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底，尼·伊·布哈林在參加聯共（布）中央全會的時候被逮捕入獄，至1938年3月15日被槍斃，其間他在獄中一邊面對審訊對質、寫供詞，一邊寫下了三本著作：《社會主義及其文化》《辯證法概論》和自傳體小說《時代》，另外還有一些抒情詩歌。直到1992年，這四份封存於秘密檔案裡的獄中手稿的複印件才回到布哈林親人手裡。
在我們的記憶中，“布哈林”這個名字來自蘇聯電影《列寧在1918》，那個刺殺列寧的女特務就是布哈林指使的，影片中有一句在中國廣為流傳的台詞：“瓦西裡，快去救列寧！布哈林是叛徒！”打入敵人內部的馬特維也夫將敵人準備刺殺列寧的消息通知了瓦西裡，但因布哈林的有意誤導而致使列寧還是被女特務開槍擊傷。影片中的這一情節直接來自1938年3月13日的法庭宣判：“女社會革命黨黨徒卡普蘭在1918年8月30日謀殺列寧的罪惡行動，則是以布哈林為首的左派共產主義者陰謀的直接結果。”
但事實卻是，列寧被刺前的當天，布哈林得到烏裡茨基被暗殺的消息後急忙趕到列寧家，力勸他改變下午去工廠演講的計劃，列寧仍堅持按原計劃行動。雖然布哈林在歷史上曾經反對過列寧的某些主張，但他仍然是列寧思想的忠實追隨者。1922年12月列寧在他的“政治遺囑”中說“布哈林不僅是黨的最寶貴的和最大的理論家，他也理所當然被認為是全黨喜歡的人物”。這部1939年拍攝的電影（米哈伊爾·羅姆導演）的背景，正是以布哈林為首的“右派-托洛茨基集團”剛被清洗、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迅速熾熱。還應該提到的是，由史達林親自主持編寫並親自指示組織學習、充滿對他個人讚頌崇拜之詞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於1938年出版，該書到1953年止，先後印了三百零一次、共四千兩百八十萬冊。1939年共產國際把該書中文版一萬冊運往延安，成為延安整風運動的重要理論武器。
在1980 年代初，應該是與思想解放運動的思想氛圍密切相關，中國思想界、知識界對尼·伊·布哈林這位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大清洗中蒙冤而死的老一代蘇聯革命理論家表現出閱讀與思考的熱情，而這時距離蘇共在1988年正式為布哈林平反、恢復黨籍還有好幾年。這時翻譯出版的相關書籍主要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史達林列寧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室編的《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布哈林專輯）》（人民出版社，1981年）、肯·科茨《布哈林案件》（王德樹譯，人民出版社，1981年）、史蒂芬·F. 科恩《布哈林與布爾什維克革命——政治傳記 （1888-1938）》（徐葵等譯，人民出版社，1982年）、蘇紹智等主編《布哈林思想研究》（譯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世界歷史》雜誌1981年第1期發表了鄭異凡的《有關布哈林的若乾問題》，那時我們剛學完世界現代史課程，這篇文章對我們正好有很大的啟發作用。後來又有鄭異凡的《布哈林論稿》（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等論著和研究文章陸續問世，今天的青年讀者恐怕很難想象當年人們閱讀布哈林的熱情與思想震蕩有多大。
布哈林在獄中完成的《社會主義及其文化》（鄭異凡譯，重慶出版社，2015年11月）主要論述了社會主義文化的特點、黨和無產階級專政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民族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創造、個人與社會、平等與等級之間關係等問題。布哈林的女兒斯·尼·古爾維奇-布哈林娜專門為本書寫了序言“致中國讀者”，文中說“社會主義及其文化”這個問題是在十月革命後爭論俄國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可能性的時候重新提出來的：列寧認為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需的文化水準可以通過文化革命來取得，布哈林則肯定在過渡期中的無產階級將在文化上成長起來，成為組織者。布哈林的獄中手稿的目的是給社會主義的批評者以全面的答覆，“他斷定，社會主義創造了新文化和新文明，它把人類從資本主義的罪惡危機和戰爭，從法西斯主義中解放出來”（4頁）。
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她認為布哈林的著作“有助於理解人們在生活和頭腦裡所遇到的20世紀的烏托邦”。重要的是，“尼·伊·囑咐我們要不妥協地反對法西斯主義，要堅持人道的社會主義的理想和國家民主化的現實目標”（5頁）。更重要的是，她看到布哈林在書中極力維護蘇聯社會主義形象的時候是在“夢想未來的新社會”，在那個社會中人性、人道主義和自由是“檢驗社會主義性質的標準”。她認為布哈林不是把這些看作空洞的宣言。1924年，布哈林在給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主席捷爾任斯基的信中寫道：“我認為，我們應當盡快轉向較為‘自由’的蘇維埃政權形式：少一些鎮壓，多一些法制，多一些討論、自治（在黨的長官下……）等等。……向政權和黨提出社會生活民主化的問題，這是尼·伊·無可置疑的功績。”（8頁）作為最了解布哈林的親人，她在文章最後提到“要知道，出身和自我教育使得這位夢想者身上沒有他所列舉的人身上的不良品質，正是他準備著迎接未來的社會”（9頁）。這些都是研究布哈林的文化理想的時候不可忽視的問題。
現在看來，布哈林在這部《社會主義及其文化》中提出的很多問題，既是對未來發展的期盼，同時也是對現實生活的思考。關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他認為雖然生產資料掌握在國家手裡，“但我們的國家本身不是自在之物，它不像資產階級國家那樣凌駕於社會之上。在我們這裡，國家性正在轉變為社會性，而無數社會性質的組織同時就是國家的外圍組織”（17頁）。他強調“在蘇聯，國家不是凌駕於社會之上的贅疣，脫離社會，向社會發號施令，吸取其膏脂，把自己與社會組織對立起來的孤立的東西”（149頁）；關於計劃經濟，“計劃在我們這裡之所以是現實的有效的，正是因為它不是隻由上頭製訂，由上頭強加的官僚主義的計算結果，而是立足於實際上的全民計算的結果，每一個生產和文化建設的基層部門都向共同事業提出過自己的意見”（30頁）；在第九章“自由問題”中，他認為“向社會主義過渡提供了：1.擺脫剝削的自由；2.擺脫政治奴役的自由；3.擺脫文化壓製的自由”（108頁），而且這些自由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有物質保障的，“就像勞動者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有公共場所、印刷機、紙張等等的保障一樣”（114頁）。他甚至不回避這樣的責難：“蘇聯談不上任何自由、任何民主，是因為我們這裡只有一個黨。……現在新憲法沒有給其他政黨以立足之地，也就是說——由此得出結論，蘇聯在政治上比1918年要少一些民主。”他的回答是“所有這些議論充滿了謊言”，他的論證是統一行動才能取得革命勝利、允許其他政黨存在必然會被敵人的間諜利用、蘇維埃人民對允許其他政黨存在的自由不感興趣……，結論是“世界上任何資產階級民主都遠遠不能同發展中的蘇維埃國家的民主相比”（144 頁）。同時他也不斷把法西斯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的反面加以狠狠的批判：法西斯主義創造的“新型的人”是雇傭軍式的，提出的“新”型思維是“大兵思維”，“新的”文化價值是殘暴的動物性，“新”社會是中世紀的等級製……所有這些都是“文化的大墮落，文化的野蠻化”（153頁）；法西斯主義的國家“擁有無限權力，統管一切，把人的裂變固定下來並使這種裂變發展到駭人聽聞的程度”（235頁）；“法西斯主義在理論上把反個人主義傾向捧上了天，它把萬能的‘總體國家’置於一切組織之上，……在這裡，群眾喪失個性是同對‘領袖’的頌揚成正比的。……道德的根本標準只有三個：忠於‘民族’或‘國家’、‘忠於領袖’和大兵精神”（241頁）。
那麽，如何理解在已經目睹和親歷史達林的大清洗之後，面對蘇聯血雨腥風、冤案遍地的現實，布哈林仍然要作為捍衛蘇聯社會主義的理論戰士，出現在他留給這個世界的遺著中？除了上述布哈林在序言中提出的“夢想未來的新社會”之外，作為附錄收在書後的《布哈林獄中遺稿首次問世感言》（弗拉迪斯拉夫·赫德勒、露特·斯托裡亞洛娃）提出的問題更為深刻：“貫穿本書的紅線是：社會主義必須為書中所說的發展方向創造物質和精神前提條件並容許其發展，只有這樣它才能戰勝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在30年代中期的蘇聯社會科學家中，這種觀察問題的方法已經不流行了。布哈林在他的論述中卻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理論的‘元層面’（Metaebene）……這就使他能夠把總路線和趨勢、理想和現實、自由和對自由的限制貫通起來，提出一些疑難問題以供討論，儘管他在這樣做時是十分小心謹慎的。”他認為這些“手稿對社會主義計劃中的社會對立和政治矛盾並沒有加以掩蓋。這一事實證明它不是一部為錯誤辯護的著作。我們還應當一再考慮手稿產生時的條件”（265頁）。
早在1929年4月的蘇共中央全會上，史達林在題為《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的報告中把布哈林的“反黨”陰謀概括為“用發表反黨宣言的方法，用辭職的方法，用誣蔑黨的方法，用暗中破壞黨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為組織反黨聯盟進行幕後談判的方法來反對黨的路線”。因此這部獄中著作既是布哈林為了反擊對他的反黨指控所作的自我辯護，“他必須證明，他所闡述的理論既不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異端邪說，也不是以複辟資本主義為目標的”。（268頁）同時也是他的真實的理論遺言，他從未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發生懷疑，也從未對黨的長官提出過疑問，他只是對於違背社會主義民主的趨勢較早提出警惕，對專斷的行政命令與官僚主義提出反對，“他的目標是從內部進行改革”（267頁）。因此，“獄中著作反映了忠誠的知識分子在不放棄自己原則的情況下究竟能在黨的內部走多遠。布哈林的失敗證明，這一衝突只有以這些忠誠的知識分子從世界上消失為代價才能解決”。（270頁）這也是我讀完這部著作後最強烈的感受。同時在獄中完成的自傳體小說《時代》裡有一段關於沙皇當局鎮壓知識分子的對話，可以看作是思考這種衝突的重要補充：“我常常覺得，社會上甚至對羅曼諾夫君主制度的反文化性質都估計不足……所有優秀的頭腦，民族的精華不是統統被絞殺了嗎？只要稍稍顯出一點才華，露出一點天賦，就被拿去砍了頭……”是的，“反文化性質”所導致的就是最優秀的腦袋人頭落地。
1937年12月10日，布哈林在監獄中寫了一封給史達林的信（檔案編號05903），此時距離他被槍斃還有四個月，他顯然對這個最後結局既有強烈的預感，同時也心存爭取改變這種結局的希望。這封信讀來使人不忍的是，這位俄國革命知識分子中罕見的理論天才在精神上所遭受的屈辱與折磨。他一方面向對方“作出臨終前的真誠的保證：我沒有犯在偵訊時曾經承認過的罪行”，另一方面表示“我這裡說的也絕對是真話：最近幾年我一直真誠地、忠實地執行黨的路線，並學會理智地評價你，愛你”。然而，“除了認罪，承認別人的供詞並加以發揮外，我別無出路，否則我就是‘不繳械投降’”。但是他馬上又轉而為對方設想大清洗的必要性，甚至說“我懂得大計劃、大思想和大利益高於一切”。於是，“好吧！需要就是需要。但是請你相信，當我一想到你會相信我有罪，你會從心底裡認為我確實有罪，我的心中就會熱血奔湧”。似乎他希望看到的是，對方明知他無罪而只是為了偉大的目標而忍痛犧牲他！於是，“上帝啊，如果有一種儀器能讓你看到我那破的、痛苦不堪的心，那該多好啊！如果你能看到我的內心對你是多麽依戀，並且其方式全然不同於斯捷茨基和塔利之流，那就好了”。
回顧雙方的交往、恩怨和布哈林自1928年被打成“右傾反黨集團”以來的所有情景，真的很難揣摩布哈林說這番話時的內心真實感受。他在“遺囑：致未來一代的長官人的信”中早已說過，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機構“不過是一批沒有頭腦的腐敗無能的收入豐裕的官僚們的一個變了質的組織而已。他們利用契卡的以往的權力，迎合史達林在爭奪地位和聲名時的病態的多疑心理（我暫且這麽說），製造他們那些卑鄙的案件，而沒有意識到他們同時也在毀滅他們自己，——歷史是不會容忍罪惡行徑的見證人的”。但是在這信中他沒有受這種痛苦情緒的影響。接下來才是寫這封信的具體目的：一、懇求讓他在接受最後的審判前死去；二、如果必須判死刑，懇求讓他在獄中服毒代替槍決；三、懇求允許他向妻子、兒子告別；而最後一點更令人出乎意料：四、如果可以讓他活下來，他請求去做兩件工作，派他去美洲與托洛茨基展開“一場殊死的鬥爭”；或是把他發配去集中營呆上二十五年，“我會在那裡建大學、地方志博物館、技術站等等，建研究所、畫廊、民族學博物館、動植物博物館，創辦集中營雜誌和報紙”，“總之，我會從事開創性的文化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他列舉的這些想要做的項目，都是實現他的文化理想的載體，說明布哈林是多麽希望有新的命運與人生，其中他提到畫廊與博物館，更使人想起他曾經是畫家，列寧第一次與他見面的時候，是把他當作年輕的畫家來接待的，甚至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還有一位蘇聯畫家勸他拋棄政治去當專業畫家。這封信的結尾是：“柯巴，現在你面前我的良心是純潔的。我請求你最後一次原諒（心靈的，而不是別的)。為此我在心底裡同你擁抱。永別了，我這個不幸的人過去如有對不起的地方，就請原諒吧。”布哈林被槍斃後，莫斯科流傳著一種說法，說他在臨刑時挺著胸脯站立，並且咒罵史達林（見科恩《布哈林與布爾什維克革命》，588頁）。
托尼·朱特認為上世紀三十年代蘇聯的恐怖大清洗“目的是要清洗黨內‘叛徒’，清除可能對政策造成挑戰的人”；這些恐怖活動“保護並闡釋了史達林無邊的權力和權威”。他進而特別指出，1938年對布哈林的審判變成一種獨特的、戲劇性的創新，“所付出的令人震撼的代價就是，革命不僅僅犧牲了它的兒女們，更是犧牲了它的設計者。接下來幾十年裡的審判和清洗運動只是一些厚顏無恥的翻版……”（《戰後歐洲史》，卷一，243頁，林驤華等譯，中信出版社，2014年）這是歷史學家關於這段歷史的準確描述。（文/李公明）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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