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八飛：貝多芬之天才綻放

作者簡介

馮八飛，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博導；柏林洪堡大學博士後，博導；德國語言研究院中國首席代表；德國艾哈德基金會國際科學家委員會委員；中國認知語言學研究會副秘書長，曾出版《永遠的白玫瑰》《大師的小樣兒》《誰殺了嶽飛》《愛因斯坦：我的宇宙》等作品。作者簡介：馮八飛，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博導；柏林洪堡大學博士後，博導；德國語言研究院中國首席代表；德國艾哈德基金會國際科學家委員會委員；中國認知語言學研究會副秘書長，曾出版《永遠的白玫瑰》《大師的小樣兒》《誰殺了嶽飛》《愛因斯坦：我的宇宙》等作品。

貝多芬之天才綻放（節選）

——八飛說樂之三

文丨馮八飛

貝多芬與歌德不得不說的故事

1812年那個激情海嘯的夏天，貝多芬在特普利茨遇到的，除了“永恆的愛人”，還有：歌德。連接歌德和貝多芬的，是已經在柏林嫁作人婦的靈魂妖姬裴笛納。後來裴笛納在《歌德與一個孩童的通信》中引述貝多芬1810年的信：“音樂是更高的天啟，超過一切智慧和哲學。音樂是鼓舞人們創造新世界的美酒，而我即為人類釀造這榮耀之酒的酒神巴庫斯。誰能參透我音樂的意義，便能超脫常人無法脫離的所有苦難。”

像不像上帝蒞臨，向人世宣言？

其實，這些雲山霧罩的文字很可能都是貝蒂娜的文學創作。她出版自己跟歌德、昆德羅德、同父異母哥哥克萊門斯的通信集時都添油加醋甚至無中生有，因此廣泛得罪全世界歌德迷與貝多芬迷。不過，如果沒有她，貝多芬和歌德還真見不了面。

說這個故事之前，為了滿足看官騷動不已的八卦春心，還要宣布一個事實：經兩百餘年科研，至今仍然無法確認裴笛納是否曾與歌德或貝多芬在巫山上雲雨。不過，是不是上過床，在當時也許是震驚天下的大號桃色八卦，但兩百多年之後卻已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靈魂妖姬裴笛納甫一見面就深為貝多芬的藝術激情折服。她告訴歌德，貝多芬對音樂如癡如狂，從拂曉工作到天黑，常常忘記吃飯，並且沒有愛人。歌德回信說：“請向貝多芬傳達我最衷心的問候，也請告訴他我很願為結識他而做出犧牲。”歌德的意思就是他老人家作為德意志文化之半人半神，願意賞光接見貝多芬。他建議在卡爾斯巴德：“我幾乎每年都去那裡”，而且：“說心底話，去結識貝多芬，即使是稍稍交換一下觀點和感受也定會獲益良多，為此我願意犧牲一切。”

裴笛納馬上轉告貝多芬，貝多芬很高興得到這位歐洲文化泰鬥的邀請，但卻沒有馬上動身前往卡爾斯巴德。

因為，1810年，貝多芬也已是德意志文化名人。著名文學家E.T.A.霍夫曼這年兩次在《大眾音樂報》發表文章，因稱讚貝多芬音樂“是永不止息的渴望，是浪漫主義的精華”而成為《第五交響曲》評論經典之作。而這時，浪漫主義音樂大師肖邦和舒曼剛出生。不過，霍夫曼犯了一個錯誤：他說貝多芬並非天生的聲樂作曲家（就是說他寫歌劇不行），對貝多芬而言，就像在剛剛演出失敗的《費德裡奧》屍體上又踩了一腳，而且隻字不提他的最新聲樂作品《基督在橄欖山上》的巨大成功，所以，貝多芬等到10年之後才感謝霍夫曼的評論。其實霍夫曼說得並不算離譜，《第五交響曲》和《熱情奏鳴曲》開篇都非常陰鬱，但結尾都慷慨激昂。霍夫曼在評論中說貝多芬的音樂中有“Ahnungen Ungeheuren”——F.約翰·亞當斯將其譯為“a presentiment of the colossal”（預感巨大之物來臨），這個“巨大之物”，簡直可以直接稱為“浪漫主義”。

所以，歌德當時誠然已經泰鬥，但貝多芬也非吳下阿蒙，所以，他並沒有馬上應召，雖然當時他對歌德可稱崇拜。1809年8月8日他在信中說:“歌德與席勒是莪相與荷馬之外我最愛的詩人”。貝多芬的詩歌品味，證明他確實是個詩人。貝多芬只在波恩大學旁聽過，但文學口味卻奇高，他稱歌德是“偉大、莊嚴、D小調式”，而小調是他最喜歡的調式。貝多芬覺得全歐洲都算上只有荷馬、普盧塔克和莎士比亞超過歌德。他還為莎士比亞的《科利奧蘭》寫了序曲（1807），為歷史劇《雅典的廢墟》（1811）寫了配樂。貝多芬夢想在全世界建立柏拉圖式的哲學共和國。1820年他在談話冊中寫到：“蘇格拉底與耶穌是我的模範.”據裴笛納說，1811年2月19日貝多芬致信她：“歌德的詩使我幸福。”1810年歌德描寫荷蘭民族英雄艾格蒙特為爭取民族獨立而犧牲的劇本《艾格蒙特》深深打動了貝多芬，這一年維也納柏格劇院上演《艾格蒙特》，委託貝多芬配樂，貝多芬欣然接受，並且連寫10段配樂。埃格蒙特殉難後樂隊奏響配樂的第10段《勝利交響曲》在1814年3月25日與《戰爭交響曲》一起在克恩騰托劇院首演。

在裴笛納極力撮合下，這兩位世界文化偉人互相恭維，歌德邀請“貝多芬先生方便時造訪魏瑪”，而貝多芬希望“閣下”能評論下《艾格蒙特》配樂，並說布萊特科普夫與黑特出版社正要再給他寄一份《艾格蒙特》樂譜（意即準備轉贈歌德）。

樂譜始終沒寄到，而貝多芬也沒有前往魏瑪。

當然最終還是貝多芬做出讓步。他於1812年7月6日動身前往特普利茨。

到達當天，誕生“永恆的愛人”。

那一天，貝多芬把世界音樂史上最偉大的詩篇《致永恆的愛人》放進抽屜。然後，他若無其事地跟歌德見面。雖然沒有裴笛納相伴，但這兩位德意志文化巨星在1812年7月19、20、21和23日4次會談，並一起散步。

結果，階級崇高的魏瑪公國樞密顧問歌德發現自己跟來自波恩小城、渾身充滿革命火花的普羅分子貝多芬的氣場南轅北轍。雖然第一次見面後歌德就致信太太伍碧絲：“我從未見過哪個藝術家比他更專注、更有活力、更深沉”，但1812年9月12日他致信朋友卡爾·弗裡德裡希·策爾特時卻認為貝多芬不好相處：“我在特普利茨結識了貝多芬。我被他的天才震撼，不過他不幸是個不受任何控制的人。他完全讓人無法忍耐。他覺得這個世界面目可憎，這當然無可厚非，但這並不能讓世界變得對他或者他人更愉快。我們應當原諒他，替他惋惜，因為他的聽力受損，雖然好像對他的音樂創作影響不大，但對他的社交影響可就大了。他本來就話不多，這下愈加惜字如金。”這個策爾特是柏林歌唱學院院長，為歌德終生好友。他早年非常反感貝多芬，在歌德這次與貝多芬見面7年之後（1819）還致信歌德八卦說：“人家說他瘋了”。歌德對貝多芬印象不佳，很多來自策爾特的先入之見。搞笑的是，策爾特自己後來面見貝多芬，深為其偉大人格感召,搖身變為貝多芬鐵杆粉絲，留下歌德獨自在風中凌亂。

那邊廂，普羅份子貝多芬對宮廷高官歌德也頗為失望。他8月9日致信自己的出版商布萊特科普夫與黑特時說：“歌德過於熱衷宮廷，遠超出詩人應有的尊嚴。”他在信中寫道：“作為民族第一導師的詩人們都為了浮華虛榮而奮不顧身之時，還談什麽鋼琴家所作所為的可笑之處呢？”

他沒意識到，他自己，就是“作為民族第一導師”的“詩人”！

雖然不在現場，但裴笛納仍然創作了貝多芬與歌德的會面，並記載了那個著名的故事：“君王與公卿盡可以委任教授與樞密顧問，盡可賞賜他們頭銜與勳章；但他們不能造就偉人，不能造就超脫庸俗社會的心靈……當我和歌德這樣的人在一起時,這些君侯貴胄應當感受到我們的偉大……昨天,我們在歸途偶遇全體【奧地利】皇族，他們剛一出現，歌德就掙脫我的手臂站到路旁，我費盡口舌也不能讓他繼續前行，於是我按按帽子，扣上外衣鈕子，背著手朝人叢最密處撞去。親王與近臣堆成一坨，太子魯道夫【貝多芬鋼琴學生】對我脫帽；皇后先對我打招呼……這些大人先生是認得我的……為了好玩兒，我目送這隊人馬來到歌德面前。他依舊站在路邊，90度鞠躬，脫帽於手。事後我大大教訓他一頓，沒給他留面子”（摘自“貝多芬致貝蒂娜書”）

現代研究證明，這個故事純屬杜撰，裴笛納因此被歌德貝多芬研究者視為騙子。不過，她的粉絲卻宣布裴笛納開創了全新的文學流派——“書信體小說”。

就是說，他們也承認這個故事是假的。

說到這裡，就要鄭重澄清一個被裴笛納申德勒之流包裝出來的“貝多芬神話”，即貝多芬是個從來不鳥王公貴族並且最後征服了王公貴族的資產階級英雄。

這是一個神話。雖然貝多芬確實不怎麽鳥他們，而且最後確實也征服了他們。

此話怎講？

看官須知，當時歐洲情況有些類似21世紀前20年的中國，王公貴族統治千年之後出現大批土豪，有錢，但除了錢屁都不懂。正如所羅門指出的那樣，貝多芬從來都不是資產階級的擁護者。當封·布勞恩伯爵勸告他《費德裡奧》的音樂應當取悅新生的資產階級時，貝多芬宣布：“我是不為那些平庸之輩作曲的！”

一直到去世，貝多芬的理想聽眾都是魯道夫大公和裡希諾夫斯基侯爵這樣教養優良的維也納貴族，就像他需要他們的錢和宮廷音樂廳（貝多芬從來沒有真正喜歡過買門票就能進的大眾音樂廳），而王公貴族也需要貝多芬裝點他們的文化門面。貝多芬的金主沒一個資產階級暴發戶，也沒有約瑟夫國王那樣的偏左派。事實上，約瑟夫去世之後資助貝多芬的幾乎都是大右派：魯道夫大公、裡希諾夫斯基親王、洛布科維茨親王、拉祖莫夫斯基伯爵、埃多迪女伯爵、布勞恩伯爵以及布朗家族、“親愛的、迷人的”的朱麗葉和貞潔得寧願留下千古遺憾也堅決不跟貝多芬上床的約瑟芬、高貴的施瓦岑貝格親王、和善的金斯基親王……從安東·奧波尼伯爵到“出身最最最高貴的封·茲梅什卡爾先生”，這些人，才是貝多芬的理想聽眾，他的作品也幾乎都題獻給了他們。貝多芬用冷笑話嘲諷他們，但他們也享用過他罕有但機靈的奉承。即使貝多芬當眾侮辱他們，在他們金碧輝煌的大廳裡吐痰，他也滿足了維也納社會名流的心理需要：他們高雅到可以寬容一個與海頓莫扎特這些音樂奴仆完全不一樣的倨傲無禮的偉大天才，一位全心追求音樂的怪誕藝術家。寬容本身就是令寬容者愉快的行為藝術，而王公貴族的教養讓他們深刻體會到這種行為藝術的唯美價值：他們深信，這樣的“教養”，那些指甲縫裡嵌滿煤灰的資產階級土豪至少一百年才能學會。

簡言之，狂娟貝多芬的存在，反證了王公貴族的高雅。

看官須知，這些王公貴族資助貝多芬絕非因為他們是外行。他們都是傑出的音樂家，裡希諾夫斯基侯爵親王夫婦都是莫扎特入室弟子（作為參照，莫扎特並沒有看上遠道而來的貝多芬），裡希諾夫斯基侯爵夫人挑出過貝多芬《費德裡奧》樂譜裡的錯誤；裡希諾夫斯基是鋼琴家，肖邦的朋友；洛布科維茨是男低音兼弦樂演奏家；拉祖莫夫斯基伯爵經常作為第二提琴手演奏自己寫的四重奏；茲梅什卡爾是大提琴演奏家；埃特曼男爵夫人是歐洲最優秀的鋼琴家之一，能彈貝多芬的所有作品包括極難的《瓦德斯坦奏鳴曲》。連老一代的封·斯韋滕男爵也曾寫過12部時尚的交響曲，雖然被海頓笑評為“跟他本人一樣死板”。這位男爵是帝國圖書館館長，當過奧地利教育部長，1793年，正是他督促剛到維也納的貝多芬學習賦格，還邀請其到自己宮殿過夜，而他家是維也納上流社會聚散地。他創建的奧地利騎士聯合會（Gesellschaft der associierten Cavaliere，簡稱GAC）主要目標就是資助藝術家，讓人想起在波恩讓貝多芬運勢大增的讀書會。

因此，貝多芬從到維也納開始就是王公貴族的寵兒，說他是貧困天才，按出身講並不錯，說他疾病纏身也是事實，但像裴笛納一樣說他嫉王公貴族如仇；像學生裡斯一樣說他因拿破侖稱帝而把《第三交響曲》封面撕碎扔在地上；像羅曼·羅蘭一樣說他“貧病交加”，統統純屬佛面貼金，多此一舉。

當然，羅曼·羅蘭這麽說，可以理解。

他跟沽名釣譽的申德勒不一樣，他是真誠粉。1942年3月他在《貝多芬傳》再版前言中寫到：“25年前我寫這本小小《貝多芬傳》時並沒有計劃寫什麽音樂著作。那是1902年，我正經歷著一個騷動時期，充滿毀滅與更新的雷雨。我逃出巴黎，來到我童年的伴侶、在人生戰場上屢次撐我過關的貝多芬身邊，尋覓10天休息。我來到貝多芬故裡波恩，重覓貝多芬影子和他的老朋友們。我在科布侖茨訪問了韋格勒孫子，在他身上看見了當年的韋格勒夫婦。在美茵茨我重聽貝多芬交響曲演奏會，淮恩加納指揮。然後我獨自與他相對，傾吐衷曲。在多霧的萊茵河畔，潮濕而灰色的四月天浸淫著貝多芬的苦難、貝多芬的勇氣、貝多芬的歡樂和貝多芬的悲哀。我跪著，貝多芬用強有力的手攙我起來，給我的新生兒《約翰·克利斯多夫》舉行洗禮。在他的祝福下我踏上重歸巴黎之路。我得到鼓勵，與人生重新締約，一路向神明唱著病愈者的感恩曲………我不曾想到這本書會流傳到朋友們的小範圍以外……可是，我們各有各的命運……但《貝多芬傳》絕非學術著作，它是受傷窒息的心靈的一支歌，在甦生與振作之後感謝上主。我知道上主已被我改頭換面，但一切從信仰和愛情出發的行為莫不如是，我的《貝多芬傳》又怎能例外？大家人手一篇拿了去，助這冊小書走上它不曾希望的好運之路。那時法國幾百萬生靈，被壓迫的理想主義一代，焦灼地等待著解放的號角，而他們在貝多芬的音樂中找到了，他們便去向他呼籲……這小冊子由一個無名小卒寫就，從一家無名小店問世，幾天之內在大眾手裡傳播開來，它已不再屬於我。我重讀本書，雖然殘缺，我也不想修改，因為它本應保存原來的性質，和偉大的一代神聖的形象。時值貝多芬百年祭，我紀念那一代，同時頌揚它的偉大同伴，正直與真誠的大師，他教我們如何生、如何死。”

在遙遠的中國，也有個媲美羅曼·羅蘭的貝多芬真誠粉：傳雷。他翻譯了羅蘭的《貝多芬傳》，而他喜愛貝多芬的原因與羅曼·羅蘭聲氣相通：他同樣希望貝多芬拯救自己的民族。他在前言中寫道：“唯有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才能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這是我15年前初次讀本書時所得的教訓……不經過戰鬥的捨棄是虛偽的，不經過劫難磨煉的超脫是輕佻的；逃避現實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們的致命傷——這是我15年來與日俱增的信念。而這一切都由於貝多芬的啟示——由於這個動機我重譯了本書（這部書的初釋稿，成於1932年，在存稿堆下埋藏了有十幾年之久）。出版界堅持本書已有譯本，不願接受，但已出版的譯本絕版已久，我始終未曾見到……此外，我還有個人的理由……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澤轉贈給比我年輕的一代之外，我不知還有甚麽方法可以償還我對貝多芬，和對詳述他一生的偉大傳記家？”

正因為如此，我得指出，羅曼·羅蘭說貝多芬“貧病交加”純屬給貝多芬臉上貼金。雖然我並不反感他貼，但覺得應當澄清他確實貼了。貝多芬在維也納的幾乎所有資助者都來自騎士聯合會，貝多芬在給布萊特科普夫出版社的那封公開泄密信中說“這裡的音樂狀況越來越差”，指的可能是伊曼努爾·席卡內德想允許維也納河畔劇院賣票給普通民眾——即新生的資產階級土豪。

裴笛納說貝多芬糞土王公貴族，則屬於我反感的貼金。貝多芬確實糞土王公貴族，但也只限於（他認為）冒犯了他的王公貴族。是的，他說過：“沒有比我們的大人物更渺小的人了，他們是宮廷的奴隸，而又是人民的主人。”但其實他的主要資助都來自貴族。他確實說過：“我的藝術應當只為貧苦的人造福。”不過，他沒有任何一部作品題獻給人民，包括《第三英雄交響曲》。事實上貝多芬題獻任何作品都斟酌再三，其拿捏入微，不亞於對音樂調性和速度的推敲斟酌。到1809年1月，得到貝多芬題獻的61人中有53位（87%）是貴族。這看起來是向王公貴族獻媚，但實際上卻是純粹資產階級的市場行銷。當時題獻是作曲家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有些貴族甚至還競價，只為自己的名字能用花體字印上演出單題名頁。這比現在北京買一百套房子更能展現自己的財力，同時還非常“高雅”。

題獻與依靠市場賣樂為生有本質區別，這種音樂家與貴族的相互依存一讓雙方保持高雅，二讓雙方保有自尊。與莫扎特和海頓不同，貝多芬從不允許自己被“收買”，就是“題獻歸題獻，但我決定我寫什麽！”當年他把第59號作品題獻拉祖莫夫斯基伯爵，後者恭請他加入俄羅斯旋律，結果貝多芬只在第一部分加入少許柔和而傷感的俄羅斯民歌片段，如果不是俄羅斯人，根本就聽不出來。

不過，從貝多芬性格而言，這個“歌德脫帽”的故事雖然是裴笛納偽造，但還要算合理偽造。因為，下面這個故事是真的：有次半聾的貝多芬在維也那市郊一條土路上漫步,突然樂思泉湧，他馬上蹲在路當中用樹枝把落英繽紛的音符寫滿路面。這時一隊長長的送葬行列走過來，眾人認出蹲著的是貝多芬，前面的長者向後喊：“停下別喧嘩，讓他寫完。”於是長長的送葬行列像衛隊一樣站在貝多芬身後，直到他寫完站起來。

所以，蕭伯納在《貝多芬百年祭》中說：除了貝多芬，誰也管不住貝多芬；而瘋勁上來之後，他總是有意放縱自己，於是就信馬由韁啦。蕭伯納鄭重宣布：“他是法國大革命精神風暴中的一個巨浪。”

誠然。而且是最具有法國大革命精神的那個巨浪。貝多芬像斯賓諾莎和席勒一樣堅信，有創造力的藝術家不應追求貴族的恩惠或神的愛。偉大的天才其本能必然正確，而對他自己的偉大正確，貝多芬則從未懷疑：“力量是傑出人物的美德，而且它也是我的美德。”

無狂妄，不藝術，成功的藝術家絕大多數都非常狂妄。當然，狂妄的人，並不一定都是藝術家。也可能是瘋子。

無論如何，對終日遊走上流社會的宮庭樞密顧問歌德而言，貝多芬顯然過於狂妄。貝多芬不是跟歌德氣場不合，他是跟王公貴族氣場不合。他倆都佩服波拿巴，但聽到拿破侖自封為皇帝，貝多芬秒狂，而歌德則一直把拿破侖1808年授予的榮譽十字勳章佩在身上——甚至在德國“解放戰爭”之後也不變，而那時佩帶法國勳章，是要被視為德奸的。俄羅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說：“貝多芬是法國大革命的朋友和同代人，他對此始終保持信仰，甚至在雅各賓派專政時期，那些有著席勒式脆弱神經的人道主義者背離革命，希望只在戲劇舞台上用紙劍消滅暴君時，貝多芬依然沒有改變。貝多芬這位平民天才驕傲地背向那些國王、親王和貴人——這就是我們熱愛的貝多芬，我們愛他堅定不移的樂觀主義，他雄壯的悲傷，他發人深思、令人感動的奮鬥，還有他扼住命運咽喉那鐵一般的意志。”

斯特拉文斯基是裡姆斯基·柯薩科夫入門弟子，以《火鳥》拿下巴黎，橫掃原始主義、新古典主義和序列主義，江湖人稱“音樂畢加索”。除了巴赫，斯特拉文斯基服過誰啊？

貝多芬不僅跟歌德氣場不合，他也跟同為歐洲古典樂派大師的海頓與莫扎特氣場不合，而他還是前者的入室弟子，所以，蕭伯納在《貝多芬百年祭》中說：“他不認任何人為師，他的同行先輩莫扎特自幼就梳洗乾淨，衣著華麗，在王公貴族面前舉止大方。莫扎特小時候曾為彭巴杜夫人發脾氣說：‘這個女人是誰，也不來親親我？連皇后都親我呢。’”這種撒嬌在貝多芬那裡是不可想象的。直到老得像一頭蒼熊，貝多芬仍然是一隻未經馴化的暴烈熊崽子。莫扎特天性文雅，與當時的傳統和社會很合拍。他和格魯克的文雅猶如路易十四宮廷的文雅，而海頓的文雅就猶如最有教養鄉紳的文雅。和他們比起來，從社會地位上說貝多芬就是個不羈的藝術家，一個穿散腿褲的草根共和主義者。海頓從不知道什麽是嫉妒，曾稱呼比他年輕的莫扎特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作曲家，可他就是吃不消貝多芬。莫扎特更有遠見，他聽了貝多芬演奏後說：‘有一天他要出名。’但即使莫扎特活得更長，這倆恐怕也很難相處。貝多芬對莫扎特有一種道德恐懼。莫扎特在他的音樂中給貴族浪子唐璜加上一圈迷人的聖光，然後像天生戲劇家那樣運用道德又回過來給莎拉斯特羅加上神聖光輝，給他口中的歌詞譜上前所未有的即使出自上帝之口都會顯得相稱的樂調……【貝多芬】仍然認為莫扎特是大師中的大師……可他是穿緊腿褲的宮廷侍從，而貝多芬卻是個穿散腿褲的激進共和主義者；同樣，海頓也是穿傳統制服的侍從。在貝多芬和他們之間隔著一場法國大革命，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就此分手。但對貝多芬來說莫扎特不如海頓，因為他把道德當兒戲，用迷人音樂把罪惡譜成奇妙的德行。如同每一個真正激進共和主義者，貝多芬身上的清教徒性格使他反對莫扎特。”

生貝多芬者父母。

知貝多芬者，蕭伯納也！

貝多芬雖然沒有說過蕭伯納這些話，但他後來始終不原諒莫扎特，因為他居然不惜屈辱自己的天才去寫《唐·璜》！其實，貝多芬反命運的實質在於反一切意識形態∶基督教、國王、金錢、一切主義……他惟一從未反過的意識形態，是愛情。

歌德確實跟貝多芬氣場不合，他一生從未公開貶低貝多芬，但也從未公開稱讚過。1814/15年維也納會議期間貝多芬創作合唱《平靜海洋與幸福旅程》（Meeresstille und glückliche Fahrt），歌詞取自歌德並題獻歌德，歌德先後收到貝多芬一份合唱手稿和一封信。

歌德連一個字都沒回復。

不過，氣場不合，不等於歌德聽不懂貝多芬。1830年21歲門德爾松訪魏瑪，歌德讓他彈奏音樂史上所有的偉大作品。彈到《第五交響曲》之後門德爾松說：“他起先不願聽人提起貝多芬：可這無法避免。他聽了《第五交響曲》第一章後大為騷動，但竭力鎮靜說：‘毫不動人,不過令人驚異而已’。過一會他就忍不住了，喃喃說：‘非同凡響（Grandios）……狂妄！竟可說屋宇為之震動’。晚飯時他神思恍惚。當我們再提到貝多芬，他開始問我，追問。很明顯，都是因為貝多芬的音樂”。

那時貝多芬已經去世3年。

而貝多芬雖然很不屑歌德對貴族的畢恭畢敬，但他晚年幾近全聾時在談話冊中卻不許別人詆毀歌德，並說為了歌德他情願“犧牲十次性命”。

其實，歌德全名約翰·沃爾夫岡·封·歌德，正是貴族。

與歌德的交往不是貝多芬生命最偉大的相遇，而他，仍然走在尋找自己最偉大作品的路上。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未完待續……

本期微信編輯：孟小書

責任編輯：楊新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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