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文化的傳播主要是依托絲綢之路的開辟，即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唐代在漢代絲綢之路東段和中段基礎上進行了拓展，使得絲綢之路從蔥嶺以西直至歐洲境內，打通了長安到中亞、西亞的通道。唐代開辟的這段絲路又各可分為北線、中線和南線三條路線，縱橫交錯，成為貫穿中西方的通道。故而，胡風文化對唐代生活、文化、藝術等多個方面都產生重要影響。這篇聊一聊讀者可能不太熟悉的，胡風文化對唐代人們思想觀念層面的影響。
中國古代經濟史上，重農抑商、重積蓄節儉輕奢侈浪費的傳統觀念一直佔據著主要的位置。特別是作為古代基本經濟政策的“重農抑商”政策，更是將商人置於不利位置，導致商業活動不能繁榮發展。而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特性則使得人們注重個人積蓄，對於奢侈品、消費品，則嗤之以“奢侈之風”而加以排斥。
然而這種傳統觀念到了唐代以後，卻一度發生了一些動搖和偏離，首先表現在由上而下的對於“奢靡享樂”之風的崇尚，其次則表現為對外來物品的喜愛和追逐。
絲路商貿活動的直接結果是大大激發了唐人的消費欲望，因為商貿往來首先帶給人們的是物質上的富足，這些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其次是不同的商品來源地域帶給人們的精神差異的影響。絲路商貿活動可謂奇貨可點、令人眼花繚亂，從外奴、藝人、歌舞伎到家畜、野獸，從皮毛植物、香料、顏料到金銀珠寶礦石金屬，從器具牙角到武器書籍樂器，幾乎應有盡有。
儘管唐朝初年，歷任皇帝也曾下旨或在政策中強調反對奢侈浪費，但是隨著唐代農業、手工業以及商貿業等活動的復甦、繁榮，城市化較前代相比有了極大的發展，這就給服務業、消費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而唐代商貿活動，特別是絲綢之路上商貿活動的日益頻繁，外來人員和物品不斷湧入，則大大刺激了唐代的消費觀，使得唐代消費觀念產生了某些新變。
初唐重臣魏征在言及當時絲路商貿的繁榮景象時，曾指出：“美玉明珠，紅翠犀象，大宛之馬，西旅之獎，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途遙萬裡之外，重釋人貢，路線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唐代統治者對商貿活動默認、重視的態度有力地促進了絲路商貿活動的開展。
如果說唐以前的朝代將“重本清末”放在了不可逾越的位置，僅有少數傑出思想家能重視商業活動，而到了有唐一代，持有這種觀點的人與日俱增，自然也帶來了商業活動的頻繁。
而商貿活動的繁榮首先帶來人們物質上的富足，人們有了富余的錢財購買消費品，追逐奇珍異寶；其次，各色商品的不斷湧入，令人眼花繚亂，從藝人、舞伎到植物、香料，從金銀珠寶到器具牙角，應有盡有，這無疑給唐代人消費帶來了便利條件。
因此，唐代上至皇親貴族，下至庶民百姓，均將追求外國奢侈品和洋派消費作為時尚，美國人謝弗曾在《唐代的外來文明》中提到：“唐朝人追求外來物品的風氣滲透了唐朝社會的各個階層和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在各式各樣的家庭用具上，都出現了伊朗、印度以及突厥人的畫像和裝飾式樣。雖然說只是在八世紀時才是胡服、胡食、胡樂特別流行的時期，但實際上整個唐代都沒有從崇尚外來物品的社會風氣中解脫出來。”
這種消費觀念很明顯不同於中國自秦漢時期以來一直提倡的崇儉黯奢消費思想，甚至可以說是對這種思想的偏離和背離，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之後的五代十國，乃至宋代，但是，儘管對外來物品的追逐成為當時社會的一種風尚，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人們崇儉黯奢的消費思想，市場經濟的繁榮帶來的消費誘惑是我們需要反省和反思的。
事實上，真正意義上的開放不單單是對外來物品的吸收使用，也不是對異質的漠然拒絕，而是主體對在選擇客體上的主動性和自覺性，積極吸收異質文化中有益的方面，為我所用；摒棄其有害的方面，保持本土文化先進性。
長安西市本多外國人所開胡店，波斯人的珠寶店和酒店很多。酒店大多是中亞各國人士和波斯人所設。店中賣酒而外，兼以擅長歌舞的胡姬招徠顧客。不獨西市，城東春明門到曲江一帶也有胡姬所開酒店。
絲綢之路最初以物品交換為主，之後逐漸發展為官方的貿易通道，物質文化交流一直是絲綢之路上最主要的文化交流形式。技術文化多包含於物質文化，又高於物質文化，隨著物質文化交流的深入，文化交流逐漸上升到精神文化。
民俗的集體性，是指民俗在產生流傳過程中體現出的基本特徵，也是民俗的本質特徵。漢民族的行為方式深受胡風胡韻影響，長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些頗具異域風格的民俗集體性活動。如“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婦女可以自由出行表明了婦女地位的提高。
《唐律·戶婚》規定：子女未征得家長同意，己經建立了婚姻關係的，法律予以認可，只有未成年而不從尊長者算違律。女子離婚或喪夫後再嫁，也是唐長安社會的普遍風氣。
另外，《唐律》還規定“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這就使得唐人對於離婚的態度也較為開明，不僅離婚自由，甚至有的夫妻離婚後還會給予祝福：“願妻娘子相離之後，重梳蟬鬢，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選聘高官之士……一別兩寬，各生歡喜。”
女性在婚姻關係中的發言權大大提升。女性和男性在結婚和離婚中的關係都變得相對平等。這些都在唐傳奇和唐詩中有所反應，如《鶯鶯傳》《霍小玉》中的女主崔鶯鶯，霍小玉，全都是大膽追求愛情的唐代女性的代表。
這種開放開明的政策也直接影響了婦女地位，使得唐代女子與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相比，在經濟、政治、社會上普遍擁有更多的自由，她們對新奇東西的追逐還體現在妝容、服飾上，著重追求大膽新穎，豔麗無比，成為封建社會中一抹亮麗的風景。
《輿志服》對唐代女性服飾曾有過這樣的描述：“風俗、奢靡、不衣令、綺羅錦繡、隨所好尚。”女性不僅可以著男裝、胡裝，甚至還能與男子一樣騎馬郊遊，熱衷社交活動，婦女可外出經商，亦可詣闕進詩，更可與男子自由交往，出外遊樂無所限制，“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夜，各乘馬跨馬，供帳於園圃，或郊野中，為探春之遊”。
因此，唐朝女性積極參與政治、經濟等社會事務，努力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以天下為己任，這在社會上層女性中表現的尤為明顯。唐代女子表現出不同於以往任何朝代的灑脫與豪邁之風，顯然胡文化盛行和推動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外來物質文明中的實物部分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甚至有的直接消失了。但是它對於人們思想上的衝擊，以及在人們腦海中留下的印象，卻會深深影響到人們的思想觀念，並通過詩歌、小說、壁畫、音樂等藝術形式流傳下來。
隨著絲路商貿活動的發展，來自西域的奇珍異寶源源不斷的進入中原地區，這時期物質達到極大豐富，不僅是帝王皇族、達官貴人，甚至是庶民百姓也有機會把玩異域奇物，胡姬胡肆更是遍布長安等幾個大城市。
所謂見多才能識廣，唐朝對外開放政策刺激了商貿活動的繁盛，而商貿活動帶來的各種珍奇巧玩又大大豐富了人們的生活，開闊了人們的眼界，增長了人們的見識。其帶來的結果就是唐人開放的胸襟和非凡的氣度，從而造就了唐人從容的大國心態，這種精神世界的高度自信、包容開放是其他任何朝代所沒有的。
運營/婷婷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