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創造的本源》，看愛德華?威爾遜的轉變。
一
一名偉大的科學家通常都擁有一個標誌性的稱謂，比如，“薛定諤的貓”，“巴甫洛夫的狗”。但要說哪個科學家對螞蟻最有研究，那肯定非愛德華·威爾遜莫屬。憑借一生對螞蟻的執著研究，威爾遜兩次榮獲普立茲獎，用“威爾遜的螞蟻”來讚譽他絕對實至名歸。
另一方面，在當今所有科學家中，能在科學與人文關係問題上傾注如此多的思考，並為此寫下好幾本書的，可能也非威爾遜莫屬了。
愛德華·威爾遜
由湛廬文化最新出版的《創造的本源》是89歲高齡的社會生物科學家愛德華·威爾遜的第30本書。
該書以短小的篇幅再次表達了威爾遜對科學與人文相互融合的期待，但與他之前的學術著作以及《知識大融通》和《人類存在的意義》不同的是，這本書已經顯示出，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思考的深入，威爾遜像所有優秀的科學家一樣，基於質疑和科學精神，在看待科學與人文的關係問題上，不斷修正著自己的認知，最終實現了一場深刻的轉變。
只有理解了這種轉變，才能理解本書背後的深意，以及與他之前類似著作的顯著區別。
《創造的本源》
作者：愛德華·威爾遜
出版社：湛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二
在學術生涯早期階段，威爾遜與很多科學家尤其是物理學家一樣，都有一種科學上的野心，試圖把人類的所有行為還原為科學現象，或者用科學理論來解釋人類行為。
1975年，威爾遜出版了著名的《社會生物學》一書，一舉奠定了他“當代達爾文”的學術地位。然而，該書卻在科學圈之外引發了極大爭議。這主要是因為，威爾遜在書中闡述了如何用生物學來解釋人類道德行為。他甚至直言不諱地寫道：“科學家和人文學者應該共同考慮這樣一種可能性：是時候將倫理學從哲學家手中奪過來了。”在他看來，那些哲學家爭論不休的倫理問題應該交由生物學家來處理，畢竟，人類行為是由器官所構成的身體以及大腦所產生的意識來完成的。
然而，威爾遜的這一主張卻被人們錯誤地與臭名昭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關聯起來。正是遺傳生物學和社會生物學所證明的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倫理觀，導致了美國社會早在納粹出現之前就掀起了一波優生運動，致使數萬美國人因此絕育。
在優生運動偃旗息鼓之後，當威爾遜試圖把生物學與倫理學再次融合起來時，有反對者直接把他稱為“種族歧視者”，並在他的一次演講中用一杯水潑向了威爾遜。但威爾遜不為所動，他說他只是一個追求真理的科學家。
事實上，反對者的指責是沒有根據的。相反，威爾遜是一個典型的自由人文主義者。人類的生物特性在指引人類倫理行為方面的確發揮著一定的作用，比如，“親緣選擇”決定了人類的道德行為首先是圍繞親人和熟人建立起來的。著名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在其科普名作《自私的基因》中就詳細闡述了“個體選擇”（也即是親緣選擇）的科學機制。生物學的發展並不意味著倫理學將淪為任由科學或者科學家擺布的木偶。
情況恰恰相反，威爾遜在後來的研究中發現，螞蟻和其他個別昆蟲具有互利合作的真社會（eusocial）行為，這種行為要求個體犧牲自身利益，而成全集體利益。這讓威爾遜開始重新思考親緣選擇理論是否足以解釋所有的倫理行為。
在他看來，答案是否定的。
一方面，生物學對倫理的理解過於狹隘，道德行為似乎只是來源於生物本能所形成的情緒反應和利弊權衡。比如，合作是道德的，因為他有利於實現自己的利益；我們面對陌生人會感到害怕，是因為他們與我們沒有親緣關係，沒有建立起信任感。這種生物倫理學將道德理性排除在了研究範疇之外。
另一方面，威爾遜在研究中發現，群體選擇理論比個體選擇理論能更好地解釋社會倫理行為。因為群體行為加入了文化考量，要不要為集體利益犧牲自身利益，不僅僅與親緣關係有關，更與群體所在的文化有關，只有更具群體選擇優勢的群體才能在長期競爭中生存下來，而這一點在宗教文化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威爾遜甚至為群體選擇理論創建了扎實的數學模型。
三
然而，這一“邪說”卻與當時流行的個體選擇理論大異其趣，並引發了他與道金斯和史蒂芬·平克等諸多科學家的論戰。最終，科學界普遍承認，群體選擇理論是對個體選擇理論的有益補充。不過，自打新理論建立之後，威爾遜再也沒有像他早期那樣，鼓吹倫理學可以完全由生物學解釋，並且還要將哲學家驅除出倫理學研究。
現在，威爾遜已經意識到，人類行為和倫理學不能被還原為生理行為和生物學。雖然螞蟻也許的確具有真社會行為，但螞蟻畢竟不是人類，後者除了有互利合作，還有語言、藝術、意識、抽象思維、文化符號等現象，這些現象能否被還原為生物學或物理學，並非是一個科學問題，而一直是一個相當有爭議的哲學問題。
然而，沒有令威爾遜改變的是，他仍然是一個充滿人文關懷的自由主義者，他仍然是一個嚴謹的生物科學家，他仍然十分期待包括生物學在內的自然科學能與人文科學實現融合。
但既然人文科學不能還原為自然科學，那麽該如何實現這種融合呢？
在《創造的本源》一書中，他首先回顧了驅動人類文明演變至今的主要因素：一是由遺傳進化所帶來的人類異於其他動物的特有能力，比如，使用語言和工具，讓人類成為了動物王國的主宰。二是對語言和工具的使用讓人類逐漸具有了創造性思維，並構建起了獨一無二的人類文化，尤其是產生了與原始生存本能無關的人文藝術，比如，繪畫、詩歌、交響樂等。
其次，他強調了如下一些事實：一方面我們對史前進化的特徵和歷史並不完全了解，另一方面人文學科圄於人類有限的感知能力以及對科學的不重視，而限制了自身的創造力。有鑒於此，在闡述了為什麽科學需要與人文融合的原因之後，他列舉了融合的三種方式：
“人文的關注點集中在美學和價值觀上，（人類）有能力將道德的發展軌跡轉變為一種全新的推理模式，這種推理模式，對科學和技術知識兼容並包。
為了發揮這種作用，人文需要與科學相融合。因為新模式首先取決於人類物種的自我理解，而如果沒有客觀的科學研究就無法實現這一點。就像孕育人類的陽光和火光一樣，我們需要人文與科學融匯共存，才能創建出關於‘我們是誰、我們能成為什麽’的完整而真實的圖景。這樣的融匯，是人類智慧的基石。
人文領域可以實現擴張，並以三種方式與科學建立聯繫。第一，跳脫出人類感官世界所蝸居的局限。第二，將遺傳進化的深層歷史與文化進化史聯繫起來，把根系扎牢。第三，拋棄阻礙人文發展的極端人類中心主義思潮。”
歸結起來，這三種方式其實就是人類基因與人類文化協同進化的獨特模式。第一種方式意味著人類需要在文化方面更具創造力；第二種方式意味著我們的文化及其進化仍然需要通過科學的進步而得到深入理解；第三種方式意味著科學家和人文主義者都必須關注和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而不是利用科學和人文的融合去做自我毀滅的事。
而在理解人類物種深層遺傳特質方面，威爾遜也擺脫了他賴以成名的社會生物學路徑，提出要到五個“基研學科”中去尋找答案，“包括古生物學、人類學（以及考古學）、心理學（主要是認知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進化生物學和神經生物學”。
四
然而，這本書最令我感到振奮的是，在如何嫁接起看似水火不相容的人文與科學方面，威爾遜重新撿起了他曾經鄙棄過的哲學。在全書結尾部分的總結陳述中，威爾遜寫道：
“人文與科學並不能旗幟鮮明地分割為兩派……人文與科學是彼此滲透的。無論科學方法所應對的現象看起來與尋常經驗有著多大的距離，無論科學視野有多麽廣闊或多麽微觀，所有的科學知識都必須通過人類的思想進行處理。發現行為本身，是完全由人進行講述的故事。這個故事講述的是人類的成就。科學知識是人類大腦所特有的，也是徹頭徹尾的人文產物。”
……
“人類自我理解的哲人之石，是生物進化與文化進化之間的關係。”
……
“因為人類在全球數字化世界中依然被動物情緒所控制，因為我們為自己是誰、想要成為什麽樣子這兩個問題矛盾糾結，因為我們被資訊所淹沒的同時又缺乏智慧的滋養，所以我們應該將哲學重新抬升到備受尊敬的高度。而這一次，哲學將作為人文化科學和科學化人文的核心。
……
“我們需要記住，在西方文明中，哲學在歷史上的兩次創意大爆發時期都經歷過輝煌。”
……
“我們要去尋找的‘聖杯’是意識的本質，我們要去探索意識如何起源。”
……
“我認為科學家和人文學者之間的合作可以造就全新的哲學，引領人類去不斷發現。這種哲學融合了兩大學術派別中最優秀、最實用的內容。這些人士的努力，將醞釀出第三次啟蒙運動。與前兩次啟蒙運動不同（各維持了150年），這一次可能持續下去。”
在我看來，這幾段話基本上可以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威爾遜身上具有的那種謙遜的科學家精神，另一方面威爾遜已經不再是以前那個純然的自然主義者或者物理主義者，而是以更開放的態度去擁抱哲學可能給我們帶來的非還原的融合新路徑，而實現這種融合的關鍵，從人文角度來看，就是要實現對人類的自我理解，從科學角度來看，就是要實現對意識的深入理解。
前者反映了威爾遜不變的求真品格，後者反映了威爾遜轉變的思想立場，而這兩者都是他作為89歲高齡的卓越科學家，留給所有人的豐盛“遺產”。
（本文由湛廬文化提供）
作者：王培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