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王朝的廣州、泉州等港口城市，生活著大量外國人。13世紀的泉州就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一名來過泉州的意大利商人觀察到：“在刺桐（即泉州），人們可以見到來自阿拉貢或威尼斯、亞歷山大裡亞、佛蘭芒的布魯格等地的商人，還有黑人商人以及英國商人。……在城裡，人們還可以聽到一百種不同的口音，到那裡的人中有許多來自別的國家。”廣州也一樣，一位宋朝官員說，“每年多有蕃客帶妻兒過廣州居住。”
僑居廣州城的眾多蕃商中，有一個叫做蒲亞裡的大食商人，非常的富有，他運載了大批商貨，於南宋紹興元年抵達廣州。按照慣例，廣州市舶司博買了一部分蕃貨——大象牙二百九株、大犀三十五株，估值五萬多貫。但廣州市舶司一下子掏不出那麽多本錢，便將抽買來的象牙與犀角，一半解押往臨安杭州，一半在廣州拍賣：“就便搭息出賣，取錢添同給還蒲亞裡”，打算用拍賣所得款償還欠款。當然，還款給蒲亞裡的時間，肯定延後了，因為市舶市的本錢不夠。
蒲亞裡遂在廣州僑居下來，一邊做生意，一邊等候市舶司還款。期間，當地有一個官員大概貪圖蒲亞裡的財富，將自己的妹妹嫁給他。蒲亞裡於是成了廣州的上門女婿。
但是，廣州市舶司卻遲遲不償還欠款，以各種借口拖延。蒲亞裡只好提起訴訟，但“官吏並緣侵刻，訟久不決”。蒲亞裡將官司一直打到行在杭州，宋高宗詔“王師心同禦史往廣即訊，獄乃竟”，法官判令廣州市舶司盡快償還拖欠蒲亞裡的款項，這才結了案。
紹興四年，蒲亞裡拿到了欠款，他將這筆錢換成大銀六百錠及金銀、器物、疋帛等物，準備運回大食。誰知出海航行時，遭遇海盜，“被賊數十人持刃上船，殺死蕃牧四人，損傷亞裡，盡數劫奪金銀等前去”。
宋廷得到廣南東路提刑司的報告，十分震驚，下令處分相關官員，並責令限期破案：“當職巡尉先次特降一官，開具職位、姓名，申樞密院。其盜賊，令安撫、提刑司督責捕盜官限一月須管收獲。如限滿不獲，仰逐司具名聞奏，重行黜責。”
一些研究者認為，“蒲亞裡的坎坷路線，只能說明（南宋時）廣州港市舶司已經進入昏庸腐朽階段，正使自己轉化為海外貿易的障礙物”（參見傅宗文《宋代泉州港的崛起與港口分布》）。平心而論，廣州市舶司確實存在侵刻蕃商財產的行為，但也不至“昏庸腐朽”，畢竟，宋政府對於蒲亞裡的財產權還是提供制度性保護的，比如蒲亞裡可以通過司法管道討回政府欠款，遭遇海盜了朝廷又詔令盡快破案。
如果跟清乾隆時代英國商人洪任輝的遭遇相比，論者恐怕就會承認，蒲亞裡其實還算是幸運的，如果他生活在乾隆時代，嘿嘿……
“洪任輝”聽起來是個漢名，但他實際上是英國人，供職於英國東印度公司，少年時曾在廣州學習漢文，因此能說中文。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九日，受東印度公司派遣，洪任輝開著商船“成功號”，從澳門出發，駛往寧波，要求在寧波口岸報關、住舶貿易。但浙江總兵成功地阻止他進入寧波港口。
這裡要解釋一下：為什麽寧波港口不準許洪任輝的商船停靠。原來，早在乾隆二十二年，大清皇帝已發下諭旨：“令行文該國番商，遍諭番商。嗣後口岸定於廣東，不得再赴浙省。”隻準許西洋商船在廣東口岸互市，這便是“一口通商”體制。英國東印度公司之所以派遣洪任輝前往寧波港報關，舍近（廣州）求遠（寧波），目的當然是希望打開大清國更多港口。但洪任輝在寧波受阻，只好掉頭北上，前往天津港。
六月二十四日，洪任輝與他的“成功號”出現在天津大沽海口，受到大沽營兵盤查。洪任輝自稱要赴京告狀：“我系英吉利國四品官，向在廣東澳門做買賣。因行商黎光華欠我本銀五萬餘兩不還，曾在官差衙門告過狀，不準；又在總督衙門告狀也不準；又曾到浙江寧波海口呈訴，也不準。今奉本國公班衙派我來天津，要上京師申冤。”
大沽營遊擊趙之瑛一聽，便向他索賄。最後，洪任輝掏出二千兩銀子，才獲準到天津知府衙門告狀。洪任輝在狀紙上控告的對象，不僅是行商黎光華，還有粵海關的官員，因為粵海關“勒索陋規繁多，且一船除貨稅外，先要繳銀三千三四百兩不等”；關監的家人也是“多方勒索”洋商。
由於“事涉外夷，關係國體”，乾隆皇帝對洪任輝的檢控非常重視，批示“務須徹底根究，以彰天朝憲典”。經查，洪任輝所控基本屬實。當然，他的真實身份（英國東印度公司商人）與真實意圖（企圖打開大清國更多口岸供西洋商船停泊貿易），也被乾隆皇帝發現了。
負責調查洪任輝案的官員向乾隆皇帝匯報：查得粵海關監督李永標的家人“收受陋規，求索財物”，建議“鞭後發邊省為奴”；李永標本人並無“違例濫征”，但他對“家人受賄毫無聞見”，應“鞭責後解部發落”。
洪任輝呢，查官官員說，“所控各款雖未盡實，均屬有因，並免置議”。但乾隆皇帝駁回這一建議，說：“該商從前所告情節，在監督等既審有辦理不善之處，即按法秉公處治，念爾外夷無知，雖各處呈控，尚無別情，可以從寬曲肴。現在審出勾串內地奸民代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則情罪難於寬貸。繩以國法，雖罪不至死，亦當竄處遠方，因系夷人，不便他遺，姑從寬在澳門圈禁三年。”
還有一個叫汪聖儀的徽州商人，被發現與與洪任輝有商業與資金往來，也“躺著中槍”，被清廷發邊充軍。更倒霉的是那個替洪任輝書寫狀詞的“內地奸民”劉亞匾，竟被“即行正法示眾”。
宋代的蕃商蒲亞狀告廣州市舶司；清代的洋商洪任輝狀告粵海關，事情差不多，但事情的結局卻大不一樣。這個大不一樣的結局，其實就是宋政府與清政府對於海外貿易態度存在極大差異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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