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我的思想繼承自孔子

【摘要】孫中山對日本記者說：我輩之三民主義首淵源於孟子，更基於程伊川之說。孟子實為我等民主主義之鼻祖。1924年，孫又對一個俄國革命家說：“中國有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絕。我的思想，就是繼承這一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的。”

【正文節選】

戴季陶說孫中山思想“完全是中國正統思想，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是民生哲學”，實在過於武斷，而孫中山對馬林說的話，即強調他是自孔子以來改革家的直接繼承者，將對傳統的繼承定位在改革上，卻大體上是可信的。立足於變革孫中山還將他的革命與日本明治維新接軌，認為“日本維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中國革命是日本維新的第二步。中國革命同日本維新實在是一個意義。”(《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5頁。)對於一個長期居留日本，與明治維新志士有深交的孫中山來說，維新以來採用“和魂洋才”（類似“中體西用”）理論的實踐，自然有深刻印象，他充分了解文明的善果，同時也充分了解文明的惡果。如果說，1911年以前由於他長期流亡海外，不曉國中情偽的話，那麽，經過1912年遊歷南北各地，他已經明白“國情”，即“北方如一本舊歷，南方如一本新歷，必須新舊並用，全新全舊，皆不合宜。”(《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485頁。)民國政府成立十二、三年過去了，社會並沒有多少進步，嚴酷的現實使孫中山認識到，要振興民族，關鍵在於民族文化的複興，故他晚年對自由、平等、博愛講得少了，大量的言論是提倡恢復民族固有的文化。

孫中山所強調的民族傳統文化，是指二千多年來被中國統治階級尊崇的孔孟儒學。他提出“恢復舊文化”，並不是一般意義上把全部舊的傳統恢復，讓國人重新奉為經典，而是要恢復“一切國粹”，即傳統文化中迄今仍然有用、菁華的東西。傳統是觀念形態，一個民族的傳統，是有繼承性的，只要不是民族虛無主義者，繼承民族傳統中的優秀部份，經過篩選，達到社會的認知，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孫中山主張繼承民族文化傳統，就是這個意思。

孫中山晚年仍然致力於闡發其三民主義，他一方面承認，“我們近來實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效法歐美”(《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14頁。)，認為三民主義與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完全相通；另方面，他又在解釋三民主義時將西方學說更緊密地與傳統文化結合起來。

在國民黨“一大”通過宣言，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內涵”之後，他緊接著又講演三民主義，前後十八講，其內容，顯然與《宣言》多所不同。這點是很值得注意的。

《宣言》中所講的民族主義，對內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對外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在講演中，他反對西方國家的世界主義，主張世界大同。他認為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救中國危亡的根本辦法，在自己先有團體，用三四百個宗族的團結來顧國家，便有辦法。“所以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舊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85、241、243頁。)

將民族主義與舊道德銜接起來，三民主義與固有文化相契合，已進入主題。道德是內省的事，講民族主義而言恢復舊道德，實際是將先儒“內聖外王”理論引入三民主義學說之中。講到恢復日道德和國民的內省功夫，孫中山對軍人、學生及普通國民，都有所要求。

早在1921年12月10日，孫中山在桂林對滇贛粵軍作軍人精神講話，便說，湯武革命，為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則為人民革命，三十年前提倡的這種革命，不特取法現代，抑且尚友古人。他講解“軍人之精神，為智、仁、勇三者。”講話通篇便是解釋這個道理。這智、仁、勇理論何所從來？實出《論語·子罕第九》：“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孫中山以其現代意識，重新演繹，成為教育軍人的理論武器。這篇講演還說到軍人的決心要準備成功、成仁。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這是孔孟儒學的要義，孫中山用它來教育軍人，足證他對軍人的行為規範，仍以儒學為靈魂。

為了發展教育事業，孫中山決定將廣東3所大專學校合並，成立國立廣東大學（今中山大學前身）。該校長官當局要求孫中山題寫校訓，以為師生準繩。孫中山經過思考，便題寫了“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10個字。人所共知，上述五端，是《中庸》裡記載的話(《中庸》原文是：“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程頤注：“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問、思、辨，落實在行（實踐），從做學問一途來說，迄今仍不能說有什麽比它更好的過程，所以，今日中山大學仍執為校訓，這是有其道理的。

在孫中山遺著中，未見“內聖外王”的言論。但是，講道德修養，便是講“內聖”的功夫。在《民族主義》講演中，他說，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他說，當前新文化的勢力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此刻中國正是新舊潮流相衝突的時候，一般國民都無所適從。”所以，他主張保存舊道德中好的東西，於是便講這“八德”的價值。他要求忠於國家，忠於人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象中國講到這麽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講仁愛，他引證“仁民愛物”；講信義，他說“中國古時對於鄰國和對於朋友，都是講信的”，“中國所講的信義，比外國要進步得多。”他說，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總之，“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

不僅如此，在恢復舊道德之外，還有“固有的智能也應該恢復起來”。他所指的是，“就人生對於國家的觀念，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的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對這種世界各國都沒有，為中國獨有的瑰寶，是應該保存的。尤其是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於道德的範圍。他認為，“正心、誠意的學問是內治的功夫，從前宋儒是最講究這些功夫的。修身、齊家、治國那些外修的功夫，恐怕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中國現在落後，是因為國人不講修身。“孔子以前說‘席不正不坐’，由此便可見他平時修身雖一坐立之微，亦很講究的。到了宋儒時代，他們正心、誠意和修身的功夫，更為嚴謹。”是不是到此為止呢？不。孫中山說，“恢復我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然後才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如果不學外國的長處，我們仍要退後。”學外國，要迎頭趕上，“後來者居上”。中國還要講古來施行的好政策，“濟弱扶傾”，使小國能保持獨立。總之，“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孫中山全集》第9卷，見第24l～253頁。)

由此可見，孫中山講恢復舊道德，是將傳統文化中有用的東西加以發揚，其遣詞命意，猶如今人之昌言弘揚中華文化。人類社會之存活，當然要有法制，村夫野老也曉得，無規矩不能成方圓。但法律意識要深入人心，知法、守法，不僅僅是使人知刑、畏刑、服刑，還要有一定的道德規範，先是人心有序，然後才能社會有序。道德是隨社會發展而變化其內涵的。一個民族之所以有凝聚力，傳統文化中的道德，應當是其內核。孫中山以其嚴肅的使命感，以恢復舊道德、振興中華為職志，充分體現了他對儒學在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所起作用的重視。他講述兩個文明，即心性（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建設(1912年孫中山在安徽都督府歡迎會的演說，講到道德文明、物質文明（《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533頁）。在《孫文學說》中，又講心性文明、物質文明（《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180頁）。)，在中國近代是第一人。他強調精神建設與物質建設相輔為用，從方向上說，也是正確的。

應當指出，孫中山主張恢復舊道德，並不是否定新文化或否定新文化運動，也不是在新舊衝突中站在舊派一邊要求尊孔讀經，他是企圖使儒學現代化，用傳統道德（不包括三綱五常這類糟粕）來補充三民主義學說中精神文明部分之不足，或者說，是希望將傳統文化三民主義化，使之適應20世紀中國的發展，對於一個急切希望改變國家衰落狀況的革命家來說，考慮到國情的種種實際，要新舊並用，他的設想，能說是不合理的嗎？

如果說，孫中山的《心理建設》、恢復舊道德的主張體現了新“內聖”即道德修養要求的話，那麽，民權主義與《實業計劃》，則體現了他的新“外王”，即實踐民主與科學的理想，建設一個現代化國家。

今請言孫中山所論儒學與民權主義的關係。

《孫文學說》寫道：“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這裡所指的合理、合情、合時的思想，與儒家思想是一致的。

孫中山十分推崇三代之治。他引用《孟子》“王不待大，湯以七十裡，文王以百裡”的話，他說，“用七十裡和百裡這樣小的土地來做根本，何以能統一中國呢？就是因為成湯和文王，都有很好的政治。”(《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326頁。)由於有此評價，他對孔子周遊列國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的行為，極為稱讚，說孔子刪詩書，作《春秋》，注意後世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所以傳播到全國，以至於現在，便有文化。今日中國的舊文化，能夠和歐美的新文化並駕齊驅的原因，都是由於孔子在二千年以前所做的宣傳功夫(《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566～567頁。)。在《民權主義》講演中，再次講到他所稱頌的古代政治。他說：照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看，實在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只有他們才“上無愧於天，下無作於民。”他們的長處，一是本領很好，能夠做成一個良政府，為人民謀幸福。另一個長處是他們的道德很好，所謂“仁民愛物”，“視民如傷 ”，“愛民若子”，有這種仁慈的好道德，所以幾千年後都被歌功頌德。根據中國的傳統，孫中山認為中國人如果應用民權，比較適宜得多，“兩千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稱堯舜’，就是因為堯舜不是家天下。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是用君權，實際上是行民權。所以孔子總是宗仰他們。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他認為，中國人對於民權的見解，二千多年前已經早想到了。不過，那個時候還沒有做到。“現在歐美既是成立了民國，實現民權，有了一百五十年，中國古人也有這種思想，所以我們要希望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樂，順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權不可。”(《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62～263頁。)

孫中山在強調民權思想是中國固有思想的同時，也承認“中國人的民權思想都是由歐美傳進來的。所以我們近來實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歐美。我們為什麽要仿效歐美呢？因為看見了歐美近一百年來的文化，雄飛突進，一日千里，種種文明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14～315頁。)

孫中山一方面說“孟子實為我等民主主義之鼻祖”；另一方面又說“中國人的民權思想都是出歐美傳進來的”，這兩種說法是不是互相矛盾呢？從表面上看，二者確實是不一致。在這裡，剛好表現出孫中山思想融貫中西。他主張民主與科學，主張主權在民，全民政治，主張直接民權，以及五權憲法中的主要部份，無疑都是“ 規撫”西方的事跡與思想，這是中國古代民本主義思想中所缺乏的。但是，孫中山民權主義思想實發端於孔孟儒學中的民本主義，這點也是對的。“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民貴君輕的人民主體意識，孫中山從小耳熟能詳，這些思想雖然產生於農業宗法社會，但因它合乎情理，又合乎時代發展需要，與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平等思想有貫通之處，經過孫中山對於權與能的區分，吸收了中國官吏考試、監察制度的優良傳統，一個主權在民，以法治為基礎的現代“興邦建國”的民主制度，便在孫中山民權主義構思中形成了。

孫中山認為，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這樣，他的重心便在實踐。三民主義不是一般的仁愛主張，而是改造社會的綱領。同時，孫中山為了改造人心，提出以“知難行易”學說代替傳統的“知易行難”理論，以“分知分行”取代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孫文學說》稱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合於實踐之科學也”，並完全否定自己在1905年對留日學生講過的，認為陽明學有功於明治維新的話。說者謂，“他一直不了解王陽明，他對王陽明的批評是不相應的。”（王邦雄：《從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看當代新儒家的精神開展》羅義俊編：《評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頁。）按王陽明創立心學體系是為了維護封建政權統治，但他頌揚人們思想上的主觀因素，強調主觀能動作用，即心力。孫中山實受其影響，認為“政治之降汙，系乎之人心之振靡，”又謂“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孫文學說》），其說與陽明心學之關係，至為明顯。)。他也認為盧梭的《民約論》所主張的“民權天賦”觀點是“沒有根據”的，不符合歷史進化的事實，不是真知；不過他吸收其“主權在民”思想，也肯定盧梭提倡民權的始意，還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勞”。

在孫中山看來，自18世紀至20世紀初的一百年多時間裡，都是為了爭民權，是“君權與民權競爭之時代”，因此他提倡民權，就是順應世界的潮流，“民權發達，則純粹之民國可指日而待”。民權思想作為孫中山的政治思想的基礎，這種來源於湯武革命“應乎天，順乎人”，繼承“民貴君輕”，“國以民為本”，兼收了墨子的“兼愛”、孔子的“仁”，因襲儒學的“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但並不是到此為止，在指出“民權天賦”說不合理之後，他認為“民權不是天生出來的，是時勢和潮流所造出來的”，主張以“革命民權”去代替“天賦人權”。與此相關連，他也吸收了法國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並將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的政治學說演繹成“五權憲法”。可見，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是發端於傳統文化中的“民本主義”，吸收了西方思想學說的各種精華，熔於一爐，“在政治上所得的一個結晶”。

“民生”一詞，在儒家典籍中多見。孫中山說，“民生”兩個字是中國向來用慣的一個名詞，我們常說“國計民生”。他給“民生”下個定義，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他又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頁。)由於孫中山明確指出“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講到他對馬克思的理論的看法，因此，他說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含義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點是很清楚的。民生主義要解決中國社會問題，而且是在歐洲考察發現資本主義不能解決社會問題，要發生社會革命的情況下提出的理論，因此，這個民生主義理論，它的形成，主要還是受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

孫中山晚年講民生主義，將它與傳統文化中的“國計民生”思想聯為一體，從傳統文化中證實民生主義的合理性。他說的解決民生問題，即是解決社會問題，要將社會革命消弭於萌芽之中，這樣，他所要解決的，是指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以來，由於剩餘價值等項資本主義所特有的法則、規律造成的階段鬥爭、分配不均等社會現象，這就遠不是傳統觀念中的國計民生了。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節製資本，耕者有其田等）只能是資本主義的學說，與二千多年前儒家載籍中所講的“民生 ”，關係不大。

孫中山在講民生主義時，將民生主義與傳統儒學掛鉤，主要是講民生主義即大同主義。他十分重視《禮記·禮運》中所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至“是謂大同”一段話。大同，大同主義、大同世界，孫中山一生不知講過、寫過多少次，確實是他所抱持的最高政治理想。他認為民生主義即大同主義，蘇俄的新經濟政策與他的民生主義相同，所以也是大同主義。基於這種原因，他認為作為尊孔國家的日本，應引蘇俄為朋友，共同建立“亞洲大同盟”。也基於同樣原因，他反對西方國家所提倡的世界主義，主張濟弱扶傾，主張行“王道”，一再引用“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古訓(《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433頁。)，同樣也是希望日本支持其理想與活動，但並未引起人們的重視。

至於孫中山說到“社會改造本導於程伊川，乃民生主義之先覺”，實不過尊民生之議論，與民生主義的提出，雖不能說毫無關係，但實際上所要解決的問題，可謂截然不同。孫中山所做的工作，就是將自己的新見解，與中國傳統儒學中關於民生問題的概念合而為一，賦予近代社會主義的內涵，使之成為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鑰匙。他在講解民生主義學說時，在傳統儒學中尋求證據，除了將他的社會主義學說本土化，希望引起中國理論界共鳴之外，還有另外用意，是辯白他不是拾西人牙慧，而是自己的真知灼見。不論是康有為還是孫中山，誰也不會實行古人設計的田園詩般的大同社會，因為中國社會已遠遠地向前發展了；而且，正如孫中山多次說過的那樣，民生主義即集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這個社會，實際是社會主義的低級階段，並不是不能實行的。明乎此，便可知孫中山之所以將民生主義稱為大同主義，從傳統儒學中尋求支持而欲行之於當世，目的是極為明確的了。

從深一層的意義上說，職業革命家孫中山一生從事暴烈的流血的革命運動，但卻不讚成將階級鬥爭理論引入中國。這是什麽原因呢？他的內心是主張道德教化，主張漸進；但是從實際上說，他的革命並不溫和，充滿了暴力。仁者之心與革命家的手段，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結合。他要避免社會革命：“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蔭，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要將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一起進行，想法未嘗不善，但事實上是行不通的。但如果從以仁者之心來解決社會問題，孫中山解釋民生主義與傳統儒學相結合，欲使大同理想行於今日，兼使儒學現代化，這一點，不是也有可肯定的地方嗎？梁啟超在論及清末新思想運動主要潮流時，把孫中山主張社會主義列為近代四支主要潮流之一，謂“孫逸仙（文）他雖不是個學者，但眼光極銳敏，提倡社會主義，以他為最先。”(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市中國書店（據1936年中華書局版影印）1985年，第30頁。)這種說法，對全面評論孫中山來說顯然是欠公正的，但就最早提倡社會主義這點歸功於孫中山，應當說還是對的。孫中山與梁啟超在1900年以前曾在日本討論過社會主義問題，同盟會成立後，《民報》又與《新民叢報》開展論戰，其中就有關於社會主義的內容。自是以後，孫中山不但未放棄自己的觀點，而且益加堅信。他在《民生主義》講演中說：“我們提倡民生主義二十多年，當初詳細研究，反覆思維，總是覺得用‘民生’這兩個字來包括社會問題，較之用 ‘社會’或‘共產’等名詞為適當，切實而且明了，故採用之。不圖歐戰發生之後，事理更明，學問更進，而馬克思宗徒亦有發明相同之點，此足見吾黨之提倡民生主義正合夫進化之原理，非同時髦學者之人雲亦雲也。”(《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65頁。)這些話，反映了孫中山總是認為“民生主義”之說比“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用詞要適當。根據馮自由記述，“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舊譯為社會主義SOCIALISM，總理在乙已民報出版以前初亦嘗用之。其後總理以此名未能包括已所發明之意義，乃別創“民生主義”一名以代之。在同盟會成立之前，嘗語人曰：余之主張為‘大同主義’，在英語應名之日COSMOPOLITAN，亦即‘世界大同主義。”(《革命逸史》第3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209頁。)可見，孫中山認為“社會主義”不能包容自己的所見，別創“民生主義”，其本意仍是大同主義。由此可知，其“創見”民生主義學說之時，即意在解釋為大同主義，到1924年講民生主義，又將共產主義、集產主義、社會主義全部包括在民生主義之內，換言之，他的大同主義，實在包含了共產主義、集產主義與社會主義，說到底，仍是從傳統儒學去解釋理解民生主義內涵，有意識地使大同學說現代化。

一般來說，在文明發達的時代，各種理論、學說是沒有國界的。中國近代以來曾引進過多種多樣的外國學說，這些引進開拓了國人的視野，活躍了政治空氣，衝擊了傳統觀念。一些西方思想學說被引進之後，由於沒有與傳統的思想融合，也就沒有發生多大影響，只被留作研究的資料。孫中山為構思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也引進、“規撫”西方事跡、學說，經過加工、吐納，形成他自己的思想學說。他之所以能做到這點，並對三民主義思想下斷補充、重加解釋，有新意、有創獲，除了孫中山站得高，看得遠，能與時俱進之外，還在於他勤於研究國情，了解處理中國問題的辦法，新舊二者要摻合起來用，要把西方最有用處的思想學說，與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用的東西結合起來。從文化價值的取向上說，中國的大同理想與西方的社會主義有類似之處。孫中山（當然還有如劉師培、江亢虎等人）將二者聯繫（甚至等同）起來，可以說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結果。孫中山把向往過去的大同理想轉變為爭取未來的理想，並作為救國主義三項內容之一，可以認為這是孫中山思想獨特之處和有價值之點。至於他所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或者包含了共產主義，那是他晚年有針對性的說法，不妨同樣引用他的話：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更符合實際一些。

孫中山對傳統儒學是攝取其有用之點，加以適當改造並用西方一些政治學說充實起來，他沒有或者很少去批判傳統儒學中腐朽沒落、即沒有用的東西。“固有的道德”，只是強調要發揚光大有用的、於世道人心有補的東西。但是，這種頗為駁雜的理論，作為一個理論體系來說，顯得很欠嚴密，所以後來戴季陶、蔣介石便加以利用。為了厘清儒家基本價值觀念在當代國家意識形態中的地位，即考慮如何保留傳統文化的菁華問題，作為政治家的孫中山生前的設想，不能說是毫無參考價值的。當前，提高全民族的素質，形成一種完美的道德規範，以抵製乃至清除社會的腐敗現象；強調勤儉公忠與犧牲奉獻精神，改變社會上一部分人的崇洋、享樂、唯己意識；防止社會走上迷途，增強國際競爭能力，以促進國家富強和民族凝聚力，是十分迫切的課題，因此，對孫中山晚年的儒學觀形成的原因和社會意義重新進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摘自：《中山大學學報》

作者：李吉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