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之法：聽鄧小南講北宋前期政治

政治史長期居於宋史研究的主流地位，研究成績極為豐碩。不過隨著社會科學理論的引進及史料的刊布，新的研究議題與領域日漸拓展，政治史研究則有日漸萎縮之勢。面對政治史研究邊緣化的困境，2001年中國大陸宋史學界首先通過集體討論，提出了“走向‘活的制度史’”的呼籲，而鄧小南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即是對此概念的呼應，該書通過重新詮釋宋代政治的文化意涵，為政治史研究再度打開了新局面。此書於2006年在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首次出版，2014年修訂再版。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訂版）》

鄧小南

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

叢書：三聯 ? 哈佛燕京學術叢書

本書論述祖宗之法在宋代的發展與變化，雖以北宋前期為重心，實則闡明兩宋君臣因時事變異，選擇祖宗言行，做出不同的解釋和利用的過程，既塑造可供仿效的祖宗形象，也為其為政施治的護身符。作者以豐富的資料、精練的文字、嚴謹的態度，深度挖掘宋朝祖宗之法話語背後的涵意與事實之間複雜多變的關係，有敘述，有分析，有議論，不僅是理解宋朝政治特性的主要線索、整體把握宋代政治發展的主要課題，更是近年來對宋代政治與文化透析最深、最具創見的學術專著，值得深思細讀。

——黃寬重

把“祖宗之法”處理為一個核心明確穩定、而外緣寬泛富有彈性的綜合體，其基本精神是“事為之製、曲為之防”；它既包含著若乾“做法”，如守內虛外、以文馭武、壓製宦官外戚、尊重士大夫等；同時也包含著各種“說法”，呈現為一個“話語的集成”，由“塗抹”“層累”和“疊加”而形成，對之的理解可因人因地因時而異──其立意有匠心獨具處，其闡發是“立體”的，手法嫻熟、剖析細膩又富於分寸感；其所揭示的政治與文化間的複雜互動關係，為從文化角度透視中國政治，提供了新鮮啟示。

——閻步克

從活的制度史邁向新的政治史

——綜論宋代政治史研究趨向

黃寬重

作者

簡介

黃寬重，1949生，台灣長庚大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致力於歷史學及人文學之跨領域研究，尤專研宋史，特偏重於南宋史。

一、前言

久遭冷落的政治史研究近年來再度受到史學界重視，學者紛紛引進新觀點、新方法，積極討論如何重新出發，並已陸續出現幾部成功的著作，使困頓許久的政治史研究再掀討論熱潮。明清史學界對此趨勢反應積極，且明顯受國外觀點影響；兩岸宋史研究者雖對海外新觀念、新理論的敏感度較弱，但學人卻也能在反省自身研究歷程後，有所調適與轉變。本文即是筆者結合學術史發展和個人研究心得，對宋代政治史研究所進行的回顧性討論。

二、早期的政治史研究

符合現代學術意義的中國史研究，已有百年歷史。檢視百年來的研究成果，各類觀點與議題均曾引領一時的研究走向，明顯反映學術風潮的轉變，而在中國史研究的早期萌芽階段，政治史研究尤居主流，影響廣泛而久遠。所以如此，與清末以來的時代環境關係密切。當時知識分子關心國家處境，亟思圖強，格外關切政局變動等政治性歷史議題。複以出版典籍不多，重要圖書使用不易，而討論上層政治結構與政治發展等問題，只需結合重要經典及二十五史等正史典籍，即能提出具解釋性的新見，成一家之言，故投身研究者眾多，成果輝煌。這種現象在漢唐盛世立國典製的闡述上，尤為明顯；反觀宋代，既被視為中國史上的弱勢朝代，史料又龐蕪而難於梳理，在偏愛研究盛世的學術氛圍中，多受忽略，成果不易展現。

不過，在這樣的學術氛圍與研究條件下，第一代學者仍為宋代政治史研究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如聶崇岐《宋代州軍監之分析》與《論宋太祖收兵權》、張蔭麟《北宋的外患與變法》、錢穆《論宋代相權》以及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正》與《宋史刑法志考正》等著作，都是早期研究宋代政治制度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著重對史志與制度作了詳實考訂與探究。此外，變法、黨爭、政局變動，以及政治人物、集團與政治鬥爭等議題，也都是早期政治史研究的重點，而宋代的皇權與相權、強乾弱枝、重文輕武等，更是討論中國歷史轉型的重要課題。

不過，此時的宋史也如同其他斷代研究，明顯獨重開國立製階段與變法黨爭，對北宋中期之後，特別是南宋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多所忽視。所以如此，一來是研究者多認為開國時期的規劃與作為，決定了一朝格局，後繼者僅是祖述舊章，無關巨集旨，故疏於論述。二來，研究資料也限制了討論開展。北宋一朝除《宋史》之外，尚有編年體的《續資治通鑒長編》，該書保留北宋中晚期以前的詳細史料，裨於學者掌握興革變化；南宋除《宋史》與記錄高宗一朝歷史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外，缺乏完備的編年史料，其他文獻又殊為零散，不易搜集整理，一時難有新見。再者，南宋向被視為偏安的小朝廷，不符追求盛世巨集規的國情，除了悲劇性英雄人物嶽飛與文天祥外，其他課題鮮受學者青睞。

政治史獨重且研究焦點偏頗的現象，一直延續到20世紀70年代的台灣與80年代的中國大陸。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宋史研究情況，已有具體評述，本文不擬贅述；台灣的宋史研究則始於1949年之後。當時大量典籍文獻來台，典藏於中研院史語所、“國家”圖書館、台北故宮博物院與台灣大學四個機構，許多歷史學者就在艱苦的環境中，揭開中國史研究的序幕。然而，早期受限於庋藏條件，這些典籍並不利於一般學者使用，研究環境仍與在中國大陸時期無異。此時，各大學歷史學系的課程講授及研究仍以政治史為主，焦點也偏重北宋史。在諸多大學系所的政治史研究中，尤以政治大學的政治研究所為重鎮。該所以政治制度及其運用為主要探討方向，有較強的政治學訓練，並能參用社會科學理論及方法，雖然研究取徑及史料運用與歷史學界不盡相同，史料耙梳與考訂亦不如歷史學界，但卻是跨領域研究的先行者。

三、政治史研究的消退

20世紀70年代，台灣歷史學界研究政治史的熱潮明顯消退，這與大量典籍出版及社會科學理論的引進，關係密切。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際學界急切地想認識中國、了解中國，並積極開展中國學研究，台灣遂成為傳統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對外視窗。國際學界視台灣所藏的豐富典籍為重要研究資源，大規模的史料編輯、翻印等出版工作於焉展開。以宋史研究材料而言，除正史外，像《續資治通鑒長編》、《宋會要輯稿》、名家文集、筆記小說，以及由趙鐵寒教授主編的《宋史資料萃編》，均大大豐富了研究資源，連帶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與議題。

《續資治通鑒長編》

同時，受到歐美學界的影響，社會科學理論也浸漸主導台灣的中國史研究的取向。諸多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中，影響中國史研究最早也最深的，莫過於馬克思理論，但在1949年之後的台灣，此一觀點因政治因素而遭禁絕，歷史學界多遵循傳統的考證分析，此即所謂史料學派。考證分析性的歷史研究，關注重點不脫朝代興替、政局變動與人事鬥爭等政治議題，與歐美學界關切的中國歷史發展與現代化，著重有別。

歐美學者所關心的中國研究議題，或源於其對自身社會歷史發展的觀察，或擷取自相關的社會科學理論，中國傳統的研究方式與議題，既非他們所長，也非其興趣所在。歐美學者以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為基礎，開展中國史研究，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文化學等觀點都是觸發其靈感的來源。各時期流行的理論和方法先後引進，如計量統計、社會流動，都曾或深或淺地影響台灣的史學研究。不同學科間的相互激蕩，使新的議題不斷出現，帶動新的研究方法，也觸發新的研究方向。70年代以降，史學研究重點不斷改變，如以個別人物為中心的學術思想史、強調量化統計與理論的社會經濟史、著眼於庶民生活的文化史及後現代研究等，都曾在史學界引領過一代風騷。

研究材料的開拓與豐富、大型資料庫的出現乃至泛濫，加上一波波不同領域社會科學理論的影響，歷史研究議題不斷擴大、不斷分殊，研究範疇也由原本的中央、上層，向地方、下層、庶民推展，方面越來越廣。史學研究的熱點日益被思想史、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等形形色色的研究取代，無論是典章制度的靜態考訂，或是高層政治的探究，都不再受到學界關注，政治史的重要性漸漸被衝淡、稀釋，甚至消退。這種現象從近十年來台灣史學界所發表的論文，以及各大學相關係所開設的課程內容，可以清楚顯現。

研究取徑與書寫技術的改變，與政治史研究熱潮消退相系。傳統歷史研究側重對史料的搜集整理與考訂解讀，留心對時空背景的整體掌握，著重變與常之間的關係，在數據分析之外，更看重敘述。這樣的治學方式強調文史不分家的涵養，研究者必須具備扎實的閱讀與文字掌握能力，善於參照各種不同性質的史料，同時廣泛涉獵各類知識，才能深透。也就是說，傳統中國的歷史學是一門綜合性的學問，學科邊界並不明顯。

然而，傳統的“學問”在現代學科劃分的影響下，各學門間分際凜然，非但訓練與取徑各有不同，更紛紛強調創新、注重理論，學術專業性日益強化，尤其仰賴大型資料庫查索資料，用大量數據說明立論的完備性與嚴謹度，藉以建立具學術說服力的觀點，人文學科遂日漸趨近自然科學。強調專業，既使各學科間的疏離感加劇，造成歷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隔閡，歷史學傳統的討論方式也因難以迎合各學科的要求，被認為學術性不足，研究成果受到其他學科的貶抑，漸漸退居學術邊緣。更有甚者，歷史學者借助社會科學理論的同時，無形中也放棄了傳統史學思考、分析與敘述的整體關照，將歷史學拆解成社會史、經濟史、思想史等不同研究類型，以致各研究類型間隔行如隔山，許多課題若不曾涉足，幾乎無法深入評論。

鑒於政治史研究的消退、傳統歷史書寫技術後繼無人，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2009年春天所舉辦的歷史研習營，就特別強調政治史研究，及傳統歷史書寫技術與訓練的重要。這個例子結合上述歷史系缺乏政治史課程的現象，可以反映政治史研究在台灣面臨的人才斷層與研究發展的困境。

四、“活的制度史”的提出

198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宋代政治史研究大幅躍進，不但面向增廣、品質俱增，對典章制度的討論更繼承了中國史堅實的考訂傳統，成果尤為顯著。如龔延明的《宋史職官志補正》、何忠禮《宋史選舉志補正》、王曾瑜《宋朝兵製初探》、李昌憲《宋代安撫使考》與朱瑞熙《中國政治制度通史 ? 宋代》；香港方面有梁天錫《宋代祠祿制度考實》、《宋樞密院制度》、《宋宰輔制度研究論集》第1輯《宋宰輔兼攝制度》以及《宋宰相表新編》等四部力作，都是考訂與增補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鄧小南《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虞雲國《宋代台諫制度研究》及前述《中國政治制度史 ? 宋代》，則在制度考訂之外，兼及其運行機制與特點。

此一榮景，反映中國大陸學術重建的勁道與成就，與台灣政治史研究消退的情況，呈現明顯對比。然而，中國大陸隨著研究資源日增，對外交流日盛，加上各類社會科學理論的觸發，新的研究議題也擴展迅速，政治史再難獨重。複以中國大陸史學研究取徑改變無多，受限於既有研究框架及訓練方式，政治史研究或一再重複相同的史料及議題，或無法跳脫靜態的制度梳理，研究成果雖較台灣豐富，但缺乏新見，研究品質難以提升。到世紀交替之際，政治史研究較之於其他領域的興盛，更是窘態日見。

為了重振宋代政治史研究，並調整發展方向，中國大陸青壯輩宋史研究者於2001年邀集海內外學者，在杭州召開“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會議針對制度研究發表17篇論文，除部分以宋史為例，討論制度史研究中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外，其余12篇論文分由不同側面，回顧與反思百年來的制度研究。這些論文在2004年，由浙江大學包偉民教授集結成《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90-2000）》一書出版。

該書各篇論文詳細檢視不同議題的宋代制度研究，既總結了百年來制度史的研究成果，也深切地反省了過去的缺失不足，希望藉以改變政治史既有的研究型態，重新出發。該書呼籲學者應跳脫制度闡釋的藩籬，由以往強調巨集觀、靜態、脫離歷史實際的文本主義制度史，轉而重視制度的動態發展與運作過程，嘗試把握制度變遷與背後複雜的人事權力關係，以更貼近歷史實情，總名之為“活的制度史”。制度不外乎人事，政治體制的運行並非僅由人單純地遵行、符合制度規範，更是制度與人事之間的相互為用。當制度建立之後，仍須透過人事從中解釋、運作，乃至創造新制度的發展太空；倘若太過單一、靜態地看待制度，未能與社會發展相結合，制度史將淪為孤立的考證，而非具有歷史意義的學術問題。

2001年會議的與會者多是中國大陸宋史學界具有代表性的學者，經過反省式檢討並調整研究取徑後，宋代政治制度研究的整體情況有明顯的改變，其中以鄧小南教授指導的博士生論文最為具體。這些作品著重闡述制度形成、推動與執行過程中，外在環境變動與人事權力關係所造成的影響，不再將制度視為客觀獨立且凝止不變的存在。論述也多能兼顧動態發展過程與人事運作的角色，將研究範疇擴及參與政治運作的各類社會組織與力量，以及文化發展與政治關係等，使政治史研究不再偏於上層、中央政治結構，轉而注意下層、地方性的領域。

這些成績可以說明，推動活的制度史研究，實有助於中國大陸宋史界走出舊有研究框架，對宋代政治有更整體的了解。不過，活的制度史只是活絡政治史研究的途徑之一，若期待政治史研究能改換新貌，仍需結合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形成跨越不同領域、不同層面的整合性觀察，使其內涵更為豐富多元，才能讓政治史研究得以在眾多學術領域的競爭下，開展新猷。

五、新政治史研究的萌芽與發展

20世紀70年代以降，歷史學界各類研究異軍突起，並相繼形成熱潮，將政治史逼向邊緣。然而，早在政治史初逢挑戰之際，宋史研究前輩學者就曾嘗試透過不同視角，發掘具新意的政治史議題。

首先對政治史提出反省的，是已故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劉子健教授。劉教授早年修習政治學，專攻宋史，並教授中國現代史。其以政治史為研究主軸，提倡新視野、新方法，對宋代政治人物如范仲淹、歐陽修的討論，都有別於傳統。劉教授在20世紀60和70年代曾發表如《背海立國與半壁山河的長期穩定》、《包容政治的特點》、《王安石、曾布與北宋晚期官僚的類型》、《南宋君主與言官》與《略論宋代武官群在統治階級中的地位》等多篇論文，多從巨集觀角度討論南宋立國環境及政權特色，論點雖仍待深化充實，但明顯擺脫傳統論述，重視解釋與新觀點的提出，頗具啟發性。惟當時台灣與中國大陸學界，缺乏這樣重視思辨的訓練，劉教授的研究方法只能對個別學者產生影響，卻未能帶動起全面性的研究風氣。

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廣島大學寺地遵教授所提出的“政治過程論”，也可視為新政治史的先驅。日本學界的宋史研究，長期受虎次郎、內宮崎市定等學者的巨集觀政治學、唐宋變革論影響，多以中央政治為討論中心，關注君主獨裁政治論，且過於偏重北宋時期。寺地遵教授有感於此，特別以南宋為研究對象，提出政治過程論的觀點，以微觀視角考察南宋官僚機構中，由皇帝到最下層的連線間所存在的勢力集團，及圍繞國家決策所發生的衝突、抗爭，也就是將中央與地方聯繫起來，以分析政治過程。其代表著作就是《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1988）一書，該書於1995年譯成中文。

該書的出版對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影響頗為顯著，後繼者對此觀點的闡述，也時有新見。如大阪市立大學平田茂樹教授，便曾以政治太空（場）的文書傳遞，以及奏議與對策等議題，來闡述宋代政治決策的過程。不過，直到近年，寺地遵教授的論點才因平田教授與余英時教授在著作中的引介，而廣受華人學界重視。此一強調過程的動態研究，也表現在鄧小南教授發其端、黃寬重繼其後的文書傳遞與政令運作的研究項目中。這一系列的相關研究，不僅注意政治制度的功能與運作過程，也關注到資訊取得對帝國統治、士人溝通的關係，讓制度既與人事相結，形成動態發展，且能從政治運作的角度，賦予原屬各專門領域的學術議題新的內涵。具體成果見於鄧小南教授主編的《政績考察與資訊管道——以宋代為重心》一書，及《漢學研究》中的“宋代的訊息傳遞與政令運作”專輯。

2006年初版《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繼中國大陸宋史學界提出活的制度史論點，以活絡政治史研究之後，近年出版的二本宋代政治文化史專著，即余英時教授《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及鄧小南教授《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更直接促成了新政治史研究的出現，並在宋史學界中引發了廣泛的回響。余教授研究涵攝經濟、學術、思想等諸多領域，並長期以研究思想文化、宋明理學及個別思想家哲學內涵為主。《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以思想史內容的政治解讀為主要取徑，關注孝宗朝著名思想家所形成的道學集團，及其因關切國是所展開的活動，強調綜合文化史與政治史研究，注重二者的互動關係。鄧小南教授則在探索宋代官僚制度之外，進一步闡發宋史學者所熟知的祖宗之法，如何為北宋歷朝君臣所利用，又如何影響當時政局，細致勾勒出政治過程、制度運作與人事互動間的連動關係。上述二本專書幾乎同時以不同取徑，重新詮釋了宋代政治史的文化意涵，在學界紛紛檢討如何在傳統的典章制度之外，尋求政治史研究新出路之際，遂成為宋史學界發展新政治史最直接的觸發力。

六、個人的研究經驗

除了學術風潮的轉折起落外，個人的成長經驗與學史歷程也使我對宋代政治史研究有些體驗和想法。

我成長於台灣社會的艱苦發展階段，深切體認到個人發展與外在社會環境變化息息相關，因此從年輕時就格外關切台灣現實環境的整體變化，個人的成長經驗成為我學習歷史的啟蒙。大學時期，西方社會科學理論雖相繼引入台灣的大學校園，但當時可資閱讀的資料不多，亦欠缺適當引導，我所接受的訓練仍較著重傳統的深度研讀。其時，適蒙東海大學中文學系孫克寬教授指引，我開始研讀南宋文集，並注意到宋、金、蒙三勢力興替之際的政治環境，與當時兩岸關係多有扣合之處。從此，我除了多面相地考察大環境變遷的政治議題，也養成了從現實經驗尋找靈感，進而留意史料，探索社會現象之歷史議題的研究習慣。

從史料閱讀中，我既了解到歷史現象無法以特定社會科學理論一以概之，也體認到歷史人物或事件發展，與大時代變化間關係多重而綿密。本著這樣的認識，我總是嘗試將歷史經驗與現實環境結合，並從現實事務中理解、學習歷史法則，分析影響歷史發展的多方因素；在研究時，也特別關注在當政治環境發生變化時，個人與群體的適應、出路與最後的命運。我曾討論過的理宗時代和戰、邊防與流民三項重要國是爭論，以及南宋義軍、和戰與南北人、歸正人、“害韓殺嶽”等收兵權與文字獄問題，乃至李全父子和馬擴等亂世英雄人物等議題，都是受現實環境經驗觸發，進而探尋其歷史脈絡，而發展出的研究議題。

我在研究之餘，喜歡閱讀清末民初人物傳記及名家回憶錄，也從中得到了研究宋代地方武力與地方軍的靈感。從閱讀傳記與回憶錄，我觀察到從清末到抗戰期間，不少地區仍存在中央政府不能有效控制的地方勢力。由此聯想到七八百年前的南宋時代，表面上中央雖執行強乾弱枝政策，實際上仍應有地方武力的存在。有此體認後，便特別留意南宋地方軍、地方武力的材料，先後撰寫了多篇論文，最後集結成書。如果沒有這樣的機緣，很難想象在史料上偶然出現的飛虎軍、摧鋒軍、左翼軍、茶商軍、兩淮山水寨等名詞，有何歷史意義與研究價值。從個人經驗中在在體會到，如果研究者能夠關心、觀察，進而思考現實社會中各種現象的歷史背景，並透過閱讀，培養史料敏感度，慢慢搜集並從中篩瀝出有意義的材料，往往就能逐步串連出具有歷史意義的研究課題。

個人雖然因從事地方家族、地方軍與地方武力等研究，而被視為宋代社會史或軍事史工作者，但實際上，出於對整體現實環境的長期觀察，以及對社會與政治關係的興趣，我對政治議題較富敏感度，研究內容也帶有較強的政治性。我習慣將歷史現象與政治問題聯結思考，近年來也嘗試結合現有成果，進行跨領域研究，最近發表的三篇論文都呈現此一特質。第一篇是在《漢學研究》“宋代的訊息傳遞與政令運作”專輯發表的《晚宋軍情搜集與傳遞——以〈可齋雜稿〉所見宋、蒙廣西戰役為例》。該文利用李曾伯《可齋雜稿 ? 續稿後》中十餘萬字的一手史料，以政治與資訊傳遞的角度，重新探討過去屬於軍事史的宋蒙廣西戰役。除闡述宋廷如何動員大批人力，透過廣西對安南、大理及羈縻溪洞三方面，多管道地搜集蒙古軍情活動，並與中央頻密聯繫以決定戰略的過程，也體現出戰時體制下，中樞與前線、君與臣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因各方所處立場不同，對軍事部署與戰略決策造成的影響。

第二篇《宋代基層社會權力結構與運作——以縣為主的考察》，以縣作為觀察焦點，討論宋代基層社會，與學界慣於以鄉村裡為基層社會討論對象的作法有別。這樣的討論方式，出於對宋代“縣”行政層級的觀察。我認為縣是宋代政治力與社會力的交會點，縣以下不再有朝廷命官，縣級官員是宋廷政治力運作的末梢，而胥吏、士人、富豪（形勢戶）、基層武力，乃至一般庶民所形成的社會力量，能夠與官府溝通之處，也是在縣衙。唯有在“縣”的場域中，胥吏、士人、富豪、官員等角色才有足夠的討論太空，彼此的互動關係也較清楚。如果降低宋代基層社會的討論層級，許多重要人物的活力將不複存在，也將失去歷史研究的意義。

第三篇則是《政治、地域與家族——宋元時期四明士族的衰替》，總結個人過去對四明家族的研究，將家族、地域、社會與晚宋政治發展之間的關係聯繫起來，是《宋代家族與社會》一書的另一觀察性結論。四明士人家族透過共同合作、努力，帶動了各家族的興起與四明共榮的地域社會景象。然隨著各家族因政治歧見而疏離乃至對立，以及家族內部衝突與發展的歧異等因素，最終不僅導致各家族沒落，更使四明人的政治影響力在晚宋大幅衰退。此研究有別於以往側重家族興起，反藉由家族的衰落，捕捉地區性力量在南宋政治發展中的轉變。同時說明，四明家族政治影響力的消退有其漸進過程，並非單單肇因於蒙元政權入主江南。此外也呈現出，即使是家族史研究，如果能注意政治面的發展因素，仍可另展新局。

七、新政治史研究的範疇示例

最後，我想提出一些新政治史可能探討的範疇，藉以拋磚引玉，激蕩出更多具發展潛力的討論主題。

首先，歷史研究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不該為學科領域界線所切割。討論歷史問題時，尤應廣泛關照全局，兼顧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等各種時空因素，才能切近歷史的全貌。歷史研究若為迎合社會科學各專業領域而過度切割，非但將自外於歷史時空，更會因過度傾向社會學科，反而淪為其他學科的注解，卻又不易得到認同。政治史若要重新出發，應整合不同學科的研究觀點，將過去被割裂為交通史、社會史、經濟史、思想史等類別的諸多成果，從政治運作的角度加以統合，重新賦予學術意義，才能豐富研究內涵。

第二，新政治史的開展，必須選擇利於展現政治意識的題目。以往的政治史研究，無論是人事布局或政治鬥爭，關注的都是人與事件本身，新的政治史研究，應進一步尋找能夠展現政爭中各方運作、討論的議題。好比“民情”或“恢復”等題目，均有助於在既有研究基礎上，開拓新的研究方向。

第三，是對政治文化現象的討論。前述余英時、鄧小南教授等人的研究，已有初步的成果，而劉子健教授在《兩宋史研究匯編》一書中，所提出如背海立國、包容政治等有諸多意義的論點，都值得參考並進一步深化。我即將著手的“嘉定現象”研究計劃，也是一個例子：南宋寧宗嘉定年間，除了宋金戰事與史彌遠專權外，被視為和平無事、缺乏歷史意義的年代。其實這一時期，不少士人多投身於習醫養生、搜藏古董及出版、文藝等活動，而不全以舉業為重。若將這些現象與書院、理學的發展，以及朱陸學者大規模從事社會文化建設等活動聯繫起來，可以觀察到社會文化、學術發展背景的政治因素。

第四，是政治概念的文化闡釋。這又可以分作兩方面，其一是宋人對特定時段的歷史詮釋。如慶元黨禁，研究者應該檢視現存資料中，何者是黨禁時的資料，或是黨禁之後勝利的道學家所記錄，不能將之全視為當時的歷史實況。至於如何觀察勝利者建構慶元黨禁的發展歷程，也值得探討。又如大家所熟知的仁宗朝嘉祐之治，在討論時必須先了解到，嘉祐之治是在哲宗元祐年間的特殊政治環境下，所被重新建構出來的政治典範，並非嘉祐時期的宋人所標舉的政治口號。

政治概念的文化闡釋，第二個面向是皇帝或統治者如何利用政治操作，塑造政權形象，或為統治的正當性辯護。如哲宗初年提出“元祐更化”及理宗以“端平更化”所標示的新政局。端平更化是在權相史彌遠過世、理宗親政之後，與宰相鄭清之提出的口號，意在消弭濟王案所造成的政治對立，試圖凝聚各方力量，重新出發，但終告失敗。這一類的問題，都具有歷史意義。

第五，是理念與制度的實踐。這方面，不少社會史的議題都可以在政治史的命題下，賦予新意。如士人在地方社會推動的各種組織與作為，以及地方社會各項制度的建構過程，乃至宗教祭祀儀式等，都是士人複製中央政治制度及其運作的模式，值得納入新政治史未來的發展範疇中討論。

第六，是學術與政治議題的結合。宋人義理策論的發達，固有學術發展的脈絡，也與政治因素密切相關，如尊王攘夷、夷夏之防等春秋學的闡發，即與宋代立國環境的變化息息相關，各種儀禮闡述與爭議也和現實政治密切扣合。這些看似單純的學術思想問題，都有很強的政治因素在背後主導。

最後，是政治力與社會力的交會。前文提及個人以縣為基層社會的中心，探討官吏、士紳、富豪之間利益交換與衝突的情況，未來政治史研究可以進一步透過郵遞、驛站、邸報乃至官員的書信等常態性，且易被研究者忽略的資料，討論帝國統治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進行。這些現象雖是人們視為習以為常的事物，卻是王朝運作的基礎，也是研究新政治史可以用力的核心問題。

八、結語

歷史研究的內涵與視野，不斷因發現新資料、引進新方法而推陳出新，眾多類型的研究議題都曾引領過一時期的學術風尚，著實展現了蓬勃的學術活力。當學界因新方法或論點的出現，帶動起新的研究風潮時，舊的議題與討論方式相對遭到摒棄，影響力消退。政治史研究的起落轉折，正是這種學術風潮變化所致。然而，這不代表政治不再是歷史研究的重要議題，而是說明政治史亟待透過檢討、調整，催生出新的發展方向。

新政治史研究即是歷史學界不斷面對挑戰與衝擊，所作出的反思、呼籲與調整。以人文研究而言，實無截然的新舊之別，更遑論高下優劣或以新代舊之議。在新政治史形成的過程中，雖以“新”為標榜，但用意實在指出，從事政治史研究必須思考如何以政治思維為主體，吸納其他領域的成果，以豐厚研究內涵，進而呈現出跨學科整合的效益。

學術研究必須透過不斷累積，方能結出豐碩的果實。長期以來，政治史研究在學界的努力下，雖有相當豐碩的成果，但研究重點過於集中，以致仍有許多待填補的太空。因此，我們雖然鼓勵透過新思維與新取徑，重新揭示政治史的發展方向，但也期盼繼續以篤實的治學態度，與新研究相輔相成，圓滿不足之處，讓政治史研究既有新意又能求全，展現活躍的生命力。

若期待新政治史有別於過去的研究成果，研究者必須加強意見交流，尋找可以探討的議題，並區分哪些問題宜由個人進行，哪些需要透過集體研究，以發揮最大的研究效益。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個人才學與創見固然重要，如果能進一步借重群體討論或集體合作的方式，對大型議題進行研究，必能有較大的成果，影響的層面也較為寬廣。

* 編者謹按：本文原刊於《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4期，此次發表對原文注釋進行了刪節。

—END—

歡迎點讚，分享轉發到朋友圈

歡迎關注三聯學術通訊

「近期專題」

三聯書訊 | 2018年6月

荷花池畔竹涼床，一枕閑消夏日長

----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

ID:sanlianshut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