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亞洲版）在“縱橫千年”專輯中列舉了一千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十個人，其中有六名中國人上榜，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鑒和宋子文。
其中介紹伍秉鑒的文字是這樣的：
浩官（又名伍秉鑒）(1769-1843)
職業：商人
財富來源：進口、出口、錢莊
資產：千萬銀元
入選原因：他那個時代最富的商人。
伍秉鑒的父親是允許與外國人交易絲和瓷器的少數中國商人之一。伍家隻接受白銀的付款，他們並不是所有的外國商品都要。1789年，伍秉鑒接管了他父親的生意。他還是公認的慈善家。
不過，這個名單沒那麽嚴謹。伍家主要的出口貨物茶沒有提，他們也不是隻接受白銀。名單中出現宋子文更是成問題。專家已證實宋子文的“富裕”其實是日本在戰時製造的謠言。
伍秉鑒事跡雖然在1882年出版的暢銷書《廣州番鬼錄》裡已經被大書特書，在國際上已經很有名——但當代中國人對他的了解並不太多。
伍秉鑒與十三行很多行商一樣，祖上為福建茶農。他成為世界首富，靠的不僅是在“一口通商”的廣州進行特許經營。十三行與全世界貿易的主要貨物為茶葉，伍秉鑒之所以獲得顯赫地位，取決於他的茶葉質量與商業智慧。
跨國商人難以應對的國際爭端
據與伍秉鑒打過交道的美國商人亨特在他的《廣州番鬼錄》一書中回憶：
有一次，因提到他在稻田、房產、店鋪、錢莊，以及在美國、英國船上的貨物等各種各樣的投資，在1834年，他計算一下，共約值2600萬元。
這裡的“元”歷來有三種解讀：美元、白銀、墨西哥鷹洋。明清史經濟學家黃啟臣教授估算，這個“2600萬元”相當於今天的50億美元。
更多的故事提到他的慷慨，如撕了某個欠账商人的期票，讓他回美國與家人團聚；手下人擅自做期貨生意虧本，他譴責之餘，自己承擔了損失。
十三行生意並不好做。十三行總商的潘啟曾被別的媒體稱為十八世紀全球首富，因無法長期忍受經商環境惡劣與朝廷的苛斂勒索，1808年，潘啟之子潘有度以10萬銀兩賄賂粵海關監督，辭去總商職務。
十三行商人一舉一動關係到國家命運。他們不僅要擔保洋商遵守中國法律，當中外衝突發生的時候，還要承擔外交事務。
在對外貿易爭端發生的時候，乾隆用連坐的方式管理十三行的商人。某個商人經營失敗，他的債務必須由其他商人代還。為了面子，乾隆甚至會強迫中國商人加倍賠償。
身處這種體制之下的伍秉鑒，想的是什麽呢？《廣州番鬼錄》記載，他一直與國際上的大公司競爭實力與信譽。他投資美國的鐵路、銀行、保險等多個行業，1858-1879年間，伍家就獲取了超過125萬美元的紅利。
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則徐入粵禁煙。林則徐通過伍秉鑒傳遞書信，請教過美國醫生伯駕（Peter Parker）如何治療鴉片癮的問題。
林則徐向道光提出的與洋人抗衡的諸多策略中，提到過茶葉。林則徐認為洋人嗜吃牛羊肉，若無從我國進口的大黃、茶葉以輔食，將會消化不良而死。這一點林則徐應該沒有與茶商伍秉鑒交流過。
與其他朝廷官員一樣，林則徐不與洋商直接溝通。他傳訊伍秉鑒之子伍崇曜等十三行商人，讓他們勸洋人交出鴉片，並聲稱要將一二中國商人正法。
伍崇曜表示願“以家資報效”（這句話被許多文章曲解為行賄林則徐本人。查看歷史可知，從乾隆三十八年 (1773) 至道光十二年(1832)這60年中,行商向政府“報效”就有18次，伍崇曜此次仍是照本宣科）。林則徐說出了那句震耳欲聾的話：“本大臣不要錢，要你的腦袋爾！”將伍崇曜拘捕起來。
年已七旬的伍秉鑒約潘啟官之孫潘正煒一起去疏通，林則徐痛斥伍秉鑒，並將二人戴上鎖鏈，讓士兵押送前往寶順洋館，讓鴉片商顛地交納鴉片。伍秉鑒“苦苦哀求，指著自己丟了頂戴的帽子和脖上的鎖鏈說，如果顛地不進城，他肯定會被處死”。據說，顛地住所的燈熄滅了。
也許有人會覺得林則徐如此對待伍秉鑒有些過分，其實，朝廷對待伍家的方式歷來如此：
1831年5月，粵督巡撫偕同海關監督巡視夷館，以館前有所營建為由捕伍秉鑒之子、十三行總商伍元華入獄。廣東巡撫朱桂楨表示，英國人在商館搭建的欄杆等侵犯了中國主權，因此要砍掉負擔保責任的總商伍元華的腦袋。
據《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記載了當時現場場景：“撫院及海關監督閣下……對商館進行襲擊……撕下英倫國王畫像的覆蓋物……以監禁與死刑威脅總商，迫使他與其他在場者跪地一小時以上。”
伍元華出獄後一病不起，他的弟弟伍崇曜接替擔任十三行公行總商。
這次禁煙與敲詐無關，林則徐也沒有殺伍秉鑒。1839年6月，虎門銷煙。7月，林則徐還去伯駕開設的醫院裡治療疝氣，這家醫院是伍秉鑒幫助伯駕開設的。
餘光中在《鴉片戰爭與疝氣》一文中提到這段歷史：“那年七月，洋行買辦侯瓜帶來林則徐的一封信，要派克配藥給他醫疝。”餘光中讀的應該是英文材料，“侯瓜”應該就是伍秉鑒經商用名伍浩官的英譯Howqua。
不過，談及治療過程，還是美國學者約翰·海達德所著《初闖中國》一書描寫最為準確並耐人尋味：
“林則徐手下幾個人來醫院，請伯駕治療一位匿名的疝氣病人。伯駕為這個神秘的先生做了一根疝帶，而這根疝帶又剛好符合林先生的腹股部尺寸。”
平靜的日子不長，第二年6月，英國遠征軍封鎖廣州、廈門等處的海口。7月攻佔浙江定海。8月，英艦抵達天津大沽口外。20日，道光帝批答英國書，令琦善轉告英人，允許通商並懲辦林則徐，以此求得英艦撤至廣州。
大變局中的小預測
此前，林則徐對英軍入侵的預測是這樣的：“英國要攻中國，無非乘船而來，它要是敢入內河，一則潮退水淺，船膠膨裂，再則夥食不足，三則軍火不繼，猶如魚躺在乾河上，白來送死。”（《林則徐集·奏稿》）
並非沒有人對政局有清醒的預測。亨特的《舊中國雜記》一書裡說，英國人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前，說他們這次一定要見到天子。伍秉鑒預測說，天子一定會去山西。亨特認為這是他一生中講的惟一一個笑話。
幾十年後，八國聯軍進京，光緒與慈禧果然往西安逃亡，歷時一年四個月，晉商的接待讓慈禧頗為滿意，史稱“西狩”。
1858年底，英法聯軍攻陷廣州，英國領事巴夏禮帶兵抓住了兩廣總督葉名琛。伍崇曜由廣東巡撫柏貴派遣與英軍議和。伍崇曜往來奔走效力，還挨過巴夏禮一記耳光……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裡，什麽事不會發生？不久之後，巴夏禮在“每天可繁殖1000隻蛆”的刑部大牢裡幸存下來；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加爾各答的牢房裡絕食而死；晉商倒閉，後人頗多吸食鴉片蕩盡家產；十三行沒落、東印度公司覆滅；幸運的是林則徐，他在新疆實地考察與資料收集，提醒當局真正憂患在俄國……
教科書之外的鴉片小史
今天，儘管有不少人以豔羨的語氣談論伍秉鑒的財富，但伍秉鑒在各種敘述中因一直與鴉片“有關”而被很多敘述者攻擊，有人隱約其辭，有人直面呵斥，但這些敘述並沒有證據………那麽我們直面這個問題：伍秉鑒究竟買賣過鴉片沒有？
1821年，剛剛登基道光以“知情不報”的罪名摘取十三行行商首領伍秉鑒三品頂戴花翎。
《清實錄》記載：
又諭。阮元奏，請將徇隱夾帶鴉片之洋商摘去頂帶一摺。鴉片流傳內地，最為人心風俗之害。夷船私販偷銷，例有明禁。該洋商伍敦元並不隨時察辦，與眾商通同徇隱，情弊顯然。著伍敦元所得議敘三品頂帶即行摘去，以示懲儆。
大多數認為伍秉鑒與鴉片有關的言論均來源於此段文字。
有必要介紹一下當時鴉片在國內的消費場景。
1958年，發掘定陵地宮，經過科學化險，發現萬歷骨殖中含有較重的嗎啡成分，證明他是一位用專業設備服食鴉片的癮君子。
據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房德鄰《封疆大吏與晚清變局》一書記載，道光朝吸食鴉片現象相當普遍。據《蓉城閑話》記載，道光皇帝也曾吸（鴉片）煙成癮。道光寫過一篇《賜香雪梨恭記》，記述吸煙的經過和體會。文中說：“新韶多暇，獨坐小齋，複值新雪初晴，園林風日佳麗，日惟研朱讀史，外無所事，倦則命仆炊煙管吸之再三，頓覺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謂之酒有全德，我今稱煙曰如意。嘻！”
徐珂《清稗類鈔》記載：“文宗初立，亦常吸，呼為益壽如意膏，又曰紫霞膏。及粵寇事急，宵旰焦勞，恆以此自遣。鹹豐庚申，英法聯軍入京，文宗狩熱河，有汲汲顧景之勢，更沉溺於是，故孝欽後亦沾染焉。”文宗即鹹豐，孝欽後即慈禧。據記載，慈禧到去世那天都處於戒煙的痛苦中。封疆大吏中，張之洞、劉坤一都吸食鴉片（袁偉時《晚清大變局》），劉坤一煙癮極大，“日吸鴉片二三兩，惟於午、未、申三時始能勉強起坐辦事。”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員李國榮、覃波在《帝國商行》一書中認為，從清代檔案看，並沒有十三行行商販賣鴉片的記錄。
據英方檔案《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明確記載：沒有一位廣州行商與鴉片有關，他們無論用什麽方式，都不願意做這件事。英國人的鴉片是通過澳門商人先官與自由商進行貿易的。本書另一處記載也可作為補充證據：“1815年春天，澳門的幾個鴉片煙販被捕。”
美國商人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中也寫道：“當鴉片貿易進行時期，經常討論到做這種貿易的道德，以及中國人吸煙的後果問題。沒有一個行商願意去幹這種買賣，幾家外國行號憑著良心不從事這種交易。”補充一句，亨特所屬的美國旗昌行是賣鴉片的，這從側面證明他的話可信度很高。
原因很簡單，享受正常貿易帶來的巨大利潤近百年的行商，長期遭受官方各種名目的勒索與攤派，根本不敢接近鴉片給官方以口實。東印度公司檔案記載，1817年，美國商船走私鴉片被官府查獲，有擔保責任的伍浩官被罰款16萬兩白銀，其他行商被罰五千兩。罰金相當於鴉片價值的50倍。覃波研究員認為從罰款的事實來看，伍秉鑒根本不敢涉足鴉片貿易。
據歷史文獻，與鴉片貿易有關的是沿海各省走私商人、海關官吏家人、個別水師巡船。常見的運輸工具是快蟹船，後來外國走私商人參與進來，運輸工具是配備槍炮的飛剪船。雖說是走私，但都是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絕不是什麽洋人“夾帶”鴉片——那只是官員應付皇帝的話。張鳴在《開國之惑》一書中對此有較直觀的描述：
在伶仃洋、黃埔洋面上，人們經常會看到這樣一幅動態的畫面，走私鴉片的飛剪船在前面走，水師的船在後面追，無論怎麽跑，怎麽追，但都會保持一定的距離。如果水師的船被拉遠了，飛剪船還會等一等。就這樣，前面跑，後面追，追到外海，後面的水師船放上幾炮，鴉片船回幾炮，都是空炮，像是在互相敬禮，然後回頭。這場戲是給岸上的滿大人看的，你看，人家的船快，我們的船慢，追不上，不賴我們。
在這種陰險狡詐與膽大妄為的鬧劇裡，商總伍秉鑒幫不了忙，也插不了手。
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前夕，一艘清廣東水師的“快蟹”戰船（照片中位於近端處）與一艘有武裝護航的英國鴉片走私船（照片中位於遠方）在珠江口虎門狹路相逢，雙方近戰交火，硝煙彌漫。照片應是從另一艘船現場近距離拍下的。從圖中可見當時的“快蟹”已是一艘大型船隻，船舷配備了三層密集長槳，正槳帆並舉，冒著敵船炮火，勇往直前……
匯票與鴉片的秘密
哈佛大學保留有伍秉鑒寫給各國商人的信件，這些信件所勾勒出的真實情景讓人深感意外。美國杜克大學歷史系教授穆素潔研究過這些信件，他在一次演講中透露：
伍氏利用詹姆塞特吉(Jamsetjee)在孟買作為他的一名定期服務的代理商，負責在印度經營貿易業務，並用孟加拉匯票清算。在信件中，伍氏曾就作為從印度進口的主要商貨原棉供應問題委婉地提及“商品中的投機買賣”。從給詹姆塞特吉的這些信件中表明他很可能還販賣鴉片。
這裡的“孟加拉匯票”值得留意，在清朝，政府與商人隻接受銀子的大環境下，有極少量商人開始使用“匯票”。十三行中，僅有潘家與伍家使用過“匯票”，並因此躲過朝廷的勒索，僥幸存活下來。
熟練運用匯票的伍秉鑒與鴉片之間的真實關係是怎樣的？《初闖中國》一書透露：
1817年，珀金斯致信常駐土耳其土麥那的弗雷德·潘恩說，“我們的朋友伍秉鑒”與庫欣“用強有力的措辭建議，我們大量購進鴉片”。
2015年出版的《黃金圈住地》作者雅克·當斯在書中明確地說，帕金斯洋行1819-1827年的账本中有一個账本名為“帕金斯洋行與浩官的鴉片账目”，他說：“這顯示出浩官在1821年前一直與帕金斯洋行聯合投資參與了鴉片貿易。”
此書其他段落顯示，伍秉鑒的合作夥伴“顧盛通過波士頓聯盟的關係把自己和浩官的資金全部投資到鴉片貿易中，他還幫忙決定從土耳其進口鴉片的數量。”
“1821年以後就找不到浩官參與鴉片貿易的跡象。”1821年是道光元年，嚴厲禁煙的時代到來了。熟悉多種金融工具的伍秉鑒可能選擇了停止自己的資金投入到鴉片貿易中。
從所有的中文文獻裡不可能發現伍秉鑒與鴉片之間的任何關係。“假如他的美國朋友們洩露了他們替他經營買賣的天機，他的麻煩可就大了。這個秘密是如此的天衣無縫，直到最近才被人懷疑。”雅克·當斯說。雅克·當斯的《黃金圈住地》英文版出版於1997年。也就是說，遲至1990年左右，記錄伍秉鑒海外資金被用於鴉片生意的“帕金斯檔案”相關內容才被學者發現。
“弛禁”鴉片
1843年9月，伍秉鑒去世，終年七十四歲。
鴉片戰爭結束之後，歷史中關於鴉片的敘述變得模糊不清。其實，人民迎來了一個更苦痛的時代。
國內很多省開始種植鴉片，“以土抵洋”的政策似乎成功抵製了外國鴉片。陝西巡撫林則徐在給江西撫州知府文海的信中表示：“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於事無妨。所恨者，內地之民嗜洋煙而不嗜土煙。”對於土煙，林則徐又說：“內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脈貫注，何礙之有？”
對林則徐此言感到大為驚訝的人，應該是不了解當時的財政已到了氣若遊絲的地步。
1877年，郭嵩燾連上兩道奏折請朝廷禁煙，兩廣總督劉坤一在給劉仲良信件中說：
“郭筠仙侍郎禁煙之議，萬不能行。即以廣東而論，海關司局每年所收洋藥稅厘約百萬有奇，詎有既經禁煙仍收稅厘之理！此項巨款為接濟京、協各餉及地方一切需要，從何設法彌縫？”
李鴻章與左宗棠也是持“弛禁”主張的。“弛禁”當然不是放縱鴉片毒害民眾，而是為了換取改革的時間。但三十年後，鄭觀應、王韜等人仍主張“弛禁”，說明這三十年財政已無計可施。
1836年，阿薩姆地區產出了首批受市場歡迎的紅茶。從此中國茶葉就漸漸換不來白銀了，雖然土煙防止了白銀外流，但進口的白銀已經枯竭。老百姓靠銅板維持生計，但要上交白銀作為稅收。銀貴錢賤，民變四起，群臣束手。各省財政飲鴆止渴，運轉已無法離開“鴉片稅”。
1906年清政府頒布禁煙令，規定10年內逐步禁止煙毒。1909年，清朝在上海外灘主辦了世界上第一次國際禁毒會議——萬國禁煙會。兩年後，欠餉半年的湖北新軍起義，史稱“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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