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華教授在深圳圖書館開講。
中國和歐洲距離接近6000公里。在交通不便利的時代，兩國的直接文化交流只能是偶然事件。但梳理歐洲發展歷史不難發現，“中國熱”一度登上舞台，原因為何？日前，深圳圖書館人文講壇邀請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南京大學文學博士王曉華帶來了一場題為《歐洲歷史上的“中國熱”》的講座。
歐洲的國王穿著中國服裝出現在滿朝文武面前
據了解，中國和歐洲真正的文化交流始於西方對“新航路”的開辟。在15～16世紀之交，經過一系列航海探險活動，西歐各國開辟了通往亞洲和美洲等世界各地的航路。此時，歐洲的自由經濟體系(市場經濟)和工業化進程雖然還處於初始階段，但已經顯現出巨大的現實力量和潛能，而向東方探索就是這種力量的顯現。
王曉華認為，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意象是背反性的：一方面，它是被發現、打量、觀照乃至即將征服的對象；另一方面，她又以其巨大的國土、悠久的歷史、絢麗的文明令西方人震驚。後者造就了“中國熱”(China Fever)，前者則注定了“中國熱”的階段性、過渡性、悖論性。
“中國熱”是指新航路開辟後西傳的中國文化在歐洲掀起的羨慕、熱愛、崇拜、仿效中國文化的現象。它從17世紀開始，到18世紀上半葉達到高潮，一直延續到18世紀末。在“中國熱”的鼎盛階段，歐洲的國王穿著中國服裝出現在滿朝文武面前，大臣的夫人乘轎子，戲園子裡演出中國的皮影戲，闊人在私家花園的中國式亭子裡閑聊，文人端著景德鎮的茶碗品茶。
《失樂園》中把中國視為“最強大的帝國”之一
王曉華指出，在能找到的文獻中，英國“中國熱”的痕跡依然比比皆是。譬如，英國偉大詩人彌爾頓在17世紀出版的《失樂園》中把中國視為“最強大的帝國”之一。又如，17世紀英國詩人兼散文家考萊也把中國稱為“富足的、政通人和的中心”。再如，1621年出版的羅伯特·伯頓的《憂鬱症剖析》談到中國人勤勞整潔、彬彬有禮，國家富庶、沒有乞丐，擁有良好的政府管理體系和人才選拔制度(科舉制度)。
除了對中國的語言、制度、思想感興趣外，英國人對日常生活中的“中國時尚”更為熱衷。甚至，當18世紀的英國思想家開始批判中國的傳統意識形態時，英國社會對中國時尚的追求一直在發展，並在18世紀中葉達到高潮，人們競相追逐和仿製中國風格的桌面、青花瓷、刺繡、壁毯，並按中國樣式裝飾房間。中國式園林也風靡一時，形成了“英-中式”花園。
然而，王曉華表示，歐洲歷史上的中國熱是背反性的：“從18世紀一開始，我們就看到了笛福對中國文明的嘲諷。在1705年出版的《凝想錄》和1720年出版的《魯濱遜感想錄》中，他借魯濱遜的口說，‘但我所注意的，不在乎他們藝術上的技巧，而在乎他們在宗教事體裡所表示的愚蠢，和可笑可鄙的冥頑，我竟以為最蒙昧的野人，也比他們略勝一籌了。’”
從1840年鴉片戰爭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近80年間，英國文學乃至整個歐洲文學，提及中國或是語焉不詳，或是批評多於肯定。進入十九世紀，“中國熱”已經徹底結束，歐洲進入了中國文化的摒棄期。這時歐洲人眼中的中國已經是一個落後愚昧、停滯不前、野蠻的國度。
到了十八世紀後半期，西方人對中國的批評開始日益尖銳。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年6月～1842年8月；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年10月～1860年10月)，中國漸漸變成西方世界眼中一個落後得可以任意宰割的對象，當然談不上仰慕和嚮往了，曾興盛一時的“中國熱”迅速冷卻。
本版采寫：福田通記者 張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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