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對刺蝟的敬意：以賽亞·伯林的赫爾岑

以賽亞·伯林是二十世紀著名的思想家，在歐美學界享有大師級的盛譽。一生惜墨如金並述多著少是以賽亞·伯林鮮明的個人風格，而他專門論及俄國題材的著作也僅有兩部。一部是他在1945、1956和1987年蘇聯歷史的關鍵時刻以不同身份訪蘇，在不同時期留下的演說、談話和評論，後由伯林著作的專屬編輯亨利·哈代（Henry Hardy）將其合集為《蘇聯的心靈：共產主義時代的俄國文化》（中譯本由潘永強、劉北城翻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而另一部即是他最為傾注心力的《俄國思想家》（中譯本由彭淮棟翻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

在《俄國思想家》中，十九世紀俄國最著名並具傳奇經歷的思想家赫爾岑顯然是伯林最為傾心的傳主。伯林分別在《赫爾岑與巴枯寧論個人自由》（99-140頁）和《赫爾岑》（223-250頁）以較大篇幅論及自己心目中的這位思想英雄和“政治天才”。伯林稱讚赫爾岑：“他所以不朽，另外還有名正言順的理由。他的政治觀和社會觀殊可謂原創獨造，而所以為獨造，興其原因之一端即可。在他當代寥寥幾位思想家裡，他原則上拒絕一切全盤概括的解決法，而且掌握到為文而造文、為真實世界之人與事而作文的重要關鍵識別——能有此掌握的思想家，古往今來，箋箋之數而已。”（《俄國思想家》，249-250頁）

另外，伯林在《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中譯本由馮克利翻譯，譯林出版社，2002年）一書中也專列一章《赫爾岑和他的回憶錄》，用二十九頁（225-254頁）的篇幅論述赫爾岑。他寫到：“亞歷山大·赫爾岑就像狄德羅一樣，是位天才的業餘學者，他的觀點和活動改變了自己國家社會思想的方向。也像狄德羅一樣，他是位善談者，他操著同樣流利的俄語和法語，同自己的密友，或者是在莫斯科的沙龍裡談天說地——總是新思如湖，形象迭出。”（《反潮流》，225頁）

為什麽伯林對赫爾岑如此厚愛呢？是今人與古賢的心心相通？抑或思想英雄惺惺相惜？

異鄉情結：青年流亡與少小離家

赫爾岑於1812年3月25日出生於俄國貴族世家。他的父系雅科夫列夫家族是莫斯科最顯赫的家族之一。他的母親路易莎·海格出自德國斯圖加特小公務員之家。赫爾岑的父親伊萬在德國遊歷時，與路易莎·海格相遇相愛，後將她帶回莫斯科，但因她身世寒微，從未與她正式成婚。因此路易莎·海格雖為家庭主婦，但不能與丈夫共居一室，身份實際上接近奴仆。因此，赫爾岑的出生即為不合法的婚姻的結果，特殊的身世使赫爾岑從一出生就備感人間的世態炎涼。他無權繼承家族的姓氏，只能繼承父稱（伊萬諾維奇），不懂俄文的母親為赫爾岑選擇德文“心髒”（Herz）做為他的姓，赫爾岑（Герцен）即為其俄文音譯。既然無法繼承父系姓氏，赫爾岑也就無權完全繼承貴族稱號。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對自己的不明不白的身份進行了反覆的思考以後，心裡的結論跟我聽見兩個保姆的閑談後所推斷出來的結果差不多。我覺得自己更不依賴這個我對它毫無所知的社會了，我覺得實際上我是被拋棄，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 （赫爾岑：《往事與回想》，巴金譯，第一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37-38頁）這種自人生之始就不得不面對的不平等和尷尬地位，使赫爾岑從童年起就開始培植他的極端主義信念和反叛精神。

赫爾岑稱1825年爆發的十二月黨人起義是其人生的轉折點。1827年赫爾岑與終生好友奧加廖夫（Н. П. Огарёв）在莫斯科的麻雀山立誓為十二月黨人復仇。赫爾岑於1834年被捕，1835年被流放，1841年再次被流放。當1842年赫爾岑返回莫斯科時，他已被人們視為激進主義者中的一員。赫爾岑在1844年與斯拉夫派、1846年與西方派決裂後，感到在俄國的生活越來越無法忍受，他表示：“我們斯拉夫人面臨的要麽是緘默，要麽是到外國去說話。”（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汝信等譯，第四卷，三聯書店，1974年，693頁）1847年，赫爾岑和奧加廖夫流亡西歐，先後在巴黎、倫敦、日內瓦、尼斯、弗羅倫薩、洛桑、布魯塞爾等城市居住，從此再也沒有回到俄國，馬克思稱為他為浪跡天涯的“哥薩克”。1870年1月21日，赫爾岑在巴黎去逝，安葬在著名的拉雪茲公墓（遺骨後遷到尼斯）。

伯林於1909年6月出生於拉脫維亞首府裡加一個富裕的猶太人家庭，他的祖父母是本分的猶太教神秘主義教派——哈西德派（Hasidic）的信徒。1916年，伯林一家搬到彼得格勒，在那裡他親眼目睹了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童年的特殊經歷，使他對革命與權力產生了恐懼感。他們全家在1921年遷往英國。次年，當時只有十二歲的伯林寫了一篇虛構故事，敘述的是蘇俄北部地區的內務人民委員、彼得格勒肅反委員會主席烏裡茨基（М. С. Улицкий）被暗殺的事情。在這篇文章中，伯林表達了對蘇維埃政權的批評。亨利·哈代把這篇文章以“目的證明手段合理”為題收錄到了《自由四論》（中文版由胡傳勝翻譯，書名為《自由論》，譯林出版社，2003年版）

在彼得格勒居住的五年時間裡，伯林為這座孕育了俄羅斯文化和文學大師的城市而著迷，整天沉醉於托爾斯泰、屠格涅夫、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當然也有赫爾岑的作品中。這種興趣在他成年之後並沒有絲毫減退。伯林1928年進入牛津大學攻讀文學和哲學，1946年重回牛津大學教授哲學課程，1957年成為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1966年至1975年擔任沃爾夫森學院院長。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裡，他仍然難以忘懷俄國與俄國的文學、哲學。他對十九世紀俄國思想史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成果經亨利·哈代整理，全部收錄在《俄國思想家》一書中。

異鄉無奈為家鄉之感，是伯林與赫爾岑的跨世紀心心相通之處。

在赫爾岑眼中，與俄國相比，英國是這樣的國家：“這個年輕朝氣、奮發進取的國家，少智慧而多行動，全神貫注於生活的物質秩序，全然不知曉我們的磨難痛苦……比起浪漫歐洲理想所夢想的滿足，他們的滿足更貧乏，更庸常，但是這種滿足不會帶來沙皇、中央集權，或許也不會帶來饑荒。”（《反潮流》，233頁）儘管身在異鄉，赫爾岑在英國的生活卻很舒適，沒有遭受過多的壓迫和敵意。1852年他開始寫回憶錄，1857年完成。後來1865年又補充了一部分。在這個過程中，這個與千里之外的專製、獨裁、恐怖的沙皇俄國判若天地的國度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赫爾岑的半貴族出身讓他對英國尚存的土地貴族的存在很是欣賞，對他來說，要是沒有這些貴族，那麽英國就會變成資產階級氣十足的美國，或者成了荷蘭那樣的小店主國家。他開始觀察起英國的現狀來。在這個自由的國度裡，人們很願意服從一種半獨裁的體制，貴族仍然有很大的權利，直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才慢慢實現普選。政治自由與保守主義是不是有什麽關係？

赫爾岑認為英國人尊重傳統恰恰使他們能夠得以在一個內心沒有的自由的狀態中構建出一個自由的國家來。“英國人的自由，存在於其體制而非自身，亦不在其良心。他的自由在‘習慣法’裡，在人身保護法裡，而不在他的道德意識和思維方式裡。”儘管這是一種悖論，但是卻為赫爾岑提供了他關於俄國命運的一劑良方。

赫爾岑開始從一個新的視角關注自己國家的命運，並對國內知識分子的激進思潮展開了批判，甚至公開表達了對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改革的期待。赫爾岑在第九期《鍾聲》（Колокол）中發表《再過三年》，他表示：“保留著農奴製狀態的俄國是可恥的，我們顫栗地期待著俄國的希望，聆聽俄國的運動和消息……亞歷山大二世和我們在一起，為俄國偉大的未來而努力工作。從他執政之日起，農民開始獲得了解放。”他稱亞歷山大二世為 “開創俄國歷史新紀元的活動家，他的名字將永載史冊……”，“你勝利了，加加利人”（赫爾岑等主編：《鍾聲》，1962年，67頁）。此文成為赫爾岑一生政治品德上的“汙點”，立即遭到國內和國外進步知識分子的批評。

伯林十二歲隨家人來到英國，並在英國渡過了自己的一生（1997年11月5日在牛津大學寓所去世）。儘管如此，在英國社會，他還是被看作外邦人，他本人對俄國也有很深的感情。“沒有人比以賽亞·伯林更像英國人了，同時也沒有人比他更不像個英國人。”1979年伯林獲得以色列最負盛名的文學獎耶路撒冷獎，他為授獎儀式準備了他的學術自傳《我生活中的三條主線》，他聲稱俄國經歷、英國生活和猶太教即為三條主線並融為一體，構成他獨特的身份。

伯林心目中的英國一直都很神聖，甚至比美國、法國都要理想。他讚賞英國的憲政。在英國的思想流派中伯林傾向左翼，但是堅決反對激進。對於他來說，英國的憲政能夠在保證個人自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民主，防止多數人的暴政。他在英國的時光，經歷了三四十年代的納粹屠猶，對自己在德國和東歐的猶太同胞致以最大的同情。身處在自由之地的他，更加感覺到自由的奢侈以及打著自由旗號行惡事的罪惡之可恥。因此，他的很多哲學作品都普遍關注最早產生民族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德國，這種民族主義到了第三帝國時期發展到了極致。他希望能夠揭開民族主義為什麽會從進步的運動變成現代性的怪胎，最終竟然演變成如此的喪心病狂的程度的原因所在，這無疑是反思現代性的好題目。伯林的《浪漫主義的根源》《扭曲的人性之材》等浪漫主義研究著作歸根到底都是研究極權主義思想的起源的。

伯林和赫爾岑的異鄉經歷使得他們都對英國的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懷有一定的好感，對俄國的激進主義展開了批判，並且二人得出了許多驚人相似的結論。這也正是伯林在《俄國思想家》中極力推崇赫爾岑的原因所在。在伯林看來，赫爾岑是俄國知識分子中少見的能保持清醒者之一。“赫爾岑終其一生對外部世界有清醒的認識，而且很有分寸感。”（《反潮流》，235頁）

伯林對十九世紀俄國思想史的研究是獨特的，完全體現了他的自由主義史學觀。艾琳·凱利（Erin Kelly）在《俄國思想家》的導論中也特別引用赫爾岑《彼岸書》的名言“不要在這本書裡尋找解答——你會一無所獲；統而論之，現代人沒有解答”為導言，艾琳·凱利指出：“以賽亞·伯林對俄國知識階層的研究路數，是注意其人如何‘體行’（live through）觀念以解決道德要求。這個題目的研究，大多依據歷史上的後見之明來判斷政治上的解決，他則反之，最關心該知識階層所提出的社會與道德問題、他們所尋求解決的困境。”（《俄國思想家》，第2頁）。

狐狸對刺蝟的敬意

在《俄國思想家》中，伯林提出了一個極其有趣的思想家分類法——“狐狸”與“刺蝟”。所謂“狐狸多知，而刺蝟有一大知”，即“推諸字面意思，可能只是說，狐狸機巧百出，不敵刺蝟一針防禦”（《俄國思想家》，26頁）。伯林用狐狸和刺蝟分別比喻兩種不同的思想，狐狸指離心式的、散漫的、多層次甚至相互矛盾的多元性思想，刺蝟則指一元思想和宿命論。

在伯林看來，普希金是狐狸，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刺蝟；“托爾斯泰的天性是狐狸，卻自信是刺蝟。他的天賦與成就是一回事，他的信念、連帶他對他自身成就的詮釋，又是一回事。”（《俄國思想家》，29頁）

伯林沒有給赫爾岑下定論，但按其分類，赫爾岑青年時代似乎是狐狸，搖擺於“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間，但是當1847年與“西方派”決裂，亡命西歐，又親眼目睹1848年歐洲革命血淋淋的現實後，他變成了徹底的“斯拉夫派”，他思想中固有的“刺蝟”情懷即被激發出來，並佔據了思想的高地。赫爾岑在1850年7月13日的《致馬志尼書》中表示：“十三歲以來……我就致力一個理念、在一幅旗幟下邁進——本個人絕對獨立之名，反擊一切強加的權威、反擊對自由的各種剝奪，我要像個道地的哥薩克人，像德國人說的，‘隻手擎天’，繼續我這場小小的遊擊戰。”（《俄國思想家》，99頁）伯林因此評價赫爾岑：“他直言無隱。他隻喜歡自由生命的風格，隻喜歡博大、寬巨集、不斤斤計較之事。他欽佩自尊、獨立、對暴君的抗拒。”（《俄國思想家》，240頁）

伯林從來沒有為自己的思想屬性做出判斷，但觀其一生所涉及的學科之廣泛（哲學、歷史、政治和社會學等）、無人企及的思想深度及廣度，尤其是他在政治上偏左但反對絕對激進的獨特的自由主義立場，他的思想屬性應該屬於狐狸。特別是他於1958年在《兩種自由概念》的演說中提出了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理論，被譽為“一篇貨真價實的‘自由主義宣言’”，並被公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自由主義獲得‘複興’的標誌之一”（薩爾沃·馬斯特羅內：《當代歐洲政治思想》，黃華光譯，社科文獻出版社，1996年，85頁）。

伯林認為1848年歐洲革命既是俄國知識界的政治分水嶺，更是赫爾岑個人的政治分野 點，因此他將《俄國與1848年》列為《俄國思想家》的第一章。因為，那是很多俄國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失望的年代，他們開始思考適合本國的路線。留在本土的革命者往往傾向暴力，而赫爾岑的思想則反對盲目革命。“他的道德觀、他對人生價值的尊重，他的整個生活方式都和六十年代的激進派有別。”（《俄國思想家》，250頁）

赫爾岑是反對專製的革命者。從他在十二月黨起義之後與沙皇決裂的誓言直到他去世，除了對亞利山大二世有過短暫的幻想之外，他都從未放棄過理想。他認為：“如果不消滅奴隸製、俄國農民的現狀，即全俄羅斯帝國的這種奴隸製，俄國就不能前進任何一步。”（《赫爾岑文集》第十二卷，莫斯科，1957年，35頁）赫爾岑曾經是個典型的西方派，但是他對斯拉夫派反對沙皇的行為也十分欣賞，他把其中最傑出的人視為浪漫主義反動派。就像托克維爾一樣，他厭惡一切集權製、官僚製和等級製的現象，一切屈從於嚴厲的形式或統治的東西。在他看來，法國自從大革命以後就有這種特點。它和普魯士、俄國在本質上沒什麽區別。他比較喜歡意大利，認為它是“分權的、壓不垮的不修邊幅的和真正民主的”（《俄國思想家》，242頁）。

但是，1848年歐洲革命的失敗讓赫爾岑對資產階級革命進行了反思。革命的真正價值在哪裡？是否能給人們帶來福祉呢？他認為那些革命者企圖一夜之間推倒父輩的舊世界，建立起新世界，隻不過是一種幻想，因此只有毀壞而無建設。

伯林評價：“赫爾岑的文章中的觀點，散發著樂觀的理想主義——一種對社會、思想和道德方面享有自由的社會的向往，他像普魯東、馬克思和布朗基一樣，在法國工人階級身上看到了它的起點；還有對激進革命的信念，認為只有這樣的革命能夠創造出使他們獲得解放的條件；然而他對一切普遍的公式、對所有政黨的綱領和戰鬥呐喊、對那些偉大的堂而皇之的歷史目標——進步、自由、平等、民族統一、歷史的權利、人類的團結——又懷著深刻的不信任。在這些原則和口號的名義下，人類肯定很快就再度受到欺凌和殺戮，他們生活方式受到譴責和毀滅。”（《俄國思想家》，234頁）赫爾岑反對黑格爾主義者，反對同一陣營的斯拉夫派，反對老朋友巴枯寧。因為在他看來，儘管這三者或思想左傾，或思想偏右，但是都有極端主義的成份。歸根到底還是因為他們都試圖用抽象的原則為理由而完全忽視實際。赫爾岑強調：“生命的目標在生命本身，為某種模糊且不可預測的未來而犧牲現在，是一種錯覺，結果將摧毀人與社會僅有的可貴之處，亦即將會以理想化的抽象事物為祭壇，平白犧牲活生生人類的血肉。”（《俄國思想家》，232-233頁）

伯林欣賞赫爾岑不僅僅因為他的預見。在伯林看來，民族主義尤其是二十世紀的民族主義中都有這種以抽象理由傷害人類的成分。伯林不僅是英國的移民，還是個猶太人。與所有經歷二十年代的猶太復國運動、四十年代的大屠殺和戰後以色列建國的猶太思想家一樣，他關心一個問題：國家與認同。從這個理念出發，伯林希望思考國家與自由的關係，一方面是對納粹屠猶的殘酷事實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對猶太建國之後該何去何從的一種思考。伯林希望他的同胞猶太人能在未來的國家中建立一種超越於民族主義之上的某種認同。

赫爾岑早年也是黑格爾主義者，但是他的黑格爾主義和別人的不同，他相信原則上沒有單純或終極的答案，答案不是唯一的。反對宿命論實際上就是反對以未來為理由放棄現在，為了億萬人的幸福就使得千百萬人白白送死。這在當時是很流行的觀點。在赫爾岑看來，未來與現在沒有必然聯繫，由篤信進步引起的政治末世論對人類的進步於事無補，在《彼岸書》中，赫爾岑對這種思想大加撻伐。他提問：歷史發展有劇本按照計劃進行嗎？有的話，歷史將“索然無味，變成乏味可笑的東西”（《俄國思想家》，233頁）。歷史沒有時間表，沒有宇宙模式，有的只是“生命之流”與激情和意志的爆發。赫爾岑對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領袖馬志尼也頗有微詞，他認為馬志尼等人過於追逐理想。“爭自由，目的不是明日的自由，而是今天的自由，要讓或者、各自有其目的個人獲得自由，使他們自由追求他們認為神聖，他們運動、奮戰，也許舍生以赴之的目的。”（《俄國思想家》，236頁）

莫斯科大學校內的赫爾岑像

赫爾岑反對強加的自由，強調個人自由，在這一點上，伯林與其有著最大的思想共鳴。

赫爾岑初到巴黎時是樂觀的，他認為一場偉大的革命會給苦難的俄羅斯帶來新生。但是他後來發現了俄國傳統的強大阻力，人民不想要自由。伯林評價：“赫爾岑打破了進步的歐洲人頭腦中的一個根深蒂固的神話：構成俄羅斯的，一方面是政府的大皮靴，另一方面是愚昧、沉默、懶散的廣大野蠻農民。”（《俄國思想家》，241頁）

在《赫爾岑與巴枯寧論個人自由》一文中，伯林有意地讚揚前者而貶低後者，借以宣傳其主張。赫爾岑認為自由的目的就是自由本身，懷疑任何敢以絕對真理為理由、並驅使人成為實現這一絕對真理的工具。但是，巴枯寧卻一味主張革命，幻想一夜之間大事可成，一勞永逸，但是最終無功而返。他將自由與平等這兩個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概念一概而論，但是他們是否相互矛盾卻絲毫沒有做過區分。他大力主張只要還有一個人是奴隸那麽自己就仍是奴隸，以至於希求建立一個平等的烏托邦。最終他成了一個“滿腔抽象人類愛，卻如羅伯斯庇爾一般不惜漂櫓之血，而在犬儒式恐怖主義、在對個體麻木不仁的傳統裡居於一環”（《俄國思想家》，140頁）。赫爾岑的反黑格爾主義與巴枯寧的“準極權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認為巴枯寧沒有認識到監獄的石頭建不起自由人的住所，十九世紀歐洲普通人的身上還有舊秩序留下的奴隸製的深刻印記，不可能理解什麽是真正的自由。他覺得人類的進步需要時間，漸進主義而不是彼得大帝式的改革會更有效果。即所謂“將內心仍是奴隸之人解放，往往導致野蠻和無政府”（《俄國思想家》，117頁）。

那麽集體主義與個人自由之間如何調和？赫爾岑強調自我主義（egoism）的價值。就是要保證個人的精神自由，不要把自以為正義的理念強加給別人。“毀掉一個人的利他精神，剩下的是野蠻的猩猩，毀掉他的自我精神，你得到的確是一個馴服的猴子。”他反對一切理想，所以他主張關心自我，保證私生活的幸福，或者達到理想境界。這是他自由理想的根源。他畢生奮鬥的目標，從反對沙皇，最終變成了對個人自由的呼喚。他心目中的理想是和諧的類似於烏托邦的村社（мир/mir），沒有機器、沒有鐵的秩序的烏托邦。唯有和諧的原始的互助的村社能夠給他帶來希望。無論這種懷古的浪漫主義之情是與赫爾岑的貴族情結有關，還是他的浪漫主義情懷相聯，我們必須看到是對自由的深刻思考和對集體暴政的擔憂才使得他最終選擇了這種似乎有些保守的解決方案。

伯林的方案是否與他有相似之處呢？伯林的處理方案來自英國的憲政主義，當納粹把極權主義向全世界推行的時候，只有英國的體制最能體現出自由的意味，是猶太移民最理想的“應許之地”。“他對英國的崇拜和別人的一樣，是一種理想，是在移民心中勾畫出來的一幅取悅於人的畫像，這幅畫像所描繪的對象滿懷激情地、有時還津津自得地接受了。”（伊恩·布魯瑪：《伏爾泰的椰子：歐洲的英國文化熱》，劉雪嵐、蕭萍譯，三聯書店，2007年，342頁）。他將象徵集權主義的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爭論簡化為一元論和多元論之間的爭論，平等與自由等具有同等合法性的政治觀念單元之間的爭論。在《自由論》中伯林區分了“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前者是現代民主制度的理想方案，尊重人的個性，不強加意志，消極自由則是多數人的暴政，是強加的自由。伯林針對如何調和民主與多數人的暴政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解決方案——多元自由主義。尊重思想的多元性，保證社會的多元化，只有多元的社會才能防止集體平庸和集體暴政。伯林的思想與赫爾岑的村社、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如出一轍，都是意在於自由與多數民主之間找出一條中間路線。對於新生的、無根的、沒有傳統可以訴求的、但是卻為世界培養出無數的大思想家的猶太以色列來說，一種積極的多元自由顯然是一條最好的出路。

伯林對赫爾岑的同情、讚賞、推崇、偏愛正是因為他在赫爾岑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對英國的崇拜、自由的熱愛以及他們的偉大批判精神無疑將成為人類思想史上一個重要的單元。

伯林深情評價：“如此矛盾夾纏，既義憤填膺，支持革命與民主，反駁自由派與保守派對它們的自大指責，複又同樣慷慨激烈，以個人自由之名，抨擊革命分子，維護生命與藝術，維護人類的莊重、平等與尊嚴，喜歡鼓吹一個不許人類哪公道、進步、文明、民主以及其余抽象事物為假借來相互剝削或蹂躪的社會——這種兩面、多面作戰使赫爾岑成為他當代社會生活與社會問題最現實、最敏感、最透徹、最可證的見證人。”“政治天才的要素之一是，社會裡的特徵與變化仍在萌芽而肉眼難見之日，即有所敏感。赫爾岑這種能力甚高，便是眼見劇變逼近，他既無巴枯寧的粗糲的歡心，也沒有布克哈特、托克維爾的悲觀和超然。他像普魯東，相信個人自由之毀滅既非可欲，亦非不可避免。不過，他又不像普魯東。他認為，除非人類努力用心避免，否則此事極為可能。”（《俄國思想家》，249、250頁）

這難道不是一隻閱盡人世風雨和思想積澱深不可測的“老狐狸”向半個多世紀前的一隻似唐·吉訶德般隻身對抗“魔鬼——大風車”的“老刺蝟”的敬意嗎？（文/張建華）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