敦拍賣會上，蓋有“怡和行”戳記的茶葉被鑒定為最優等。怡和行的茶為何深受青睞？這跟其管理嚴格分不開。

二是管理嚴格。伍秉鑒經常甩開茶商，直接派自己人到產區，全程監控茶葉的生產、采摘、加工、包裝和運輸等環節，現場採購，節約成本。久而久之，怡和行就跟產區的茶農保持了長期合作關係，茶葉品質也有了保證。

三是信譽良好。伍秉鑒認為，信譽比銀子更重要，賠錢可以再賺，賠了信譽就永遠賺不回來了。有了優質的產品和嚴格的管理，怡和行的經營更加自信。它講究以誠待客，公平買賣，不缺斤短兩、以次充好。

如果發現瑕疵品，寧可退賠也不拋售。這樣的口碑傳遍全球，英國東印度公司甚至願把存款交給怡和行保管。

四是錙銖必較。伍秉鑒為人慷慨，但對該是自己的東西一定是斤斤計較。他曾從存在英國公司裡的一百多萬銀元期票中，算出九百多銀元利息，與英商兌付數目分毫不差。 這讓英商非常震驚。

五是熱衷慈善。道光十五年（1835年），應美國傳教士伯駕之邀，伍秉鑒在廣州投資創辦了一所眼科醫院，免費對當地百姓開放。老百姓不相信西醫，沒人來看病。後來，有個長期患青光眼的婦女抱著試試的態度來看病，結果病痛減輕。此後，來看病的患者越來越多，這所醫院的名氣也越來越大。伯駕在這裡工作了二十年，為許多中國人治好了眼病，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林則徐。

（二）強強聯合

怡和行蒸蒸日上的同時，另一家洋貨行——廣利行也在崛起。在十三行裡，兩家旗鼓相當，又都主營茶葉出口。然而，兩家洋貨行非但沒有火並，反倒是一起坐上了行商領袖的寶座，這是為什麽呢？

原來，伍秉鑒把侄女嫁給了廣利行老闆盧觀恆的兒子盧文錦。通過聯姻，伍秉鑒團結了行商裡的強者，實現了雙贏。19世紀前期，不少行商因為資金周轉不靈、商欠積壓而破產。伍秉鑒和盧觀恆也遇到了類似的困難，但他們都挺了過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強強聯合，抱團取暖，相互幫襯，共度難關。兩家只要聯手，就能操控廣州茶葉市場的價格行情，確保收益穩定。

（三）投資海外

道光九年（1829年），17歲的美國打工仔約翰；穆瑞；富比士首次隨商船來到廣州，在怡和行當學徒工。伍秉鑒很欣賞這個機智乖巧的美國小男孩，不久就收他為乾兒子。八年後，25歲的富比士打算回國發展。臨行前，伍秉鑒交給他一張五十萬銀元的銀票，語重心長地說：“孩子，這八年我把你收為乾兒子，一文錢薪水也沒給，現在全都給你。也許你覺得太多了，其實，多出來的那部分就算是我對你的投資吧。希望你能把它用在最有發展前途的事業上。”

富比士原本是個窮小子，卻得來這筆意外之財，又興奮又感動。然而，他沒把這筆錢用在吃喝玩樂上，也沒有存在銀行，而是打算投資實業，錢生錢。投資哪行比較靠譜呢？

當時，美國正在進行“西進運動”，很多白人到西部淘金蓋房，而當地還很荒涼，連路都沒有。大家都知道，要想富，先修路，尤其是修鐵路。因此，投資鐵路事業或許是個不錯的主意。於是，富比士就把這個想法寫信告訴了大洋彼岸的乾爸爸伍秉鑒，得到了他的首肯。接著，這五十萬銀元就成了富比士投資美國鐵路的啟動資金。密歇根中央鐵路和密蘇裡河鐵路等重要鐵路乾線，都是富比士投資興建的。美國一個歷史學家對富比士給予了高度評價，說“富比士與美國鐵路的關係，就像華盛頓與美國的關係”。當時，凡是買鐵路股票的人都發了財。“鐵路熱”造就了許多富翁，也引領了美國經濟的起飛。

伍秉鑒不僅在美國的鐵路投資中收益巨大，還資助富比士在中國成立了旗昌洋行。這是19世紀東亞地區規模最大的美國代理商行。有怡和行的長期擔保，旗昌洋行迅速壯大，很快就擠垮了其他美國公司，壟斷了美國對華貿易。

伍秉鑒在海外投資並非心血來潮，總體看有兩個特點：

一是分散投資。大家都知道，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是有風險的。伍秉鑒也深知這一點，他在美國買股票賺差價，為外商放貸賺利息，賺來的錢不光投在鐵路事業上，還涉足采礦、電報、鋼鐵、石油，以及房地產、保險業等，享受到工業革命帶來的巨大紅利。他在美國的投資收益像滾雪球一樣，每年多達二十萬兩銀子。

二是價值投資。旗昌洋行是伍秉鑒眼中的優質資產，他一直堅持對這家洋行投資，但條件是投資的利息要支付給伍家後裔。到光緒十七年（1891年）旗昌洋行破產前，伍家先後投資一百萬美元，每年的利息所得超過四萬美元，成為伍秉鑒留給子孫的豐厚遺產。

四、那些年他落寞謝幕

伍秉鑒的生意，看起來做得風生水起，卻在19世紀40年代突然倒掉，輸得一敗塗地。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呢？我把伍秉鑒及其怡和行走向衰落的原因，概括為三個方面。

（一）兩頭受氣

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欽差大臣林則徐駕臨廣州，主要任務是奉旨禁煙。很快，他就傳諭外商：限期貨出鴉片，而後簽署具結，保證今後不再夾帶鴉片入境，否則“貨即沒官，人即正法”。當然，林則徐的話要由行商去轉告洋人。此時十三行的“總商”，相當於行業公會領袖，就是伍秉鑒。

眼下的伍秉鑒，已經陷入了兩難境地。別看長得很瘦，有點像大 煙鬼，但他根本不涉足鴉片貿易這種肮髒的生意。可是，朝廷規定外商到廣州做生意，必須由行商做擔保。怡和行作保的外商，肯定有夾帶鴉片上岸貿易的，所以伍秉鑒反倒背了個監管不力的罪名，沒少被林則徐訓斥。而當他來到英國商館，把林則徐收繳鴉片的命令轉告給英美商人時，又招來一片噓聲。限期到了，外商大多置若罔聞，根本不交鴉片。伍秉鑒被夾在林則徐和外商之間，兩頭受氣。

伍秉鑒斡旋失敗，被投入監獄。雖然保住了性命，但丟盡了臉面。更關鍵的是，林則徐把他晾在一邊，不再重用，而且派兵包圍商館，迫使外商就范。英美商人被迫交出了鴉片存貨。這年夏天，林則徐在虎門海灘主持了著名的虎門銷煙。

伍秉鑒目睹了這一切，他最擔心的不是面子問題，而是怡和行的前途。禁煙運動實際上惡化了中英貿易關係。幾個月後，道光皇帝一聲令下，關閉了中西貿易，怡和行的生意一下子就中斷了，很多貨款還沒結清，一些貨物積壓在倉庫，賣不出去。怡和行吃了大虧。

（二）戰火衝擊

更糟糕的是戰爭對怡和行的衝擊。道光二十年（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第二年，英軍兵臨廣州城下，佔領城外制高點，把炮口瞄準了廣州城。清軍已無還手之力，只能派人求和。官府推出的求和使臣，就是伍秉鑒。這是怡和行成立以來最失敗的一樁“生意”。沒有談判的本錢，我們只能任人宰割。最終，雙方簽署《廣州和約》，清軍退出廣州城，繳納六百萬銀元賠款，換取英軍不進廣州城的承諾。伍秉鑒不僅被攤派了其中的一百一十萬銀元，而且背上了漢奸的罵名。

又過了一年，清朝徹底戰敗，被迫簽署了《南京條約》。其中規定的兩千一百萬銀元的賠款，並不是由朝廷出錢，而是官府想方設法路邊攤派給商人。怡和行又被強行攤派了一百萬銀元。

在這場戰爭中，怡和行毀於戰火的貨物價值七八十萬銀元。 加上前面兩筆攤派，怡和行的直接損失共計三百萬銀元。商行雖然不至於傷筋動骨，但這次處理確實很失敗。伍秉鑒只能以“賠財消災” 聊以自慰。他甚至打算背井離鄉，移居美國。

（三）制度巨變

最讓伍秉鑒頭疼的，不是銀子的問題，而是《南京條約》的兩個商業條款：

一是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通商。

二是條約第五款規定，“凡有英商等赴各國貿易者，無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

乾隆中葉以來，清廷奉行閉關政策，只允許廣州一口對外通商，使怡和行具備了地域優勢。康熙以來實行的行商制度，特別是怡和行處於十三行之首的特殊地位，使伍秉鑒得以持久、穩定地賺取中西貿易的巨額利潤。然而，五口通商和自由貿易，使中西貿易格局發生了根本變化，怡和行的好日子就這樣到了頭，壟斷戛然而止。這才是伍秉鑒最痛心疾首的事。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也就是《南京條約》簽署的第二年，伍秉鑒病死了，享年74歲。十三年後，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國軍艦的炮火摧毀了珠江沿岸的各家洋貨行，怡和行的輝煌戛然而止。

這三方面歸結起來，就是特殊制度、特殊時代造就了這樣一個貌似“世界首富”的怪胎。清王朝的閉關政策營造了怡和行的貿易壟斷地位；中國長期處於順差的中西貿易格局，成全了怡和行持續賺錢的好日子。當經濟環境、制度環境發生巨變之後，競爭者增多，壟斷地位不複存在，這樣的商業組織便表現出強烈的不適應，從而被淘汰出局。歷史再次證明，一個成熟的現代企業，必須要具備適應市場變化的資源和能力，而不能隻依賴行業壟斷和政策保護。顯然，伍秉鑒的怡和行還差得很遠。

伍秉鑒“世界首富”的輝煌雖然已成歷史，但不可否認，他是一個特殊的商人，有世界眼光，有經營思維，有商業成就。他留給後人的生意經，將一直成為許多商人起家和興業的財富指南。

摘自唐博《清案探秘 百姓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