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壞規則的人為何理直氣壯：當代中國的精神迷思

? 賀照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導讀］近期，高鐵霸座、搖號貓膩、收視造假等破壞規則的事件引發廣泛關注。為什麽在經濟高速增長、物質日益豐富的年代，社會道德倫理卻出現滑坡，人們的心靈秩序和規則意識都出現混亂，以至於不守規矩甚至踐踏底線的人竟然理直氣壯？這一悖論一直困擾著國人。本文作者認為，中國人的道德精神困境始終未得紓解，不是因為重視不夠，而是因為，對於道德精神問題的成因和去向，我們並未做好切實、深刻的剖析。要深切理解內在於當代中國大陸的歷史—現實中的精神倫理變化，其中一個躲不開的關鍵環節，就是必須細心面對毛時代和其後有關歷史的複雜關聯。隨著理想主義激情的褪去，中國人該如何面對現實主義的衝擊以及由此產生的內心虛無感、幻滅感，依然值得我們深入思考。文章原發表於《讀書》，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一

對中國大陸四十餘年歷史有較多了解的朋友都知道，被認為從一九七八年底至今的中國大陸歷史新時期，就其推動者的志向來說，是想同時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方面都取得高度成就的。今天回頭對照新時期發生時推動者的企望藍圖，與物質文明方面取得驚人成就相比，精神文明方面的不理想可能遠遠出乎當初推動者的意料。前者越來越引起學者們的興趣，人們習慣把這一經濟奇跡作為嚴肅的研究課題；而後者越來越嚴酷的現實，雖然在實際生活中對人們構成困擾，卻少有學者把它作為真正重要的課題來研究思考，也不把它作為深入把握中國大陸近幾十年歷史和現實必不可少的理解、審問視角。即，一方面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倫理問題常常被談論；一方面這些談論的認知價值卻極為有限。

比如，很多人把今天的精神、倫理困境，解釋為執政黨隻抓經濟不抓精神所導致，卻不知這種解釋不合歷史事實。中國共產黨有注重抓精神、思想問題的傳統，這一傳統在“文革”後仍強力存在。比如，一九八二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當時的長官人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便把中共其時迫切要實現的三項重要任務中的兩項，規定為致力於黨風和社會風氣的好轉。在黨和國家最重要的檔案中，把三項重要任務中的兩項規定為和精神、倫理直接相關的課題，還道共產黨不注重精神、倫理問題，怎麽說得過去呢？而此後高層把黨風問題反覆表述為攸關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言論更是不絕於耳。因此，與其說新時期對這一問題不重視，不如說雖然高度重視卻效果不副理想，更符合歷史實際。

而對道德精神問題的關注之所以不能有效改善其困境，和未能對當代道德精神問題的形成給予真正歷史具體的分析有關。

比如，在“文革”結束不久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輿論會把當時黨風和社會風氣狀況不理想籠統歸結為“文革”的影響，而如此籠統的回答，便會自覺不自覺地以為只要批“文革”、去“文革”就會對社會道德與風氣的改善大有助益。

再比如，隨著新時期拉開序幕，黨和國家政治、經濟觀念與政策規劃越來越告別“文革”，但黨風、社會道德、社會風氣仍不見實質好轉，從八十年代上半期開始，這些被統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影響。這種籠統的認識歸結，實質上把社會道德、社會風氣的改善過度轉為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警惕和批判上。

這樣的問題認識，當一九九二年後中國大陸越來越開放，“與國際接軌”頓成時代觀念、感覺主潮時，顯然一方面再大提“資產階級自由化”會讓人感覺不合時宜，甚至自相矛盾，另一方面隨著對世界了解越來越多，中國人也知道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風氣、社會道德方面並不像先前大陸人所以為的那樣不可收拾。

而正是這樣一些時代—觀念機制，讓九十年代很多中國人（包括黨和政府內部）開始把黨風和社會風氣的好轉，更多寄托在中國現代化發展方面，盼望隨著經濟的順利發展，中國人“倉廩實而知禮節”（以為經濟富裕後人們自然不再過度關注物質利益，而一定會把相當的注意力轉到端正行為和加強身心修養上）。

而這樣一種觀念—感覺狀態，自然讓九十年代有關道德的思考更轉向現代化的思路上，即認為現代化經濟發展本身具有道德效能，這效能再加上和現代化發展配合的現代教育和觀念熏陶，中國大陸道德、精神問題便可相應被解決。如此這般的感覺—認識，當然會使這階段有關當代中國大陸精神、道德問題的思考，被過快、過度、過於直接地回收到如何使中國大陸順利實現現代化這一問題視域中。

但中國大陸九十年代以後的現實恰恰是對這一感覺、理解邏輯最尖銳的挑戰。如此說，是因為近年大陸突出表現的，恰恰是現代化進展順利的另一面—道德、精神狀況非但沒有改善，反而越來越讓人困擾。也正是這一越來越尖銳、鮮明的時代困局，使得高層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重新審視這一問題，並先後提出“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等新的論述與措施來應對，希圖解決現實中精神倫理狀況越來越讓人不安與困擾的問題。

相比之下，大陸知識分子看起來常常更開放、更多元，乃至更具批判意識。不過，若深究其實，就會發現表面上的開放、多元、批判，並不意味著知識分子的相關思考就更有效。

比如，八十年代中期成為大陸知識界主潮的新啟蒙思潮，更多地把有關問題歸為中國社會、文化和中國人沒有經過真正的現代化、現代觀念蕩滌。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國市場化改革大規模鋪開後，黨內很多人以不那麽公開、明顯的方式，實際接受了八十年代新啟蒙思潮的上述理解，同時期的知識界卻因立場分化，對當代中國大陸道德、精神狀況問題給予著相當多元的回答。

比如，左翼知識分子強調資本主義市場邏輯、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觀念等對這一問題的影響，將之主要歸結為資本主義問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則把當代社會中的道德倫理問題主要歸結為權力腐敗的影響，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樣，這一問題便主要被解釋為政治制度問題；保守主義知識分子則認為大陸今天的道德倫理困境，主要由於晚清以來一波一波激進思潮對傳統的衝擊和破壞。因此這一問題的解決便主要被理解為傳統的複興，特別是突出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儒家傳統的複興問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則強調這一困境，主要是由於民族自信心的喪失、民族認同的失落，這樣，該問題便被快速解釋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恢復，以及國家民族認同的塑造問題。

比起這些很大程度上直接將自己立場外推的回答，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四年的人文精神討論雖然在開始時並沒有直接深陷這類邏輯、立場預設，但由於最初提出人文精神失落的那些討論者，沒有同時提供—可深入當代中國大陸相關真實經驗來討論當代中國大陸精神、身心問題的—認知、思考途徑，仍使這一當時引起廣泛關注的討論，很快轉向“因為中國沒有宗教，故中國人缺少終極關懷”這樣一些論說、討論路徑，從而使得人文精神討論雖然一時引起的共鳴強烈且廣泛，認知上的收益卻相當有限。

可見，“文革”後的中國大陸，無論是黨和政府，還是知識分子，他們對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倫理困境問題的回答，看起來頗為多樣，而且常常在調整、變遷，但實際上這些回答彼此間卻有著共通點，就是都缺少對有關歷史做認真、深入的考察與分析。

▍二

要深刻地把握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倫理問題，一個回避不掉的工作，就是必須深入當代中國大陸的歷史—現實，去認真體察、深切理解內在於此歷史—現實中的精神倫理經驗。

比如，在筆者近年嘗試從歷史的角度把握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倫理問題的研究中，便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要想讓自己的有關工作能進展得深入，一個躲不開的關鍵環節就是必須細心面對毛澤東時代和其後有關歷史的複雜關聯。就是在看到毛澤東時代歷史挫折所直接帶給“文革”後中國大陸精神狀態的不利影響時，還必須同時看到，“文革”後中國大陸精神史之所以表現為如我們所見的樣貌，除毛時代的直接影響外，還和“文革”結束後，無論是一般歷史當事人，還是政治、知識精英，均未能很好地把握、思考其時的精神史問題緊密相關。也就是說，“文革”後中國大陸精神狀況並不是歷史必然，而是歷史和歷史中我們的觀念認識狀態，以及此觀念認識狀態所推出的實踐，共同結合所產生出的結果。

這樣，以對其後精神史構造的形成具有根本規定位置的“歷史—觀念—實踐”環節的細致澄清與分析做前提，我們才會真的完全放下那些聽起來振振有詞，實則會讓我們與有關歷史—現實擦肩而過的觀念邏輯，才可真的明了接下來諸多事件和觀念嬗替所帶給此精神史的歷史演進。

這也是一九八零年席卷了一代人的人生意義大討論—“潘曉討論”為什麽特別重要的原因。因為“潘曉討論”最清楚地呈現出其時有較強意義充實感需求的青年們精神狀況的兩面性：一方面是苦悶、虛無、破壞性的憤世嫉俗，另一方面是對這種狀態的強烈不滿、不甘，和對意義感明確、強烈、飽滿人生的充分渴望。而與這兩面性所對應的，便是其時的精神史，既可往建設性、也可往破壞性這相當不同的兩個方向發展的歷史可能性。 “潘曉們”看起來決絕的虛無感下面，是熱烈的理想主義激情，是對價值和意義問題的高度企望。而認識清楚此點，就意味著時代要真具建設性地面對“潘曉”的問題，就必須認真思考：

如何在順承、轉化此寶貴的理想主義激情，並為它找到新的穩固支點的同時，消化和吸收因此理想主義挫折所產生的強烈虛無感、幻滅感，及其所對應的破壞性能量與衝力。也就是，“潘曉”來信所反映的時代精神狀況，表明該時代實處於關係到今後精神史基本面貌走向的關節位置。

但可惜的是，在當時“潘曉”來信所引發的討論中，不論是一般討論參與者，還是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在初步意識到“潘曉”來信所傳達問題的重要性後，都未能更進一步對“潘曉討論”所透露的—歷史挑戰的關鍵處何在？歷史機遇何在？—這些問題有更清楚的認識，而這當然又會影響身處這一中國大陸當代精神史關節時刻的人們，對這一精神史節點進行緊貼歷史可能性的建設性把握和思考。（可參看拙文《從“潘曉討論”看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歷史與觀念構造》）

而一旦我們對“潘曉討論”這樣一些結構性內含毛澤東時代和其後複雜關聯的精神史節點，在認識上有突破性進展，我們再審視這階段跟新時期精神史面貌貌似沒有直接關聯的變革，比如，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兩年中有關科技、管理、分配等問題的再認識、再規劃，有關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規律等的新理解、再認識等等，才會有不同的體會和視角，才會犀利地發現這些變遷所引發的精神、倫理與日常生活後果。

而只有對這一時期這些歷史—觀念環節都有著深入理解和細膩解析，我們才能真正準確、展開地認識：“文革”後的精神倫理問題和毛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歷史風土是如何關聯的，和“文革”後人們在重新規劃此歷史時的觀念狀態、規劃方案是如何關聯的；才能穿透性地理解：很多在新時期推動者那裡自以為是在為中國大陸負責任的觀念推動和現實規劃，其實際精神史後果究竟為何；才能更痛徹地認識：國家和知識分子有關這一問題的理解，跟此歷史中人真實遭遇的精神倫理困擾，常常是多麽的隔膜與不相乾。

▍三

正是有感於此，筆者特別提出：要想真的深進“中國經濟奇跡背後人們心靈與精神卻不安苦惱”現象背後的社會與個人精神生活實際，至少要追問如下兩個問題：

一、為什麽在中國這樣一個有幾千年義利之辨傳統，近幾十年（毛澤東時代）更有高揚理想與信仰傳統的社會，在短短十幾年之內，至少在語言層面上已變成了一個以實利為一切衡準的社會？這一過程是如何逐步發生的？其歷史與觀念機制是什麽？

二、使得新興宗教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及全國的社會、精神生活土壤是什麽？因為至少就我多例調查了解，許多新興宗教的信者恰恰對精神生活價值問題極為敏感與珍視。

之所以強調要對這些問題進行追問，是因為對這些問題的追問會將我們真正帶入相關歷史和現實中去，我們才可能建立起既平衡、展開，又不喪失複雜性的—關於“中國經濟奇跡背後人們的心靈與精神卻不安苦惱”這一大問題的基本結構性感覺與理解，我們才可能真的發現當代中國精神倫理問題的歷史—社會—觀念機理。

因為顯然：從語言和眾多行為表現看，這一社會好像已完全變成了一個唯利是尚的社會，但從一些新興宗教所以在短時間傳及全國論，這社會實有精神、身心要求被安置的土壤，而這看似矛盾的兩面實又有著彼此間的相輔相成—就是這些新興宗教在當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因以此語言狀態所表征的一般社會、文化、觀念狀況，實缺少他們所需要的、能幫助他們在新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等歷史條件下，重新思考與安排精神生活和價值疑惑的真正資源。

而一旦看到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倫理問題現象背後的這一複雜性，我們當然也就清楚，顯然不是當下沒有要求精神安置、精神關切的土壤，而毋寧是人文知識分子提供的人文觀念、人文分析缺乏和社會要求精神安置、精神關切土壤有效互動的能力。我們當然也就會清楚地看到，“文革”後國家和知識分子過快給出的諸種關於當代精神、倫理問題的理解，不僅會阻礙我們去追究、分析之所以造成今天這樣一種精神倫理局面的實際歷史—觀念過程，從而使我們不能真正觸碰到之所以導致全社會陷入今天這樣一種精神、身心困頓局面的深層歷史—社會—觀念結構性缺失所在，從而也就不能為今天這一狀況的改善提供切實有力的幫助。

可以說，能否對當代中國大陸道德、精神狀況問題有深入的理解與把握，乃是決定當代中國大陸人文學術能否深切扎根我們這塊土壤的決定性試金石。並且，能否在這一問題上有實質性認知突破，不僅涉及當代中國大陸“人文知識分子們”的“人文”工作能否真正成為“當代中國人文”的問題，還涉及這批“人文知識分子們”能否在政治—經濟視角理解當代中國大陸過重、過大的情況下，把人文理解當代中國大陸的視角真正建立起來的問題。

其原因也是筆者在二零零五年初便清晰表達的：

我（所以）強調細致考察當代身心焦慮與不安形成的歷史過程，和使它所由之產生的社會生活、社會文化、社會制度、觀念語言機制，一方面固是因為非此不能準確、細致理解、把握當代身心問題的實際，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非此不能理解當代身心問題所以形成的歷史、社會、語言條件。因此，對中國當代精神危機的理解把握，稍作翻轉，便可以從身心感覺角度對當代社會、制度、文化、歷史、語言觀念狀況做出由它出發的分析、評價，乃至批判、檢討，並可進一步在此分析、評價的基礎上，對社會、制度、教育、文化的建設和發展給出由人文出發的要求和規劃來。

而這也正是我所以出發來檢討當代中國人文問題的動力所在。因為不建立人文視角，就無法有力要求人們正視，主要以社會價值（特別是經濟價值）為軸心的當代中國實踐帶給人身心的諸般後果，就無法具體指明此種缺乏明確有效人文價值視角的改革，到底造成了人們精神、身心哪些傷害。而只有以這兩個前提為基礎，我們才能希望中國未來的變革真把人文關切和社會關切統一起來，即使確實在一迫切時段中，一時不能將兩方面出發的要求統一起來，人們也要盡力找到傷害最小的選擇，同時心中保留此問題，以待能最終解決此衝突的智慧的產生。

▍四

正是關於中國大陸當代精神倫理問題的如上思考，使筆者知道：中國人要使自己創造的歷史真的使這一歷史進程中人的身心少受傷害，便必須盡快翻過“過分以社會價值（特別是經濟價值）為軸心”的歷史一頁。但我也深知，這一頁能否真正翻過，實有賴於中國當代人文知識思想能否真正成功地建立起—真正從根植當代中國大陸這塊土地、這段歷史的那些生命所感所受、所痛楚、所歡欣出發的—當代中國大陸理解視角。

而要做到這些，我們必須把如下問題當成今天知識分子要真正理解、把握當代中國不能回避的基本問題：我們必須像追問中國經濟奇跡一樣，認真追問—在新時期推動者所設想的重要歷史目標中，為什麽有關精神文明的目標不僅未能如物質文明目標有理想的發展，反在大陸近三十多年的歷史展開中不斷受傷、淪落？我們必須明白：這一追問和追問中國經濟奇跡一樣，不僅為深刻認識當代中國歷史和現實所不可或缺，而且為要更有力有效地迎向我們期待的未來所不可或缺！

本文原載《讀書》2014年第7期，原題為“當代中國精神倫理問題”。篇幅所限，文章略有刪編。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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