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以農耕文化為主導的內陸國家。儘管中國大陸海岸線長達18000多公里，但歷代統治者卻遵從儒家“重農抑商”的傳統思想，沒有充分開發利用海洋資源。公元前2世紀，張騫開啟了絲綢之路。明代以前中國主要以中亞粟特商人為中介，經絲綢之路沙漠路線與西方交往。大航海時代以後，中國才開始與歐洲直接進行經濟文化交流。大海大洋不再是隔絕各個“文明島”的天塹，而是互通有無的坦途。
北京大學林梅村教授新作《觀滄海——大航海時代諸文明的衝突與交流》，以曹操詩作《觀滄海》為主標題，利用海內外最新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從考古、歷史、藝術等多領域，全面探討大航海時代中外經濟文化交流。
一幅立體的歷史景象
在湯因比的名著《歷史研究》中，海洋，特別是未曾開墾的海洋，和草原的相似性可以通過它們作為語言傳播載體的功能得以闡釋。它們能夠為交通運輸和文化交流提供極大便利，原本因山海隔阻的不同文明因海洋之路和草原之路得以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西方諸文明在物品、人員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聯繫相互影響，長期以來為治中外交流史的幾代學者所矚目。
北京大學林梅村教授是其中為數不多的兼治海陸交流且有鮮明學術風格的重要學者。鮮明之處，在其善於運用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探討中外交流史事，由碎立通，從比較視野把相關器物和人事聯繫起來，從而見其深、見其大、見其遠乃至見人所未見處。
林梅村教授新著《觀滄海——大航海時代諸文明的衝突與交流》（以下簡稱《觀滄海》），是近年來有關15至16世紀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難得一見的佳作。之所以說“難得”，主要在於讀者很容易由通覽全書獲得如下三點深刻感受。
首先，中西文獻運用之嫻熟。作者大量引用最近二三十年中外考古學發現和研究成果，文獻和實物資料互證互補，使得全書的論述建立在扎實的史料基礎之上。可以這樣說，貫穿全書的關鍵立論證據，幾乎離不開考古實物和資料，更有說服力。
其次，研究視野之開闊。如果說一般的研究僅能處理中外文化交流一方的問題的話，那麽《觀滄海》注重交流雙方乃至多方的互動和影響，點線面交織鋪陳，愈能從這一時期錯綜複雜的中外文化交流中透視出一幅立體的歷史景象，更具現場感。做到這一點，不僅在於作者對這一時期中外史事和中外文資料相當熟稔，且在行文鋪陳上亦能同時兼顧衝突和交流雙方作為歷史主體的活動，不至於側重其中一方的作用或影響而失之偏頗。
第三，細部討論具體而微。在我看來，本書討論的問題固然不少，其中絕不乏前人時賢的精湛研究，比如澳門開埠和葡萄牙人的東方貿易，涉及數十年來葡文和漢文文獻的整理發掘，說中外學術圈對此問題的討論“汗牛充棟”毫不為過，但《觀滄海》仍能於許多細部處有所發覆，特別是圍繞中外交流史研究頗有爭議的若乾關鍵問題，如對16世紀全球貿易中心港——雙嶼的位置、泉州至波斯灣的航海路線、明代世界地圖的宮廷製圖師、明青花等一大批外銷物和舶來品的年代和紋飾判定等等，作者均能給出讓人信服的一家之言。竊以為，做到這一點，絕非純粹爬梳文獻資料可以企及，相信也與作者及其研究團隊多年來走出書齋、走向歷史現場從事富有成效的實地考察分不開。
由此而論，《觀滄海》的面世，對這一時期的中外交流史，乃至時下方興未艾的海洋史、全球史研究均有足夠的啟示意義。以往常見的研究，或時空跨度過大，論者陷入四面受敵，失於鳥瞰泛論，或兜轉於某一人事和器物，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碎片化傾向嚴重。如何打通這種隔閡，立意高遠，不妨把《觀滄海》作為范例來閱讀。
“田野眼光”看文獻記載
《觀滄海》是林梅村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資助下開展“大航海時代中外文化交流”課題研究的主要成果。用作者“後記”的原話，“這項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將考古學引入中外關係史研究，為大航海時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開辟一個新的天地”。全書開辟的“天地”，除“前言”、“後記”外，計分12個專題。綜而論之，其內容主體涉及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部分，述大航海時代開啟前中國遠洋航海史之概貌，此即首章“1、東臨碣石以觀滄海”。在這裡，《觀滄海》粗線條地回顧歷史中國的航海活動，重點討論了傳統時期中國的航海能力、船舶規模、航線開拓，尤其是大航海時代前王朝國家對民間航海活動的諸多壓製。作者指出，在馬漢海權論傳入中國之前，海洋對於中國人來說主要是“興漁鹽”、“通舟楫”的意義，至於說海洋可以作為通往世界的通道、對外貿易的重要途徑、軍事戰略基地等等，則付之闕如。這裡的弦外之音，似乎暗示傳統中國海洋活動的“被動性”，包含了作者對中國逐漸喪失海上競爭力的同情和惋惜。
第二部分，巨集觀上探討大航海時代中國與伊斯蘭世界和西方國家的交流衝突，包括“2、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經濟文化交流”、“3、大航海時代中國與西方的衝突與交流”兩章。作者把歷史時間鎖定在15至16世紀，以中國為交流衝突的一個端點，分別討論了中國與伊斯蘭和西方多個國家多個端點的互動。穆斯林海商參與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貿易是中外交流史的傳統議題。《觀滄海》 特別重視這個群體對當時朝貢貿易的挑戰，以及他們在朝貢和走私貿易中扮演的關鍵角色。例如在討論正德年間東南沿海地區的穆斯林參與海外貿易活動時，《觀滄海》分別舉出“通事亞劉”和“火者亞三”二人，文獻記載前者“本江西萬安人蕭明舉”，後者“乃江西浮梁人也”，作者則明確斷定他們的“回回”身份。作者還指出，許多沉船器物的例證表明，他們在弘治年間（1488-1505）直接參與了景德鎮民窯青花瓷的設計製造，推動景德鎮瓷器外銷，在菲律賓、文萊、敘利亞都能看到穆斯林工匠設計燒製的帶有伊斯蘭風格的明青花。而這種風格對明朝皇家的藝術和奧斯曼帝國宮廷藝術均產生一定影響。這由正德年間景德鎮禦窯廠大批燒造“回回字”青花瓷以及托普卡比王宮收藏的正德窯青花瓷和紅綠彩瓷可見一斑。
至於中國與西方國家的交流，穆斯林海商其實也是關鍵。學界一般認為，在葡萄牙人開辟東方航線之前，中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是接力進行的，中國海商、穆斯林海商和地中海的威尼斯商人構成貿易活動的主體。《觀滄海》以這一時期朝貢貿易走向崩潰為背景，討論了香港大嶼山竹篙灣作為明代走私港的地位和作用，由此走私港出發，我們在敘利亞看到的弘治窯青花，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看到的威尼斯畫家著名畫作《諸神之宴》所見明青花，均有跡可循。
第三部分，細部上探討前述中外交流衝突背景下的航海路線、航海圖、貿易港和貿易島等，包括從“4、明帝國宮廷製圖師考”到“10、大航海時代的忽魯謨斯島”共七個章節。此部分內容最為細致，故也最宜精讀。
以影像論史，或以影像證史，是《觀滄海》比較引人矚目的內容，討論的對象包括目前所知明代三幅著名世界地圖——《大明混一圖》《鄭和航海圖》和《蒙古山水圖》、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藏《鄭芝龍航海圖》以及傳為利瑪竇所繪屏風畫《野墅平林圖》。作者熟稔地運用中外文史料和考古發現，對上述影像文本的創作過程、成圖（畫）背景、相關人事及其對推進中外交流史研究的意義均有一番考訂和闡述。其中部分內容早先已發表於相關學術期刊，受到學界關注。需要說明的是，囿於精力所限，本文草成時筆者未能及時加以比對。關於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藏《鄭芝龍航海圖》，俗稱《雪爾登中國地圖》，近年學界討論較多，其中爭議較大的要點，一是成圖的年代，二是地圖的作者。此兩點最後都關乎地圖的命名問題。《觀滄海》 由地圖中的漢文和拉丁文注記討論其成圖年代，又由其繪製年代聯繫到鄭芝龍海上帝國的興起，鄭芝龍本人注重收集和編繪日本至印度洋海圖，地圖所標東西洋航線絕大部分在鄭芝龍海上帝國控制範圍，大膽斷定該圖實乃《鄭芝龍航海圖》，可以備一家之說。
本部分的“6、尋找雙嶼港”值得一提。關於16世紀葡萄牙人盤踞中國沿海長達二十多年的重要走私港口——雙嶼，歷來學界不乏對其歷史、地理的討論。比較肯定的說法是雙嶼就在浙江舟山群島的六橫島。在中外史料研讀基礎上，作者及其團隊於2009年、2010年先後實地考察六橫島，均有重要發現，如在西文山調查時發現古代石板、砌有異域風格浮雕石碑的民宅牆。後者疑似16世紀葡萄牙古錢幣上的渾天儀。通過海圖的比對和實勘，作者最終把明代雙嶼港定位在今張家塘、孫家塘一帶。筆者倒不認為此論必然鐵證如山，《觀滄海》也未必真的期待學界同行能全盤接受。但是，如何以“田野的眼光”來看待文獻記載，如何轉換時空置身於“歷史現場”，《觀滄海》確實是極佳的示範。
第四部分，即“11、普陀山訪古”和“12、尚蒂伊的中國花園”二章，或可籠統稱之為學術隨筆。供奉觀音菩薩的普陀山自16世紀中西方直接接觸以後吸引了眾多考察者，此後普陀山成為海上交通的中心。作者回顧了歷來西方學者對普陀山的科學考察和描繪，討論了普陀山楊枝觀音碑和魚籃觀音碑的由來以及法雨寺的興起。至於“12、尚蒂伊的中國花園”一章，為作者在巴黎北郊的遊記感想，文風上稍別於前述專題研究，邊走邊看，談古論今，猶如一席盛宴之後的茶點。
文化交流的影像學角度
對任何嘗試從海洋看歷史的普通文史讀者來說，只要有志趣於了解大航海時代跨越海洋的商品、人員和思想文化的流動，本著都是一部繞不開的案頭必備書。那麽大眾讀者閱讀本書能夠獲得些什麽，我想至少如下兩個方面是可以圈點出來的。
其一，由圖（物）入史，提升鑒賞品味歷史的境界。無論考古學家抑或歷史學家，他們最重要的“本事”之一，可能就是“由碎立通”，即如何從表面上看起來支離破碎的文獻文物資料揭示它們錯綜複雜的內在聯繫，並且盡可能將之放到一個時間序列中說明其動態變化和複雜影響。《觀滄海》涉及的大量考古報告和文獻資料未必為一般讀者所熟知，不過作者大量征引的陶瓷、銀幣、畫像和航海圖等文物、影像卻是我們能夠在各類文博機構目睹和接觸到的。相信細心閱讀過《觀滄海》的讀者，可以超越對這些圖物的一般鑒賞，逐漸回到它們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場景，進而對歷史複雜豐富的面相和厚重有更深一層的體會。
也許還必須指出，出版社在《觀滄海》的文字編輯、版面設計和紙張材質上是別具匠心的。在我有所涉獵的研究領域，國內學術著作能做到全彩頁精裝出版的情況百中無一二。然若非如此，書中大量征引的文物影像作為關鍵歷史證據的效果可能大打折扣，如將敘利亞與香港竹篙灣出土弘治窯青花瓷的比對圖，托普卡比宮藏瓷器和細密畫等，精良的彩色影像可令讀者從影像學的角度對文化交流的情況獲得直觀的了解。
其二，由史明變，可以尋出時代的動向和趨勢。錢穆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直言：“諸位研究歷史，首當注意變。其實歷史本身就是一個變，治史所以明變。”簡單地說，《觀滄海》的主旨和貢獻在於回應15至16世紀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轉變。
從全球史的角度看，這一轉變開啟了一個“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不同文明圈的更緊密接觸帶來更廣泛的衝突和交流。隨著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等戰略構想的提出，有關全球化特別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研究也受到空前的高度關注。置身於本書所展現的歷史大變局中，跟隨著作者描述的東西方物品流動和航線聯結，相信讀者諸君也自然對於當下方興未艾的“全球化”、“海上絲綢之路”、“地球村”的淵源脈絡，有更具象的認識。
（作者為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本文轉自解放日報）
《觀滄海——大航海時代諸文明的衝突與交流》
林梅村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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