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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沃森:我不否認我的書非常歐洲中心主義

上世紀末,媒體和學界對千禧年的反思充斥於公共話語之中。彼得·沃森(Peter Watson)對BBC做的一檔節目印象深刻,哲學家、觀念史家以賽亞·伯林爵士(Sir Isiah Berlin)被問到這樣一個問題:你這輩子最驚奇的事情是什麽?這位1904年出生於俄國的著名學者回答稱,我這輩子最驚奇的事情就是儘管我經歷的20世紀在政治上是一場災難,有著無窮無盡的世界大戰、革命和大屠殺,但我卻度過了幸福的一生。

伯林的回答讓沃森意識到,政治固然在我們的生活中佔據重要位置,但我們的生活也是由許多其他的事物構成的。最重要的是,諸如時間、性別、國家、民族、宗教之類的觀念並非亙古不變的客觀存在,而是一代代的人思考迭代的產物。這促使他下定決定為20世紀寫一部思想史,這本書就是《20世紀思想史》(The Modern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該書包羅萬象地討論了藝術、文學、科學、哲學、社會理論等人類思想領域的方方面面,唯獨將常規歷史書長篇累牘的政治事件排除在外。

為這本書寫一部續作的想法產生於沃森和出版社編輯的一次午餐餐桌上。“我想寫一寫這個時間段之前的情況。”“你是說19世紀嗎?”“不,是20世紀前的人類通史。”“也許是從智人出現開始算?”編輯開玩笑地問。“哦不,那也太晚了,我想的是從南方古猿開始。”

於是在《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Ideas: From Fire to Fraud)的開篇章節裡,我們看到了人類史上最初、或許也是最重要的思想:用後兩足行走、製作石製手斧、使用火、發明藝術、語言與宗教、馴化動物和從事農業勞作。這是一部思想領域的“大歷史”著作,沃森試圖揭示的,是人類幾乎所有的行為和觀念都是一個古老思想的進化過程。“我在書中試圖展現的是思想與行為、生活方式的相互作用——對我來說,思想入侵萬物(ideas invade everything),”他說。

《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作者彼得·沃森(Peter Watson)

要憑借一己之力完成如此雄心勃勃的、貫通古今思想的大部頭作品,絕非易事。除了大量閱讀之外,沃森還前往世界各地採訪了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諾姆·喬姆斯基等權威學者,通過與他們的交流更加迅速地了解每個領域的核心問題與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這部作品既反映了沃森自己對思想史的總結與歸納,也是精英學者之間形成的共識。這得益於沃森豐富的媒體從業背景——他於1969年加入《新社會》雜誌社擔任副主編,1970年代一直在《星期日泰晤士報》工作,之後還為《泰晤士報》《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撰稿。從1997年到2007年,沃森受聘於劍橋大學麥克納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員,《20世紀思想史》和《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均在此期間完成。

隨著章節順序往下讀,“歐洲至上”的傳統歷史敘事愈發呼之欲出:文藝複興、宗教改革、科技革命、啟蒙運動、工業革命。事實上,沃森將“靈魂”、“歐洲”、“實驗”選作貫穿《思想史》的三大觀念:靈魂事關人類對來世、信仰乃至內心世界的探索,實驗促進了科學進步和現代社會的發展,而歐洲,正是這些重要變革的發祥地。特地在書中第三部分“歷史的偉大轉折:歐洲的加速發展”這一章節中,他討論了歐洲在思想史歷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對於中國讀者來說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就是,中國在這部思想史中處於怎樣的位置呢?沃森在“中國計程車大夫、理學和毛筆文化”一章中集中討論了中國,稱“中國的領先地位可能在宋代比其他任何時代都更突出”。沃森對中國的討論止於宋朝,然而越來越多研究認為,這個東方大國並非只是歷史的“後進生”,而是在很多方面持續發揮著其影響力。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曾在《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一書中指出,1800年以前的世界沒有單一的經濟中心,西方沒有任何明顯的、完全為西方自己獨有的內生優勢;在19世紀歐洲工業化充分發展以後,所謂的西歐中心才具有了實際意義。

不難想象,在沃森的中國之行中他遇到過不少這一方面的質疑。中國行的最後一天,當沃森在上海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專訪時,還未等記者問及,他就坦率承認,“很多人說我的書非常歐洲中心主義,我並不否認這一點,因為我認為這就是歷史被塑造的方式”。他認為,文明本身沒有高低之分,但是在塑造現代社會的思想觀念方面,歐洲當仁不讓地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歐洲中心論不會讓人產生偏見,只是決定了你把注意力放在哪裡。”

“在公元1000年至1500年間全球發生了很多變化,其中最重要、影響至今的變化發生在西歐。”

從火到弗洛伊德

思想入侵萬物

界面文化:我們知道《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其實是《20世紀現代史》的續篇,這兩本書都包羅萬象地討論了藝術、文學、科學、哲學、社會理論等人類思想領域的方方面面。在你看來,思想史和世界史的區別是什麽?特別是它和近年來越來越火的“大歷史”有什麽區別?

彼得·沃森:以賽亞·伯林曾經說過,20世紀見證了一場巨大的政治災難,卻也見證了智識上的豐碩成果。對我來說,書寫歷史是沒法對政治避而不談的,但我有意地不讓政治佔據太多篇幅,另外我也不想寫一本純粹討論抽象觀念的書,比如說個人主義、浪漫主義或其他哲學概念。

對我來說,思想的範疇更廣,它實際上事關想法與其他所有事物的相互影響,這為我們帶來了各種發明——書中提及的發明,既包括思考的產物,也有我們隨之改變的思維模式。為了展示這種相互影響,我首先做的是廣泛閱讀,找到在世的學者和各領域專家並採訪他們。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樂意接受採訪,我借助了他們的觀點和權威,他們告訴了我哪些書我還沒讀但應該去讀,如何評價其他學者的觀點,為我在寫作時選擇的重要思想提出建議,然後我根據他們的建議作出修改。在這個篩選過程中,我最終選擇的思想,可以說是我採訪過的學者們形成的共識。當然,最後的決定權在於我,不過這不是任意選擇的結果。我的寫作依靠的是環遊世界各地、採訪學者並閱讀他們的著作。

界面文化:你剛才說你不希望在政治上花費太多筆墨,讓其他的思想領域黯然失色,但我覺得這本書還是討論了很多政治思想的。

彼得·沃森:是的。我受到雅各布·布朗勞斯基(Jacob Bronowski)和布魯斯·馬茲利什(Bruce Mazlish)合著的《西方思想傳統》(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影響頗深。他們認為,思想活動有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關於“真相”,這是哲學、科學和宗教所在的領域;第二個方面是“何謂正確”,這是政治和法律所在的領域;第三個方面是“品味”,這是藝術所在的領域。

很顯然,我們無法回避政治,因為政治決定了我們如何生活在一起,這是決定了人們如何與他人和平相處的根本性思想,這在人口爆炸的當下顯得尤為重要。但在這個背景之下,還有許多其他的思想和觀念塑造了這一基本事實,因此我會在一些章節裡寫到社區、現代科技、民主是如何誕生的。現代政治從這些觀念中衍生出來,但很明顯在那之前,我們還有其他的政治形式,通常由宗教人士、國王或王后把持。你說的沒錯,我們無法回避政治,但我絕對不想寫一部政治史。

界面文化:人類與環境的互動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思想與行為?是否每一個思想都能追溯到遠古時代?

彼得·沃森:我認為人類與環境的互動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人類彼此之間的互動也很重要。我對法國年鑒學派非常感興趣,布羅代爾提出的“歷史長時段”(longue durée)概念就是在強調環境的重要性。比如說,東方種植水稻和西方種植小麥的方式是不一樣的,要求不同的技能,並最終導致不同的行為和居住方式,帶來不同的政治、心理和經濟結果。他還提出了地中海是一個遠離海洋的陸間海,東南方向的海風讓地中海地區的航行既安全又容易,這鼓勵了航海行為;地中海地區的各個島嶼生產不同的金屬,這鼓勵了貿易,促進了繁榮。

是的,我認為我們確實可以說“大歷史”是存在的,“長歷史時段”的確很重要,這也是一個激動人心的領域,值得歷史學家們去探索。在很多方面我都在強調這種影響,比如說我們使用火的方式就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係。火不是一種思想,但我們利用火來改變環境就是思考的產物,這反過來也塑造了我們的思考方式。我希望在書中體現這種互動。

界面文化:我注意到書中的一個特別有趣的觀點是,城市生活的出現改變了性別分工,幫助確立了男權製社會。

彼得·沃森:是的。改變的不僅是性別分工,還有宗教。在遠古時代,人類曾居住在鄉野田間,當時他們崇拜的神靈是天空、太陽、月亮、山川、聖石或動物。但當人類開始居住在城市裡之後,人類開始有防禦需求。鑒於冶煉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武器被生產出來,這讓戰爭的殘酷性大大提升。這讓我們回到之前的問題:城市生活要求人類設想新的居住方式,因此我們有了歷史上的第一部法典《漢謨拉比法典》,在宗教上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神靈不再是鄉野間的自然存在,而是內在化的,而且我們看到了一神教的迅速發展,從中東地區一路向東到中國。中國的道德思想體系或許不是一神論的,但它們也是圍繞著一個人(通常是男人)展開,他有能力構建一個信仰體系,吸引眾多信徒。是的,這些方面都息息相關,這也是為什麽我說我在書中試圖展現的是思想與行為、生活方式的相互作用——對我來說,思想入侵萬物。

“歐洲中心論不會讓人產生偏見

只是決定了史學的關注重點”

界面文化:這個觀點打動我的重要原因,其實是讓我看到了久遠的思想是如何深深植入當下的社會氛圍之中的。

彼得·沃森:你說得很對。我的書中講述的很多思想對我們的生活非常重要,但它們不是“核心思想”。比如說有一個章節是關於時間的,很明顯,時間是一種思想,在我寫作的時候我意識到此前我對此是多麽無知。我此前並不知道“公元前”和“公元後”的概念是如何出現的,以及為什麽會出現。這促使我寫下這個章節,探索我們對於周、日、小時、月份、分鐘的理解是如何發生的。這些話題非常有趣,值得我們用一個章節去描述。

但我不認為這是和我們的生活關係最為密切的核心思想。因此在我看來一些章節比其他章節更“核心”。關於社區和心理學的概念顯然對我們當下的生活產生了更重要的影響,它們或許也是這本書裡更重要的章節,雖然它們不一定是最有趣易讀的章節(笑)。

界面文化:這本書越讀到後面,我們就越容易看出“歐洲至上”的傳統歷史敘事:文藝複興、宗教改革、科技革命、啟蒙運動、工業革命……近幾十年來對歐洲中心論的批評越來越多,許多學者開始試圖在西方視角之外找到其他的視角,你是否在寫作這本書時考慮過這種新的史觀呢?

彼得·沃森:我不是很確定我是否同意這種史觀。我認為全球各地的文明直到中世紀以前多少是平等的,很顯然,中國的宋代文明是非常豐饒、非常有創新力的。但顯而易見的是,在公元1000-1500年間全球發生了很多變化,其中最重要、影響至今的變化發生在西歐。我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我不認為這讓西歐人變得比其他人更好,事情隻不過是這樣發生了。在書中,有一樞紐章節專門描述了歐洲在當時發生的變化。

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茲(Clifford Geertz)曾在分析巴厘人的鬥雞活動時說過,這是一項和莎士比亞劇作同樣富有智識趣味、生機勃勃的活動。我沒有否認他的觀點,但巴厘島不在歷史的曲線上,英格蘭在,而為了理解我們是如何成為當下的我們的,理解莎士比亞比理解巴厘人的鬥雞更重要。這不是在貶低巴厘人的鬥雞,而只是為了解釋歷史如何發展的。如果你要理解歷史的曲線,有些事情就是比其他事情更重要,或者說更相關。即使在中國,電視、錄音機、飛機、摩托車這些東西也都是西方的發明,在這裡出現的時間並不長。在我看來,歐洲中心論不會讓人產生偏見,只是決定了你把注意力放在哪裡。

界面文化:在書中你對中國的討論停留在宋代,但我們知道直到19世紀中國都是世界經濟的重要參與者。你對此是如何理解的呢?

彼得·沃森:那麽請你告訴我,從宋朝到現在,中國向我們當下的生活貢獻了哪些思想呢?

中國沒有在科技革命中發揮太多作用,而這大概是過去1000年以來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中國也沒有在民主制度的發展中有太多存在感,科學與民主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因為科學方法是民主的一種非常純粹的表現形式。所以我認為,雖然中國是個重要的經濟力量——作為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它怎麽可能不是呢——但科學是在西方誕生的,直到近代傳播至其他地區。當然你可以寫一部中國藝術史,以此對照同時期的西方藝術,但藝術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思想的三個方面中最不重要的一方面。所以我堅持我的觀點,我能看出來你作為一個中國人不是很喜歡這個觀點,但恐怕你還是得接受它(笑)。

《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

[英]彼得·沃森 著 胡翠娥 譯譯林出版社 2018年1月

“當前的民族主義

是對大量移民的消極反應”

界面文化:這本書讓我印象深刻的一點是,我們當下面臨的一些問題實際上是有其歷史根源的。比如說作為全球化逆流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在近年來有抬頭的傾向,而有趣的是,這些思想誕生的時間其實並不長。它們是如何在歐洲出現的呢?

彼得·沃森:你說得對,這裡就有點大歷史的味道了。這其實是我沒有深入研究的觀點:我認為,伴隨著字母的出現,歐洲形成了不同部落間完全無法相互理解的語言,這加劇了部落之間的差異,促進了種族主義和民族中心主義的發展。而在中國,雖然方言眾多,但書面語言是統一的,這對人們的心理也有著統一效果。但在書裡我沒有提到這個觀點,這也許會是我今後的寫作主題。

歐洲國家曾陷入曠日持久的戰爭,直到17世紀,歐洲史都是一部充滿暴力的歷史。歐洲宗教戰爭的結束不是因為協商出來的和平,而是出於疲倦的和平,人們覺得“哎,我們為了上帝打了那麽多年的仗,但沒有人能夠理解上帝,那我們為什麽還要繼續打呢?”因此歐洲的確有著不光彩的種族主義歷史,而且我認為我們不會在可見的未來拋棄種族主義。

我經常會被問到,“你覺得21世紀會發生什麽”。我認為其中一項很重要的事件是基因研究,這又是一個西方思想。基因研究其實和智商評測密切相關,由此我們對種族的看法變得更加精確、更加複雜了。在未來,種族主義的發展會建立在我們對人種之間基因差異的理解上,這將是一個非常大的道德問題。我認為,人文哲學學者應該在這個差異被更精確衡量的時代,提出一些關於平等的新鮮觀點。

界面文化:我們看到,在19世紀,民族主義思想在德國思想家的幫助下加快了發展速度。這是為什麽呢?

彼得·沃森:發展速度加快,是因為生命的速度加快了。我經常會問觀眾一個問題,你覺得沒有電話和有老式電話的世界之間的差別,是否比有老式電話和有手機的世界之間的差別大?同樣的問題也可以替換成汽車、飛機、抗生素等等。我們是生活在變革時代,還是生活在鞏固時代?我認為1850-1950年這一百年時間裡出現的革命性思想多於之後出現的革命性思想。

特別是我們看到,旅行的技術發展迅速——自行車、火車、汽車,這對民族主義的形成非常重要,人們開始遭遇許多他們此前從未遇到過的陌生人。仔細想想,納粹主義和反猶主義首先出現在內陸的巴伐利亞。如果你是英國人、法國人、西班牙人或中國人,住在海邊,你會和外國人進行貿易。你也許不是很喜歡外國人,但你尊重他們,因為貿易能夠讓你們雙方獲益。所以我們發現,海洋國家對外國人的寬容度相對更高,美國的三K黨也是出現在內陸地區。不過我認為相反的情況也在19世紀加劇了民族主義,歐洲人前往世界各地旅行,成就了帝國主義的興盛時代。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當下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近年來在歐美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例如英國脫歐、川普的“美國優先”外交政策)似乎都在顯示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的思想根深蒂固。我們要如何調和國家、種族之間的衝突呢?

彼得·沃森:在我看來,當前的民粹主義或民族主義是當今世界的巨大變革帶來的,這個變革就是大量的移民。民族主義是對大量移民的消極反應。默克爾女士任由100萬非洲難民前往德國是一個試圖表現善意的災難性舉動,它的潛台詞就是,“別在自己家裡待著,改變政治或改善環境了,只要到我們這裡來就好”。這是在從根本上威脅本國人的生活方式。

另外一個相關的問題是文化多元主義,必須指出的是有兩個層次的文化多元主義。倫敦諾丁山地區每年8月會舉辦“諾丁山節”,那裡是西印度人聚集地,所以在這個節日中你會欣賞到西印度音樂、服飾和美食。人們非常喜歡這個節日。但我們要記住的是,我們不會信奉西印度宗教,不會施行西印度的家庭制度、法律和政治體系。這些是比服裝、飲食更深層次的文明形式,這也是一種更根本性的差異。目前英國面臨的一個問題是,穆斯林移民希望施行伊斯蘭教法,在英國這是被禁止的,這也引發了許多爭議。

界面文化:從表面上看,反種族主義是西方社會政治正確的一部分。我們要如何在政治正確的語境下理解反種族主義呢?

彼得·沃森:政治正確或多或少是在傳播文化多元主義。這是一種很自由主義的立場,告訴你我們不應該有移民法,人人生而平等,所有人都應該被歡迎。但這並不能反映現實世界的全貌。比如說我有次去蘇格蘭釣魚,一個幫助我們的人是蘇格蘭本地人,他很健談,告訴我們他的家人在因弗尼斯工作,那是一個服務於北海油田的港口城市。那個人說,因弗尼斯如今已經被來自波蘭和捷克的移民佔領了,他們能夠接受比蘇格蘭人工資更低的工作。這樣事情就變得有趣了:波蘭人和捷克人會把一部分錢匯回國,也會在因弗尼斯的酒吧和商店消費,因此酒吧和商店因為移民的到來生意變好了。但與此同時一些蘇格蘭人失業了,對於他們來說,波蘭人和捷克人就很不受歡迎。

移民改變了社會動態,有些時候變化發生在當地層面,有些時候變化的範圍則更廣。你無法忽視那些因為移民生計被影響的人。所以像因弗尼斯這樣的地方,既有人歡迎移民,也有人反對移民,這些就是投票英國脫歐的地方,因為不喜歡移民的選民數量大大高於喜歡移民的選民數量。

“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後後現代世界

我對未來沒有確切答案”

界面文化:研究歷史如何改變了你理解世界的方式?

彼得·沃森:成為歷史學家後,你最終會將歷史視作一道曲線;當你了解到新的事實、新的歷史進程或新的事件時,就會把它們融入到那道曲線中。所以寫這兩本書對我產生的一個主要影響是我的記憶力變好了,每當我學到什麽新東西,我就把它放進書中的那道曲線裡。和以前相比,我更好地理解了我的人生,理解了當下人類的處境,這意味著我變得更加自信,能以更泰然自若的態度面對歷史——歷史事件對我來說不再像是別人說的那樣“一件件接踵而至”,它們的意義更加深遠了。

很多人說,我的書非常歐洲中心主義,我並不否認這一點,因為我認為這就是歷史被塑造的方式。我把《思想史》這本書分為靈魂、歐洲和實驗三個部分就反映了這一點。

界面文化:2005年,你在《衛報》上撰文稱當下世界的變化速度不如以前快,社會缺乏真正的創新思想。你現在還認可這一觀點嗎?

彼得·沃森:大體來說是的,我認為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鞏固”的時代。的確,互聯網是個全新的東西,我們也許會在21世紀見證一場重要變革,世界會越來越數字化,太空不再是持續不斷的,而是由一個個微小的單元組成。

我在最近寫的一本書《融合》(Convergence)中提到,1850年代,隨著人們發現了進化論和能量儲存原理,這兩種思想孕育了之後許許多多的科學技術。那本書的最後一章是關於量子生物學的,量子力學似乎決定了許多生化過程,比如說有研究發現,鳥類能夠精準定位和跨越遠距離的目的地,就是因為它們大腦中的量子過程。如果這是真的,如果生命變得數字化,如果宇宙不僅僅只是一個生命過程,還有許多數字化的過程,在我看來我們將進入一個由數學定義基礎流程的新世界。為了理解自然,我們可能需要高等數學的知識。

這有一點讓人感到恐懼,因為這意味著在未來,只有掌握高等數學的人才能抓住時代的脈搏。現在談這個還為時尚早,但最終這是有可能發生的。宇宙中包括生命在內的所有事物都是可計算的,這或許就是我們的未來,人工智能就是在指向那個方向,雖然現在還處於非常早期的階段。如果這個預測成真——應該不會在我的有生之年發生——那麽我們會真的面臨意義深遠的新境地。

歷史上我們看到大多數新技術、新思想的出現都伴隨著新能源的出現,諸如蒸汽、電、電子。但事實上,如果世界變得數字化,這就不是一種新能源了,而僅僅只是一種理解世界的新形式,而這將讓世界變得超乎我們的尋常認知。

界面文化:你是否認為當代的歷史學家是沒法書寫當代史的,因為我們無法擁有對當下所發生之事的全局觀?

彼得·沃森:我不是很清楚我們應該如何書寫當代史。我寫過20世紀史,在那本書裡我加入了後現代主義的概念,這個概念講的是人生沒有意義,沒有秩序,我們不知道前路通向何方。如今我認為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後後現代世界了,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覺得一切都會變好的,而我已經告訴你我的想法了。我覺得,我對不久的將來將發生什麽沒有確切的答案。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林子人,編輯:黃月,陳佳靖,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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