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和記憶的守護者

 問/謝有順

雷平陽是一個有故鄉的詩人。他對大地的讚歎，對日常生活的發現，有的是現代鄉愁的寓言，有的是殘酷生活的實錄，有歡樂，也有悲哀，有莊嚴的面容，也有迷茫的表情。他的寫作，飽含衝突，並且貫徹著一種精神緊張感。閱讀他的詩，常常是難以平靜的，他表達出了一個現代人的複雜心緒：既被“現在”、“瞬間”所牢牢地控制，又對“別處”、“遠方”充滿想象；既無法回避現世、欲望的快樂，又不願臣服於此，依然要作必要的精神抗爭。

我能理解雷平陽這種矛盾。面對一個日益破敗的世界，詩人很難在內心重獲一種堅固的秩序和根基，他只能接受變動、混亂、潰散、消失這樣一些事實。即便面對故鄉、大地這些被記憶守護的事物，它易變的容顏也常常令詩人大吃一驚。很多人都記得雷平陽寫過一首著名的詩，叫《親人》：我隻愛我寄宿的雲南，因為其他省/我都不愛；我隻愛雲南的昭通市/因為其他市我都不愛；我隻愛昭通市的土城鄉/因為其他鄉我都不愛……/我的愛狹隘、偏執，像針尖上的蜂蜜/假如有一天我再也不能繼續下去/我會隻愛我的親人——這逐漸縮小的過程/耗盡了我的青春和悲憫。這首詩，並非單純抒寫鄉愁或昭示對故鄉的愛，它更是詩人本身的寫作象喻：這個“逐漸縮小的過程”，意味著詩人在現實面前變得越來越鋒利，情感也扎得也越來越深，持續地在一個細小的角落挖掘下去，這樣的寫作便能讓我們讀到一種精神的刺痛感，它是自我的告白，也是面對世界的宣言。

事實上，雷平陽是在用兩種方式來建構他的詩歌世界：他筆下的山川、河流、天空、田野，氣勢巨集大，人行走在其中，孤獨而渺小，通過描述這一景觀，雷平陽找到了自己精神的曠野，並在這個曠野裡，重釋了人與自然的莊嚴關係；另外，他也記述生活中那些微小的事物，小學校，小路，小河，小孩，“小小的靈魂”，一隻螞蟻、蜘蛛，或者一隻羊，一棵樹，甚至“一個賣麻雀肉的人”，不厭其煩的細部刻寫，如同放在顯微鏡底下來看事物，從而照見生活中那些被忽視的歡樂或殘忍，並通過對這些小事物的放大，把它對心靈的微妙影響有力地表達出來。

——有人把雷平陽的這兩種寫作方式概括為大和小、冷和熱、寫意和寫實的統一，這是貼切、合身的。但矛盾和分裂依舊存在。在大地上，在故鄉面前，甚至面對至親的親人，雷平陽在感念的同時，都會流露出一種無言的悲愴。那個安放心靈的地方，正在消失，人和世界的悲劇性關係，正變得越來越嚴峻，所以，雷平陽曾經把自己的寫作稱之為是“送葬”，“為布滿了記憶刻痕的、漸行漸遠的村莊，為那些只有在清明節才回家來與未亡人團聚的我的死去的親人”（《土城鄉鼓舞——兼及我的創作》）。也許，在這個日日新的時代，葬禮才是對那些舊事物最好的守護；最好的寫作，往往都是對時代的哀悼，是挽歌，也是一次以樂致哀。

因此，雷平陽的寫作越到後面，精神性的特徵就越明顯。即便是他常寫的“回家”這一經典母題，也往往不再是具體的回家，而變成了心靈的返鄉。現實已經不忍觀看，記憶也日漸遙遠，詩人只能在想象中回家。讓變黃的青草“從去年羊群的舌尖上歸來”（《草原》），讓五十年前“無數放哨的土匪坐過”的“石凳”，散發出“走投無路者的體溫”（《鷺鷥》），正如詩人“動用最後的/一點力量，回到青山的故鄉去”（《在漾濞，暴雨》），這些，都是艱難的退守，也是現代人無路可走時的靈魂出路。無路可走了，你只有回家，哪怕是虛無的、想象的回家，也多少能夠給詩人一絲的慰藉。

這也正是雷平陽的詩歌中最為可貴的品質之一。他的感受是有來源地的，他的用詞也有自己的精神根底，或者說，他在紛亂、嘈雜的人世，並沒有失去寫作的方向感。雷平陽在一次座談會的發言中說，“詩人應該知道自己的根在哪裡”。確實，寫作是要有根據地的，詩人是要探究自己的精神根底究竟在哪裡的，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能理解詩人筆下的“小世界”，其實一直藏著一段波瀾壯闊的心事，這也是雷平陽持續書寫故鄉、反覆歌唱一個村莊的原因——哪怕情感的表達方式略嫌單調、單一，哪怕面對故鄉的用詞大致雷同，他也毫不介懷，因為故鄉的下面，有一道的精神的潛流，它標示的是詩人不動的寫作方向。

正是故鄉、大地和親人這三種事物，為雷平陽的詩歌確立起了清晰的方向感，也形成了他不可替代的寫作根據地。他對大地和親人的讚歌，是從這個生命的根須中長出來的；他對殘酷生活的洞察，也是為了寫出生命被連根拔起之後的蒼涼景象。他的確是一個有根的詩人。

謝有順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

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