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來廣東文化的特質是什麽

如果讓我用一句話來描述廣東文化的特質，我會這麽說：一千年來，廣州港一直是歷代王朝對外開放的門戶，長時段的海外貿易與中外交流歷史，塑造了廣東兼容並包、華洋雜處的文化性格。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概括廣東文化，我會用“開放”二字。

其實，早在秦漢時期，嶺南的廣州已經是一個面向南洋的開放型口岸城市，《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番禺，亦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換言之，兩千年前，廣州商民便與海外蕃國開展珍珠、犀角等寶貨貿易。不過，秦漢時期，中原王朝對外貿易的路線主要是陸上絲綢之路，朝廷對海路通商並不重視，海上貿易規模也不大。

唐朝時，廣州港的貿易更為繁榮。朝廷於開元年間在廣州設置“市舶使”一職，管理海路通商事物，向來華蕃船徵收關稅，替宮廷採購舶來品。唐王朝還在廣州設押蕃舶使，管理來華的蕃船。市舶使與押蕃舶使的出現，標誌著沿海口岸與海外蕃國的商貿規模已經壯大到引來朝廷的關注。

唐朝海岸線漫長，但置市舶使與押蕃舶使的沿海城市只有廣州，可見廣州的海外貿易要比沿海其他城市更繁華。成書於日本奈良時代的《唐大和尚東征傳》提到唐代廣州港的海外貿易盛況：“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船，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

但嶺南最繁盛的海外貿易局面，要等到宋代才出現。宋人趙叔盎《千佛塔記》載：“南海，廣東一都會也。海舶賈番，以珠犀為之貨，叢委於地，號稱富庶。”另一位宋朝人也描述說：“嶺以南，廣為一都會，大賈自佔城、真臘、三佛齊、闍婆，涉海而至，歲數十柁。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珠、香、琉璃之屬，禹不能名，卨不能計。”

發達的民間海外貿易，促使宋政府於開寶四年（971）在廣州設置了中國最早的海關機構——市舶司。宋朝市舶司的職能，包括“閱貨”（檢查進口商品），抽解（徵收關稅），博買（採購一部分蕃貨），發放“公憑”（給海商發出海貿易許可證、給蕃商發完稅憑證），查禁走私及違禁品，維修港口設施，是今日海關的前身。

唐朝在廣州隻派駐市舶使，並未設置市舶司。市舶司的設立，反映了宋王朝對海上通商管理的制度化，是海外貿易發展至新階段的標誌。按宋朝市舶法，凡海商出海貿易，只要到市舶司（或市舶務）辦理好手續，領到“公憑”，便可滿載商貨，揚帆啟程。凡蕃商來華貿易，或海商從遠洋回貨，一般亦在設有市舶機構的港口報關，完成抽解與博買手續，然後便可自由交易。

廣州市舶司不但是宋王朝的第一個市舶機構，而且在設置後的一百多年時間內，市舶收入也位居宋朝五大市舶司（北宋的密州、明州、杭州、泉州、廣州均設有市舶司）之首。廣州市舶司每年從海外貿易中抽解的關稅與博買的蕃貨，佔全國市舶收入的十分之八以上。官方的市舶收入直接反映了民間海外貿易的規模，民間海外貿易越是發達，市舶機構可以徵收到的關稅就越可觀。直到南宋時，廣州港的地位才被後來居上的泉州港取代，屈居第二。

為招徠更多的海外蕃商前來廣州港貿易，每年發舶時節，廣州市舶司都會設宴犒勞即將揚帆出洋的海商、蕃商，既是歡送商船出海，祝他們一路順風，亦表達歡迎他們明年滿載而來之意。一名市舶司官員說：“廣州自祖宗以來，興置市舶，收課入倍於他路。每年發舶月分，支破官錢，管設津遣。其蕃漢綱首、作頭、梢工等人，各令與坐，無不得其歡心。非特營辦課利，蓋欲招徠外夷，以致柔遠之意。”宴會上，各商船的船長（綱首）、船工、水手（作頭、梢工），都受到熱情款待。

南宋紹興初年，兩浙路市舶司的官員提議說：各路市舶港每年宴犒蕃商、海商的支出“不下三千余貫”，這筆錢“委是枉費”，不如節省下來，犒勞蕃商的宴會就不要辦了。但廣州市舶司堅決反對，說：犒勞蕃商可以表達政府招商的誠意，帶動更多的蕃商來華貿易，與政府從市舶中的獲益相比，這點犒勞之費算什麽？最終朝廷采納了廣州市舶司的看法，每年還是撥出專款，設宴犒勞蕃商。從這個細節，我們可以看出宋朝政府積極發展海外貿易的開放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