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在中國的大地上有許多未知的考古發現。
當然，這其中更有許多重大的考古發現，這些發現都是對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的肯定，以及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進步做出重大貢獻的肯定。這些發現，不僅可以激發中華民族的愛國情懷，還可以引起人們對文物保護的意識，更在國際上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多年前，有一本書籍《異寶西來：考古發現的絲綢之路舶來品研究》的問世，受到了眾多讀者的喜愛，書中清晰地描繪了西域出土的“波馬金杯”和“青銅武士土像”的挖掘和圖像展示情況。這本書堪稱“強強聯合”之作，由北大考古學院和意大利那不勒斯亞非地中海研究所，歷經八年時間，共同著作而成。
在著作期間，書名歷經了無數次的更迭，最終，確定為《異寶西來：考古發現的絲綢之路舶來品研究》。一方面是作者對本書內容的思考；一方面是想給讀者透露出更多的信息。
其實，每每說起“異寶”，總能聯想到“奇珍”。這一更古不變的賜予，通常指那些不常見的物品。隨著絲綢之路的開放，中原與西域的交流渠道被正式打開，物質文化也隨之發生交融。而西域的物品大多與華夏風情有著很大的差異，外觀上看起來更加的奇異、怪誕，所以，常被稱為“異寶”，比如：水晶、琉璃、貓眼等。
西域作為絲綢之路的必經之路，因地勢阻隔，形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這裡草原、沙漠交錯，山脈相隔，與中原文化截然不同。他們有自己的語言，習俗和生活模式。在西域居住的人，通常睡在帳篷裡，以遊牧為生，根據水草的肥沃而遷徙。當然，他們也會依靠綠洲建立起自治城市和國家，更有發展成熟的畜牧業和農業。
最終，隨著西域各族的發展、碰撞、交流，這裡也呈現出了一片繁榮的景象。
從文獻來看，中國自公元前2世紀，隨著張騫出使西域，以長安為絲綢之路的起點才逐漸形成。
之後，中原王朝紛紛與西域諸侯國互相通信，委派使臣前往進行政治交流。公元7世紀初，隋煬帝親自西巡，歷經半年之久到達張掖，隨後，召集三十多個國家的首領，酋長匯聚在洛陽一帶，開了一個月的會。
到了公元7世紀中期，因西突厥投降唐朝，絲綢之路大通。在絲綢之路上有諸多的商旅，為世人熟知的“玄奘西行”在他返回中國之後，也將西域一帶的所見所聞進行了記錄。玄奘將西域的真實面貌展現給中原人看，為西域史的沉澱做出了卓越貢獻。
除了漢文文獻，中亞的政治實體也在公元前非常活躍，比如：鐵器時代的薩迦人，有著不同種族起源的匈奴和烏孫，他們在漢文文獻中都只是潦草幾筆的記載。在當時，他們已經與中原展開了頻繁的交流和貿易，比如：玉石、鹽巴、琥珀等重要的交易物品。
並且，很可能在絲綢之路形成之前，就已經有了其他形式的交易。
公元後，與中國密切往來的貴霜帝國、波斯以及薩珊王國開始崛起，他們有效的控制了塔克拉瑪乾盆地地區的商貿通道。這些人，一直活躍在中世紀的絲綢之路上，對於他們的記載，也多出現在漢文文獻之中。
到了十四世紀，馬可波羅記載了東西方貿易通道的歷史。1860年，因修建水渠，在和田境內發現了大量的陶器、金器和玉器，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十幾年後，德國的地理學家提出了“絲綢之路”，這一的概念。
兩個世紀前，不少中亞探險隊紛紛在西域地區展開調查，把西域再次推向世人面前。
近一個世紀，隨著新出土的文物及古跡的發現，西域的文字、歷史等研究價值在不斷升溫，自此，一些歷史學家重新把目光集中在了西域。這裡因遼闊而豐富的內涵，引得學術界的紛紛關注。截至目前，我國考古學家還未對此地有足夠的考古經驗，西方考古學家也因語言的障礙，更是對出土的物品缺乏了解。
當然，絲綢之路中國段的出土文物，曾一度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並出現在了各大展會之中。
這其中，更多的研究則是圍繞著視覺圖像和器物特質而展開，顯然，這是不足的。但是，隨著考古工作的日益完善，考古人員對自己的要求也在不斷的提高，他們要進行深入的研究，對發現的文物做出合理而有效的解釋。因此，《異寶西來：考古發現的絲綢之路舶來品研究》的結論，是結合了中國和意大利學者在不同的研究方法之下而得出的理論。
而且，本次研究是以器物為背景的研究主體，並不斷進行更深層次的闡述。
對中國境內發現的，明顯有“外來”淵源的器物開展研究，旨在為其“提供一套文獻及出土背景的詮釋框架”。這些進步，無疑是在考古研究方式上的一次新的嘗試，雖然，很難一下子就達成既定目標，但是，也走出了非常有意義的一步。
可以說，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需要長時間的探索與研究。可能，這樣的研究會隨著一代又一代學者更深層次的研究而成為塵埃，但不論如何，相信中國的學者都會堅持自己的研究，讓世人看到更多的燦爛輝煌的中國文化。
參考資料：
【《異寶西來：考古發現的絲綢之路舶來品研究》、《漢語大詞典》、《漢書》、《舊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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