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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有順:認識一個文學深圳

文學深圳並不單一,它看起來是當下的,其實也是歷史的,看起來是現代的,其實也隱藏著傳統中國的面影。它的寬闊、豐富和無法歸類所蘊含的活力、前景,正在把這個城市的文學變成一個當代文化研究的生動標本。

by-謝有順

認識一個文學深圳

文 |謝有順

中國當代文學這四十年的變化,幾乎都由青年作家所發起,他們的寫作實踐,最終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學變革。青年作家的寫作,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洋溢著一種求變的渴望,而正是這種求變和解放的寫作衝動,喚醒了他們內心那種探索和革命的激情。

觀察當下的深圳文學,青年作家的寫作無疑也是一個重要的視角。由於深圳文化的多樣性和開放性,接納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寫作者,也就容納了他們對生活、對世界的各種大膽想象。他們不相像,極富差異,眾聲喧嘩,可以說,他們的作品,很好地展示出了這座城市的品質。

不同風格的青年作家共處一個文學場域,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書寫著個人的經驗和生活,使得深圳文學呈現出了一種新的審美向度。一群有潛質、有才華的深圳青年作家已經成為嶺南文學的重要群落。從前些年的吳君、謝巨集、央歌兒、謝湘南、梅毅、戴斌、秦錦屏、畢亮、衛鴉、王順健、郭建勳、曾楚橋、孫向學、弋鏵、俞莉、蕭相風、厚圃,再到今天的徐東、蔡東、鍾二毛、陳再見、陳詩哥、劉靜好、阿北、蔣志武等人,這個作家群的寫作實績,即便放在全國的視野裡來觀察和定位,也是有競爭力和影響力的。

吳君的小說就多以深圳為背景,側重於對渺小人物命運的關注。她的小說語言簡潔,故事好看,像《親愛的深圳》,講述的是一對農民夫妻、一對農民父女、一對城市父子在深圳追求幸福的故事,但小說對人性的精細解剖和微妙分析,以及對人活著之尊嚴的召喚,令人印象深刻。這麽多年來,吳君始終恪守自己的寫作原則,持續書寫著自己的“文學深圳”,從《親愛的深圳》到《深圳西北角》《皇后大道》《十七英裡》《離地三千尺》等作品,她在一腔悲憫中讓我們看到了一代深圳人的心靈史。而謝巨集的寫作沉著、從容,他的小說大多聚焦於都市人的“焦慮”和“憂傷”,充滿靈性和詩意,對當代都市人的情感生活與內心焦慮有著很強的表現力。他的代表性作品如《青梅竹馬》《深圳往事》《貌合神離》《紋身師》等,體現出他在處理故事細節與小說語言上的稟賦和才情,尤其是他堅持書寫殘酷下的溫情和喧囂背後的寧靜,已經形成自己獨有的寫作風格。近年來,他又開始嘗試英文寫作,並於今年發行了首部用英文寫作的小說《MAO'S TOWN》(《毛家鎮》)。

衛鴉的小說,既直面了破敗的現實,同時在個體生命冊中創造了不少堅韌的靈魂。在關於城市與當代生活的認識上,他的小說提供了自己的角度:“在這樣一座快節奏的城市裡,不管我們是身居高位,還是身處市井,我們內心的強度都是一樣的。我們對情感、對性、對物質、對前景,無不憂心忡忡。當我們得到了物質上的滿足之後,我們的生活可以穩定,但內心的彷徨與掙扎永無止息。”他的許多作品,如《被記憶敲打的黃昏》《被時光遺失的影像》《被紅土串起的記憶》《嗩呐不哭》《紙船》《空中稻田》《小鎮理發師》等,表達了對都市的批判,對故鄉的回訪,對美好往事的回憶。寫作往往是朝向故鄉的一次精神扎根。衛鴉的小說寫到了苦難和不幸,但他也不忘給人間的希望和溫暖留存太空,在生活進退失據之時因為殘存信念和熱愛,他筆下的人物也就有了出路。在城與鄉的對立中,也許最需要警惕的,就是簡單地貶抑城市,而一味地把希望寄托於鄉村和田園——衛鴉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的小說面對的是當代經驗的複雜和兩難。

徐東的寫作溫和、執著且不失真誠,他的小說在對蕪雜生活的剖析和追問、對精神太空的探尋與守護中,呈現出形而下的荒誕感和形而上的思辨色彩。《新生活》《消失》《洗腳》等作品,塑造了眾多性格迥異的人物譜系,以此描摹都市中的眾生相,都市人內心的焦慮與渴望,以及他們對於現實生活的思考與反抗。通過這種揭示,徐東意在告訴我們,人的本性雖然善良,但在現實世界的影響下,常常表現出貪婪、醜惡的一面。這種現實感,是城市書寫的血肉基礎。

除此,我還喜歡謝湘南的沉思和機智,蔡東的乾淨和儒雅,王順健的明快和簡潔,戴斌的生動和詼諧,厚圃的圓融和悲憫,以及央歌兒所創造的小世界;喜歡梅毅的大膽和恣肆,陳再見的現實和縝密,陳詩哥的天真和野心,秦錦屏和畢亮的老實和誠懇,以及蕭相風對當代生活的概括和描述,還有曾楚橋、譙樓、俞莉、阿北、蔣志武等人,他們的寫作,都有著直面當代生活之真實與複雜的勇氣,而且在語言上頗具現代意味。

他們是深圳生活的在場者、記錄者,同時也承受和咀嚼這個城市的創傷記憶;他們的觀察與思考,豐富了一個城市的表情。

如果一個地方的文學趣味和寫作面貌日趨定型,就必須依靠後起的新作家來重塑它的活力。一個城市有一個城市的文學,這不僅是從地域風貌上說的,它也是一個城市的精神氣質的體現。

作家蔡東

深圳地處珠江口東岸,與香港、東莞、惠州接壤,呈狹長形,一個彈丸之地,何以有如此大的容納力,且能讓這麽多人對她不離不棄?也許正是在於她雜糅了各種人的智慧和認同感。南腔北調成了深圳精神的正統,這是一種文化活力的表現。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覺得深圳更像北方城市,大概初來此地創業的人,很多都來自北方,這影響了這個城市的整體性格,至少,南方城市的柔軟,在深圳並不突出。可這有什麽關係呢?北方的,南方的,得以匯聚一爐,這正是深圳的襟懷。早上見面互道“早晨”,上酒樓吃精致的點心,這個時候,所有深圳人都是南方的;而回到家裡,忙著下面條補肚子,或者吃實心饅頭,這時的他又成了北方人——離家多年,他終究改不了愛吃麵食的習慣。

——這種情況也鮮明地體現在了深圳的文學之中。那些青年作家,在書寫深圳當代生活的同時,你總能從他們的作品背後看到一條精神影子——它來自不同的人的不同記憶,也來自不同的文化和族群,而正是這種雜陳和混合,使得文學深圳並不單一,它看起來是當下的,其實也是歷史的,看起來是現代的,其實也隱藏著傳統中國的面影。它的寬闊、豐富和無法歸類所蘊含的活力、前景,正在把這個城市的文學變成一個當代文化研究的生動標本。

這或許是深圳文學希望企及的高度。因此,深圳青年作家不必掩飾自己的口音,不必卸下故土所賦予自己的精神重擔,而是要帶著這些口音和重擔上路,進而激活當代經驗,把各種文化、記憶和經驗相撞擊、相交匯之後的都市奇觀寫下來。我認為,這是深圳文學中最值得期許的一種寫作。

謝有順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

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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