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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記》:聚焦北上廣80後的成長

“我陪著我的主人公,年輕的顧明笛,在北京、上海、廣州重新生活了一遍。” 評論家、作家張檸在2019開年推出的首部長篇小說《三城記》由北上廣三個城市的生活片段,勾勒出八零後青年顧明笛探索人生價值的歷程。小說以現實主義筆法,呈現中國一線城市不同的面貌,展現社會各階層的生活情態。

2月28日上午,張檸長篇小說《三城記》研討會在京舉行。本次研討會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與北京作家協會共同主辦,《當代》雜誌主編孔令燕,在京的評論家和作家賀紹俊、寧肯、付秀瑩、李雲雷、徐則臣、張莉、李林榮、劉大先、嶽雯、石一楓等參加本次活動。

《三城記》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開年推出的一部重要作品,講述“80後”成長史,聚焦主人公顧明笛在一線城市的生活與奮鬥,直面當下中國城市生活,並以此為原點異塵餘生社會各個階層的生存和精神狀況。在建國70周年之際,小說以現實主義筆法勾勒出新青年、新時代的正面和側影。

現場嘉賓主要圍繞現實主義與典型性問題、成長小說與青年形象問題、中國城市書寫問題、小說創作與現實的關係問題、敘述視角與創作自覺問題、長篇小說的世界觀及敘事整體性問題等等進行探討,打開了解讀《三城記》的多個維度。

研討會現場

非典型成長小說

小說以26歲、熱愛文學的顧明笛毅然辭職,離開上海老家,決定闖蕩世界為開篇。他先前往北京擔任時報記者、進入B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隨後與戀人南下廣州,一同打理發展生態農場,此時的他也面臨返回北京為文化機構工作的選擇。從文學沙龍、報社、大學校園、文化機構的創業者,以文學為線,顧明笛在不同的場域中流轉,身邊圍繞著各式各樣的人物,在六年的時間裡,隨著經歷的增長,他的精神思想愈趨豐富。

“這是一個非常另類的中國當代成長小說,只有在當代中國才能產生這樣的成長小說。”《三城記》是聚焦於八零後青年的成長史,然而有別於典型的成長小說,小說寫的不是一個傳奇,而是這個時代青年的代表人物。顧建平認為張檸把主人公的生活經驗傳達給讀者,而且透過角色年齡與周圍環境的設定,使文本更加符合現況。

如何透過主人公顧明笛的經歷折射出大時代的特徵,也為在場多位學者所關注。“你會看到這個年輕人一開始面色蒼白,他病了,對時代有很多的看法,但是他不知道怎麽自我治愈。”張莉認為顧明笛的角色塑造從“媽寶男”出現,經過上海、北京、廣州最後成長為一個健壯健全的人,他這個時代裡一個很有特點的形象,最後走到了一個更寬闊的區域。《三城記》的貢獻在於不僅寫出了當代青年的生存狀態,也寫出他們精神成長的軌跡。“你怎樣得病,你怎樣使自我健全,最後怎樣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體。”

賀紹俊表示,“在《三城記》裡,顧明笛的行動最終走向勞動,其實就是讓顧明笛的精神走向自由,讓他在勞動中獲得生命最佳的狀態。”故事設定在2006年至2012年,適逢中國開始擴大城鎮現代化、經濟發展急速擴張的時代,顧明笛精神旅程是與中國二十一世紀以來的現代化進程同步的。

《三城記》書封

文學寫作的新可能

“他是通過一個人或者是幾個人,主要人物就是一個人,他從上海到北京、到廣州,他接觸的、他感受的,他的眼裡、他的嘴巴、他的經歷,把對三種文化的理解講述出來,甚至有評判在裡面。”劉瓊指出,三城之間的文化差異性透過角色的生活體驗呈現出來,傳達了地理與文化摩擦派生出來的思想與生產方式。地理環境與小說中出現的職業場所也是張檸相對熟悉的,因而形成了“一個可信的文本,經得住像考古一樣慢慢辨析的可信文本。”

《三城記》凸顯了文本書寫需要知識的積累和研究,即是“知識寫作”。賀紹俊認為《三城記》體現了知識寫作的能量,才有討論《三城記》的文學理論的可能,疏理出文學理論的豐富性。然而知識寫作並不站在個人經驗的對立面,出席本次研討會的作家,以徐坤、寧肯、徐則臣、石一楓為代表,對書中城市書寫的部分相當讚許。作家們以如何把外在的城市文化滲透到人物和故事中進行了討論,從外觀描述到文化氣氛的營造,分享了各自對城市文學的認知與感受。“我特別喜歡這個小說裡面的議論,非常精到,比如上海人跟北京人的比較,上海人、北京人是什麽樣子,這個是親身體驗悟出來的,只有能夠抽剝出來這樣非常精彩的心得和生活經驗的作家,才有可能把《三城記》寫好。”徐則臣稱讚道。

席間,徐則臣、張莉都提出《三城記》轉化成影像的可能性。史詩般的成長故事是青年遇到挫折再克服,努力奮鬥的過程,從上海到北京、到廣州,中間起起伏伏應是極具可看性的。

《三城記》中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豐富,包括沙龍、報社、高校、互聯網、城市與鄉村等等,堪稱一部社會現實的百科全書。同時,小說較為完整地塑造了當代城市青年的典型形象,他們身上突出的精英精神和小資情調,使他們在人格完善的過程中常常困守自我,一旦面對更深廣的外部世界便束手無策。

研討會上,專家們對《三城記》的主題與寫作手法給予了充分肯定。專家們認為,這部小說深刻地寫出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新世紀一直到今天的社會變化,尤其是社會文化格局的變動,以及隨著經濟建設、城市化進程而發生的價值觀念的變動。小說的寫作手法,既有經典現實主義的堅定信念與批判性,又兼顧了現代經驗的不確定性,塑造出一批“主體性未完成”的青年形象,顯示出新的成長小說特徵。

評論與小說寫作的碰撞

“當編輯的一般聽到學者寫小說,一方面是興奮,另一方面也會出現一種警惕。”石一楓作為《三城記》的責任編輯,他談道:一般學者寫小說容易出現過度理性的描述與角色,然而這種情況並未出現在長期作為批評家、學者的張檸筆下,小說中每個人物的心態都是栩栩如生的。出席專家也都認同張檸過去積累的知識體量與犀利的批判筆鋒,並不阻礙文本的通順,反而形成了一種動力,塑造出具有深度思考的文化批判。付秀瑩評價,“他沒有過分地顯露或者顯示自己作為評論家的傑出的思想能力,他完全是小說家的手眼、小說家的筆法,活色生香,可以說非常有煙火氣。”

“《三城記》裡有很多眾聲喧嘩的東西,有大量的議論和他對時代的理解。”張莉表示,張檸批評風格的在地性與民間性反映在小說作品之中,是“嬉笑怒罵、生猛自在”的喧嘩。通過小說,以顧明笛這個人物形象,給予社會更為鮮活有力的回應。

作家張檸最後發言中講述了自己書寫《三城記》的動因,他談到《三城記》的獨創意義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將“行動”貫穿始終,使小說在“知行合一”的東方智慧指導下,建構起新的敘事完整性,對於解決生活漸趨碎片化帶來的敘事難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二是對“精英城市”“中心城市”“平民城市”北、上、廣不同特徵的描摹,將其各自的文化性格滲透到方方面面的細節之中,很大程度上反撥了近年來城市書寫面目模糊、自我重複的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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