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教授姚大力2018年推薦的七本書

伊沛霞：《宋徽宗》，韓華漢譯本，廣西師范大學出版，2018；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虞雲國：《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寧宗時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宋徽宗在中國傳統歷史書寫中已被定格為一個驕奢淫逸的亡國之君。甚至他的藝術才華，也變成他身為君王而荒忽朝政的映襯。伊沛霞這部具有“反思史學”性質的傳記，“旨在解釋，而非開脫或譴責”。小字排印的書後注釋及引用書目部分多達一百二十餘頁，可見作者用力之勤。作者筆下的徽宗，不再是政治上無所事事的怠政者。他寵信蔡京，更可能是因為“過於認真地遵從了下述訓誡，即君主之責應在選用宰輔，而後將政務交由他處理”。方誠峰的書比伊書英文版晚出一年，把徽宗一朝放置在從推行元祐政治到對它全面反撥的線索中來看待。徽宗一面把蔡京推向皇權之下至高無上的“公相”地位，一面又有效地抑製著權相“弄權”的可能。兩位作者在肯定徽宗的政治行動力方面，見解大體一致。但方書把宋代皇權在專製君主官僚製架構內的強弱變動，全然歸因於君主的個人性格與能力這個“最後的不確定項”，竊以為還稍嫌粗率。

相關的考察，實際上還可以、也應當一直延伸到南宋。為此很值得把這兩本書與《南宋行暮》參照閱讀。在北宋中葉士大夫與君主共治天下的格局裡，宰輔所擔當的本來是士大夫集團首腦的角色。可是此後宰輔似乎一直在從該群體中逐漸脫逸出來，變身為君主的共謀與代理者。而士大夫群體則經哲宗朝對元祐臣僚的清算、徽宗朝三次樹立元祐黨籍碑的反覆打擊而終於失勢。這一趨勢演化到南宋前葉，遂形成虞雲國所稱之“紹興體制”。它在南宋光宗、寧宗這樣的弱主時期，很容易使人產生由宰輔專擅朝政的印象。但從天子要罷免他們往往輕而易舉，又可知所謂權相並不真正具備與天子抗衡的勢力。這是否反映了兩宋“祖宗家法”的初衷所在？專製君主官僚體制通向獨裁的軌道，不待元人殺到，並於無心間破壞了歷代限制皇權的種種慣例或規矩，其實早已在鋪就之中了。所謂“虛君”乃至“共和”雲雲，從何談起？

濮德培：《萬物並作：中西方環境史的起源與展望》，韓昭慶漢譯本，北京三聯書店，2018。

借用書裡的話來表達，在剖析中西方環境史從起源到逐漸成熟歷程中的諸多典範性著作時，作者以再清楚不過的方式，為我們把“埋藏在這些長達幾千頁的資料文獻之中”的各種“簡潔、提綱式的觀點”，一一提煉出來。聽他的講述，令人宛若行走於學術巨人們思想的雲端之中。二十多年前在麻省理工大學旁聽作者開設的“歷史學理論與方法”課程時那種感受，又從我的記憶中油然浮現出來。

自十九世紀末蹦出“征服自然”的觀念以來，人類活動對地球生態的破壞已經到達“史無前例”的程度。地質學界甚至在爭論，是否應該繼更新世和全新世之後，設定一個以核爆炸首度成功或塑料生產與消費為開端的“人類世”（Anthropocene）。環境史研究值此時機應運而興，良有以也。回顧一下很久以來人們如何思考自己與生存環境之間相互關係的歷史，已變成一種相當大眾化的需求。本書篇幅無多，正好適應於上述需求。

海因裡希•蓋瑟爾伯格編：《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孫伯等漢譯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許紀霖、劉擎主編：《西方“政治正確”的反思》，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

前一本書的德文原名，硬譯可作“大倒退：關於當代精神狀況的國際論辯”。主標題本來十分醒目，不知為何竟未為漢譯本所採用。這場倒退的基本特徵，上世紀末已被一位最後任教於比較文學系的哲學家理查德•羅蒂不幸言中：粗俗煽動型威權民粹主義者上台、社會和經濟不平等增長、一個“奧威爾式的世界”、對少數族群的憎恨加劇等等。我們如今了解得較多的往往是美國學者的看法。本書作者則以出於歐洲者為大多數，也有來自印度、摩洛哥等國的。故就中國讀者而言，是書顯得尤其可貴。

從本書描述的大倒退因果鏈來看，與金融、工業、貿易與資訊領域的全球化不斷發展和更新的成果被極少數國際性經濟精英瓜分同時，在舊工業化世界內的中產階級和勞工大眾之中卻產生了一支龐大的被遺忘的“失敗者”隊伍。他們承受了全球化的巨額成本，被迫面對經濟緊縮、掠奪性債務、不穩定且低水準的工資、勞工談判權利的弱化、戰後民主參與和再分配機制的逐步收縮等一系列困厄。他們逃離左派新自由主義陣線，是因為標榜“政治正確”的新自由主義者不顧他們的利益，與華爾街、矽谷、好萊塢結成瓜分全球化收益的聯盟。所以關鍵問題不在於應否建造“第三性公廁”，而在於許多“中產”家庭的洗手間漏水多年無人問津。他們有理由期待體面的工作、提高收入、買得起房，以及孩子的良好教育與未來。而攻擊“政治正確”對身份自由主義的強調，在有些學者看來其實更像是一種表達他們“退出”意願的“假性反抗”。

後一本書反映的是中國學者在現代政治學語境下對西方“政治正確”的評述。因為是從外部觀看“大倒退”，所以這組文章總的來說缺少滲透在前者之中的那種“現場感”。但它們聚焦於對“政治正確”、尤其是對身份自由主義本身鞭辟入裡的分析，正好可以補充前面那本書對此關注不多的欠缺。

對文化多元主義和認同政治的解讀，一定不可離開特定背景。正義與金錢，孰將為汝所取？國王假裝挑選正義，並嘲笑阿凡提選擇金錢。答曰：各濟其所短耳。說得好極了！

譚凱（NicolasTackett）：《漢民族的政治與文化起源：宋代中國與東亞世界秩序的確立》，劍橋大學出版社，2017。

本書可謂1957年版《漢民族形成問題討論集》在六十年後全新學術語境下的續篇。面世一年，尚未見西文書評跟進發表。足見作者敢於在這個極巨集大而複雜的課題領域裡單騎獨進的魄力和勇氣。自我身份意識需要在與他者的關係結構中才得以明確定位。本書把北宋漢族意識的發育放置在當日東亞國際秩序中去論述，亦有深意在焉。

漢民族自我意識的塑造，在北宋之前業已經歷了幾度形態轉換。從諸夏/諸華到華夏，再到十六國北朝時代與“國族”、“國人”身份相區別的“漢人”，這些或許都應視為漢族形成史中的關鍵環節。就此而言，北宋只是漢人作為一個歷史民族形成與發育過程中的一個階段，而不能算是它的起源。

民族在歷史上古已有之。而以為國家邊界應與民族共同體的地理邊界相重合、尤其是以不符合上述重合原則的國家為不合法的立場，則是只存在於近代的民族主義立場。把北宋放在它的前後時代中作通貫觀察，它絲毫沒有改變傳統中國的正統論及何為王朝存在合法性的思潮。當北宋的疆域恰好與漢文化的地理範圍大體重合時，它以保衛漢文明和漢語人群、包括收復燕雲失地為理由的國家主義動員，很可能帶有某種“民族主義”主張的假象。本書聲言“民族意識”、“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與“民族主義運動”的前現代形態都已在北宋出現，大概就是上了這種帶伴生性質的、也就是假性民族主義的當。民族主義是不存在它的前現代形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