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認識一個新的變化了的嶺南，主要是通過大量外來的作家，他們一直在著力於書寫各自在廣州、深圳等地的生活經驗，敏感於時代的變化。他們試圖通過自己的書寫來呈現當下社會現實中的種種問題，借助文學這一樣式來完成城市文化身份的建構，進而表現出這些城市的精神氣質。他們已是中國文學極為重要的書寫力量。——By 謝有順

謝有順：個體的意義至關重要

記者：

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了，請您將這四十年的廣東文學發展做一個簡要的梳理。廣東文學大致走過了幾個階段，出現了哪些典型的文學類型、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

謝有順（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我沒有能力概括廣東文學這四十年的發展脈絡。廣東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的各個節點，都有自己的聲音，但這個聲音都不顯著，更沒有領一時之風騷或創立大的話題。我們所知道的各種大的文學流派、文學爭論，比如朦朧詩、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先鋒小說、文化大散文等等，都非發端於廣東，也無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出自廣東，所以這幾十年來，廣東是中國文學的重要參與者，但不是引領者，也未出現體量龐大的作家，這也導致廣東文學的面貌較模糊，廣東文學的品格也難以一言而蔽之。

廣東文學這幾十年來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它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化大融合的圖景。各個地方、各種風格的寫作者都湧向廣東，都在這塊熱土上生活、寫作，並融入其中，從而寫出了很多不同風格的文學作品。南方的、北方的，傳統的、先鋒的，歷史的、現實的，匯聚於一爐，色彩紛呈。其實這種文化融合本身也是一種文化創新，這種風格混雜本身也是一種風格，無流派也是一種流派。

也許，這二十多年來，對一種新移民人群以及他們的生活的描寫，對改革開放和工業化時代下打工者故事的講述，是廣東文學對中國文學獨有的貢獻。

廣東有大量的移民，他們從外地來廣東生活、工作。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移民在一開始必定是邊緣人群，移民生活也必定是一種邊緣生活。當然，邊緣人群很多也會奮鬥成為主流人群。但在廣東，永遠有著大量的邊緣人群，那麽多的城中村，住著那麽多的打工者，還沒有站穩腳跟，過著動蕩、不安而又充滿乾勁的生活，這些人，是最有故事、最有活力的一群，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暴露出的希望和絕望，快樂和悲傷。你可以說他們是邊緣人，是弱勢群體，但他們也是轉型期的中國前進的主要力量。通過他們，可以發掘出許多新的文學經驗。比如王十月的《無碑》《國家訂單》，盛慧的《闖廣東》，鄭小瓊的《黃麻嶺》《女工記》，塞壬的《下落不明的生活》，丁燕的《工廠女孩》等作品，就有意記錄這種現實，他們的寫作，是生活在廣東的邊緣群體極好的精神傳記。

這些新移民或邊緣人群的苦惱、壓力、困惑、悲傷，是現代生存經驗重要的組成部分。以前我們只要一講到嶺南，就想到民俗、美食、西關美女呀，人性化的生活圖景呀，等等，過於傳統了。現在的嶺南呢，發生了變化，原有的還保留著，但新質的現代性的精神困境也正在被真實地面對。這是新的生活形態，也是新的文學書寫。

王十月

記者：

在您看來，改革開放以來廣東文學的特性或者說品格體現在哪些方面？

謝有順：

改革開放以來，嶺南這塊土地引領著中國社會的巨變，同時也接納了數以千萬計的人移民到這裡，社會形態和過去比起來，已經完全不同，文學敘事也必然有了很多新的元素。比如，過去講嶺南文學、廣味小說，好像離不開西關小姐，騎樓，歎早茶，今天若隻寫這些，就太狹窄了。

今日的廣東，它既有歷史傳承的一面，也要現實變革的一面；既是古老的，也是現代的；既有主流的，也有邊緣的。這才是真實而內在的嶺南。特別是廣州、深圳、東莞這樣的城市，最重要的特質就是市民生活的崛起，一種現代生活形態正在成型，作家們生活在其中，必然要經歷它的光榮與夢想，以及它的混亂和悲傷。

 這也形成了廣東文學新的特點，那就是以日常性為標誌的軟性文化的興盛。在當代中國，這種市民文化、軟性文化，正日益顯示出它的魅力，並漸漸成為文化世界中越來越重要的一元。廣州、深圳等地就是一個初具模型的市民社會，這是她們區別於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重要標誌之一。廣州、深圳不像北京，以政治文化、主流文化為主導，她們也無法像北京那樣獲得政治長官權和文化長官權；廣州、深圳也不像上海，有那麽輝煌的中西交融的文化傳統和貌似高雅的生活習氣，她無法將自己的文化傳統有效地延續到日常生活中去，並使之成為國人模仿的樣板。廣州、深圳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市民生活、務實精神，以及對人性的尊重。這是一個柔軟的城市，是一個自由、松弛、能讓你的身體徹底放鬆的城市，一個適合生活、但未必適合思考的城市。

廣州作家張欣

這樣的城市，出現在作家筆下，他們描繪的重點就日益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書寫物質生活的全面崛起；二、表現邊緣人群的生存狀態；三、呈現具有現代特徵的變化中的當代意識和嶺南精神。

當下的廣東，其文化主體已經不是本土的廣東人，而多是從外地來的人。也就是說，古老的廣東並沒有多少東西是傳承到現在並一直還影響現在的。北京有老舍、王朔等人，上海有張愛玲、王安憶等人，他們的書，至今還擺在書店的醒目位置。廣東似乎沒有這樣的文化榮幸，僅有的幾本被廣東人老掛在嘴邊的本土“名著”，也只是影響了上一代人，在新一代嶺南人那裡幾乎沒有任何影響。

要認識一個新的變化了的嶺南，主要是通過大量外來的作家，他們一直在著力於書寫各自在廣州、深圳等地的生活經驗，敏感於時代的變化。他們試圖通過自己的書寫來呈現當下社會現實中的種種問題，借助文學這一樣式來完成城市文化身份的建構，進而表現出這些城市的精神氣質。他們已是中國文學極為重要的書寫力量。

廣州作家張梅

記者：

對未來廣東文學的發展，您有何建議和期許？

謝有順：

儘管廣東這片土地貢獻了極為豐富而複雜的經驗，但廣東作家卻還沒寫出真正大氣、厚重的作品與之相配，可見，任何新的經驗都需要長時間地去咀嚼和消化，任何一種新的文化形態的建立，也都要凝聚好幾代人的努力。

必須承認，廣東很多作家的話語方式還顯得陳舊，在藝術上也缺乏走極致的勇氣。本雅明說，“寫一部小說的意思就是通過表現人的生活把深廣不可量度的帶向極致”，走向極致，拒絕妥協，這是一種令人尊敬的寫作精神，然而，這種精神，也正在被一種柔軟的日常生活所吞噬，在廣東作家身上並不顯著。

這裡面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廣東作家多數隻關注“寫什麽”的問題，在“怎麽寫”的問題上一直未有突破，無法成為藝術變革的風向標，有自己語言風格的作家也幾乎沒有。同時，廣東作家普遍不太勤奮，小富即安，習慣在一個小範圍內爭一己之短長，缺乏更大的文學抱負。廣東文學的希望，是在一些年輕的作家身上，假如他們能堅忍、刻苦、眼界寬闊並持續地探索，有望出現新的天氣。

記者：您“粵派批評”成立基礎和條件是什麽？或者說“粵派批評”何以成立？

謝有順：改革開放以來以來，廣東經濟總量一直居於全國第一，媒介又比較發達，但文化話語權一直不夠，這也成了廣東一些文化人或文化主管長官的焦慮。廣東文化的特點是比較松散，各人乾各人的。沒有概念的凝聚，沒有一些特殊的契機，團體的力量不容易昭示出來，這也是事實。“粵派批評”的提出，跟這個語境相關。

人才的出現和地理之間的關係是不可否認的，一個地方的風土人情、文化氛圍，對那個地方人的性格、學養的塑造是有很大關係的。梁啟超專門做過關於人才地理學的研究，按照他的觀察，北宋以前，人才主要以黃河流域為中心，以軍事人物為主；清中葉以前，人才主要以揚子江流域為中心，以文化教育類的人物為主；到了鴉片戰爭之後，近代以來，人才是以珠江流域為中心，以實業人物為主。近代以來的很多實業，比如第一個海關，第一間照相館，第一家電影院，都是在廣東創辦的。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在實業方面的成就也非常顯著，很多大企業都是從廣東起步的。

這從一個側面說出了人才與地理之間的關係。高原適合於畜牧，平原適合於農業，濱海、河渠適合於商業，所謂苦寒之地的人比較會打仗，溫熱之地的人比較重文化，這些大的概括並不是全無道理。一個地方會產生一種性格、一種學養的人，是有一定的理據的。但隨著時代的變化，尤其近些年來，人才遷徙的便捷、頻繁，廣東作為全中國匯聚不同人群最多的地方，地域性的特徵慢慢就變得不那麽明顯了。在這樣的背景下，要概括出一個新的文化群體的特點是很難的。我們現在所羅列的粵派批評的人才，本身就是來自五湖四海、全國各地，他們必然帶著自己的口音、記憶以及各種文化積存來到廣東，這些東西也必然會參與到廣東的文化創造之中。

因此，以地理邊界來描述一個地方的批評面貌，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大家也沒必要對這樣的概念過於執著。

記者：“粵派批評”有著什麽樣的鮮明品格？這與嶺南地域文化有著什麽樣的關係？

謝有順：“粵派批評”中，非常顯著的是文學史家集中，如果按籍貫和工作地算，洪子誠、溫儒敏、楊義、陳平原、陳思和、黃修己、饒芃子等人，都和“粵”字有關，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書寫的半壁江山都和廣東有關。重歷史、重資料、重實證，這些都是文學史家最重要的特點，比如洪子誠老師是做文學史研究的人，他不單文學史做得具體、仔細、肯切，人也很實在，給人一種非常務實的感覺。這種務實，是廣東人的一大優點。

嶺南人喜歡面對具體的事情，埋頭苦乾，崇尚“實學”，這是好事。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過分崇尚“實學”，有其優長，也有它一定的局限性。做實業，可以一味地務實，可做理論和批評的研究，就要看到，它既是“實學”，也是“虛學”，甚至很可能還是一種充滿奇妙之思的玄學。如果理論研究太“實”了，沒有一點務虛、超拔、不切實際的神思，這種研究必然會面臨很大的局限。

為什麽這些年廣東文化界給人感覺沒有大的理論構想，領不了思想風潮，甚至從來沒有想要引領理論和批評發展趨勢的氣魄？我認為，它跟廣東過分重視“實學”，缺一點“虛學”的氣度和情懷大有關係。理論批評是思想和精神的創造，但凡思想精神方面的創造，想要有新見，還是要有一點務虛的、天馬行空的、胡思亂想的、甚至有些不切實際的玄妙之思的驅動，沒有一種孤獨的、獨與天地共往來的哲思，全部心力都撲在材料上，甚至被材料所淹沒，恐怕也是搞不出什麽名堂的。尼采說，歷史感和擺脫歷史的束縛同樣重要，說的就是這個道理。這一點，尤其值得廣東學人重視。

記者：有學者表示“粵派批評”要建立自身的評論體系。在您看來，廣東學者在構建“粵派批評”評論體系已經做了哪些好的探索？怎麽理解與探索“粵派批評”的未來？

謝有順：“粵派批評”還未全面建立起自身的理論體系，如果要說有哪些好的經驗，恰恰在於她不過分強調團體和流派，而是張揚個體的力量。精神創造更多是源於個人的省思，流派能不能助力其發展呢？當然可以。尤其在一個人的上升過程中，需要被團體容納，需要有合力，需要有群體對他的肯定和推動。但任何理論創造和批評實踐都是個體的，個體的意義至關重要，我們不能因為有了“粵派批評”這樣的大概念就對那些個體的努力大而化之。

精神創造這事很有意思，有時一個人的高度就可以提高一個地區的文化高度，一個地方的成就與面貌如何，往往與某個重要的個體關係密切。個體的意義、個體的高度，它有時會決定一個地方的文化高度。尤其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遷徙、流散如此普遍，任何個體都不再局限於他生活的地方，很多作家已經不完全屬於廣東，他在全中國跑，在全世界跑，他是屬於中國的，也是屬於世界的。不管他寫不寫廣東，都要重視他所做出的創造。

從策略性的意義上講，我們需要流派，以期發出團體的聲音，但不要因此就忽略對個體的重視，而是更更大膽地肯定個體的意義。據我了解，廣東的批評界，現在有很多年輕人起來了，如果說“粵派批評”，永遠就是我們面上這幾個人，那年輕人的聲音在哪裡？他們的希望在哪裡？在倡揚流派與重視個體之間，需要一個平衡點，找到了這個平衡點，“粵派批評”就會有更好的未來。

謝有順

採訪者：中國社科報  李永傑

謝有順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

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