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預言與危機

如果說19世紀是由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所界定的，那麽，20世紀則是由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所界定的。這兩場革命不僅試圖在自己的國家創造一個新社會，而且也將各自的革命路線理解為全世界探索未來的偉大嘗試，從而激發起全世界不同地區的人們對俄國與中國的讚揚與詛咒、支持與遏製、熱愛與敵視。從1917至2017，天地玄黃，在兩場偉大革命的誕生地，革命的面貌早已模糊。1990年代，伴隨蘇東劇變，中國知識領域盛行的是“告別革命”的口號，這是美國版的“歷史終結”命題的亞洲版表述。在俄國以及西方知識界，“十月革命”常常被視為預伏在蘇東解體過程中的“原罪”，有關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討論已經轉化為社會主義為什麽失敗、共產主義為什麽不可能的討論。1994年11月5日，俄羅斯聯邦總統辦公廳主任謝爾蓋·亞歷山德羅夫·菲拉托夫就斷言：“從形式上說，1917年10月俄國發生了一次政變，其結果是政權為人數不多但很團結的左翼激進政黨所篡奪……1917年的十月是對俄國社會進行最嚴重的革命破壞的開始。”“由19世紀的偉大改良的俄國向工業化民主社會的逐步轉變過程中斷了。1917年的二月成了國家民主發展路線的終點，二月革命後經過八個月俄國就確立了集權主義的鎮壓體制。”2在蘇聯解體前，各種反對的和修正的觀點已經復甦，而在後冷戰的氛圍中，甚至修正的觀點也已過時，盛行一時的是通過“解密檔案”，將早已被批駁的故事重新編造(如列寧是德國間諜的故事)，通過西方(如德國《明鏡》周刊)和俄國媒體，廣為流布，不脛而走。
 

  

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俄語 аврора 意為“曙光”

在這一對於革命的反動大潮中，也存在著一些值得討論的、對於正統敘述進行修正的觀點。例如資深的十月革命專家亞·葉·拉比諾維奇一方面承認革命發生的不可避免性，另一方面認為存在著為十月革命所錯失的其他可能選擇，即“建立多黨製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這個制度以蘇維埃為基礎，它必須實現刻不容緩的深刻變革和爭取實現和平。”3探討1917年另一種可能的結果實際上提出的是兩個相關的問題，一個是具體的歷史判斷，即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的關係問題。例如，阿·伊·福明通過對列寧的《四月提綱》的解讀，重申了立憲民主黨人米留可夫的觀點，即十月革命是二月革命的繼續，但他不是站在布爾什維克死敵的立場，而是站在拯救一個革命傳統的立場，認為“十月革命不是開創人類歷史上共產主義紀元的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但有理由認為，十月革命是本世紀最後一次大革命，它鞏固了工業化社會的勝利，有助於確立後工業化社會文明的基礎”4。換句話說，十月革命是一個將政權轉移到無產階級和農民手中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一個不同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專政。5從經濟的角度說，這一專政就是列寧曾經說過的那個“真正民主革命國家中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6。這一詮釋實際上是用列寧在1905-1907年間形成的對於俄國革命的闡釋否定列寧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後對於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的重新界定。

與這一判斷直接相關的，便是重新探討革命的性質：十月革命是一場社會主義革命還是“亞細亞式的社會革命”，它所開創的蘇維埃國家是國家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一問題已經隱伏在有關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關係的討論之中了。早在蘇聯解體前夕，E.T.博羅金就論定：“俄國1917年革命的目標，是反對完全衰老的亞洲封建主義，同時反對業已發展起來的私有製資本主義。它的使命是為農民同生產資料徹底分離和在國有製統治基礎上建立社會化生產創造條件。如果我們不理解革命的這一特殊性，就不能理解革命的進程及其後果，就不能理解它客觀上可能成為而且已經成為導致確立國家資本主義的使命。”7為了將十月革命的使命界定為確立“國家資本主義”，作者從經濟的角度將這一進程解釋為類似於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農民與生產資料的徹底分離，從而完全否定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讓勞動者(農民與工人)與生產資料重新結合的各種嘗試。

普京時代的到來讓種種修正觀點找到了彌合其衝突的契機。十月革命在戰爭中拯救了俄國，曾經遭到布爾什維克的敵人們長期指責的布列斯特和約也因為德國戰敗而被蘇俄政府宣布廢除。8十月革命後，即便在流亡的白俄分子中也發生了有關十月革命的爭論，其起因是部分白俄歐亞主義者認為十月革命是俄國在面對西方列強壓力下的一個曲折的、保留自身力量的步驟，從而不能完全否定。十月革命主張的民族自決最終通過聯盟形式，最大程度地保留甚至擴展了沙俄帝國的領土、人口和權力。總之，對於現代化論者而言，十月革命為工業化掃清了封建障礙;對於民族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而言，蘇聯的衛國戰爭為抵抗和粉碎納粹德國的進攻建立了不朽功勳;對於當代歐亞主義者而言，十月革命正是重振俄羅斯帝國的轉折點。十月革命不可能被整體地否定。

一個世紀之後，這一革命面對的真正挑戰是對它所創造的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或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否定。這是既不容於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也與當代俄國的政治路線大相徑庭的政治模式。正是在這一複雜而矛盾的氛圍中，我們看到了一種曖昧的紀念方式：普京總統於2016年12月19日頒布紀念俄國革命100周年的籌建措施命令，“責成俄國歷史學會組建紀念俄國革命100周年委員會，在一個月期限內籌建班子並提出紀念方案;俄羅斯政府文化部具體負責實施;俄羅斯各聯邦主體、地方政府機構、社會和學術團體及有關科研、教學人員等參與這個工作。”9但同時指出紀念活動不限於十月革命，也包括二月革命;俄羅斯政府文化部部長梅津斯基在籌備會議上說：“現在回過頭來看一百年前發生的事件，我們絕對不能否定我們的先輩嘗試在世界上建立一個新的公正社會的努力。這不僅僅是改變了俄國歷史發展的路線，也是給全世界各民族發展以巨大影響的決定性事件。”10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原所長吳恩遠的解讀，“梅津斯基部長所指由俄國革命建立、並給全世界以巨大影響的‘新的公正社會’，就是指十月革命後建立的蘇維埃政權，而不可能是二月革命後短短幾個月存在的臨時政府。這應當看成是俄羅斯官方對十月革命的肯定評價。”11

然而，普京的目標不是為了重申十月革命的政治價值，而是為了實現“白色的”後代與“紅色的”後代的和解，這一“肯定評價”除了在維護俄羅斯的國家統一和社會團結之外，不可避免是曖昧的。事實上，普京早在2016年初就對蘇維埃政權於1918年夏天槍殺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及其奴仆，同年對神職人員的鎮壓，以及真偽存疑的列寧致莫洛托夫的信發表過批評看法，並引起了俄羅斯學術界就相關問題而展開的考證與討論。12  2017年5月25日，普京明確指出：“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00年留給我們的主要歷史教訓就是防止社會的分裂，達成社會的和諧。”13為了平息國內外對於紀念1917年革命的疑慮，普京在2015年9月30日14、2016年9月3日15相繼頒布總統令，簽署“建立受政治迫害遇難者永久紀念碑”的法令，但“在內容中都沒有指出這是‘在俄國歷史什麽時期發生的迫害行為’，更重要的是，法令中完全沒有指出誰是加害的‘主體’、誰是被害的‘客體’”16。儘管如此，建立紀念碑的政治暗示是清晰的，即紀念1917年革命並不是重新確定俄國的未來方向(向俄國人民表示)，也不會違背普遍的“人權原則”(向西方各國，也向俄國的自由派表示)。
 

雕塑家恩斯特·內茲韋斯特尼的《傷心的面具》。他的父母死於 1930 年代的肅反運動。這件作品位於俄羅斯港城馬加丹，用來紀念政治迫害中的死難者

2017年10月30日，普京在政治鎮壓受害者紀念碑“悲傷之牆”落成揭幕式上發表講話，以一種毋庸置疑卻又包含了上述多重省略的方式說：這一天是“我國各民族共同紀念政治清洗受難者的日子”，最後引用索爾仁尼琴夫人娜塔莉婭·德米特裡耶夫娜·索爾仁尼琴娜的話結束他的演講：“‘了解，記住，審判，這之後才可能原諒，’我完全讚同這句話。是的，我們及我們的後代應該記住大清洗的悲劇，記住它的根源。但這不意味著清算。不允許再次將社會推向危險的對立境地。現在，對於我們來說重要的是信任和穩定。只有以此為基礎我們才能解決我們的社會和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俄羅斯，它是我們的唯一。”17儘管中國和西方的媒體報導將紀念碑“悲傷之牆”的建立視為對於十月革命的審判，但普京的講話沒有提及十月革命，更沒有將大清洗與十月革命直接掛鉤。這兩者之間究竟是什麽關係，仍然值得人們重新探究。這是一個模糊的紀念方式，但其戰略含義卻是清晰的，即在模糊中讓歷史衝突的各方在當代俄國的社會關係中各得其所。

對於經歷分裂、動蕩、解體和戰爭的社會而言，呼籲社會團結反映了某種社會共識，絕不可以輕率加以嘲弄。但是，對於十月革命，這類曖昧的表述法並不能將其馴服：這一事件不僅改變了俄國，也改變了世界;圍繞這些“改變”而產生的激烈爭辯和鬥爭遍及不同區域、不同人群，其中也包括追隨這一革命並堅持革命理念的左翼及其理論上的後代。歷史的巨變，尤其是時代主要矛盾的轉變，改變了各種紀念的調子，但沒有改變的是圍繞這一事件的各不相同的、難以調和的激烈態度。我們不妨結合對於中國革命的總結和思考，回顧那些因時代差異而存在的有關十月革命的不同解釋方式。

第一種方式源自革命家自身。他們之間的觀點和戰略不同，但分享著共同的鬥爭目標，即便不屬於一個國家，也自認屬於同一場運動。他們在革命的現實進程中探尋革命的正確路線和戰略戰術。在1917年革命爆發的時刻，即便在布爾什維克黨內，爭議和分歧也是尖銳的。例如加米涅夫和《真理報》對二月革命和臨時政府的看法與列寧迥異，普列漢諾夫嘲笑列寧的《四月提綱》是“夢話”。在這場思想爭論中，史達林也曾短暫地站在列寧立場的對立面，但稍後轉而支持《四月提綱》。十月革命前夕，無論在是否參加全俄民主會議預備會議的問題上(這直接關係應該阻止還是促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轉變)，還是在是否進行武裝起義的問題上，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及其長官人(不僅是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而且也包括托洛茨基)，都曾發表過反對起義的觀點(托洛茨基很快轉向支持武裝起義，並成為這場起義著名的領袖之一)，並與列寧發生激烈的衝突。

這些戰略和戰術的分歧與當代思想中對於革命的指責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在根本上並不是一回事。這是來自同一營壘的策略分歧。1918年，羅莎·盧森堡在尖銳地批評列寧、托洛茨基等十月革命的長官者和布爾什維克的政策的同時，用這樣的語句為革命辯護：批評不是對奇跡的期待，“因為在一個孤立的、被世界大戰弄得筋疲力竭的、被帝國主義卡住喉嚨的、被國際無產階級出賣了的國家實行一次模範的和完美無缺的無產階級革命，會是一個奇跡。重要的事情在於，把布爾什維克的政策中本質的東西同非本質的東西、核心同偶然事件區別開來。”她一面指責十月革命的嚴重缺陷甚至錯誤，另一面禮讚“無產階級的行動能力，群眾的革命毅力，社會主義本身的取得政權的意志。在這一方面列寧和托洛茨基以及他們的朋友們是第一批給世界無產階級作出榜樣的人，到目前為止他們仍舊是惟一能用胡登的話高喊‘我敢於這樣做了!’的人”18。就像巴黎公社之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盧森堡的眼裡，十月革命未經仔細籌劃就突然爆發了，卻如同種子一般包含著屬於未來的本質。盧森堡對於革命的批判正是從我稱之為“不成熟的革命所蘊含的本質的未來性”出發的。對於革命者而言，正是有賴於這一內在於現實革命的本質的未來性，革命的困境和革命者的戰略錯誤，才能得到真正的揭示和批判，才不致於將對革命進程的揭露和批判轉換成為對革命的背叛和詛咒。盧森堡對於俄國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從內部的視角打開了重新檢討這場革命的可能性，即革命的戰略和策略並非無可挑剔，應該打破革命者為了當時的需要而編織的必然性敘述去思考其他的可能性。正由於此，她將更大的篇幅留給對布爾什維克的批評，認為他們將在特定條件下(即時代狀況、力量對比、理論準備和戰略策略討論尚未成熟)“被迫采取的行動”19當作革命的樣板推薦給整個社會主義事業。
 

如果說20世紀的革命者的戰略分歧是以存在著革命進程、存在著持續形成的革命主體為前提的，那麽，當代左翼對於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及其原則的重申卻是以“失敗”為起點的。這裡，所謂“失敗”既不是一種戰略性的退卻，也不是一種策略性的挫敗。“失敗”的最表面形態是作為革命成果的20世紀社會主義體系的解體——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不複存在，中國、越南和其他仍然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正在卷入全球資本主義的進程;“失敗”的更深一層含義是革命的進程終止了，推進這一進程並在這一進程中持續形成的革命主體式微了。階級分化持續深化，但在19-20世紀作為革命力量的政治性階級卻無法再形成。在20世紀革命進程中促成了政治性階級誕生的革命先鋒隊已經歷深刻轉型。中國持續的改革、調整和常常超出人們預期的穩定和變化，到底與社會主義歷史有怎樣的關係，潛藏著怎樣的未來，不用說對於國外的觀察家，即便對置身其中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也都是一道難題。

對於像阿蘭·巴丟這樣從不諱言與革命傳統聯繫的哲學家而言，盧森堡所說的革命的“本質的東西”不再存在於對布爾什維克政策的分析之中，也不再存在於革命者圍繞戰略和戰術而展開的爭執之中，而只能作為一種“共產主義假設”而存在。“‘共產主義’首先意味著，自古以來便天經地義的那種安排——作為基礎的勞動從屬階級隸屬於佔統治地位的階級這一階級邏輯——絕非必然;這種階級邏輯是可以被克服的。共產主義設想還認為，有一種可行的完全不同的集體組織方式，這種組織方式將消除財富的不平等甚至勞動分工。大量財富的私人佔有及其繼承的轉移方式將被取消。與市民社會相分離的高壓國家的存在將不再必要：以生產者的自由聯合為基礎的漫長重組過程將注定使這樣的國家逐漸消亡。”20共產主義之所以只能作為“假設”而存在，恰恰是因為20世紀的社會主義者試圖實現這一假設的實踐失敗了。“在建構馬克思所說的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說一種暫時性國家，向非國家過渡的組織形式，國家的辯證‘消亡’的組織形式——方面，黨卻證明是不得力的。黨-國家結果發展成了一種新形式的權威主義。”21因此，重申“共產主義假設”是以對失敗的確認為前提的，即承認第二個革命序列22的主要內容(馬克思主義、工人運動、群眾民主、列寧主義、先鋒黨、社會主義國家)已經不再有效。“第二個場景序列已然終結，試圖使之重新來過則毫無意義。”23

盧森堡的思考是以革命主體本身的存在為客觀前提，是以“我能說‘我們’，因為我就曾身處其中，並且在某種意義上用蘭波的話說：‘我在那裡，我仍在那裡’”的感覺為主觀條件的。24如果作為政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作為革命先鋒隊的政黨趨於變異、解體或消散，那麽，任何從內部視野出發展開價值的和戰略策略的爭論都不再可能。當代世界圍繞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絕大部分爭論——無論以何種名義，形式和內容如何——都是在主體置換的條件下發生的。對十月革命的各種嘲諷和批判聽起來像是對革命時代革命者之間爆發爭論時部分觀點的重複，但這些嘲諷和批判以上述“主體置換”為前提，即當代思潮對革命的批判並不是從盧森堡所謂“本質的和持久的東西”出發的，也從未致力於從這一內在於革命的視野出發展開戰略和策略的辯論。我將這些革命史寫作稱之為“後悔史學”，它們是後革命時代降臨的症候，是新的主體以後代的名義發出的對於革命的審判。這些審判省略的是對資本主義，尤其是帝國主義時代的基本矛盾的政治經濟分析，仿佛革命與這些矛盾並無必然關聯，而只是一些革命者在密室中籌劃的結果。正如大部分經歷過20世紀社會主義的國家已經發生、中國正在發生的狀況一樣，“後悔”不僅是徹底背棄的前奏，也是當代世界自我確證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重申“共產主義假設”——即否定當代世界秩序的永恆性和真理性——是必要的。但問題依然是：如何估價作為實踐的共產主義，如何思考作為運動的共產主義的可能的未來?

沒有人否定20世紀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失誤、挫折和悲劇，但這是一個“失敗”嗎?如果不是一個或至少不是一個單純的“失敗”，那麽，如何估價其成就?深入地總結失敗的教訓與重估其成就本來是一致的，但在今天的潮流中，重新估價其成就甚至比承認其失敗更加迫切，也更加困難。從歷史的角度看，中俄之間、中國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歷史路線和當代命運存在著巨大的差別，我們不可能將他們各自的經驗放置在同一個“失敗”的範疇裡。俄國革命是由歐洲資本主義的總體危機和戰爭所激發的，它所影響和激發的革命發生在各不相同的歷史條件之下，也存在著各自具體的社會目標，革命者和革命隊伍的成熟程度千差萬別，即便是總結“失敗”也離不開對具體進程的分析。政黨問題是關鍵卻不是全部。20世紀的革命，尤其是社會主義革命，到底給人類歷史帶來了什麽?對於革命前的世界，這場波瀾壯闊的革命又改變了人類生活的哪些方面?除了必須重申的“假設”之外，我們是否可以在真實的革命進程之中，即在布滿成功-失敗、正確-錯誤、必然-偶然的歷史中尋覓未來的種子，或盧森堡所謂革命的“本質的東西”?
 

關於俄國革命的解釋和評價，始終存在著兩種視野，即歐洲的視野和非歐洲的(尤其是亞洲的)視野，兩者之間相互交叉，但區別仍然是清晰可辨的。就那一時代的政治運動而言，歐洲的視野主要是從19世紀歐洲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及其對立面(以自由民主、人權、市場經濟等為依托展開的批判)的脈絡中展開的，而亞洲的視野則著眼於帝國主義、殖民地問題和民族解放運動等方面。在圍繞十月革命的眾多爭議中，核心的三個問題基本上都是從歐洲的視野或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視野出發的。這三個問題是：戰爭與和平問題，尤其是列寧所主張的退出戰爭，尋求國內革命的戰略問題;民族自決權問題，尤其是少數民族的“退出權”問題，以及由此引發的民族革命與階級革命的關係問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即作為過渡的國家與民主的關係問題。在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激進領袖盧森堡所列舉的布爾什維克在特定條件下“被迫采取的行動”(卻作為一般真理推銷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如下幾點是關鍵性的：為了讓農民支持革命，不得不讓農民佔有土地而不是實行土地國有化;為了爭取少數民族的支持，竟然將為反對米留可夫和克倫茨基的戰爭政策而提出的“民族自決權”政策(尤其是各民族有權獨立決定自己的命運“直到與俄國實行國家分離”的口號)作為革命後國內政策的核心;在十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要求召開立憲會議，並對克倫茨基政府的拖延政策給予激烈攻擊，但革命之後，列寧和他的同志們解散了舊的立憲會議，卻無意舉行新的立憲會議選舉……25“他們對於立憲會議、普選權、言論和集會自由，總之對於人民群眾的民主主義基本自由的全部設施(這些基本自由加在一起構成了俄國本身的‘自決權’)明顯地采取十分冷漠的蔑視態度，卻把民族自決權當成民主主義政策的珍寶，為了它，一切現實批判的實事求是的觀點都必須停止發表。”26對於盧森堡而言，民族自決權是俄國革命者對於國際工人運動所犯的一個不可饒恕的罪責。

與歐洲社會主義者對於十月革命的理論批評和政治譴責不同，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對於俄國國內發生的政治鬥爭和布爾什維克的政策所知有限，最初的反應主要集中於俄國革命者對於東方問題和被壓迫民族截然不同於西方列強的態度。歐洲革命者並非不了解帝國主義時代及東方問題的重要性，但他們對“東方問題”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製於19世紀的歐洲觀念。對他們而言，“東方問題”主要是指伴隨俄羅斯帝國勢力擴張與奧斯曼帝國逐漸衰敗過程中在相對於歐洲的近東地區所面臨的問題。換句話說，“東方問題”不過是俄國、奧地利、英國、法國、奧斯曼以及普魯士之間爭奪霸權的帝國遊戲。西歐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認為19世紀西歐面臨的是工人階級爭取自身權利的革命浪潮，而“東方問題”不過是帝國爭霸的舊問題，從而他們對於民族問題的態度與同一時代“東方的”改革者和革命者截然不同。1847年，馬克思在革命的前夜針對波蘭危機發表過一個著名的斷言：“應該在英國解放波蘭，而不是在波蘭解放波蘭”27，這一態度也可以延伸至其他東方國家;但是，在1866至1869年前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對波蘭和愛爾蘭問題的分析中，已經認識到工人階級的解放與民族運動之間並沒有這樣一條捷徑。1866年1月底至4月6日，恩格斯應馬克思的請求寫了一組題為《工人階級同波蘭有什麽關係?》的文章，闡明共產國際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即一方面批判蒲魯東的民族虛無主義，另一方面揭露波拿巴集團的所謂“民族原則”，他明確指出：“對於波蘭、德國和意大利來說，力求恢復民族統一就成了一切政治運動的第一步，因為沒有民族統一，民族生存隻不過是一個幻影。”28馬克思本人在1866年草擬的《臨時中央委員會就若乾問題給代表的指示》高職門談及了“波蘭問題”。這一節的法文版標題是：“關於通過實現民族自決權並在民主和社會的基礎上恢復波蘭的途徑來消滅俄國在歐洲的影響的必要性”29。

然而，在1917年革命爆發之際，“東方問題”早已不再是馬克思所說的“對土耳其怎麽辦”或如何看待俄國擴張的問題，30而是如何在東方，尤其是亞洲這一帝國主義的薄弱環節尋找新的革命契機的問題。用列寧的話說：“在東歐和亞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是在1905年才開始的。俄國、波斯、土耳其和中國的革命，巴爾乾的戰爭等，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我們‘東方’所發生的一連串有世界意義的事變。”31也正由於此，殖民地社會的革命者對於民族自決權問題有著不同於歐洲社會主義者的感受和理解。事實上，俄國革命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與“亞洲覺醒”的進程是內在相關的。在自決權問題上，盧森堡從歐洲工人運動的角度提出批評，她強調的是工人階級的聯合、團結和共同鬥爭，而列寧對於革命的設想以對帝國主義時代的革命契機的探索為前提。帝國主義時代的薄弱環節很可能存在於歐洲之外的地方，他從1905年俄國革命、1907年伊朗革命、1909年土耳其革命，尤其是1911年中國革命的經驗中，已經發現“亞洲的覺醒”所包含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潛能。不但盧森堡等西歐革命者，而且包括托洛茨基在內的俄國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爆發的時代，都未曾深入地思考過亞洲革命的可能性問題。他們也從未將俄國革命放置在“亞洲的覺醒”的序列之中思考。

在當代西方的左翼對於“失敗”的思考中，在對階級革命、政黨政治、國家資本主義的批判中，民族自決權也基本上與民族主義範疇一道，被置於20世紀革命與生俱來的“妥協面”而擱置一旁。因此，在西方左翼對俄國革命的反思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源自歐洲工人運動和社會民主黨人的戰略策略分歧，卻幾乎看不到這一革命的另一個譜系，即亞洲革命的譜系。在這個革命譜系中，俄國革命者對於俄國作為一個凶惡且腐朽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認識與中國革命者對於中國作為一個被壓迫民族的認識產生了重疊共識，兩者所從事的革命的區分也正是以這一重疊共識為前提的。這是兩場性質和路線均非常不同卻緊密相連的革命。因此，一個合理的問題是：俄國革命是歐洲革命的衍生物，但如果將這一革命同時放置在“亞洲覺醒”的序列中，我們是否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十月革命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先後降臨的。1918年戰爭結束時，威爾遜主義出場，亞洲和其他被壓迫民族尚未看清他的民族自決主張中對歐洲殖民主義的妥協和回護，以至於“先進的中國人”未必能夠區分列寧的民族自決權主張與威爾遜主義。威爾遜主義在巴黎和會上的破產正好凸顯了俄國革命者的不同凡響之處。人們驟然發現：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立刻頒布了《和平法令》，在譴責帝國主義戰爭的同時，提出立即和談和停戰的建議，並宣布廢除沙俄和臨時政府締結的一切秘密條約。從1917年11月9日起，在短短的一個月裡，布爾什維克公布了100多份秘密外交檔案。1917年12月3日，蘇維埃政權頒布由列寧和史達林共同起草的《告俄國和東方全體伊斯蘭教勞動人民書》，在宣布取消沙皇政府簽訂的瓜分波斯和土耳其以及俄國侵佔君士坦丁堡的各種秘密條約的同時，重申了民族自決權的思想原則，支持一切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1918年1月25日，全俄第三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由列寧、史達林和布哈林共同起草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重申在民族自決的基礎上，廢除一切秘密條約，“同資產階級文明世界的野蠻政策徹底決裂。”32後一方面明確地標誌著歐洲視野中的“東方問題”已經轉變為一個新的世界關係中的“東方問題”——十月革命將落後的東方民族與先進的西方民族同時組織到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鬥爭之中了。

因此，民族自決權不再是與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無關的、僅僅是東方反對民族壓迫和奴役的局部鬥爭，而是構築全球性的反對帝國主義革命戰線的現實可行的戰略問題。所有這一切不但標誌著社會主義外交思想及其實踐的誕生，而且也意味著俄國革命者已經將被壓迫民族納入“革命階級”的範疇——20世紀的革命並不僅僅是工人階級的革命，而且也是一切被壓迫人民的革命。正由於此，中國和東方伊斯蘭教國家及其政治領袖從沒有像盧森堡那樣，在民族自決權問題上指責俄國革命。他們不是從歐洲工人運動的角度，而是從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解放的角度，看待俄國革命的意義，並從這裡出發尋找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的相互聯繫。在中國革命中誕生的人民或人民群眾這一內涵和外延不斷滑動的政治範疇就是由這一新的全球視野所激發的。這一不同於歐洲工人階級運動的革命思想對於中國革命和所有第三世界的解放運動具有難以估量的巨大意義。這是由帝國主義時代及其對世界關係的改造所決定的，同時也是由俄國革命與亞洲革命的歷史聯繫(甚至連托洛茨基這樣的革命者也需要許多年才重新認識中國革命的潛力)所決定的。

在1911年中國革命爆發並於次年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之後不久，列寧連續發表了《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1912)、《亞洲的覺醒》(1913)和《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1913)等文，歡呼“中國的政治生活沸騰起來了，社會運動和民主主義高潮正在洶湧澎湃地發展”33，詛咒“技術十分發達、文化豐富、憲法完備的文明先進的歐洲”正在資產階級的長官下“支持一切落後的、垂死的、中世紀的東西”34。列寧的判斷是他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按照他的觀點，隨著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世界各地的被壓迫民族的社會鬥爭就被組織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範疇之中了。這一將歐洲革命與亞洲革命相互聯繫起來進行觀察的方式可以追溯到馬克思1853年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寫的文章《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列寧把俄國看作是一個亞洲國家，但這一定位不是從地理學的角度，而是從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的方面，從俄羅斯歷史發展的進程方面來加以界定的。在《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中，他說：“俄國在許多方面無疑是一個亞洲國家，而且是一個最野蠻、最中世紀式、最落後可恥的亞洲國家”35。儘管列寧對中國革命抱有熱烈的同情態度，但當問題從亞洲革命轉向俄國社會的內部變革時，他的立場是“西歐派”。19至20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將俄國精神視為東方與西方、亞洲與歐洲兩股力量的格鬥和碰撞。在上述引文中，亞洲是和野蠻、中世紀、落後等概念聯繫在一起的範疇，然而恰恰由於這一點，俄國革命本身帶有深刻的亞洲性質(即這一革命針對著俄國這一“亞洲國家”所特有的“野蠻的”、“中世紀的”和“落後可恥的”社會關係)而同時具有全球性的意義。

亞洲在世界歷史修辭中的這種特殊地位決定了社會主義者對於亞洲近代革命的任務和方向的理解。在閱讀了孫文的《中國革命的意義》一文後，列寧對這位中國革命者提出的超越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綱領進行了批評，他指出孫文的綱領是空想的和民粹主義的。在他看來，“亞洲這個還能從事歷史上進步事業的資產階級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會支柱是農民”，因而它必須先完成歐洲資產階級的革命任務，而後才談得上社會主義問題。他嫻熟地運用歷史辯證法，一方面斷言孫中山的土地革命綱領是一個“反革命”的綱領，因為它背離或超越了歷史的階段，另一方面又指出由於中國社會的“亞洲”性質，這個“反革命的綱領”恰恰完成了資本主義的任務：“歷史的諷刺在於：民粹主義為了‘反對’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竟然實行能夠使農業中的資本主義得到最迅速發展的土地綱領。”36

列寧對中國革命的認識產生於他對1861年俄羅斯改革，尤其是1905年革命失敗所做的長期思考。1861年，在與英、法進行的以爭奪巴爾乾地區和黑海控制權為目的的克裡米亞戰爭失敗後，亞歷山大二世推行了廢除奴隸製的改革。如果以最為簡略的方式勾勒這場改革的特點的話，那麽，我們不能忽略如下兩點：第一，這場改革不是源自俄國社會內部，而是產生於外部壓力;第二，1861年2月19日頒布的《解放法令》是在充分保證地主利益的前提下進行的，俄國農民卻為這個由上至下的工業化過程承擔了沉重的代價。列寧斷言1861年產生了1905年，其原因即在於此。37從1861年改革到1905年革命，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摧毀了村社經濟，但土地集中現象未能產生農業資本主義，而是導致了村社農民要求沒收地主土地並將它們重新歸還給他們的強烈要求。38是像民粹派幻想的那樣重返已經被摧毀的村社，還是探索不同的發展路線?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和思考脈絡中，列寧對1905年革命的總結和思考與如何解決俄國土地問題密切地聯繫在一起。1907年，列寧撰寫了《社會民主黨在1905-1907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一文39，以俄國土地問題為中心，提出了農業資本主義的兩種模式，即“普魯士路線”和“美國路線”，所謂“普魯士路線”即通過國家與地主階級的聯合，以暴力方式剝奪農民，摧毀村社及其土地佔有製，最終將農奴主-地主經濟改造為容克-資產階級經濟。而“美國路線”則是“可能有利於農民群眾而不是有利於一小撮地主”的土地方案，“就是土地國有化，廢除土地私有製，將全部土地轉歸國家所有，就是要完全擺脫農村中的農奴制度，正是這種經濟上的必要性使俄國農民群眾成了土地國有化的擁護者。”通過對俄國土地改革和1905年革命為什麽會失敗的總結，列寧得出的基本結論是：在俄國社會條件下，“土地國有化不僅是徹底消滅農業中的中世紀制度的唯一方式，而且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40。

列寧認為，俄國民粹派的土地綱領勢必引導俄國重新回到村社份地化的小農經濟制度，而這種經濟制度無法提供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他讚同“美國路線”，一是因為只有通過土地國有化擺脫中世紀的土地關係，才能提供發展農業資本主義的可能性，二是因為俄國存在著大量的未開墾土地，從而存在著走“美國路線”而不是其他歐洲國家路線的條件。發展資本主義的農業必然包含了對舊有的社會關係的強製性的改造，“在英國，這種改造是通過革命的方式、暴力的方式來進行的，但是這種暴力有利於地主，暴力手段的對象是農民群眾”;“在美國，這種改造是通過對南部各州奴隸主農莊施行暴力的方式來進行的。在那裡，暴力是用來對付農奴主-地主的。他們的土地被分掉了，封建的大地產變成資產階級的小地產。對於美國許多‘空閑’土地來說，為新生產方式(即為資本主義)創造新的土地關係這一使命，是由‘美國土地平分運動’，由40年代的抗租運動(Anti-Rent-Bewegung)，由宅地法等等來完成的。”41“民粹主義者以為否定土地私有製就是否定資本主義。這是不對的。對土地私有製的否定表達了最徹底地發展資本主義的要求。”42

正是從這一視野出發，列寧看到了孫文的革命綱領所具有的真正的革命潛能，他驚歎這位完全不了解俄國的“先進的中國民主主義者”簡直像一個俄國人那樣發表議論，提出的是“純粹俄國的問題”：“土地國有能夠消滅絕對地租，隻保留級差地租。按照馬克思的學說，土地國有就是：盡量鏟除農業中的中世紀壟斷和中世紀關係，使土地買賣有最大的自由，使農業有最大的可能適應市場。”43與此相對照，“我國的庸俗馬克思主義者在批評‘土地平分’、‘土地社會化’、‘平等的土地權’的時候，卻局限於推翻這種學說，從而暴露了他們蠢笨的學理主義觀點，他們不能透過僵死的民粹主義理論看到活生生的農民革命的現實。”44通過把孫文的革命綱領放置到俄國特定的歷史背景中考察，列寧得出了“俄國革命只有作為農民土地革命才能獲得勝利，而土地革命不實現國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歷史使命的”45這一結論。如果說“美國路線”區別於“普魯士路線”和“英國路線”的特徵是它的國有化方案，那麽，“中國路線”卻代表著一個自下而上的“農民土地革命”。

俄羅斯的改革是在克裡米亞戰爭、1905年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下展開的，列寧對於俄國改革路線的思考因此也不能不與歐洲帝國主義所創造的國際關係聯繫在一起。如果俄國的土地問題必須通過“國有化”的方式來解決，那麽，怎樣的“國家”才能擔當這個改革的重任?列寧說：“民族國家是資本主義的通例和‘常態’，而民族複雜的國家是一種落後狀態或者是例外情形。……這當然不是說，這種國家在資產階級關係基礎上能夠排除民族剝削和民族壓迫。這只是說，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忽視那些產生建立民族國家取向的強大的經濟因素。這就是說，從歷史的和經濟的觀點看來，馬克思主義者的綱領上所談的‘民族自決’，除了政治自決，即國家獨立、建立民族國家以外，不能有什麽別的意義。”因此，當列寧談論“亞洲的覺醒”的時候，他關心的主要不是社會主義問題，而是如何才能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政治前提的問題，亦即民族自決的問題。在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民族-國家”與“民族狀況複雜的國家”(亦即“帝國”)構成了對比，前者是資本主義的“常態”，而後者則構成了民族-國家的對立面。第二，民族自決是“政治自決”，在俄國和中國的條件下，以一種社會主義的方式形成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政治條件——亦即政治民族或民族-國家的政治結構——是“政治自決”的必然形式。“資本主義使亞洲覺醒過來了，在那裡到處都激起了民族運動，這些運動的趨勢就是要在亞洲建立民族國家，也只有這樣的國家才能保證資本主義的發展有最好的條件。”46在“亞洲”的特定條件下，只有通過農民土地革命的方式和社會主義的建國運動才能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前提，因此，必須拒絕一切與解放農民、均分土地相對立的改革方案。列寧說過：“人類只有經過一切被壓迫民族完全解放的過渡時期”，“才能達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47“各民族間和各國間的民族差別和國家差別……甚至在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以後也還要保持很久很久。”48在這個意義上，民族自決不僅體現為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訴求，而且也提示了被壓迫民族在新的人民-國家建構中，國內各大小民族之間實現民族平等的絕對必要性。
 

 

​1918 年 11 月 7 日，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際，列寧在馬克思、恩格斯臨時紀念像揭幕儀式上講話

沒有任何必要誇大第一次中國革命對於俄國革命的影響。事實上，不能確定兩者之間的任何直接的影響關係，相反，我們能夠確定的是產生於歐洲戰爭的直接背景之下的1917年的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產生了深刻的和明確的影響。列寧對於辛亥革命的重視是在他對於國家問題、社會主義運動和人民民主專政長期的思考脈絡中展開的。49但是，人們很少注意如下兩個事實：第一，十月革命發生在辛亥革命之後，由此開創的通過國家形態的改造來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為對亞洲革命(中國的辛亥革命)的回應。從社會主義運動史的角度說，中國的第一次現代革命也標誌著如下事實，即在亞洲社會的條件下，反對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歐洲社會主義運動開始向民族自決運動的方向轉變。列寧關於民族自決權的理論(1914)、關於帝國主義時代落後國家的革命的意義的解釋，都產生於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並與他對中國革命的分析有著理論的聯繫。第二，俄國革命對歐洲產生了巨大的震動和持久的影響，可以被視為將俄國與歐洲分割開來的歷史事件。列寧的革命的判斷與斯密、黑格爾對於亞洲的描述沒有根本的差別：他們都把資本主義的歷史表述為從古老東方向現代歐洲轉變的歷史進程，從農耕、狩獵向商業和工業的生產方式轉變的必然發展。但在列寧這裡，這一世界歷史框架開始包含雙重的意義：一方面，世界資本主義和由它所激發的1905年的俄國革命是喚醒亞洲——這個長期完全停滯的、沒有歷史的國度——的基本動力，50另一方面，中國革命代表了世界歷史中最為先進的力量，從而為社會主義者標出了突破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明確出口。

俄國知識分子和革命者中間曾經長期存在著斯拉夫派與西歐派的持久論戰，51列寧作為“西歐派”的一員通過對於“先進的亞洲”與“落後的歐洲”的辯證對比，構造了一種“脫歐(帝國主義的歐洲)入亞(落後地區的革命先進性)”的新型邏輯(從尋求發展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的角度看，這個“脫歐入亞”路線也仍然內在於“脫亞”的邏輯)。然而，伴隨著帝國主義戰爭和對帝國主義時代的認識，土地革命和民族自決權這兩個資產階級革命的命題與反對帝國主義及其經濟社會體制的歷史任務發生了關聯，從而也與社會主義問題歷史地聯繫在一起。正是這一新的形勢緩解了列寧與托洛茨基圍繞俄國革命性質的長期分歧。“1905-1906年時，托洛茨基已預見到俄國反封建與反資本主義革命的結合，並說明俄國的起義是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序幕。列寧其時拒不認為俄國是國際社會主義的先驅。他根據俄國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及俄國社會結構來推斷革命的性質及其前景，而俄國社會結構中的最大成分是個體農民。但在大戰期間他開始認真考慮歐洲先進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並把俄國革命放到國際遠景之中。看來，現在對他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俄國的社會主義是否成熟，而是俄國是歐洲的一部分，而他認為歐洲的社會主義已經成熟了。因而他再也看不到有任何理由把俄國革命局限於所謂資產階級革命的目標中。二月政權的經驗進一步向他指明，不同時打垮並最後剝奪資產階級，就不可能打垮地主政權。而這就意味著‘無產階級專政’。”52列寧思想的變化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歐洲革命形勢和二月革命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表現共同促成的，其最鮮明的標誌就是寫於1917年4月的《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即上文提及的《四月提綱》。這個社會主義問題的核心是：不是一般地要求將農業帝國改造為民族-國家，而是在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三位一體”之下建立社會主義性質的或者朝向社會主義的人民-國家。正是在這個邏輯之下，中國革命提供了一種將民族解放運動與社會主義方式相結合的獨特路線——這一獨特路線為一種新型的革命主體的出現提供了前提，我在這裡指的是以中國農民為主體的工農聯盟和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人民共和國。

從1911年革命運動的角度看，或者說從所謂“帶有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53綱領的角度看，資產階級的共和製和獨立的民族國家是發展資本主義的政治外殼，而阻礙這個外殼形成的原因有多個：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企圖，中國鄉村的保守勢力，以及由清廷及北方軍事集團所代表的“落後的北方”。“落後的北方”是列寧的用語，他針對1912年的南北博弈曾作出如下斷言：“袁世凱的那些黨依靠的則是中國落後的北方”，即“中國最落後地區的官僚、地主和資產者”54。他早在1912年就預見了袁世凱帝製自為的可能性，並將這一問題與中國革命面臨的“北方問題”關聯起來。但是，列寧對“落後的北方”的理解完全集中在階級分析，尤其是袁世凱集團所代表的利益群體之上，而忽略了“最落後地區”(即有礙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地區)的地域、族群、宗教等因素。從列寧後來闡發的有關民族自決權的理論來看，他將民族國家視作資本主義的“常態”，而族群複雜的帝國正是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因而也必須加以去除的政治外殼。在他的主導下，布爾什維克在民族自決的原則之上支持波蘭、烏克蘭的獨立，正是這一政治判斷的延伸;但伴隨帝國主義戰爭而來的歐洲和俄國的革命形勢正在促成列寧對民族革命的新意義的解釋，即不只是單純地從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角度，而且也從有利於帝國主義時代國際革命的角度，去闡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問題。從民族自決向社會主義聯盟的轉變正是上述雙重邏輯推動的結果。

為什麽列寧在討論中國革命時，不但高度評價孫文的建國綱領，而且也從未提出支持蒙古、西藏或回部地區尋求獨立的訴求，而是將“落後的北方”視為革命的障礙?從方法論的角度說，列寧對民族問題的態度不是“從法權的各種‘一般概念’得出的法律定義中尋找答案”，而是“從對民族運動的歷史經濟研究中去尋找答案”55。民族運動的經濟基礎就是：“為了使商品生產獲得完全勝利，資產階級必須奪得國內市場，必須使操著同一種語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國家形式統一起來，同時清除阻礙這種語言發展和阻礙把這種語言用文字固定下來的一切障礙。”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建立最能滿足現代資本主義這些要求的民族國家，是一切民族運動的趨勢(趨向)。”56正是站在這一立場上，他不但拒絕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奧托·鮑威爾的“民族文化自治”的主張，而且也批評羅莎·盧森堡在反對波蘭獨立的口號時提出的一系列論證。列寧指出盧森堡的主要錯誤在於“忽視了一件最主要的事情：資產階級民主改革早已完成的國家和沒有完成的國家之間的區別”，即在1789-1871年的歐洲民主革命之後，西歐已經“形成了資產階級國家的體系，而且通常是些單一的國家的體系。因此，現在到西歐社會黨人綱領裡去尋找民族自決權，就是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原則”57。

與西歐的情況不同，東歐和亞洲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始於1905年革命。因此，列寧思考的“東方問題”是由“亞洲的覺醒”為標誌的系列事件(俄國、波斯、土耳其和中國的革命)以及巴爾乾的戰爭等共同構成的“一連串有世界意義的事變”所觸發的，“只有瞎子才不能從這一串事變中看出一系列資產階級民主民族運動的興起，看出建立民族獨立的和單一民族的國家的趨向。正是因為而且僅僅是因為俄國及其鄰邦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所以我們需要在我們的綱領上提出民族自決權這一條。”58對於列寧而言，民族原則不是絕對的，是否支持民族自決取決於獨立與分離是否有利於落後地區的資本主義發展，同時還取決於特定國家的地緣政治處境。例如，奧地利的“匈牙利人、捷克人恰恰不是趨向於脫離奧地利，而是趨向於保持奧地利的完整，其目的正是為了保持民族獨立，以免完全被那些更殘暴更強悍的鄰國破壞掉!由於這種特殊情況，奧地利便形成兩個中心的(二元的)國家，而現在又變成三個中心的(三元的：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國家。”59與此相反，俄國的“異族人”在人口上佔據多數(約佔總人口57%)，且大多居於邊疆地區;他們所受的壓迫比他們在各鄰國(列寧特別指出“並且不是在歐洲各國”)所受的要厲害得多;“異族”邊疆地區的資本主義發展程度和一般文化水準，往往高於國家的中部地區。除了上述兩個條件，民族問題是與革命形勢的發展密切相關的。“最後，正是在臨近的亞洲各國我們看到了資產階級革命和民族運動已經發展起來，並且部分地蔓延到住在俄國境內的那些同血統的民族中去了。”60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推斷出列寧在中國邊疆區域問題上的基本立場：一，與奧地利的匈牙利人、捷克人的處境相似，中國邊疆區域尋求獨立的運動很可能使其陷入“更殘暴更強悍的鄰國”——從甲午戰爭到“三國干涉還遼”，從聯手鎮壓義和團到日俄戰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俄羅斯、日本以及英、法等歐洲列強對中國的瓜分和覬覦——的支配;二，不但中國的“中部地區”的“資本主義發展程度和一般文化水準”高於邊疆地區，而且“資產階級革命和民族運動已經發展起來了”，從而保留中國的完整更有利於革命運動的發展(從而也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正是在這個角度上，列寧將袁世凱及與之結盟的北方地區稱為“落後的北方”，亦即有待克服和解決的作為革命障礙的北方。他未能深入分析何以中國的激進革命派不得不做出背離其革命宗旨的妥協，也很可能與他的上述政治-理論的視野有關。“落後的北方”迫使南方的革命黨人做出妥協，但這也恰好說明：中國革命並未採用分離的方式尋求資本主義發展，“北方問題”是中國革命和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北方問題”。

所謂“北方問題”中的“北方”不僅包括東北、蒙古及北洋勢力控制下的華北地區，而且也包括與這些區域關係密切的西北地區和地處西南的西藏地區，“五族共和”概念中涉及的四大族群及其活動區域都在其中。即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蒙、藏等地區的土地改革進程也遠較其他地區緩慢，這也意味著“北方問題”與革命進程中的“妥協”的關係是長期的。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即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以及《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提及“五族共和”的觀念：“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此為民族之統一。”61與他早期的民族觀相比，“五族共和”的提法不再將共和限制於明朝版圖內的漢人共和國，而是將清朝大一統帝國作為“走向共和”的多樣性的廣闊太空。從後一方面說，孫文接過了立憲派的中國觀，但同時以“共和”作為政治性替代。從“五族君憲”轉向“五族共和”62，這一轉變為現代平等政治奠定了基礎，也由此產生了如何通過法律、制度和實踐在保守的宗教-政治傳統(如西藏宗教社會的政治經濟體制)與激進的階級政治之間保持平衡和張力的挑戰。

1921年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和蘇俄影響下，接過了民族自決權的思想，支持蒙、藏、回的民族自治，並主張建立聯邦製國家，但其根本前提是“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63。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過的《關於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對此有明確表述。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國工農紅軍在江西建立蘇維埃的時期，中共在其憲法大綱中重申過以民族退出權為中心內容的民族自決原則。64但是，現代中國革命的總的進程是將民族自決作為反抗帝國主義的獨立要求來理解的，後者正是探索建立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基本前提。中國工農紅軍在黨的長官下利用統治集團的內部分裂和各帝國主義勢力範圍及其代理人之間的矛盾，在邊區形成割據的蘇維埃政權，但從未將自己視為地方性和社群性的政治代表，恰恰相反，在它的政治藍圖中，中國革命從來都是全民族的革命，同時也是世界革命的一個有機部分。中國革命的國際主義和此後提出的第三世界範疇，也都是沿著這一路線展開的。在現代中國的政治語匯中，民族自決權始終是一個具有正面政治價值(民族解放)的概念，但中國革命的反帝反殖鬥爭並沒有因此凸顯民族分離權問題，恰恰相反，它所強調的是被壓迫者的團結問題;即便是強調自治的時刻，被壓迫者的團結也是更為基本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追隨列寧主義路線的中國革命實踐的也可以說是一條沒有盧森堡的盧森堡路線。但就其歷史和政治內涵而言，最合適的解釋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發表的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報告以及有關這個問題的提綱，其基本內容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之後，民族問題已經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的一部分，從而必須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革命形成親密聯盟;必須建立無產階級的政黨，團結廣大農民群眾，解決土地問題;與民族資產階級中的民主派結成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統一戰線，但保持無產階級的政治上的和組織上的獨立性，進而將民族解放鬥爭進行到底。65正是這一綱領為國共合作和從1911年共和革命致力於向社會主義轉變的人民革命(即毛澤東後來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渡提供了政治方向，由此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不再單純地局限於資產階級革命的範疇。66
 

十月革命創造了一個由布爾什維克長官的工人國家。在理論上，這個國家就是馬克思所指的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由無產階級長官的政體，即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首先在於：革命不應該僅僅是國家權力的輪換或改朝換代，而應該伴隨著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的改變，即在日常生活世界徹底改變勞動依附於資本的邏輯。然而，從1917年起，圍繞這一新的政體和國家的性質和使命，不但革命的敵人對於布爾什維克及其長官下的政權展開軍事的和輿論的進攻，而且在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人中，批評和反駁也常常上升到極其尖銳的程度。這些分歧和爭議主要是在歐洲工人運動，尤其是巴黎公社所提供的經驗及其理論解釋中展開的：

 

1.奪權問題：無產階級革命應該通過長期的經濟變革實行社會自治，還是應該通過暴力奪取政權，直接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力?

2.民主及政體問題：社會主義國家是否應該繼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成果，如普選或議會民主製?在政治形式上，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採用分權的聯邦政體，還是應該實行中央集權?

3.政黨與階級的專政問題：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專政還是政黨專政?在當代有關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的重新估價中，仍然可以辨識出那一時代劇烈爭論的清晰線索。
 

​4.過渡時期問題：圍繞上述問題的論辯對中國有影響，但不是決定性的。對於“東方的”社會主義者而言，更為迫切的問題，是如何從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由於東方社會無一例外地尚未經歷徹底的工業化，從而“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步是清除舊的鄉村關係、實行土地改革，進而為工業化積累資源。在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圍繞發展、限制還是取消資產階級法權，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國家經濟中的作用等問題，從1950年代後期開始，不但佔據了中國共產黨及其知識分子的理論舞台，而且也在其經濟和社會的實踐中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就是圍繞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思考、辯論和實踐。
 

回顧這些近乎被忘卻的爭論對於重新確定當代社會鬥爭的目標並非無益。我們還是先從歐洲社會主義者的批判開始分析這些爭論。卡爾·考茨基對十月革命的批判集中在對於中國革命而言最為關鍵的兩個問題上，即政權問題與農民問題。他將俄國革命視為戰爭和沙皇軍事制度失敗的結果，認為俄國既不具備實行社會革命的條件，也不應設想通過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革命應該僅僅停留在推翻沙皇專製制度、實行與資產階級聯合的自由主義階段。考茨基所說的成熟的社會條件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一種帶有蒲魯東主義色彩的觀點，即工人運動應該“用十分和平的手段，即協會、交換銀行、互助保險組織等等來解放工人階級”，另一方面是工人階級只有在經過自我培養而成為精神上充分發展的階級時才能掌握政權。67他接過恩格斯對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巴黎公社的讚美，卻用利沙加勒的說法加以論證：“人們說過，公社是工人階級的政府。這是很大的錯誤。工人階級參加鬥爭、參加行政管理，光是他們的氣息就使運動非同尋常;但他們很少參加實際的統治。”68在他看來，俄國革命的勝利和巴黎公社的失敗不過是因為前者獲得了農民的支持，而後者卻無法與農民產生聯繫。“農民以及與農民有關的在俄國的武裝起義，都倒向在首都執掌政權的革命黨人。這就使他們的制度有了力量並帶有永久的性質，而這是巴黎的制度所沒有能夠得到的。另一方面，這也就產生了巴黎公社所沒有的反動的經濟成分。巴黎的無產階級專政決不是像俄國那樣以農民代表蘇維埃為基礎的。”69

羅莎·盧森堡

考茨基沒有像盧森堡那樣將批判的鋒芒聚焦於民族自決權問題，而是將“地方自治”(在國家民主制度所劃定的範圍內享有獨立自主的權利，限制國家官吏的權力，設立民兵取代常備軍等)與“從工人代表蘇維埃的獨裁權力中產生的一個新的統治階級的獨裁權力”相互對立，認為在這種新的獨裁權力之下，“舊的官僚政治的專製獨裁已經以一種新的但據我們看來決不是有所改進的形式復活了，除這種專製獨裁以外，還正在產生一種新的資本主義的萌芽，而這種新的資本主義是應該對真正的犯罪行為負責的，並且事實上比舊時代的工業資本主義的水準要低得多。”70

羅莎·盧森堡批判了考茨基的觀點，認為“俄國革命是國際發展和土地問題的結果”71。她清晰地看到了1917年革命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05年革命之間的雙重聯繫，前者證明“這是工人階級專政的第一次世界歷史性試驗，而且這一試驗……是在一場帝國主義國際屠殺的世界戰火和混亂之中，在歐洲最反動的軍事強國的鐵圈之中，在國際無產階級徹底不起作用的情況下發生的”72;後者意味著革命的動力不僅是城市無產階級，而且“還依靠同樣提出立即實現和平這一要求計程車兵群眾和把1905年以來就已成為革命關鍵的土地問題提到首位的農民群眾”73。正是由於後一點，盧森堡認為“由農民直接奪取和分配土地”雖然是一個鞏固社會主義政府的良好策略，但其“反面在於，由農民直接奪取土地幾乎是同社會主義經營毫無共同之處的”74。工業與農業的分離是資本主義的特徵，而俄國革命實行的土地改革最終將“給農村的社會主義製造一個新的強大的敵對的人民階層，他們的抵抗比貴族大地主的抵抗危險得多”75。

除了對布爾什維克的土地政策和民族自決權主張的批判之外，盧森堡與其他社會民主黨人分享了對於俄國革命缺乏對民主的尊重與理解的批判。“他們對於立憲會議、普選權、言論和機會自由，總之對於人民群眾的民主主義基本自由的全部設施(這些基本自由加在一起構成了俄國本身的‘自決權’)明顯地采取十分冷漠的蔑視態度”，“在任何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實際上關係到社會主義政策的最有價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基礎，而著名的‘民族自決權’卻無非是空洞的小資產階級廢話和胡說。”76盧森堡認為列寧、托洛茨基等布爾什維克從左面犯了考茨基從右面所犯的錯誤，即將民主與專政對立起來：“列寧說：資產階級國家是鎮壓工人階級的工具，社會主義國家是鎮壓資產階級的工具……這一簡單化了的觀點忽略了最本質的東西：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不需要對全體人民群眾進行政治訓練和教育……對於無產階級專政來說，這種訓練和教育卻是生存的要素，是空氣，沒有它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存在。”77而普選、出版和集會自由，以及自由的意見交鋒，就是這一訓練和教育的主要形式，沒有了這些條件，蘇維埃“固然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就是說，純粹資產階級意義上的專政，雅各賓派統治意義上的專政。”“不僅如此，這種情況一定會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蠻化：暗殺，槍決人質等等。”78這個論斷此後也被引申為無產階級專政不再是一種階級專政，而是政黨或其少數領袖對階級的專政。

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是從書本上去解釋，還是從具體的經驗出發進行總結，這是一個歷史觀和方法論的問題。早在1956年，毛澤東和中共長官層就指出：“除了只存在了七十二天的巴黎公社以外，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親自看到過他們所畢生努力爭取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實現。俄國無產階級在列寧和蘇聯共產黨的長官之下，在一九一七年勝利地實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接著又勝利地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就不但是在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開辟了一個新時代，而且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開辟了一個新時代。”79這一段論述的中心思想實際上是要求人們從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實踐出發，從這一實踐內部去思考和探索其經驗與教訓。

從歐洲工人運動和巴黎公社的經驗來看，無產階級專政應該是建立在每一個階級成員積極參與基礎上的新型民主製。這種民主綜合了全新的生產關係與普選的某些形式，以直接民主的方式超越了立法機構與行政機構的邊界。馬克思說：“公社就是帝國的直接對立物。巴黎無產階級用以歡迎二月革命的‘社會共和國’口號，不過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種不僅應該消滅階級統治的君主製形式，而且應該消滅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國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這種共和國的一定的形式。”80“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麽樣子嗎?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81巴黎公社所采取的原則只是一些很簡單的措施：用普選製選出的代表去代替先前的官吏;隻發給他們普通工人的工資;可以隨時撤換他們;廢除常備軍等等。在馬克思看來，這些措施意味著對於國家機器的根本改造，它不但“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的口號”，而且也“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82。巴黎公社一方面“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佔有者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另一方面又越出自身的歷史範疇，成為一種與一切“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種真正的社會自治。83這也正是今天人們思考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的基本尺度。
 

但是，當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裡獲得了權力的時候，恩格斯放棄了實現這一“無產階級專政”的念頭;此後歐洲議會條件下社會主義的政黨鬥爭接受了公社堅決加以拒絕的資產階級國家及其一切制度框架——伯恩斯坦在1899年出版的《進化的社會主義》中論述了資產階級國家的變化，即包含著階級妥協的社會共和國或初級的福利國家的出現;這一“修正主義的”國家理論的前提是階級關係的變化，即資本家與工人可以分享企業利潤，而不必訴諸對抗性的階級鬥爭。重新復活了“無產階級專政”概念的是列寧和他的中國追隨者。早在1905年，列寧在與“新火星派”的鬥爭中就已經將他們的“革命公社”理念與“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相區別，他將前者斥之為“革命的空話”，而將後者與“臨時革命政府”這一“不可避免地要執行(哪怕只是臨時地、‘局部地、暫時地’執行)一切國家事務”的、絕不能誤稱為“公社”的政治形式聯繫在一起。84列寧的這些看法與馬克思本人反覆強調的公社與一切國家事務之間的尖銳對立並不一致。在十月革命後的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經歷了兩個重要轉變：第一個轉變是從允許多黨合作，實行聯合執政，轉變為以不同的方式確立“共產黨是國內惟一合法的政黨”——即一黨專政——的政治格局;第二個轉變是從以革命政黨為長官、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政治形式，轉變為以黨-國體制為框架、行使一切國家事務的權力體制，即無產階級專政從一種與一切“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種真正的社會自治和參與性民主轉化為合法壟斷暴力的、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結構。

對於中國革命而言，巴黎公社的尺度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生活具有某種反思性意義，但若僅僅從這些短暫的經驗出發衡量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也就難以從具體的歷史條件內部展開對於革命的思考。邁斯納曾經指出現代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徵，即社會各階層的軟弱性：“一個弱小的資產階級和一個更弱小的無產階級。但是，弱小的還不只是這兩個階級，當代中國的歷史特徵是所有社會階層的軟弱。伴隨著處於不發達狀態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是傳統的豪紳地主統治階級權力和聲望的衰落。當帝國主義破壞了與豪紳息息相關的封建帝國官僚機構的基礎後，豪紳地主發現沿用傳統的寄生方式剝削農民更有利可圖——隨著舊政治秩序的解體，通過官僚體制的傳統機會(以及傳統的官僚和儒家對剝削的道德製約)衰減，這種方式越來越具有寄生性。”85與這一社會結構上的特點相伴隨的，是政治軍事力量與社會經濟力量的分離趨勢。這與歐洲社會新階級誕生過程中的一般狀況十分不同。86

因此，通過高度組織化和政治化的方式，亦即能動的方式，將原本處於軟弱狀態的社會階層轉化為遠遠超出其結構性軟弱位置的全新主體，就成為中國革命的基本路徑。一個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的政黨，一個通過土地革命鬥爭以創造新型革命階級的社會運動，一個能夠將這些鬥爭要素全部組織於其中的政治-軍事形勢，一個能夠將國內掃除舊的社會關係的鬥爭與國際反帝運動相互連接的世界圖景，構成了這一轉化的基本條件。

在思考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需要考慮如下幾個歷史特點：首先，中國革命發生在一個工業有所發展，但仍然是以農業為主的社會裡。中國最早的產業工人是南京條約(1842年)簽訂後帝國主義經濟入侵的產物，以船舶修造業和輪船公司為主，而後擴張至其他行業。甲午戰爭前夕，外資企業約100多家，工人約34000人左右。洋務運動時期的官辦和官商合辦企業約40多個，雇傭工人累計4萬人左右。從1870年代開始，中國民族資本有所發展，但規模較小，至1894年，共計開設100多個企業，雇工約27000至3萬人。這一時期工人的總數約為10萬人左右。87從馬關條約簽訂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外資進入中國的規模和速度大幅提高，在修築鐵路、壟斷煤礦和開設工廠方面持續擴張，其中直接和間接投資修築鐵路達到10944公里，新式煤礦29個，工廠166家，另有14家新的輪船公司開張。民族工業也有較大發展，資本額在1萬元以上的廠礦共549家，以紡織、食品、煤礦為主，同時包括部分機器、水電、水泥、航運等行業。截止1913年，全國中外企業中的工人約在50-60萬之間。88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帝國主義國家的商品和資本輸出有所減少，中國民族工業獲得了發展機會，戰前的工廠總數為698個，資本303000餘萬元，至1920年，工廠總數已增至1759個，資本總額5億餘元。據不完全統計，至1919年，中國產業工人約261萬人，其中鐵路工人165000人，郵電工人3萬人，海員15萬人，汽車電車工人3萬人，搬運工人30萬人，中國工廠工人60萬人，外國資本在華工廠工人235000人，礦山工人70萬人，建築工人40萬人。89中國工人階級大多是從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轉變而來，主要集中於沿海都市，絕大多數雇傭於少數外國壟斷資本，資格最老的是海員群體。中國最早的工人運動就是從他們中間發展起來的。
一戰期間，罷工和其他形式的鬥爭浪潮此起彼伏，並迅速地從經濟鬥爭轉向政治鬥爭。這一迅速轉變的條件包含了三個原因：一，歐洲資本主義的發生是一個長期的形成過程，儘管形式民主並未保障工人階級的經濟和政治平等，卻提供了工人階級通過國家和法律框架進行鬥爭的某些管道，而中國工人階級面臨工廠主和軍警的隨時鎮壓，幾乎沒有任何政治上的權利和法律保障。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從一開始便具有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雙重性質，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帝國主義時代被壓迫民族的鬥爭所具有的階級性質，以及為什麽政權問題成為革命的核心問題。二，十月革命後，由於共產黨組織的出現和在共產國際影響下形成的國共聯盟推動工農運動，城市工人運動呈現了鮮明的政治特徵。這也使得原本漠視中國革命可能性和潛力的托洛茨基等俄國革命者看到了類似俄國革命的要素。這些要素的相似性是真實的，但將中國革命的期望寄托在這些相似性之上卻是錯誤的——中國革命雖然與城市無產階級的壯大有著密切聯繫，但根本上是以廣大農村民眾為基礎的。農村民眾成為中國革命生力軍的前提之一，是共產黨從一個以城市工作為中心的政治組織轉化為以鄉村工作為重點的政治組織。三，由於中國社會各階級的軟弱，資產階級和地主豪紳階級無力通過掌控經濟命脈來主導社會變動，相反，他們也必須通過與中央的、地方的政權和帝國主義勢力及其軍事力量的結盟來獲取和保障自身的利益。因此，政權問題或者說奪權問題不得不成為中國革命的關鍵問題。

其次，在各種反革命勢力的鎮壓、屠殺和驅除的條件下，紅色政權的基本支柱是蘇區中央的或地方的軍事力量，從而中國革命為奪取政權而展開的鬥爭不得不以武裝鬥爭作為其主要形式。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實際上就是在黨的組織與鄉村運動之間發生密切關聯的時刻誕生的，或者說是在1928年之後長期的人民戰爭中成型的。這裡有兩個值得關注的事實：一，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標誌著中國共產黨與城市工人階級的早期聯繫的被迫中斷或轉型，從此革命力量逐漸向農村社會轉移(即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的1957年，中共黨員中的工人比例也僅有14%90)。因此，中國共產黨必須探索以農村大眾為主體形成新的革命力量，在城市工人階級相對邊緣化的條件下，完成其建設社會主義的使命。這與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狀況完全不同。二，儘管中國共產黨經常訴諸階級概念展開其社會分析，但這一概念所負載的意義卻主要是政治性的。1931年，中華蘇維埃在其根本法(憲法)大綱中將自身界定為“工人階級和農民群眾的國家”，聲明“蘇維埃政府要徹底擁護工人利益，實行土地革命，消滅一切封建殘余，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廢除一切封建式的資產階級的稅捐，實行統一的累進所得稅的原則，稅則完全由工農兵會議(蘇維埃)決定。只有這樣，農民群眾才能夠在無產階級長官之下取得土地”91。儘管訴諸“工人利益”，但這段文字的重點是：農民群眾如何在“無產階級”(蘇維埃)長官下取得土地。中國革命及其社會主義追求首先表現在其政治結構、政治主體和政治理念方面，而後才表現在經濟水準和生產形態的變革之上。

第三，沒有蘇維埃政權，這場與工人階級沒有多少直接聯繫的土地革命就談不上“無產階級長官下”的革命。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雖然只存在了三年，卻建立了一個行之有效、功能齊備的政權和30萬之眾的紅軍，先後管轄的人口達到六百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根本法(憲法)大綱草案》的第一節指出：“這一革命戰爭的目的是要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的統治而建立全國工農群眾自己的政權。”92江西蘇區的中華蘇維埃不僅是延安時代的預演，而且也是1949年建國運動的預演，由此開啟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與建國運動相結合的模式。《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第一條指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根本法(憲法)底任務，在於保證蘇維埃區域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達到它在全中國的勝利。這個專政的目的，是在消滅一切封建殘余，趕走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勢力，統一中國，有系統地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國家的經濟建設，提高無產階級的團結力與覺悟程度，團結廣大的貧農群眾在它的周圍，以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93中國革命由此成為漫長的政權建設過程，即從“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94向全國範圍的無產階級專政過渡的過程。

第四，這一政權建設過程與人民戰爭相始終。人民戰爭不是一個純粹的軍事概念，而是一個政治範疇，是創造新的政治主體的過程，也是創造與這一政治主體相適應的政治結構和它的自我表達形式的過程。如果說土地改革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內容和工業化的前提條件，那麽，這一任務的完成正是通過人民戰爭奠定其基礎的。實際上，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中國共產黨及其地方政權已經完成全國20%的土地改革。在掌握了全國政權之後的短短三年裡，有著漫長傳統和廣泛社會政治基礎的地主階級就徹底消失了。這一點對於理解中國早期的蘇維埃政權的性質及其與黨、階級等的關係至關重要。在人民戰爭中，現代政黨的代表性關係被根本地轉化了，以農民為主要內容、以工農聯盟為政治外殼的人民這個主體的誕生，促成了一切政治的形式(如邊區政府、政黨、農會和工會等)的產生或轉型。政黨在人民戰爭中與軍隊的結合、政黨在人民戰爭中與紅色政權的結合、政黨在人民戰爭中通過土地革命而與以農民為主體的大眾的結合，政黨在人民戰爭中與其他政黨和其他社會階層及其政治代表的關係的改變，都提醒我們人民戰爭創造了與歷史上的政黨全然不同的政黨類型，創造了與歷史上無產階級截然不同的、以農民為主要成員構成的階級主體。
 

延安大生產運動

在根據地，土地改革和武裝鬥爭成為政黨政治轉化為大眾運動的基本方式。井岡山鬥爭和此後延安時代的中心問題由此變成了革命戰爭和民族戰爭條件下的土地改革和政權建設。黨和軍隊的結合，黨通過軍隊跟農民運動、土地改革之間的結合，黨及其長官下的蘇區政府對經濟生活的管理，黨在民眾工作中展開的文化運動，不但改變了革命的具體內容和中心任務，而且也通過政黨、軍隊、政權和農民運動的多重結合，創造了一個全新的革命政治主體。這就是人民戰爭的政治基礎。毛澤東說兵民是勝利之本，這一命題就包含了人民戰爭的一般原則：第一，只有動員和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第二，不但要有強大的正規軍，而且還必須有地方的武裝和民兵;第三，兵民的範疇意味著一個與軍事鬥爭密切相關的、以土地改革和政權建設為中心的政治過程。人民戰爭的關鍵成果之一是割據的紅色政權的確立。紅色政權的主要政治形式是邊區政府或邊區蘇維埃。邊區政府是日常生活的組織形式，從而也要借鑒中外歷史上的國家經驗，但這一政權形式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國家，無法按照歐洲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關係的模式對之進行界定;在持續的政治和戰爭動員中，它是獲得自覺的階級的政治形式。

在人民戰爭條件下，中國共產黨與根據地政府處理的不是簡單的軍事問題，而是日常生活的組織問題。這就產生了政黨和政府的群眾路線問題，其主要內涵是：一，為最廣大群眾謀利益，是黨的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二，邊區政府是群眾生活的組織者，只有盡一切努力解決群眾的問題，切切實實改良群眾的生活，取得群眾對於邊區政府的信仰，才能動員廣大群眾加入紅軍，幫助戰爭，粉碎圍剿。因此，人民戰爭不僅是採用軍事鬥爭的手段有效消滅敵人的方式，而且也要處理土地、勞動、柴米油鹽、婦女、學校、集市貿易甚至貨幣金融等構成人民生活內容的主要問題。軍事與日常生活的相互滲透和轉化成為人民戰爭的核心問題。

群眾路線是人民戰爭的基本策略，它是政黨的政策，也是重構政黨的方式：一方面，如果沒有組織，我們就不知道群眾在哪裡，另一方面，如果沒有與群眾打成一片、向群眾學習的過程，組織就是沒有活力的、凌駕於群眾之上的結構。在廣闊的、尚未工業化的鄉村，以農民為主體的政黨在運動中獲得了政治表達，在這個意義上，正是人民戰爭條件下的政黨及其群眾路線創造了階級的自我表達，從而也創造了政治性的階級。相對於政黨、政黨政治、蘇維埃政府等源自19世紀歐洲和20世紀俄國的政治現象，人民戰爭是中國革命中更具原創性的發明。

在這個意義上，不理解人民戰爭，就不能理解中國革命的獨特性，就無法理解這場革命中的“黨的建設”與此前的政黨政治的深刻區別，就不能理解群眾路線、統一戰線等在20世紀中國產生的獨特政治範疇的歷史內涵。如果將人民戰爭條件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具體實踐與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做一個對比，我們可以發現什麽呢?首先，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都發生在法國和俄國的政治經濟中心，而中國人民戰爭條件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實踐卻是在遠離中心地區的偏遠鄉村展開的。考茨基曾經提及如下事實：“目前的德國革命沒有中心，而法國大革命卻受巴黎方面的控制。如果不考慮巴黎對整個法國在經濟和政治上所佔的重要地位，那次革命以及在革命中間發生影響的恐怖統治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在18世紀甚或19世紀，沒有一個城市行使過像巴黎在那個時期所行使的權力。這是作為中央政府的王室所在地在一個近代官僚政治中央集權國家中佔有重要地位的結果，只要近代工業資本主義和運輸工具的發展隨著帶來的經濟上的地方分權還沒有開始，就會發生這種情況。”95類似的條件在俄國也是相似的。發生在中心地區的武裝起義一旦獲得成功，就會依托都市的中心地位快速形成國家機器，從而捍衛這一國家機器並使其長期化，就成為革命政權建立之際的首要任務。而在中國的人民戰爭中，由於遠離中心，並不存在迅速形成全國性政權的條件，紅色割據條件下的蘇維埃政權將在長期的鬥爭中為持續形成不斷壯大的革命主體而奮鬥。

其次，巴黎公社以清一色的城市人口——工人階級、手工業者和下層市民——為主體，十月革命雖然得到了農民階級的支持，但同樣以工人階級和士兵為主體，而中國的人民戰爭卻是以農民以及由農民為主要成員組成的軍隊為主體的。農民與中國革命的關係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已經為中國早期的革命者所討論。例如，1908年，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培就在《衡報》發表《無政府革命與農民革命》的文章，指出中國大資本家以田主佔多數，中國人民以農民佔多數，中國政府之財政以地租為大宗，“故欲行無政府革命，必自農民革命始。所謂農民革命者，即以抗稅諸法，反對政府及田主。”“財產共有製，必以土地共有為始基，而土地則以田畝為大宗。惟農民實行土地共有，斯一切財產均可易為共產製。”96他在農民身上看到了通常被遮蔽了的團結性和抵抗潛力，尤其是與共產主義財產制度之間的可能聯繫，不能不說是有預見性的。但1911年中國革命並沒有發掘出這樣的潛力，終於陷於失敗的境地。

如果沒有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中從事工農運動的經驗和此後深入鄉村的遊擊戰爭，農民階級很難承擔起無產階級革命的使命。劉師培對於農民革命的看法是從經濟結構和階級關係的角度展開的，實際上是將有關歐洲工業社會階級關係的分析方法移用於農業社會，分析人口、國家財政和財產所有權。他在正確地指明農民革命的潛力的同時，卻誤以為這種潛力可以從經濟結構和階級關係中自發地或自然地產生出來。1928年以後的中國革命同樣挪用了歐洲的階級分析方法，但強調的是農民作為一個革命力量的政治形成。因此，革命黨人並沒有以實行土地共有為途徑，反而是以“耕者有其田”相號召，讓貧苦農民從農業無產者轉化成為土地所有者，即通過分田來產生政治動員，進而在人民戰爭中促成這一在土地改革中成為小資產者的廣闊階層在政治上實現“無產階級化”。農民階級的經濟地位與革命的政治意識之間的張力產生了政治性無產階級形成的獨特景觀：被盧森堡所詬病的土地改革恰恰成為農民階級形成政治動員、參與蘇維埃政權建設、學會自我管理並在黨的引導下形成組織的政治契機。

農民作為無產階級並不只是主觀的政治進程的結果，這一命題本身也是帝國主義時代全球性勞動分工的產物;正如民族作為被壓迫階級的命題一樣，它不是歐洲語境中的階級鬥爭的直接後果，而是20世紀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戰爭的產物。戰爭是暴力，但人民戰爭也是教育和訓練人民、形成黨與人民之間的有機聯繫的實踐過程。識字運動、生產合作、社會組織、尊重婦女、婚姻自主、衛生習慣、鄰裡關係、乾群關係，所有這些新的集體生活的日常形式和新的價值，就是在戰爭和土地改革的過程中逐漸發展並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意識之中的。中國革命必須將農民階級轉變為革命人民的主體，這一歷史命運意味著這場革命不能自然地和自發地從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階級性格和訴求中產生出來，而必須通過軍事鬥爭、政治鬥爭、生產鬥爭和生活鬥爭轉化其成員的階級性格和訴求。這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歷史進程。
那麽，如何估價中國在土地革命中形成的“人民民主專政”?我們能否模仿盧森堡的說法，認為這個專政不是階級的或人民民主的專政，而是黨的專政，甚至一小撮黨的領袖的專政?回答這一問題的正確途徑是回到人民戰爭的範疇內來理解黨的轉型和人民這一不斷形成中的政治主體的生成過程。正是在人民戰爭、土地革命和建國運動的相互滲透之中，黨本身從一個城市精英及其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轉化為一個具有高度組織性的、滲入了整個鄉村機體的、具有廣泛群眾基礎並團結了不同社會階層的運動。我將這個人民戰爭中形成的政黨稱為具有超政黨要素的超級政黨。所謂超政黨要素，是指共產黨與大眾運動、建國運動、軍事鬥爭和生產鬥爭相互結合，所謂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也使得它不只是一個先鋒黨，而且也是一個大眾運動。所謂超級政黨，是指這個黨並不準備與其他政黨在憲法框架下分享權力，而是通過自身的大眾性和有機性形成其“民主專政”。

人民這一政治概念也必須與人民戰爭聯繫起來理解。儘管中共習慣於使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術語將人民或中國人民概括為幾個簡單的範疇，例如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但在人民戰爭中，人民這一概念表述的其實不過是人民的政治形成過程。不同階層的成員都可能在人民戰爭中成為人民的一員或人民的同盟者。例如，在民族戰爭中，甚至作為土地革命對象的地主階級也可能成為統一戰線的一部分。這一獨特而靈活的階級分析方法的源頭之一，正是俄國革命對於帝國主義時代及其政治形態的分析。如果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可以被理解為帝國主義時代的階級鬥爭，那麽，在中國社會，除了極少數統治者，有哪些成員沒有可能被納入“人民”的範疇呢?

馬克思曾經將無產階級專政設想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革命鬥爭時的戰時狀態，但從未設想過這種戰時狀態會採用依托鄉村展開的人民戰爭形式。軍事鬥爭的暴力形式、敵我力量的不平衡、戰爭條件下內外(敵我)關係的尖銳化，使得這一具有廣泛社會基礎的“民主專政”建立在鮮明的敵我分界之上。儘管分界本身存在著遊動與轉化，但對專政對象的壓製始終是這一政體的基本特徵。毛澤東從未羞於承認革命政權的專政性質，也從未掩蓋革命的暴力過程;他強調的不過是：革命的專政正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形式。在生死對峙的氛圍中，一般地否定革命的暴力性，或者通過對革命暴力性的否定來否定整個革命進程，幾乎無從對20世紀的歷史進行政治分析。

正是在這裡，盧森堡對於十月革命的批評方法是有啟示性的，即在反思革命的內在矛盾和危機時，必須將革命戰略和策略與具體的情境結合起來探討革命者的錯誤，而不是以自由、人權的一般原則對革命做總體性的否定。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伴隨著中國共產黨全面接管國家政權，“鎮壓反革命”的行動更加組織化和法制化。關於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在“鎮反”運動中和土地改革中被處死的人數，至今沒有準確的統計，但總規模是巨大的。階級概念的限制及其濫用、紅軍幹部和戰士的教育和訓練水準、及時有效的交通和傳播方式的匱乏、黨內鬥爭與軍事力量的直接結合及由此衍生的軍閥作風和宗派主義，也使得這一專政機器不斷地將鬥爭的矛頭對準自身的機體和成員。1930年代蘇聯“肅反”政策對中國共產黨具有直接影響，加之在嚴酷的鬥爭環境下，黨內缺乏嚴格的民主審核機制和法律傳統，使得初期的紅軍和共產黨組織犯下嚴重的政治錯誤和殘殺自己同志的悲劇(在所有這些悲劇中，最為著名和慘烈的是1930-31年發生在江西蘇區的鎮壓“AB團”運動、1931年底在閩西根據地發生的肅清“社會民主黨”的運動，以及綿延至1935年的整個肅反運動)。中共在延安時期對此做了深刻總結，力求健全制度，減少冤假錯案，但無論在延安時期，還是在新中國建立之後，由黨內鬥爭而衍生的以及在濫用階級概念的狀態下形成的冤假錯案頻繁發生：1950年代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案”、反右運動的擴大化、“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案”，至1960年代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陶(鑄)，以及此後發生在全國各地不同層次的冤假錯案，若考慮到各地區的同類性質的事件，實在不勝枚舉。

在這些激烈的政治運動中，存在著嚴肅的政治路線分歧，也存在著以思想鬥爭、組織建設或“文化革命”而非暴力革命進行鬥爭和對話的可能性，或者說存在著思想鬥爭和路線鬥爭的正當性;沒有理論辯論、實踐檢驗和路線鬥爭，就不可能解釋中共的多次歷史性轉折，從而不能將對理論辯論和路線鬥爭中發生的上述悲劇轉化為對於理論辯論和路線鬥爭本身的否定。20世紀中國革命始終圍繞著政權問題而展開，即便在革命成功之後，社會主義體制內部的矛盾和鬥爭也經常與奪權問題相伴隨。這是時勢之必然，還是策略之錯置，需要審慎地分析，但在上述至關重要的歷史關口，階級概念的僵化和盧森堡所批評的漠視民主形式的布爾什維克傳統，以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解決黨內政治分歧的可能性喪失了或部分地喪失了。如果說在人民戰爭中，階級概念的靈活運用曾經激活了廣大鄉村的政治生活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那麽，在政權鞏固的階段，階級邊界的僵化和階級概念的濫用，卻使得這一概念日益向一種取消人的能動性的方向轉化。1960年代臭名昭著的“血統論”正是階級概念去政治化的結果。因此，不是簡單地否定階級概念及其蘊含的政治能量，而是分析這一概念的政治化與去政治化過程，才是理解這一時代階級政治的成就與失敗的正確方式。所有這一切，依賴於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往複探索和持續張力。

中國革命的成就和政治創新堪稱20世紀人類歷史上的奇跡之一，但對人民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實踐進行重新檢討卻是必要的。在對革命進行“審判”已經成為時尚的時代，或許我們更應該將這一判斷倒過來表述：批判地審視人民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實踐是必要的，但重新闡釋中國革命的成就及其政治創新卻更為迫切。事實上，在蘇聯與中國之間，圍繞如何估價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爭辯早在1956年前後就已經開始了。就是在這一年，蘇共二十大召開，赫魯曉夫發表了著名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迫使中共和各國共產黨對此作出回應。毛澤東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這一問題，先後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引起巨大反響的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4月5日)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12月29日)。毛澤東和中共長官層分析了史達林在肅反擴大化、對德國入侵缺乏警覺、忽視農民福利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錯誤，認為“史達林在這些問題上，陷入了主觀性片面性，脫離了客觀實際狀況，脫離了群眾”97，“損害了蘇聯黨的生活中和國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原則，破壞了一部分社會主義法制。”98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及其同事們在反思史達林的錯誤和中國革命中的教訓時，並沒有像考茨基、盧森堡那樣訴諸選舉製、議會民主製等源自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形式民主經驗，而是重新回到在人民戰爭中形成的“群眾路線”，探索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民主問題。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作者引述了1943年6月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黨的長官方法的決定：“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長官，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99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就容易犯教條主義的錯誤，而1927-36年間發生在紅色根據地的肅反擴大化就是這一錯誤的後果。

除了破壞民主集中製、脫離群眾之外，史達林的另一個錯誤是將中間勢力作為革命的主要打擊對象。毛澤東及其同事們在這裡的分析實際上是在訴諸人民戰爭中“人民”這一範疇的政治形成過程。“在某種條件下，孤立中間勢力可以是正確的。但是並不是在一切條件下，孤立中間勢力都是正確的。按照我們的經驗，革命主要打擊方向應該放在最主要的敵人身上使它孤立，而對中間勢力，則應該采取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至少使他中立，並且應該力求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它從中立的地位轉變過來，使它和我們成立聯盟，以便有利於革命的發展。”100在同一篇文章中，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論證說：“曾經有一個時期(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十年內戰時期)，我們的一些同志簡單地搬用史達林的這個公式到中國革命中來，把主要的打擊方向對著中間勢力，把它說成是最危險的敵人，結果沒有孤立真正的敵人，反而使自己陷於孤立，使自己吃了虧，而有利於真正的敵人。鑒於這種教條主義的錯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打敗日本侵略者，提出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這裡所指的進步勢力，就是共產黨所長官和可能影響的工人、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的力量。這裡所指的中間勢力，就是民族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民主人士。這裡所指的頑固勢力，就是那些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以蔣介石為首的買辦封建勢力。”101

關於中間勢力的討論涉及區分兩種性質的矛盾。“第一種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在帝國主義陣營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帝國主義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壓迫民族之間，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等等)。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礎是敵對階級之間的利害衝突。第二種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在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間，共產黨內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間，社會主義國家政府和人民之間，社會主義國家相互之間，共產黨和共產黨之間，等等)。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發生不是由於階級利害的根本衝突，而是由於正確意見和錯誤意見的矛盾，或者由於局部性質的利害矛盾。它的解決首先必須服從於對敵鬥爭的總利益。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而且應該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獲得解決，從而在新的條件下得到新的團結。當然，實際生活的情況是複雜的。有時為了對付主要的共同的敵人，利害根本衝突的階級也可以聯合起來。反之，在特定情況下，人民內部的某種矛盾，由於矛盾的一方逐步轉到敵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轉化成為對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後，這種矛盾也就完全變質，不再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圍，而成為敵我矛盾的一部分了。這種現象，在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都曾經出現過。總之，一個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就決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同敵我之間矛盾等量齊觀，或者相混淆，更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放在敵我矛盾之上。否認階級鬥爭，不分敵我的人，決不是共產主義者，決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開始談到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之前，我們認為必須首先解決這個根本立場問題。否則，我們就必然會迷失方向，就不可能於國際現象作出正確的解釋。”102即便在理論上提出了這一問題，中共仍然在區別兩類矛盾的問題上犯這樣和那樣的錯誤，1957年“反右”運動和1960-70年代針對“走資本主義路線當權派”的鬥爭中的“擴大化”現象都是清晰的例證。

伴隨著社會主義國家的建成，革命政黨的執政地位和權力壟斷成為基本的政治特徵，由此產生了兩組矛盾，其中第一組是如何處理無產階級政黨的長官地位與國家立法行政體制之間的關係。正如韋伯所說，在勞動分工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時期，任何一種政治形態都不可能徹底擺脫官僚制度。無論是巴黎公社的失敗，還是19世紀民族國家體系的鞏固，都證明國家作為這一時代的支配性政治形式是難以回避的。在這方面，簡單地指責社會主義國家保留了官僚機器或國家並不具有真正的深刻性。根本問題在於：在國家繼續存在並不斷加強的條件下，作為“群眾向導”的革命黨如何避免自身的官僚化，進而使國家成為一種包含著自我否定趨勢的政治形式，即包含著參與性民主活力的政治形式?列寧一再強調保持布爾什維克與蘇維埃之間的必要區分的重要性，毛澤東也認為“階級的專政與黨的專政是有分別的東西，黨只是階級的最覺悟的一部分人的組織，黨應當而且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中起長官作用，黨不應當而且不能代替階級去實行專政。”103但社會主義國家最終發展為一種獨特的黨-國合體，“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都必須統一由黨中央規定”104。

政黨國家化一方面導致中心化的權力集中於政黨，另一方面則使得政黨與大眾的距離日益擴大。伴隨政黨角色的變化，社會主義的國家體制得到鞏固，而馬克思預設的這一國家體制的自我否定性卻近於消失。如果說政黨國家化是人民戰爭傳統逐漸喪失活力的產物，那麽，探索克服政黨國家化的方式之一，不可能僅僅局限於形式主義地討論黨政分離和黨的組織建設，而應該從那個逐漸喪失的傳統中探索參與性民主或人民民主的途徑。文化大革命是在政黨的國家化過程發展到一個階段的產物。在政黨國家化的條件下，重新進行社會動員，亦即在黨-國之外激活政治領域和政治價值，形成大眾民主，構成了“文革”初期的特點之一。毛澤東重申革命政黨的政治價值，試圖通過社會運動和政治辯論打破政黨與國家的絕對權威，目的是重構一種包含著自我否定態勢的社會體制，即不再是過去意義上的國家，而是一個通向自我否定的國家和一個自我否定的政黨。作為“文革”宗旨之一的“五七指示”將文化大革命與社會分工的靈活性聯繫起來，力圖從根本上鏟除官僚製得以確立的社會分工模式。社會主義實踐，就其根本宗旨而言，在於將不可避免的社會分工與既往一切等級主義的社會模式(貴族等級的、封建的等)或對抗性關係(階級的、資本主義的等)區分開來，進而讓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而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徹底改造一切再生產等級關係和對抗性關係的政治機制、生產方式和文化條件。

“文革”初期，以巴黎公社為楷模的工廠、學校和機構的自治的社會實驗(也包括稍後出現的所謂“三代會”即“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之類的群眾組織)在各地短暫出現，這是對舊的國家機器進行改造的嘗試，亦即一種超越國家機器的文化-政治實踐。由於運動與派系鬥爭、黨-國體制及其權力搏鬥糾纏在一道，這一在國家和政黨之外激活政治的模式迅速蛻變。60年代晚期以“三結合”的形式組成的革命委員會是一種在群眾運動與官僚化的國-黨體制之間達成妥協的產物。這一政治形態包含著公社運動的各種因子，如將工人、農民和士兵代表選入各級政府和黨的長官機構，要求各級黨和政府的長官者分批、定期地深入鄉村和工廠從事社會實踐，等等。儘管工人、農民、學生或士兵的代表由於無法適應國-黨體制的需求而始終居於權力格局的邊緣，105但這一在國家的時代對國家進行的創新不能說毫無意義——許多觀察者相信：正是由於存在著上述政治實驗，相較於蘇聯共產黨支配下的官僚體制，中國“後文革”時代的政治制度具有更大的彈性和回應社會需求的能力。

社會主義國家需要處理的第二組問題是執政黨、社會主義政府與經濟的關係。無產階級專政不是政權從一部分人手轉運站換到另一部分人手中，而是全部生產關係的改變。這一問題經常被簡化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對立，但其核心是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專政不是一種脫離經濟關係的政治形式，而是建立在深刻的社會革命基礎上的過渡性國家。在解釋社會主義國家的官僚製現象時，許多人將共產黨和政府的官僚化與經濟管理問題聯繫起來，毛澤東就曾針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問題批評一長製和泰勒製，因此，人們發生了這樣的疑問：“史達林的錯誤的發生，是不是由於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已經過時，而不能再適應蘇聯發展的需要了呢?”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中國共產黨人回答說：“蘇聯經濟迅速發展的事實證明，蘇聯的經濟制度基本上是適合於生產力發展的，蘇聯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適合於經濟基礎的需要的。史達林的錯誤並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而來;為了糾正這些錯誤，當然不需要去‘糾正’社會主義制度。”“另外有些人想用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對於經濟事業的管理來解釋史達林的錯誤，認為政府管理了經濟事業就必然成為妨害社會主義力量發展的‘官僚主義機構’，這也無法令人信服。誰也不能否認，蘇聯經濟的巨大高漲正是勞動人民的國家政權有計劃地管理經濟事業的結果，而史達林所犯的主要錯誤，卻很少同管理經濟的國家機構的缺點有關。”106

從1956年圍繞史達林錯誤問題的辯論至今，對於蘇聯實踐的全盤否定逐漸佔據了上風，以致我們需要追問：在蘇聯經濟問題上，到底是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的判斷正確，還是那些否定的觀點正確?這裡只能簡要地點出如下幾個事實：一，與其他在1917年發展水準相同的經濟體相比，蘇聯的增長速度遠遠領先。羅伯特·艾倫(RobertC. Allen)利用經濟學、人口學和電腦模型重新統計國民總消費，證明1928-70年代蘇聯在五年計劃指導下獲得了高速增長。1970年代出現的經濟停滯主要源自軍備競賽，而不是由於經濟體制本身。107二，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亞洲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蓬勃發展，除中國之外，越南、老撾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和人類發展指數均成長迅速，達到其歷史發展中的最高增速。三，十月革命引發了全球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更是出現以蘇聯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陣營。冷戰的格局引發了兩種社會制度之間的競爭，促成了歐美社會福利國家的快速形成。二戰之前，歐美國家的社會保險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比重在1.66%以下，戰後，由於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壓力，在經歷了1948-73年經濟的高速增長之後，歐美國家用於福利的開支大幅上升：1960年平均佔GDP的10.41%，1970年達到14.8%，1980年躍升至20.09%。沒有蘇東社會主義的壓力，歐美社會福利佔經濟增長的比例是難以如此迅速地上升的。

但是，社會主義體制中經濟與政治的關係持續地發生著變化，也存在著內在的矛盾。毛澤東用“過渡時期”的概念描述中國社會主義的性質，同時認為：並不存在一勞永逸的、完美的制度，即便在基本制度適合需要的情況下，“在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在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也仍然存在著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表現成為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環節上的缺陷。這種矛盾，雖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質的變革來解決，仍然需要及時地加以調整。”108  1962年，就在中蘇論戰公開爆發之際，毛澤東提醒全黨：“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麽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109因此，設想一種脫離了社會主義經濟過程的“無產階級專政”或“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可思議的。

但到底什麽才是“社會主義經濟”呢?存在著沒有社會主義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嗎?在回答20世紀社會主義的失敗究竟從何開始這一問題時，關鍵的問題或許不是時間點的確定，而是如何辨別社會主義國家體制內經濟與政治的逐步分離——何時、如何、以何種形式、為什麽發生這樣的分離。這一分離的實質是探索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實踐的轉向與終止。這也是估價中國社會主義與蘇東社會主義的不同命運和路線的主要視角之一。以改革之前的人民幣為例。由於社會主義中國仍然保留並仍然在發展商品經濟，故人民幣具有貨幣的性質;但社會主義中國試圖在發展公有製經濟過程中同時發展商品經濟，又在發展商品經濟的同時“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故人民幣並不只是商品交換的工具，它與其他票證等所象徵的人與人、人與物的關係並非純然的商品交換關係。在這個意義上，人民幣是貨幣又不是貨幣，它標誌著一種新型的社會-政治-經濟關係的創生。由於經濟發展與商品經濟之間的這種複雜關係，勞動者參與其中的生產過程不能簡單描述為出售勞動力的過程，相反，勞動者的勞動付出除了換取生活必需品(勞動力再生產)之外，也包含著創造新的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的含義。

因此，在這一過程中，經濟過程不是與社會政治過程相互脫節的過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的很長時期內，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水準很低，民族資本極為弱小;在資本和技術匱乏的條件下，工業增長大規模地依賴於大眾動員和勞動力投入，人民戰爭的傳統和新中國的政治動員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動力。文化大革命從造反開始，但迅速地沿著早期人民戰爭的邏輯向奪權及權力鞏固方向轉變;在這一急劇而混亂的轉變中，對於社會主義經濟的探索未能成為中心的問題。1970年代，改革首先從經濟領域開始，也意味著經濟構成了社會主義體制的“薄弱環節”。伴隨改革的深化，經濟逐漸蛻變為一個獨立於社會主義政治的領域，勞動者從社會的政治上的主人轉化為勞動力商品的出售者，從而社會主義政治向國-黨政治轉化，社會主義的理念演化為與勞動人民的日常生活實踐相互脫節的、僅僅用於鞏固國-黨體制的合法性話語。因此，經濟與政治的脫節同時也正是政治的蛻變。如果說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就是克服卡爾·波蘭尼所謂經濟與政治的分離這一19世紀歐洲的“大轉變”的偉大實踐，社會主義的失敗就發生在經濟再度與政治和其他社會關係的脫離並主宰其運行的時刻。在經濟邏輯凌駕於其他政治和其他生活領域之上時，社會主義政治的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判斷當代中國社會性質的方法之一，就是透過新古典主義(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凱恩斯主義(政府作用)的話語重疊去剖析中國社會經濟變遷，觀察在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的關係及其運行軌跡。

在當代的語境中，左翼和自由派關於20世紀社會主義失敗的討論主要集中在黨、國家和經濟這三個方面。黨在奪取權力和鞏固政權方面顯現了力量，但在建立過渡性國家的過程中卻時刻面臨異化的危機;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經濟方面或許有驚人的成就(雖然並非總是如此)，但在消除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關係方面卻不斷妥協;伴隨著計劃經濟的失敗，市場制度在俄國和中國等國家重新佔據了中心地位，從而將國家再度界定為與市民社會相互分離的控制機器。這些狀況與中共在1950年代後期對十月革命的經驗所做的歸納和對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估計完全不同。當年的中共堅持認為：政黨、政權、無產階級專政、工業的國有化和農業的集體化、有計劃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文化、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等等，恰恰是十月革命路線的最重要的成就。

1956年與今天的局勢不可同日而語，但不可否認：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也在思考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折和教訓，並清晰地看到了黨和國家在社會主義運動中所犯的嚴重錯誤。不同於西方左翼對於政黨和國家形式的質疑，對於毛澤東及其同事們而言，人民戰爭中的政黨與未經人民戰爭的政黨是截然不同的。問題並不在於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延續了資產階級國家和政黨的形式，而在於能否有效地形成讓這些制度成功運行的方法。毛澤東說：“有了正確的制度以後，主要的問題就在於能否正確地運用這種制度，就在於是否有正確的政策、正確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沒有這些，人們仍然可以在正確的制度下犯嚴重的錯誤，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國家機構做出並不良好的事情。”110當他從中國革命的經驗和教訓出發思考“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國家”問題時，集中闡明的是武裝鬥爭的戰略，群眾路線的方針，統一戰線的政策，黨的建設的路徑，區分敵我兩類矛盾的辯證法，綜合政治、經濟和文化鬥爭的方式等。

即便在今天，區分這兩種總結經驗和教訓的方式也是有意義的——共產主義除了作為哲學假設，還包含著仍然可以激活的豐富經驗;對於21世紀社會主義的探索不僅應該而且需要對於俄國革命、中國革命和其他第三世界的人民革命進行總結，像當時的革命者們一樣，不僅思考革命的原則，而且根據各國的具體情況，做出歷史的和理論的總結。這不是為了重複過去，盲目而空洞地以革命相號召，像盧森堡批評的那樣，將在特定條件下“被迫采取的行動”當作革命的樣板推薦給整個社會主義事業，而是直面當代的條件和危機，探索通往未來的路線——不是抽象地、兩手空空地面向未來，也不是單調地、教條地重複群眾路線、人民戰爭和黨的建設的口號，並以一種反智的、專斷的方式將中國革命的經驗凝固化。這是持續性危機的時刻，是19-20世紀的偉大實驗成果正在耗盡其活力的時刻，也是孕育著新的、不同以往的知識的、經濟的、文化的、交往形式的變革的時刻。在新的知識條件、社會構成、國際關係和經濟狀況之下，重新思考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的經驗，不過是為了激發人們的激情、智慧與想象力，拒絕經濟以分離的形式主導日常生活世界的宿命，擺脫少數精英以分離的形式控制大多數人生活的模式，讓每一個人投身創造性的、集體性的和制度性的實踐的路徑。

因此，除了“假設”之外，社會主義依然是一個實踐的課題，但在今天的條件下，這個實踐的課題需要從理論探索——包括對於20世紀社會主義實踐的理論分析——開始。
 

2017年5月5日 哈佛
2017年11月7日 清華

1  這是一篇在匆忙中形成的文字，其中綜合了我在《亞洲想象的政治》《去政治化的政治》等論文中的想法和表述。這一點需要首先給予說明。
2  這是謝·亞·菲拉托夫在“1917年的十月和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的實驗”莫斯科科學-實踐會議上的發言，刊於《1917年十月和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的實驗》一書，1995年莫斯科版。這裡使用的是標題為《關於布爾什維克實驗的爭論》的譯文，刊於劉淑春、翟民剛、王麗華編：《“十月”的選擇——90年代國外學者論十月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第305、307頁。
3  這是原蘇聯《共產黨人》雜誌歷史部編輯B.布舒耶夫對印第安納大學教授、國際十月革命史委員會副主席亞·葉·拉比諾維奇的採訪記錄，刊登於1990年第16期《共產黨人》。這裡引用的是題為《1917年秋季的俄國》譯文，見《“十月”的選擇——90年代國外學者論十月革命》，第25頁。
4  這是烏克蘭國立盧甘斯克師范學院教授阿納托利·伊萬諾維奇·福明刊登於俄羅斯《自由思想》雜誌1996年第10期的文章《對革命時期重大事件的反思》中的觀點，引自同上書，第367頁。
5  同上，第351頁。
6  這句話是列寧的原話，但作者按照自己的論述加以運用，見同上書，第352頁。
7  E.T.博羅金：《1917年我國發生了什麽事件?》，原載蘇聯《社會政治科學》雜誌1991年第9期，譯文見同上書，第137-138頁。
8  列寧曾說：“布列斯特和約的重大意義，在於我們能夠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第一次大規模地利用了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矛盾，使社會主義終於佔了便宜。”中共中央編譯局：《列寧全集》(第一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00頁。
9  Главная >Указы 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19.412-рп，見吳恩遠：《普京為什麽要紀念十月革命100周年》，http://www.sohu.com/a/150648899_688065(2017年11月3日登錄)。
10К 100-летию Велик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революции: осмысление во имя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引自同上吳恩遠文。
11吳恩遠：《普京為什麽要紀念十月革命100周年》。
12關於上述事件的每一項，俄羅斯學者之間都有不同意見。李燕：《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紀念：俄官方與學界的新動態》，《俄羅斯學刊》，2017年第3期。
13吳恩遠：《普京為什麽要紀念十月革命100周年》。
14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0.09.15 г. № 487PDF, 39.0 кБ，引自同上。
15В МИРЕ 14:22, 9 марта16，引自同上。
16吳恩遠：《普京為什麽要紀念十月革命100周年》。
17《普京在政治鎮壓受害者紀念碑“悲傷之牆”落成揭幕式上的講話》，https://media.weibo.cn/article?id=2309404169703256931939&jumpfrom=weiboco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2017年11月3日登錄)。
18羅莎·盧森堡：《論俄國革命·書信集》，殷敘彝、傅惟慈、郭頤頓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5頁。
19同上，第34頁。
20Alain Badiou,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New Left Review 49 (JANFEB 08), p.34-35。https://newleftreview.org/II/49/alain-badiou-the-communist-hypothesis。
21同上，p.36。
22即從1917年十月革命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終結的歷史進程，這是相對於從法國大革命至巴黎公社(1792-1871)的第一序列的時期。第一序列是為共產主義設想劃定位置的場景序列，第二序列則是將共產主義設想付諸實踐的場景序列。
23AlainBadiou, “The CommunistHypothesis”, New Left Review 49 (JAN FEB 08), p.37。
24AlainBadiou, “The CulturalRevolution: The Last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BrunoBosteels,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ume 13, Number 3, Winter2005, p. 481.
25羅莎·盧森堡：《論俄國革命·書信集》，第11-13、15-19、21-25頁。
26同上，第15頁。
27馬克思：《1847年11月29日在倫敦舉行的紀念1830年波蘭起義十七周年的國際大會上的演說》，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8頁。
28恩格斯：《工人階級同波蘭有什麽關係?》，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4頁。
29馬克思：《臨時中央委員會就若乾問題給代表的指示》，同上，第222頁。
30馬克思、恩格斯：《不列顛政局—流亡者—土耳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頁。
31列寧：《論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第二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7-518頁。
32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七十年》第一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93頁。
33列寧：《亞洲的覺醒》，《列寧選集》(第二版)第2卷，第447頁。
34列寧：《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同上書，第449頁。
35列寧：《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同上書，第423頁。
36同上，第428頁。
371889年官方的統計資料顯示，一個俄國普通農民家庭的各種賦稅佔了純收入的70%，一個俄國農民交納的“賦稅”超過了他的貨幣純收入的一倍，“農奴製代役製也未必有這麽高”，而破產農民即使想放棄份地還必須交納額外費用來“倒贖”份地。列寧：《19世紀末俄國的土地問題》，《列寧全集》(第二版)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4-85頁。
38關於俄國農業改革問題的討論，參見呂新雨：《鄉村與革命》，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7-37頁。
39《社會民主黨在1905-1907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寫於1907年11-12月，1908年在彼得堡付印，但未及面世，被沙皇檢查機構沒收並毀掉，只剩下一冊，而且沒有結尾部分。1917年9月由“生活和知識出版社”重版，列寧補上結尾部分。但1908年夏，根據波蘭社會民主黨人的請求，列寧曾以作者身份為波蘭《評論》雜誌寫了本書的簡要介紹。見《列寧傳》上冊，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集體編寫，馬京、華國譯，三聯書店，1960年，第4頁。
40列寧：《社會民主黨在1905-1907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列寧全集》(第二版)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9-391、392、393頁。
41同上，第240、242頁。
42同上，第278頁。
43列寧：《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列寧選集》(第二版)第2卷，第427頁。
44列寧：《社會民主黨在1905-1907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列寧全集》(第二版)第16卷，第247頁。
45同上，第392頁。
46對列寧來說，亞洲問題是和民族國家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他說，在亞洲“只有日本這個獨立的民族國家才造成了能夠最充分發展商品生產，能夠最自由、廣泛、迅速地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這個國家是資產階級國家，因此它自己已在壓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列寧：《論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第二版)第2卷，第511頁。
47《列寧全集》(第一版)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1頁。
48轉引自《史達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15頁。
49早在1905年，列寧已經將“新火星派”的“革命公社”理念與“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相區別，他將前者斥之為“革命的空話”，而將後者與“臨時革命政府”這一“不可避免地要執行(哪怕只是臨時地、‘局部地、暫時地’執行)一切國家事務”的、絕不能誤稱為“公社”的政治形式聯繫在一起。“臨時革命政府”意味著列寧正在思考一種新型的國家形式。見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列寧選集》(第二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2頁。
50列寧：《亞洲的覺醒》，《列寧選集》(第二版)第2卷，第447、448頁。
51俄國知識分子的歐洲觀和亞洲觀顯然受到西歐近代政治發展和啟蒙運動的歷史觀的影響。在列寧的使用中，亞洲這一與專製主義概念密切相關的概念是從近代歐洲的歷史觀和政治觀中發展而來的。關於斯拉夫主義與西歐主義的論戰，參見尼·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第一、二章，雷永生、邱守娟譯，三聯書店，1995年，第1-31、32-70頁。
52〔波〕伊薩克·多伊徹：《武裝的先知　托洛斯基　1879-1921》，王國龍譯，第230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
53列寧：《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列寧全集》(第二版)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27頁。
54列寧：《中國各黨派的鬥爭》，《列寧全集》(第二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9頁。
55列寧：《論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第二版)第2卷，第507-508頁。
56同上，第508頁。
57同上，第517頁。
58同上，第517-518頁。
59同上，第519頁。
60同上，第519-520頁。
61孫中山：《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孫中山全集》第2卷，中華書局，1981年，第2頁。
62 同上。
63 見中共中央第二次大表大會通過的《關於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收入中央統戰部《民族問題檔案匯編》(1921.7-1949.9)，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8頁。
64在1931年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根本法(憲法)大綱草案》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都明確承認各小民族有分立國家的權利。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憲法大綱》第十四條稱：“中國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蒙、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中國地域內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第一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11頁。
65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草擬的)，《列寧選集》(第二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0-276頁。
66   這一過渡包含多重內容和任務。過渡的概念提示了過渡時期的路線和方針具有高度政策性、靈活性，從而也要求極高的理論智慧、試錯實踐，從而避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錯誤。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土地改革和民族區域自治實踐需要置於這一轉變中給予闡釋，才能理解其政治邏輯，包括其成就和失誤、矛盾和危機，但對其進行歷史評估已經不是本文能夠承載的內容。
67卡爾·考茨基：《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三聯書店，1963年，第63頁。
68同上，第65頁。
69同上，第52頁。
70同上，第151頁。
71羅莎·盧森堡：《論俄國革命·書信集》，第3頁。
72同上，第3頁。
73同上，第6頁。
74同上，第11頁。
75同上，第14頁。
76同上，第15、16頁。
77同上，第28頁。
78同上，第32頁。
79《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
80馬克思：《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74頁。
81恩格斯：《恩格斯寫的1891年單行本導言》，見《法蘭西內戰》，同上，第336頁。
82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同上，第377頁。
83同上，第378頁
84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列寧選集》(第二版)第1卷，第572頁。
85莫裡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杜蒲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5-6頁。
86同上，第7頁。
87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1174-1201頁。劉明逵、唐玉良主編：《中國近代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第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1-3、109頁。
88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序言》，科學出版社，1957年，第38-39頁。劉明逵、唐玉良主編：《中國近代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第一冊，第4、109頁。
89劉明逵、唐玉良主編：《中國近代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第一冊，第5、138-141頁。
90莫裡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58頁。
91《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根本法(憲法)大綱草案)》，《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第一卷，第6頁。
92同上，第2頁。
93《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同上書，第8頁。
94同上。
95卡爾·考茨基：《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第5頁。
96劉師培：《無政府革命與農民革命》，《衡報》第七號(農民號AnAppeal to the Peasants)，1908年6月28日，見萬仕國、劉禾校注：《天義·衡報》(下)《衡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685頁。
97《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4月5日。
98《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99《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100同上。
101同上。
102《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103毛澤東：《同延安〈新華日報〉記者其光的談話》(1938年2月2日)，《解放》第31期。
104毛澤東：《黨對政府工作的長官責任》(1952年12月)，《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2頁。
105作為對這一現象的反彈，60年代末期在一些地區(如武漢)出現了以實現“三結合”為訴求的群眾性的“反覆舊運動”——所謂“反覆舊”即反對革命委員會向舊有的黨政官僚體制的回歸。
106《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107RobertC. Allen, Farm to Factory: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oviet IndustrialRevol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108《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109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97頁。
110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