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讀者對於文學史教材化、程式化的寫作模式產生審美疲勞的時候，徐公持先生的新著《東漢文壇點將錄》給學界帶來了一股清新之氣。先生自稱是他撰寫《東漢文學史》的“ 副產品”，在《東漢文學史》這部“正史”裡欲說還休、欲罷不能的內容都寫進了《點將錄》。在我看來，恰恰是這部“副產品”，更大程度上發揮了先生作為文學史家的才、膽、學、識。他以老吏斷獄的眼光，揮動著藝術的魔杖，將沉睡兩千多年的東漢作家、作品一一激活，打破了日趨僵化的文學史寫作模式，帶我們走進了鮮活靈動、溫潤如玉的文學史世界。通觀全書，史筆與文心的妙運是該書作為文學史寫作的一大特色。
史筆
《點將錄》的史筆首先是據史作斷，突破成說。先生治學一向以嚴謹著稱，從他以往的著作中如《魏晉文學史》等可以窺見一斑，在《點將錄》也得到了充分展現。如通行文學史著作中都認為現存最早的完整文人七言詩是建安時期曹丕的《燕歌行》，然而《點將錄》依據班固現存作品提出，最早的完整文人七言詩是班固《竹扇賦》，題目雖以賦命名卻每句押韻，是一首完整的詠物七言詩。據此，班固《竹扇賦》之於七言，比起《詠史》之於五言意義尤大。（48頁）
再如，提起馮唐，人們常把他作為懷才不遇，終老不被重用的人物象徵，所謂“馮唐易老”。然而《點將錄》通過史料發掘，指出東漢的馮衍遠比馮唐優秀，馮衍之不遇比之馮唐遠甚，人但知馮唐易老卻不曉馮衍難遇（16-17頁）。
提起“絕交文學”，人們馬上想到的是魏晉時期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不過據先生考證，“絕交文學”的創始人或先行者是東漢中後期的朱穆。此人專心學問，謹守道德，任過朝廷和地方高官，卻不斷與外戚、宦官、地方貪官汙吏甚至皇帝發生摩擦糾紛。他堅守道德底線的最後一招，就是絕交！有意思的是，他還將絕交這件事哲理化、文學化了，不但寫《絕交書》，還有《絕交論》《絕交詩》等系列作品，是一位“絕交文豪”！（174頁）
一般文學史教材關於蔡邕的評價只是點到他的辭賦創作。《點將錄》以充足的史料證明，張衡之外，東漢要再找出一位學問技藝全能型人才，就數蔡邕了。他對天文、數術、音樂、詩歌、文章等都有精深造詣。蔡邕身後，故事多多，又是蔡文姬，又是《琵琶記》，真真假假，熱鬧非凡。（251頁）接著，先生以“才鋒所斷，莫高蔡邕”“東漢賦、詩寫作的集大成者”“文章學理論的奠基者”分別論證了蔡邕的文學成就和地位（253—261頁），令人信服。如此等等，不勝枚舉。《點將錄》新見迭出，無不以史料為依據，結論頗有說服力。
其次，紀傳結構，層次分明。
《點將錄》的史筆還表現在史傳結構的運思上。當代學者不乏為古代作家立傳的，但先生為東漢作家立傳在史傳結構上頗有特色，主要表現在“三說”即概說、敘說和評說的紀傳結構上。每傳開頭用一二百字概說作家生平事跡和文學成就的“特異”之處。敘說主要對作家的家世淵源、成長經歷、從政業績，尤其是在宮廷內外錯綜複雜的政治矛盾鬥爭中揭示作家的個性特徵、人格魅力、成敗得失，為下文做鋪墊。評說是在讀者充分了解作家生平個性的基礎上進行的文學批評。先拈出作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進行通俗化分析，再就其精彩處進行精到的評點，最後對作家作品的後世影響進行補充性論說。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忽人之所謹，成為“ 三說”共同的話語特徵。
第三，褒貶有度，恰如其分。
先生嘗言“分寸感就是你的學術水準。”這是治學多年的肺腑之言。對作家作品的評價，如果失去了“分寸感”，學術水準就要打折扣。比如對王逸的評價，《點將錄》以“優秀的楚辭學者和平庸的楚辭作家”來蓋棺論定，可謂一句定褒貶。指出文學研究與文學創作是兩種行當。但古今不少學者或作家自我感覺良好，挾既有之功，入未知之域，越境跨界，欲逞其才，結果往往以失敗告終，王逸就是例證。（165 頁）再如有關“文過其實”的評價，《點將錄》指出文人的長處在於“文”，文章或文學當然與社會政治經濟等實際情況相關聯，但畢竟是兩碼事。擅長寫文章，不一定在實務中或在政治上也是優秀的，甚至在“實”的方面是蹩腳的。因而不能苛求文人的“實”，只要作家在道德上沒有太大的瑕疵，讀者大可不必理會他在現實中的“實”，隻管欣賞他的“ 文”就好了。（25—26頁）這是目前我看到的有關文人“文過其實”的最通達的解說。
文心
《點將錄》的可貴之處在於，不僅嚴守史家筆法，更能達到文心與史筆的妙運。所謂文心不僅指為文之用心，更主要的是先生以詩人的靈心慧悟與古代作家的“莫逆冥契”，這是一種更高的境界。錢鍾書在《管錐編》說“文人慧悟逾於學士窮研”。與先生此前著作相比，《點將錄》寫作不僅收得攏，更能放得開。先生的性情、才華、文采、學問、識見、智慧，甚至是筆調、口吻都一一躍然紙上。《點將錄》是二百年東漢文學家心靈世界的延展，也是先生內心世界的詩意敞開。將心比心，心心相印就是文心與史筆的妙運。用先生的話說：“茲固先賢之遺跡，蓋亦作者之用心；古今文章，相映燦爛；不敢自重，謹用博粲。”（1頁）
一是書名的義旨。書名曰《東漢文壇點將錄》，“文壇”點“將”，看似俏皮，卻體現了先生的用心。據史載，輔佐光武帝劉秀成就帝王大業的有所謂“二十八將”。他們上應“二十八宿”之數，東征西討，收拾亂局，蕩平天下，名垂青史。東漢文壇也湧現出不少燦若星辰的人物。於是先生遍查群士，排比次第，因編四七之目，以副武將之數；再添末章“無名”，遂成全書完帙。（1 頁）文臣的“二十八宿”赫然在列，與武將相比毫不遜色。如“素丞相桓譚”“與神合契的張衡”“文學伉儷秦嘉、徐淑”“‘絕交’文豪朱穆”“曠世逸才蔡邕”“高士梁鴻”“狂者禰衡”等等。他們或居廟堂之高，論議朝政謀治國安邦之略；或處江湖之遠，造福一方深得百姓之擁戴；或宦海浮沉屢遭挫折，卻榮辱不驚風度故我；或才華橫溢學富五車，極創造之能事；或家學傳承淵源深厚，大師層出不窮；或舉案齊眉錦書互答，直教兩情生死相依；或傲視權貴嬉笑怒罵，臨刑而顏色不改……在儒學定於一尊，讖緯盛行的東漢居然有如此多的奇偉之人，不禁令我們對東漢文人、文學刮目相看！
張衡畫像
二是多變的視角。《點將錄》是從多個視角展開評點的。從巨集觀視角看，《點將錄》的寫作十分大氣，對東漢二百年的政治風雲、文學發展等錯綜複雜的歷史現象有著通透的把握，體現出先生牢籠萬物於掌下，思接千載於胸中的襟懷與氣度。先生仿佛是一位超然的智者站在歷史的時空中對兩千年前的作家進行一次藝術巡禮；又像一位沙場秋點兵的將軍，在點將台上仗劍而立，調動三軍，指點江山，揮斥方遒。這種恢巨集的氣度在全書的前言和後記中承載不下，漫出邊界，湧進全書的寫作中，讀起來一氣呵成、痛快淋漓。
待到點評具體某位作家時，《點將錄》又轉向了中觀視角，像老朋友一樣，圍爐而坐，促膝交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或有感其高才而不遇，為之一掬同情之淚；或讚歎其言行端直，成就君子之風范；或描述官場之險惡，仁傑之士難以自保；或指出個性之狷狂，導致悲劇之命運。現以禰衡為例。先生認為，東漢後期禰衡可以說是第一狂人，他恃才傲物，傲到什麽事情上都要走極端，到處與人作對。年少時對當時名流不屑一顧，唯有孔融、楊修還算入他法眼，揚言道：“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數也。”其實，孔融長他一輩，楊修也大他不少。如此不敬，唯我獨尊，難有善終。他本是去投靠曹操的，可不知為何變成了罵曹；去投靠劉表，起初很融洽，不知為何成了仇敵；去投靠黃祖，初見甚歡，不知為何惡語相向，導致被殺，年僅二十六歲。行文至此，先生議論道：“這裡很難說存在多少道義上的原則分歧，基本上就是個人性格作風上的矛盾所致。”（319頁）
從微觀的視角看，先生不僅與古人交談，更在於交心，直探古人心靈之奧府，曲傳人物內心之隱秘。說起東漢文壇最傷心傷情的人和事，要數文學伉儷秦嘉和徐淑。其中秦嘉因“上計”赴京都洛陽，妻子歸寧養病，致書一封有“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之句，先生對此句的精妙分析完全符合徐淑之心態，可謂隱入針鋒，絲絲入扣。（212 頁）
班彪的《元後傳》傳主是漢元帝皇后王政君，經歷漢、新莽兩朝六帝，位高壽長，王莽是其侄兒。王莽代漢，元後何以“驚泣”？何以“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先生則從王政君既是劉氏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又是王氏家族利益的代表的雙重身份入手，深刻地分析了她努力維持劉、王兩家利益相對平衡的政治心態，這是她最大的利益所在。而王莽篡漢卻把這一平衡打破了，元後才有上述“異常”的舉動。班彪則以“婦人之仁，悲乎”一筆帶過，顯得牽強而又膚淺。
三是文人的機趣。錢鍾書《管錐編》雲：“蓋修辭機趣，是處皆有，說者見經、子古籍，便端肅莊敬，鞠躬屏息，渾不省其亦有文字遊戲三昧耳。”學術著作裡的修辭機趣是文人的智慧、才華、修養和性情的展示。在不影響科學表達的前提下，融入研究者的修辭機趣，無疑會增加閱讀的美感。在以往的著作中人們看到的是治學嚴謹思維縝密不苟言笑的徐先生，《點將錄》中我們看到的卻是幽默睿智才情盎然談笑風生的徐先生！
本來先生是為兩千年前東漢文人作傳，卻寫出了自己的性情與才華。如文學伉儷秦嘉和徐淑的故事。二人別離期間以詩書贈答，遙寄相思，展現了卓越的文學才華。然而秦嘉得病而亡、一去不返，短暫離別竟成永訣。“ 人間一場大悲劇，發生在兩位文學伉儷身上。可悲可傷，莫甚於茲！”接著先生引劉義慶《幽冥錄》講述秦嘉托夢給徐淑的故事，在平和的語調中極盡悲涼之情。（219 頁）這是對文學伉儷的痛惜。
再如張衡“ 數術”之學，高深莫測，他對有漢四百年的預測更是神乎其神。先生感歎道：“對於這件事，我可是無法做任何解釋了，我只能說：張衡是憑著他的‘數術’和預感說出‘漢四百歲’這句話的；至於他為何說得那麽準，大概是因為他‘與神合契’了吧！”（164 頁）這是對張衡的讚歎。另外，先生對馬融前倨後恭的政治態度，尤其後期結攀權貴、陷害正直十分不齒，對禰衡的一味狷狂、四處罵街也頗不讚許。正應了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的那句話：“別傳就是自傳”。
宋代史學批評家吳縝在《新唐書糾謬·序》中說：“夫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事實、褒貶、文采三要素恰恰是史筆與文心的妙運，也再次印證了《點將錄》寫作的成功之處。
（本文原載於《中華讀書報》2018年12月5日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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