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真的“對外開放”嗎？

唐朝的「對外開放」，是一種「外面的能進來，裡面的難出去，進來了休想走」的開放。

中國歷史上，哪個王朝對外最開放自信？

「大唐」是最常見的答案。除了歷史教材，大眾文化也樂於強調唐代的開放和洋氣，如《妖貓傳》裡的首都長安，多元包容，市民動輒與世界各國友人濟濟一堂大聯歡，儼然公元八世紀的紐約。

不過，唐代最著名的兩位偷渡客，玄奘、鑒真，對此一定覺得匪夷所思。他們不但不能合法出境，而且一個最終客死他鄉，另一個若非揚名番邦，有了巨大的統戰價值，也將面臨法律的嚴懲。

為什麽以開放聞名的大唐，反而連出國都會如此困難？唐朝的對外開放，到底是種怎樣的開放？

外面的能進來

必須承認，相比歷史上的多數中原王朝，唐朝在某些方面的「對外開放」確實有獨到之處。

▍唐朝本土（紅色）與安東、安北、安西、安南、北庭、單於六大都護府

例如，在開國初年，唐朝廷便拋出種種優惠政策，吸引外籍人士來華定居。

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 624 年）曾規定：歸附大唐的外籍商人，每人每年只需繳納丁稅 5-10 文不等，有時甚至乾脆免繳，而普通漢民每年卻需繳納田租粟二石。

唐代法律還賦予外籍人士治外法權，「諸化外人，同類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唐律疏議》），外籍人之間發生糾紛，可以不按唐律作為斷案依據。

此外，唐代政權和大專院校也對外籍人士開放。

像國子監這種朝廷最高學府，平時隻收文武三品以上的高乾子弟，平民子弟都無入學資格，但大門卻對外國貴族子弟敞開。外國人在唐代為官為將的也比比皆是，有些甚至成為朝廷心腹。

▍唐朝統治集團脫胎於民族大融合的北朝，對胡人較少偏見，敢於大膽吸收各國優秀人才加入政權，對胡文化也有一些特殊癖好。但胡文化影響大多停留在音樂、舞蹈、服飾、飲食等文化表層，對倫理道德，思想方式的影響有限。

這些政策的頒布，主要服務於政治目的。唐朝建立之初，政權根基不穩，又剛剛經歷隋末大動亂，百業凋敝，民心渙散。這時吸收外來移民，除能增加一定的財稅，更可以營造一種四方向化的氛圍，樹立統治權威。

也正由於對外開放是政治掛帥，在事關普通百姓生計的經貿領域，邁出的步子反而並不大。合法合規的對外經貿途徑只有三條：純官方的朝貢貿易、官方嚴格控制下的邊境互市以及市舶貿易。

▍外人積極「慕化」，向來是盛世必不可少的妝點

唐代的「朝貢貿易」，與歷代相比並無特殊。只是由於朝廷賞賜格外慷慨，價值遠超貢品本身，吸引了大批來自中亞的商業民族粟特人，混入各國使團牟利。

不過，粟特「貢使」若想順便再挾帶私貨，就要冒很大的風險了。《唐律疏議》規定：私自攜帶物品與唐普通百姓交易，按盜竊罪量刑，最高可判處三千里流刑。

▍朝貢使節由鴻臚寺負責接待，享受交通和食宿的免費待遇。安史之亂爆發後，滯留首都長安的外籍「貢使」多達 4000 戶，這些人大多實際上是商人，卻長期享受使節待遇，領唐朝廷體制內的工資，唐朝每年要給這些人發放貨幣 50 萬緡，糧食 13000 斛。

即便有嚴格禁令，天長日久，外國使者與唐國人發生經濟聯繫仍不可避免。

唐末的右龍武將軍李甚之子，欠下回鶻人 11400 貫巨款不還，鬧到官府。朝廷自覺丟人，三令五申私人不得在官方互市之外與外蕃有經濟往來。

這裡所謂的「互市」，是唐朝最常見的跨國貿易形式。唐朝政府在邊境指定了不少政府控制的交易場所。開放期間，官吏蒞臨監督，交易價格甚至都先由官府出面與蕃人商量好。

相比粟特駝隊穿越大漠，大食商人漂洋過海，唐朝商人能做的，只是攜帶貨品在官方口岸等待外商到來。官府的嚴苛律令，讓他們幾乎不可能合法踏出國門。

裡面的難出去

真正的對外開放，應該是雙向的，除了把外國人引進來，也要允許本國人走出去，尤其是自由貿易。遺憾的是，允許本國普通居民走出國門的制度，在唐代從未出現過。

根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說法，玄奘當年出國取經之所以要選擇偷渡，是因朝廷「禁約百姓不許出蕃」。

唐初政局不穩，戒嚴邊關還算事出有因。但隨著局勢安定，出關禁令非但沒有廢弛，反而有所強化。

到唐高宗年間，朝廷已制定了一套周密的邊關制度，隨時準備對私自出關的刁民施以鐵拳。

如《唐律疏議·衛禁律》即規定：非因公出差不得出境，若大膽翻越國境，處二年徒刑；期間與外人交易，罪加一等；交易涉及兵器，絞刑；與外國人通婚，流放二千里。

即使是唐朝官吏因公出使外國，未經批準夾帶私貨，一經發現，也要以盜竊罪論處。

▍國門難以逾越，前往相隔不遠的鄰縣做買賣也不太容易，商人必須去官府開介紹信，辦通行證，即所謂的「過所」，否則寸步難行。圖為絲綢之路沿線出土的唐代「過所」實物。

不過，在出國旅遊尚不流行的古代，普通民眾確實也沒有太多出境訴求。但商人則不同。長途跨國貿易回報驚人，粟特商人不惜萬裡來華，大唐朝廷卻為何絲毫不考慮本國商人的需求？

因為商人在唐代社會，地位過於低下。

儘管在經濟凋敝的唐朝初年，朝廷采取過某些鼓勵措施，但其對工商業的制度性歧視與歷朝歷代並無本質區別。

貞觀年間，唐太宗即對心腹房玄齡說：工商從業者屬於「雜色支流」，讓他們發財可以，但不能給官做，更不能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直接杜絕了工商業者參政的可能。

到了唐高宗年間，對商人的制度性歧視變本加厲，「禁工商不得乘馬」，對服裝材質、顏色和居住環境也多有限制。

唐玄宗開元末年修成《大唐六典》一書，明確劃分了士農工商四等人的界限，其中「工商」有著專門的世襲戶籍，輕易不得改易，形同賤民。

在重農抑商的儒學士大夫眼裡，捨棄農業生產而操持商賈之利，本就屬於舍本求末的惡行，出境貿易更增加人口流失和勾結外國的風險，危害國家安全，當然不可能在制度上開這種口子。

▍相比外來使節，唐朝官方使臣的出國頻次都不算很多。唐朝涉及外國的地理著作，作者大多都沒有境外實地探訪經歷，而是通過在鴻臚寺任職期間，依托接近外國人的便利寫成。實地探訪完成的《大唐西域記》《經行記》，作者不是偷渡客就是戰敗俘虜。

不過，唐朝商民也無需過於心理不平衡。一些外國人之所以來去自由，無非是因為使節身份附帶的外交特權。一旦失去政治身份，外籍商人在出入境待遇上不但與一般漢商無異，還有可能永遠回不到故鄉。

外商入境，關門打狗

根據敦煌遺書《唐開元戶部格殘卷》的記載，唐垂拱元年（685 年）八月，朝廷曾下達敕令：

諸蕃商胡若有駝逐，任於內地興易，不得入蕃。仍令邊州關津鎮戍嚴加捉捕。

這條敕令清晰表明，朝廷原則上可以同意外國商隊在外交使團外直接來內地貿易，但一定要付出代價：來了就算自願歸化大唐，「不得入蕃」，再也不準回歸故土。

律令制定的背景，是以粟特人為主的胡商長年壟斷絲路貿易，並廣泛定居於商路沿線和中國內地。

自魏晉以來，絲路沿線發展出大量粟特人定居點。甚至在巴蜀、吳越地區，都活躍著相當數量的粟特富商。

唐朝雖然鼓勵外國人入籍，內地粟特人也大多被衙門編戶齊民，但這些內地粟特人與中亞仍聯繫密切，不免讓官方緊繃安全弦，擔心國內情勢被外夷探知。

既想要外部世界的財富，又要政權穩固，只能委屈夷商有去無回。

這條法令曾給粟特商人帶來怎樣的困擾，如今已不得而知。但唐朝對西域的控制並不穩固，與周邊突厥、吐蕃長期拉鋸，實際執行力度可能要大打折扣。

直到公元 8 世紀的唐玄宗時代，唐朝對安西四鎮周邊的控制終於加強。

天寶二年（公元 743 年）的一條敕令嚴厲宣布，西域各國「雖托以求利，終交通外藩……自今以後，一切禁絕」。粟特胡商及外國百姓，自此再也不能隨意跨境貿易。

▍塔吉克斯坦殘存至今的粟特人後裔：雅格諾比人。粟特商人販運的貨物，除了絲綢，以胡人女奴為大宗。長安城裡廣受歡迎的胡姬即拜人口販賣所賜。唐朝的「胡」，多數時候特指昭武九姓胡，即粟特人。

不過，這道敕令並沒能執行多久，十二年後，安史之亂爆發，唐朝西域邊防軍撤回本土平叛，放棄了對西域和河西走廊的掌控，唐朝與中、西亞的貿易路線日益阻塞。

好在，唐朝此前已頗有先見之明的在廣州設立了市舶司，對外貿易重心逐漸由陸路轉為海路。

▍塔吉克國家博物館的中古粟特人服飾展覽。由於安史之亂的頭目安祿山、史思明都有粟特血統，唐朝對粟特人態度轉為敵視。在華粟特人被迫主動加快了「漢化」進程。

不過，政府全面主導貿易的基調並沒有消減。主管海外貿易的廣州市舶使由唐中央直接任命，多由皇帝親近的宦官充任。外商的貨物，必須先由官府買斷最好的部分，其余才允許在民間貿易。

或許考慮到蕃人乘船不遠萬裡來華，「慕化」之心可嘉，《唐律疏議》在使節的婚姻問題上格外開恩，允許其在華期間與中國女子跨國通婚，但回國時不得將妻子及所生子女帶回番邦，違者嚴懲。

到了宋代，這條律令依然沿用，不過修正得更為人道：偷帶中國妻子出國，判一年徒刑，若隻偷帶子女，可以罪減一等，畢竟混血兒只能算半個中國人。

參考文獻

張澤鹹，唐代工商業，1995

劉玉峰，唐代工商業形態論稿，2002

荒木正晴，唐帝國和粟特人的交易活動，2002

李瑞哲，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陸路絲綢之路上的胡商，2007

魏明孔，唐代對外政策的開放性與封閉性及其評價，1989

章深，越境與私入蕃——《唐律疏議》反映的唐代出境管理，2014

為了更好地服務大象公會的廣大讀者，我們準備了一份調研問卷，期待大家的寶貴建議。

我們將從所有填寫問卷的朋友中抽取 5 位幸運讀者，每人贈送黃章晉簽名的「大象公會絕版筆電」一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