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廣州，是一個對外開放的口岸城市。宋人的口岸開放政策一直延續到元朝。元末廣東順德有位詩人寫了一首《廣州歌》，讀這首詩，我們可以感受到撲面而來的廣州繁華氣息：“廣南富庶天下聞，四時風氣長如春。長城百雉白雲裡，城下一帶春江水。少年行樂隨處佳，羊城南畔更繁華。朱樓十裡映楊柳，簾櫳上下開戶牖。閩姬越女顏如花，蠻歌野曲聲咿啞。峨舸大舶映雱日，賈客千家萬家室。春風列屋豔神仙，夜月滿江聞管弦。良辰吉日氣象好，翡翠明珠照煙島。亂鳴鼉鼓競龍舟，爭賭金釵鬥百草。遊冶留連忘所歸，千門燈火爛相輝。遊人過處錦成障，公子醉時花滿堤。扶留葉青蜆灰白，盆飣檳榔邀上客。丹荔枇杷火齊山，素馨茉莉天香國。別來風物不堪論，寥落秋花對酒樽。回首舊遊歌舞地，西風斜日淡黃昏。”
進入明清時期，口岸開放的格局才被逆轉。明初朱元璋厲行海禁，“片板不許入海”，“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這一禁就是200年；明王朝又規定，外國人要來做生意，必須以朝貢的名義，帶上他們國王上表稱臣的“貢表”，按天朝規定的時間來，否則，就別來了。直到隆慶元年（1567），明王朝才放開海禁，開放漳州月港，“準販東西二洋”。但月港的開放是非常有限的，隻準明朝商民出洋，不準蕃船進來。
倒是廣州口岸，從明中葉起，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開放體例。說起來，這得益於廣州港鄰近澳門島的地理優勢。嘉靖年間，廣東海道批準葡萄牙商人在澳門居留、曬藏商貨，這一創舉打破了明代朝貢貿易體制的僵化局面，使得澳門漸漸發展成為市舶貿易的轉運站站：每年七八月，滿載商貨的蕃船乘著東南風，抵達澳門島，在澳門碼頭住舶貿易；同時，廣州官府召告商人，發給“澳票”（批準前往澳門貿易的憑證），讓他們跟隨稅官一同前往澳門，蕃船完稅後，即可與持有“澳票”的明朝商人交易。
也是從嘉靖年間開始，廣東官府準許葡萄牙商人每年兩次進入廣州城，與廣州商民直接交易。晚明時來到中國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他的《中國劄記》中記載說：“葡萄牙商人已經奠定了一年舉行兩次集市的習慣，一次是在1月，展銷從印度來的船隻所攜帶的貨物；另一次是在六月末，銷售從日本運來的商品。這些市集不再像從前那樣在澳門港或在島上舉行，而是在省城本身之內舉行。由於官員的特別允許，葡萄牙人獲準溯河而上至廣東省壯麗的省會作兩天的旅行。在這裡他們必須晚間呆在他們的船上，白天允許他們在城內的街道上進行貿易。這種公開市場的時間一般規定為兩個月。”我們的“廣交會”歷史，可以追溯到這裡。
但廣東的開放局面在清初又中斷了。順治十二年（1655），清廷實施海禁，嚴禁海商出洋：“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並於順治十八年（1661）推行更嚴酷的“遷海令”，強製沿海居民遷離故土，禁毀海邊房屋與船隻，沿海岸線製造出一個漫長的無人區。
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才結束海禁，宣布開海，次年又在廈門設閩海關，寧波設浙海關，廣州設粵海關，上海設江海關（一說江海關初設於連雲港的雲台山，後才遷至上海），管理海外貿易，史稱“四口通商”。“四口通商”體制推行了70余年，又被乾隆帝廢止——乾隆二十二年（1757），皇帝發下諭旨：“令行文該國番商，遍諭番商。嗣後口岸定於廣東，不得再赴浙省。”隻準許西洋商船在廣東口岸互市，這便是“一口通商”體制。
也就是說，乾隆二十二年之後，中國沿海各個口岸當中，只有廣東的口岸可以跟西洋商船貿易。廣東口岸是唯一向西洋商船開放的門戶。直到鴉片戰爭爆發，清廷戰敗，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1842），“一口通商”才被西方列強主導的“五口通商”取代。
康熙開海至晚清上海崛起之前，這200年間，廣州一直是清王朝最繁華的口岸城市，廣州詩人屈大均有一首《廣州竹枝詞》寫道：“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這首竹枝詞寫於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剛剛放開海禁，廣州港的對外商貿已非常繁忙。屈大均還在他的《廣東新語》描述說：“東粵之貨，其出於九郡者，曰廣貨；出於瓊州者，曰瓊貨，亦曰十三行貨；出於西南諸番者，曰洋貨。在昔州全盛時，番舶銜尾而至，其大籠江，望之如蜃樓屭贔。殊蠻窮島之珍異，浪運風督，以湊鬱江之步者，歲不下十餘舶。豪商大賈，各以其土所宜，相貿得利不貲，故曰金山珠海，天子南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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