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為何願與唐人做生意？

絲綢之路對於漢人來說，主要是邊境貿易，漢人主動出境貿易，不佔主流。文獻資料記載，陸上絲綢之路擔當東西貿易的商人主要是胡人，中古時期主要就是粟特胡人（粟特人是原生活在中亞的古老民族）。《北齊書·和士開傳》說這位北齊寵臣是西域胡商之後。前些年出土的虞弘墓、安伽墓、康業墓等，都是在華粟特胡商或者其後裔。

成書於東魏（約547年）的《洛陽伽藍記》卷3《城南》記載，北魏“四夷館”前來販貨的客商，有的來自遙遠的中亞、西亞：“自蔥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

隋唐一統，特別是唐太宗平東突厥、平高昌，促進了絲綢之路貿易發展。唐太宗對來自昭武九姓的使者（他們關心的大約正是貿易）說：“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於是，“諸胡大悅”（《新唐書·西域傳下》）。唐太宗的這種語氣，使人覺得，他對於開通絲綢之路，保障胡漢通商，似乎有一種責任與使命。

唐人文獻和小說筆記裡，商胡或胡商，是出現頻率甚高的詞匯之一。吐魯番出土文書中，對於貿易物品的規格和價格管理，井井有條，就是適應邊境貿易的外商而訂。

影視劇劇照

唐朝在邊境地區，設定了管理商貿活動的“互市監”，安祿山和史思明最早在幽州做互市牙郎，就是管這項工作的。他們通“六蕃語”，與外商談生意有優勢。邊貿開市時，外商將貨物帶到管理所，官員先跟外商核定物價，然後交易。（見《白孔六帖·互市》“市易之日，卯後，各將貨物、畜產，俱赴市所。官司先與蕃人對定物價，然後交易。”）

邊境節度使熱衷於邊貿，是因為這是其重要的財政收入之一。而這筆收入，中央政府是把它計算在邊軍經費開支中的。如李隆基在位時，就向西域胡商收稅，撥給西北四個軍鎮使用，從北道的進出的外商則向輪台納賦，地大則賦費加倍。（見《新唐書·西域傳下》：“開元盛時，稅西域商胡以供四鎮，出北道者納賦輪台，地廣則稅倍”。）

唐朝社會高度開放，賓貢科是專門為外國居民設立的科舉考試，許多胡人在唐朝做官；唐初建國，無論從歷史傳統（北朝的延續），還是現實操作層面，都具有胡漢一體的印記；唐朝絲綢之路的開通，唐太宗充分考慮到胡商的需求；“天可汗”的稱謂和蕃邦君長的石雕，都象徵著唐天子兼祧胡漢的政治品客。

總之，唐朝的開放與自信，首先是經濟和社會繁榮發達的結果。其次，我們不能不看到，也是唐朝胡漢一家政治風格的自然表現。北朝社會就是胡漢一家，隋唐王朝延續了這一格局。

編者按：“經天緯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中華文明海納百川，兼收並蓄。唐代，就是傑出代表。開放包容的唐朝匯聚異域的文化，其禮樂制度、法令文獻受到其他國家的敬仰。

本文作者張國剛先生，現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國唐史學會會長，致力於中國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及史學理論的研究，特別是在隋唐史、歐洲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造詣頗深，成就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